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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忆起50年代的干部作风，无不啧啧称赞。陈锐志就是南靖人民所怀念和传颂的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陈锐志1913年5月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931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广东潮汕一带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在陈锐志的教育、影响和带动下，全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的贡献。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澄海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授予陈锐志一家“一门忠烈”的匾额。1949年7月至1955年11月，陈锐志被分配在南靖县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南靖县工委书记、中共南靖县委副书记、南靖县县长并兼任过县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县委组织部长、县人民法院院长等职。他象许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对党赤胆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仆素的优良作风，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他那高风亮节的品德，至今仍然在南靖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坚持原则 秉公办事
  陈锐志党性原则强、公道正派，执行党的政策法令恪守不渝。他职司财政大权，但从不乱批滥批，严格遵守财政制度。1953年，县委主要领导要财政科拨款盖房子，科长说要先上报批准后才能拨款，那位领导不理解，认为科长不尊重他，坚持要先拨款。科长只好请示陈县长。陈锐志毫不犹豫地支持科长的意见，按照制度办事，并向县委主要领导做了解释。建国初期，县乡财政比较困难，为了增收节支、堵塞漏洞，陈锐志十分注意抓制度建设。1951年7月，他在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中，发现建立不久的乡村财政帐目和制度均非常混乱，并发现贪污浪费和挪用公款的现象。陈锐志针对这个情况，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力量通过试点。主持制订了《整顿乡村财政及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以县政府名义发布施行，有效地保护了胜利果实和人民的集体财物。
  南靖书洋塔下村是个著名的侨乡，1951年第一批土改时，由于政策不明确，把侨眷的侨汇收入列为剥削量，错划了一些侨属的家庭成份。陈锐志时刻关心侨乡人民，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刚好接到中央有关侨区土改政策的文件，于是，立即派出县政府秘书李玉贵等同志，前往塔下村调查了解，甄别纠错，改变了10户侨眷的家庭成份，深得侨胞和侨属的拥护，激发了海外赤子爱国爱乡的情怀。
  1953年1月，他兼任南靖县人民法院院长后，深感责任重大，对于重大的和有争议的案件，特别是判处死刑的案件，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坚持按照当时的政策、法令和法律程序进行审判。尽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准确。如有个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陈锐志在审阅时，发现所开列的罪行中有一条主罪说该犯阴谋以认亲为名骗取王政委（县委书记王成柱）到南坪而后杀害。陈认为此罪不成立，即批：此条王政委不承认，不予定罪。经过复议撤销原判决，改为有期徒刑。此人在海内外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我政府对他正确的判决，使其以后在团结海内外侨胞、挚友，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不良的现象和违法行为，陈锐志敢于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有个副县长暗中抽鸦片，陈锐志发现后就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
  深入实际 创造经验
  陈锐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工作踏实，作风深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的模范行为深深地教育着干部、群众，调动了积极性，促进了工作。
  1950年初，南靖五区土匪活动猖獗，李开瑞、庄烈坤等著匪，勾结国民党派遣的武装匪特，制造谣言，杀害干部，破坏支前和乡政建设，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为了肃清匪特，保护人民，陈锐志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深入该区，同当地的区乡干部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特别是配合剿匪部队攻破了庄烈坤的匪巢——奎洋霞峰锦洋楼，为肃清五区的匪患作出了贡献。1950年秋，陈锐志为了摸索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亲率工作队到第二区大房乡搞试点，深入访贫问苦，调查了解，在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亲自召开群众大会作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顺利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经验，推动了全面，为开展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
