漳州市图书馆

南靖县于1949年9月解放。第一任县长是本县山城镇溪城村的陈清定同志。那时他年方27岁，英武潇洒，是闽南特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的领导者之一。
  陈清定同志一走上革命征途，便一心听从党召唤。半个世纪以来，他为解放闽南、剿匪反霸、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踏遍了闽南的大片山水，尝尽了甜酸苦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今，他已年过古稀，离休回县里后，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无私的老红军本色。
  为革命 毅然人伍
  陈清定同志出身农民家庭，父母靠勤劳耕山耘田为生，辛辛苦苦养育了六个儿女。清定排行第四，从小生性聪明，尽管家庭贫寒，父母也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觉醒，革命风暴已席卷了闽南各地。清定的兄弟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先后走上了革命路。二哥接受组织委派，打入白军当兵，在抗日战斗中牺牲。在悲哀中，三哥继承二哥的遗志，参加地下党活动，成为红军联系群众、筹集经费的接头人，暴露身份后，国民党的保安团连夜进村围捕。他三哥在危急中想跳窗逃脱，不幸被埋伏在楼外的团兵一枪打中，英勇牺牲。入赘他家的姐夫也是游击队员，一次在安溪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不久也被押回山城杀害了。1947年因叛徒告密，他的五弟被抓去平和小溪活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清定正在平和双十中学读初中毕业班。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立即由三井支部派人到学校通知他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理由办理休学。回到家里，他决心继承兄长遗志，随着闽粤赣边区党委派来的联系人，毅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在残酷斗争的日子里，游击队的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刘永生的警卫排当过战士，足迹撒遍了闽粤赣边区的荒谷野林穷山沟，炼出了一颗红心，一身正气。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名优秀党员。后来，组织上派他回闽南树海开辟新区，建立党支部，组织武装工团，他被选为树海党支部书记。为了革命事业，他身先士卒，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住山寨，餐风饮泉吃野菜，时常是日食二餐，三人共一条破被单过寒夜。有一次，粮食接不上，他和卢炎、黎炳光到山涧摸了九条小鱼，烤煮吃了就过一天。这艰苦的游击队生活，使他的性情得到陶冶、意志得到锻炼，并养成了廉洁无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同时，也使武装工团的队伍迅速壮大，成为解放南靖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9年9月17日，他带领树海武装工团进驻南靖县城，为五天后与南下大军会师铺平了道路，并被任命为南靖县第一任县长。于是，他又全身心投入支前工作和剿匪斗争。
  讲党性 听从召唤
  解放初，南清的剿匪如风扫残云，红色政权得以稳固。但华安县的黄雨定等股匪仍在为非作歹。这时，陈清定服从组织“带职借调华安”的决定，背起行装华安行，深入狼窝灭豺狼。
  华安山高林密，交通不便。黄雨定妄图占山为王，与我红色政权顽抗到底，上级要求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把它消灭。陈清定一到华安便亲自带领当地军民，不分昼夜地越峻岭爬大山涉激流，逼得土匪没喘息余地，快速地歼灭这股残匪。这位爬惯了高山的年轻县长，也精疲力竭，病倒了，但他心情格外舒松，回到县政府又投入新的工作。
  1950年下半年，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华安县长。
  1952年下半年，年方30岁的陈清定，在龙溪专署民政科于得很顺心。这时，中央要求在福建创建橡胶生产基地。虽没下达具体面积，但要省里先搞试验，迅速发展。省委决定派出一批科技人员，把试验区放在龙溪地区，并要求只准搞好，不能失败。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必须脚踏实地，尊重科学的生产建设，该由谁来负责呢？龙溪地委经过认真讨论，慎重筛选后，由老红军、地委副书记董有伦找陈清定谈话。他想，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听从党召唤，虽是新的工作，会有重重困难。于是，他抛开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安排，戴上斗笠，背起干粮，领着50名勘察人员，顶烈日，冒风雨，翻山越岭，从山区的南靖到沿海的浦、云、诏，脚迹遍布大山峻岭，最后在诏安选定了自然条件比较适合的橡胶种植基地。
  定下基地，陈清定被任命为场长，并参加诏安县委常委。他离开漳州，专心到诏安建设农场耕山创业。万事开头难他总是吃苦在先干在前，坚持和科技人员一道，认真贯彻“以胶为主，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办场方针，做好场员思想工作，搞好生产经营管理。事业不负有心人，新植的5千亩橡胶长势喜人。六年后开始收获橡胶300多公斤，每公斤价格6600多元，扣除费用，还有利润上缴。
  顾大局 心有明灯