  1950年底至1951年底，在全县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陈锐志始终站在运动前列，不仅参与研究制订方案、培训骨干，而且亲自带队搞试点、抓重点，对指导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底，他率领工作队到岩渠乡进行土改试点，并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接着又于1951年元月26日，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第三区开展土改运动。他与工作队员同吃同住，深入群众，走家串户，认真贯彻《土地改革法》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彻底消灭封建”的群众路线，亲自举办土改积极分子培训班，亲自召开群众大会作动员报告，运用算帐对比的方法，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还边工作边指导工作队同志如何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连斗争大会如何呼喊口号也交代得很具体。在他的带领下，全体队员齐心协力，连春节也没有回家过年，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期的土改任务，对面上土改运动起了指导作用。全县土改中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17万余亩，粮食600多万斤。陈锐志以县长名义签署颁发了64895张《土地证》，使9.8万多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而，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陈锐志出任南靖县抗美援朝分会主席，领导全县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运用各种形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受教育面达到80％以上。195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县有9.1万名干群参加大规模的动员大会和示威游行。在“红五月”的活动中，全县各地召开大小会议共1171场次，与会者达18.55万人次：有10万余人（占人口71.8％）参加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公约和反对重新武装日本。6月间，陈锐志发动全县人民积极响应全国抗美授朝总会发出的“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抚军烈属”的号召，家家户户订立增产计划和爱国公约，把抗美援朝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形成一场为捐献飞机大炮而努力增产节约的运动，全县共捐献人民币15.5亿元（旧币），购买了“南靖号”飞机一架，突破了原安排捐款10亿元购买“南靖号”大炮一门的计划。
  勤政为民 造福后代
  1951年2月，陈锐志接任南靖县县长。为了改变落后的生产状况，他致力于抓疏通道路、兴修水利。
  建国前，南靖交通闭塞，全县仅有漳龙线和牛柏线两段96公里长的过境小马路。漳龙线残缺不全，漳州至龙岩往返需5天，且晴通雨阻、经常中断；牛柏线则破烂不堪，山城至漳州无法行车。陈锐志上任伊始即主持成立牛柏线公路整修和桥梁抢修指挥部，组织13个乡2600多名民工，在省公路建筑大队的帮助下，进行加宽、降坡、改变取直的改造工作，保证了山城至漳州的正常通车。与此同时，陈锐志还组建漳龙线公路整修指挥部，并亲赴现场勘察，组织干部，民工对和溪段41公里的路面进行大修，共投入20多万个工日，基本消灭了霪雨天停车的现象。1953年冬，他又组织全县民工对和溪至靖城地段进行大修，至1955年基本实现正常通车，漳州至龙岩往返行程缩短为一天。从而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支前物资运输畅通。
  南靖县易涝易旱，每年或涝或旱受灾面积都在3万亩以上，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广大农民渴望治涝治旱。陈锐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治水治旱倾注了心血。他经常率领水利干部深入各低洼地区调查，倾听群众意见，组织干部、技术人员，动员人民群众，制订治水方案，对重点堤岸进行大规模修建。历时4年多，先后修筑阡寨、沥阳、靖城、郑店、下戴、雁塔、山边、张渠等10多处重点堤岸，总长30多公里；兴修水圳水沟2400余条，受益面积达10万亩。在施工中陈锐志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和参加劳动。
  陈锐志既抓治涝也抓治旱，先后领导和参与领导比较大型的工程有三卞灌溉渠道、靖城仙圳、大房水库等。三卞渠道总长21公里，投工10几万个工日，引船场溪水灌溉上万亩耕地，结束了“三天无雨火烧埔”的历史，第一年就增产粮食106.36万斤。“半月晴天闹旱灾，一月无雨灾祸来”的大房、草前两乡，是远近闻名的干旱地区。陈锐志十分关心这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为战胜旱魔于1953年元月，派出水利干部进行勘测规划并组织民工吃、住、在山上，奋力修渠，当年3月23日修复了6公里长的“仙圳”（因工程险峻而得名），架设9座钢筋混凝土渡槽，跨越9个坑和9座山头，可灌田5000多亩。然而，这两乡仍有5000亩土地无法受益。陈锐志接受了这两乡人民代表呈交的“建设大房水库”的提案，组织人员进行勘测、设计、施工，建成库容152.5万立方米的大房水库，“仙圳”成为配套工程，使受益面积增加至1万多亩，第二年就增收110万斤粮食，初步改变了这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此外，陈锐志还积极帮助无法开渠引水的地方，建立抽水机站，改变了人力戽水、吊水、车水等落后的排灌方式。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陈锐志给人第一个印象是温厚、朴实，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他穿的是粗布旧衣加补丁，寒冬腊月披着黑色旧棉袄，穿梭于干部群众之中，酷似平民百姓。他吃的是粗茶淡饭加杂粮，在机关谢绝吃“中灶”，下基层与干部“三共同”“吃、住、工作”，开会用膳时，他端着饭菜同与会代表蹲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住的是隔成卧室和会客室的15平方米小房间，家用俱简陋、陈旧，有关同志几次提出修房安装天花板和更换、添置家用俱，都被他婉言拒绝。在行的方面，徒步下乡，爬山涉水是习以为常，尤其是解放初期，他常翻山越岭步行60多公里到西部边陲第五区。有一次为了赶时间，他与简水城等同志傍晚从县城出发，经过南坑、船场、书洋，天亮前抵达清水塘。
  陈锐志为官清正，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两袖清风。他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1951年土改运动中，全县没收了封建地主大量的浮财，除分给贫苦农民外，上缴到县里的有许多金银珠宝、日常用品。陈锐志再三指示财政科同志：“这些东西是土改运动的胜利果实，一定要严格管理，等待县里开干部大会的时候作价出卖。”财政科遵照陈县长的指示，在一次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期间廉价卖给到会代表。陈锐志的爱人按规定的价格买了一只金壳手表。陈知道后，立即对她进行教育，动员她把胜利果实让给基层干部购买。妻子十分理解丈夫的思想，当即把手表退还财政科。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中层领导也把买来的原物退还财政科处理，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1954年，陈锐志深入第二区尚寨乡检查生产时，走到田头群众刚好在吃“点心”，有的农民非常热情地拿起地瓜、芋头给陈锐志等同志吃，陈边吃边了解生产情况。临别时，他掏钱给农民，农民不肯收，陈说：“吃东西给钱，这是纪律，一定要收。”农民说：“这是自己种的‘粗俗物’，怎能收钱！”陈执意要给，农民坚决不收，相持不下只好作罢。年末县里召开扩干会，陈参加第二区讨论时，对此特地作了检讨。1955年11月，陈锐志升任龙溪专员公署副专员，可他离开南靖时，只带走一件草席，还专门对县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这件草席我先带去漳州用，等专署配给后就送还县里。”
  平易近人 关心干群
  陈锐志待人诚挚，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容易接触。干部群众喜欢与他谈心、汇报工作；他也善于联系干部群众，一有空就深入基层或到县直单位、科室找干部群众交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走到那里就同那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深受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陈锐志不仅从政治上和工作上满腔热情地培养、教育干部，在布置工作时，既提出任务，又交代具体办法和要求，然后鼓励大胆工作；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经常嘱咐机关食堂总务要关心干部的疾病，认真做好病号饭。他一旦发现谁生病，就通知总务煮些“清点”的送去。有一次县政府总务股干部张木水患病，陈还特地吩咐炊事员煮面线给他吃，使张木水十分感动。1952年，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干部吴朝宗与女干部张存伍谈恋爱时，因吴朝宗很瘦，有人说他“细病”（肺病），吴也怕真有此病会影响女方，思想负担很重。陈锐志听说他有思想包袱后，专门写了一张条子让他到漳州找医生检查身体。体检结果没有病，吴张如释重负，喜结良缘。
  陈锐志善于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他对郑本道、陈炳欣等一批中层领导的成长倾注了心血，大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同时也善于发现和启用社会上的人才。例如50年代初，林国栋背着行李跟随陈锐志从和溪步行到林坂时中暑，陈叫乡干部请来乡村医生刘中明给林按摩治病。陈看到刘熟练灵巧的按摩动作，使病人顿觉舒服，就与他亲切地交谈起来。陈发现刘是个难得的人才，回县后就给予推荐使用，后被选调到省立医院，经常为省里的领导按摩治病，成为著名的按摩师。又如建国初兴建县医院时，因设计人员奇缺影响施工。当时有个国民党时期的建筑工程师，因抽鸦片被关禁。陈锐志与司法机关商量后让他带罪立功，放出来搞设计，使县医院顺利进行施工。以后他又相继设计了县委大楼、糖厂办公楼、南侨戏院、曲江中学等等，发挥了他的一技之长。
  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这是陈锐志公仆情怀的写照。每当洪水、山火、旱魔等灾害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关键时刻，他或者运筹帷幄，果断指挥，或者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他把人民群众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谒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1950年夏收前，陈锐志深入下碑、雁塔等村调查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时，发现不少农户缺粮断炊，用龙眼核磨粉做粿充饥，陈还亲尝了这种难咽的代食品。回县后他立即调拔一批救济粮，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1953年夏种季节，久旱无雨，耕地干枯，山边和土尾两村的农民为争水溶田，引起纠纷，从吵嘴、打架发展到火拼。两村的民兵都带着武器，抢占山头，互相对峙，开枪示威，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严重态势。陈锐志得到报告后，心急如焚，立即带着一名通讯员奔赴出事地点。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山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在县、区干部和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制止了“社拼”，避免了一起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并化解了矛盾，促进了两村的生产。
  团结同志 相信组织
  陈锐志经常教育干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一定要注意团结，特别要搞好本地干部与北方干部的团结。”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成为团结的典范，做到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在他的周围团结气氛浓厚，大家心情舒畅，工作劲头大。1955年2月18日，三卞灌溉渠道正在紧张施工的时候，小山城发生了山林火灾。陈锐志一边组织干部、职工、农民上山扑火，一边与县委书记商量要从工地抽调民工支援。书记考虑赶时间通水，不同意调民工。因火势很猛，结果三天三夜才扑灭大火。后来省地派人来县调查，要追究县委领导的责任。陈站在公正的立场，向调查组和地委领导，说明县委书记是从工作出发，要抢在春耕生产之前通水，保证4000多亩农田不误插秧季节，这是生产大计，也是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从而，得到上级的理解，不予追究处理。陈锐志这种坦荡的胸怀，增进了书记与县长间的团结协调。
  在50年代中后期，由于历史的原因，陈锐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蒙受不白之冤，职务从副厅级降为县级、科级。尽管十分委曲，但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澄清是非。正如他对张维盼说的“我没有问题，你年轻可以留眼睛看”。因此，不管处于何种逆境，他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与得失，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61年8月，陈锐志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恢复了副厅级职务，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