  在是非颠倒、红白混淆的日子里，陈清定在龙海任县委副书记。一夜之间，他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诬他参加游击队是当“土匪”，说他抓橡胶生产是反对“以粮为纲”，是反对“三面红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日夜分三班批斗他，有时三更半夜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不让穿衣服，又正值寒冬腊月。他说，那时我仿佛心中有盏明灯，浑身冷得发抖，心中却觉得泰然。
  经过党长期教育和考验的陈清定同志，在乱批乱斗的日子里也坚持真理，挺直腰杆。有人逼他承认抓橡胶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说发展橡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始终不认一个“错”字。那时，住在老家溪城村的八十多岁母亲病危，接到村里人发来的电报，“造反派”不准他请假，他就让妻子先回去探望。直到母亲过世，他才赶回来为母亲送终，但只住一个晚上又赶回龙海接受“审查”。他说，他的历史是无愧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让群众对他更了解，对党更信任。
  事实证明，陈清定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得到平反后，组织上调他到漳浦任县委副书记，并让他到大南坂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农场以养猪为主的第三作业区是个后进单位，原来有些人除了猫抓不到，见猪宰猪，见狗杀狗，把猪场100多头猪宰得只剩20多头，几乎把作业区的经济吃光了。他住点后，按照摸准的情况，及时从清理帐目入手，解决管理混乱问题。场员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不到半年，作业区的生猪又增至170多头，生产又恢复了生机。
  在漳浦任职时间虽不长，但他那谦虚谨慎，廉洁无私的好作风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离休 本色不褪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论豪华，讲享受，谈消费已成为有些人的情调。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大半生的陈清定，1983年从漳浦离休回南靖后，却从来不向党和人民要过什么照顾，追求什么享受，而是依然保持当年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廉洁无私的红军本色。
  清定刚回南靖时，身边有5个子女，加上老伴，七个人住一套两房一厅、总面积43平方米的小套房。房里摆设都是五六十年代的粗陋家俱，墙角、床下堆满装衣服、棉被的纸箱。摆在厅里（兼作餐桌）的一台黑白电视，也没安上“闭路线”，影像时常模糊不清。谁能想到这便是一位离休老领导的全部家当呢！他说：“在多数群众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时，我这样的生活已感到非常满足了。”
  许多老战友和亲戚听说清定离休回来，都来登门探望。他们按照风俗，初次登门不是带两包茶叶就是几斤水果，他都予以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但送去的“见面礼”都一一让客人如数带回。溪城村现任的党支部书记是他的堂侄，那年春节前夕受村两委之托，顺便带了一箱柑桔向他拜个“早年”。他一听这是村里公家送的，便严肃地对堂侄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不能鱼肉百姓，这是家乡父老用血汗浇出来的东西，我一粒也不能收。”他堂侄听了他的肺俯之言，只好把柑桔如数带回村里。
  有一天，清定的一位老战友登门来访，他亲热地泡茶并端出一碗甜汤圆，老战友来不及问他办什么喜事，他的女儿提着一把油伞从房间出来，说声：“爸、刘伯，你们请坐，我要走了。”忽儿，楼下响起喜炮声，他才对战友说：“今天她出嫁，让女婿用自行车把她载去了，我不喜欢人家送红包贺喜，跟谁都没讲，喜事新办，很简单。”
  陈清定同志在外地当领导时，有一次坐小车回山村探亲。到了离村还有一里多路的岭顶，便叫车停下，让家眷跟他步行进村。驾驶员不解地问：“公路可直通村里，为什么要半路下车？”他说：“我是在山村长大的，对乡亲父老不可不恭。旧时的官员到家乡也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啊！”离休后，他几次回山村都是骑自行车。但他毕竟老了，手脚笨了，一次在途中摔了一跤，以后干脆步行，也从来不向公家要小车。不过，清定也曾找县领导解决建房用地问题。他有6个子女，除三女儿留在她姥姥家外，还有5个在身边，他们有的是下乡知青统一招工回城，有的是大学、中专毕业后统配或自谋就业。他的长子陈恒伟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工薪比较高，有所积累。那年回来过春节，对他说：“爸，我现在一个人回来就没地方住了，再找个对象回来要住哪里呢？我想在城关建一座住宅，资金由我负责，用地由你申请，行不行？”他点了头，便按可享受90平方米规定提出申请。没想到这一申请在有关部门一压就近2年，他只好硬着头皮到县里找新任县长帮助协调解决。
  有人说，清定过于四角，有点跟不上形势，但他有他的想法。那年县委请历届在县里任过主要领导的老同志回来座谈，让他们为发展南靖经济献计献策。会后办了酒席宴请他们，并送给每位与会者一份礼物。清定只好礼节地喝了一口茅台酒便告辞了。他怕领导会叫小车送他，便从人群拥挤的街道步行回家，连那份礼物也不拿。但他回到家里，一份礼物却由小轿车送到了。他感到受之有愧。从此，这样的座谈会他都借故请假。后来，县委颁发一道“禁酒令”，必要参加的会议他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出席了。
  如今，清定长子出资新建住宅将要落成，愿他心安理得地过好幸福晚年，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