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在山城第一中心小学当教员，相当长时间寄膳在山城“大中”糖果店。由于组织读书会的关系跟黄伦常很谈得来，形影不离。黄伦常在县自卫团总部张介义处当过三、四个月的临时工（空额干事），张介义下班经过糖果店，经常停步到店里与黄伦常交谈几句。有一天，我下课在店里等吃饭，遇到张介义，黄伦常介绍我和他认识，张公馆距黄伦常家约八、九间店铺，自卫总团干事朱绍滨也是平和老乡，也常来店里拉呱。自然而然地，我与张介义来往越加频繁，当时张介义十分关注和钻研国内形势，到糖果店时总要谈他对形势的看法，还带几份比较进步的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给我们看，偶尔到他家，他还拿出香港的《华商报》及《群众》刊物给我们看，以表示他很进步的样子。黄伦常曾对我说：“张这个人很投机，一俟时机成熟，很可能彷效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因此，我有时比较深入地跟他探讨有关时局问题。不久在他家里他还拿出从香港买来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给我们看。晚上，还打开收音机偷听新华社消息。这样，我们逐渐成了朋友。
  一九四八年底的一天，张曾表示准备起义的想法，并问我有没有办法与游击队接头，我表示我跟游击队没有关系，但如有可能，我可设法帮他找关系。
  张是平和县琯溪镇人，初中毕业后曾在家务农，一九三六年到漳州芗潮剧社当炊事员，不久又回平和参加《熊火》剧社，据他自己说，三十年代曾看过一些马克思的小册子。因当地土豪劣绅告他参加共产党活动，被迫上山为匪。一九三七年受国民党改编后到国民党庐山军训团受训。以后在南靖、华安、龙岩等县担任伪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南靖任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兼自卫总团副团长。一九四七年以后我解放大军在华北以及中原等地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由于内部腐败到极点，已逃脱不了最后覆灭之命运。在无比强大的革命声势的震荡下，不少国民党有识之士，高级将领纷纷起义或弃城投降。张十分关注了解和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随时选择自己的前途。
  在当时情况下，张一方面继续应付国民党地方当局，另一方面，做些开明的事情。如1947年、1948年这一段，国民党围剿游击队，他总是尾随保安团，保安团到南靖县游击区象溪乡搞移村，随后，张到那里，又偷偷地让群众转移回家。一九四八年，我游击队老接头户黄墙被国民党象溪乡乡长逮捕，张到那里，即藉故将其释放等等。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利用“山城一小读书会”活动，团结一批知识青年时，张对读书会的活动也很支持。陈万盛被捕后，他向我提供的情况比较确实，我离开南靖后，听说陈万盛出狱也是通过张出面担保的。一九四九年陈万盛就在张处工作，以后跟张一起在平和起义。为了准备投向共产党，听说当时他还曾经向游击队接头处输送药品、布匹、食物等，还向永和靖县工委送口令（国民党的宵禁秘密口令）等。
  自卫总团的编制有干事七人，下设三个中队及一个警卫班，总兵额约二百多人，武器情况每中队约有步枪八十至一百支，短枪两把左右，合计有步枪两百多支，短枪六支，另有轻机枪两挺，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很厉害，张在自卫总团能指挥得动的主要是个干事、警卫班、大队长、第一中队长等，张是属于三青团方面的人，其他武装力量控制在党方面，这些情况我是从朱绍滨处打听来的。我曾想发动张起义，但面前的困难不小，一是和游击队没有直接联系，更没有武装斗争经验；二是张在南靖还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后来由于陈万盛被捕变节，处境险恶，我迅速跑回平和山区。伪保安团从陈万盛口供中得知我的身份，叫一位姓唐的营长拿着我的名单找张介义说：“这个人才是正货，你能不能帮助捕抓？”张假装正经地说：“我也正在设法抓他，小学还未放假他就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抓他？”这件事我是后来才听说的，这也是说明张真想做出一点贡献，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1949年4月，我打算在平和县大坪乡坑内村串联一些反对抽壮丁的农民搞武装暴动。后来，想自己一人去参加游击队，也找不到交通。当时游击队转移到永定一带去。我住在坑内村里只有两三户，山高林密，地形十分险要。但由于我住在一个亲戚家，我几次跑到大坪铜陵村找游击队的武工队，有时几天没有回来，后给我父亲发现，一天晚上，叫我弟弟到山沟叫我回家，三更半夜，我父哭哭啼啼地说：“你如果要去搞革命，全家人的生命你能保证吗？要不你就去国民党县政府投案自首。”因为当时如果村里发现有人参加游击队，就要全家抓捕，村子被烧，老入对此十分害怕，前一个月周贵元、周海龙的父母亲等才被保安团抓去。他知道我跟他们是一伙人，就更是害怕，即晚我要去睡觉时，突然听我母亲从楼下跑来说：你父亲在煎甘阮头吃（断肠草），准备自杀。后来经劝阻才止。我看到情况不妙，当晚回到坑内，再几天筹借点点路费，就偷偷离开家乡，到漳州、厦门找党组织。
  从平和到漳州必须先步行到南靖，那天傍晚我来到南靖时，本来想到黄伦常家过夜，不巧在小巷里遇到自卫总团朱绍滨，天下大雨，他拿着雨伞遮我说：“XX！雨这么大，你打算到那里去？”我说：“我想到黄伦常家去。”他说：“黄伦常不在家，还是跟我到张介义家里过夜。”无可奈何，我只好跟他去了。这天晚上，我看见张在收听新华社消息，当听到朱总司令的《渡江攻击令》及公布国民党政治犯名单时，他坐立不安，一直问我如何是好。当时张已准备起义的了。派人跟游击队通了气，闽南游击队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答复张，认为张在南靖还没有把握指挥全县武装力量起义，如没有精密准备，反惹祸端。于是张这次见到我时，说他正在“运动”到平和县当县长，准备到平和后再行动，那里亲友较多，条件较好。我支持他的计划，但要争取时间。
  第二天上午，他叫我起草一封信寄给云霄县县长汤涛，约他在漳州专员公署开会时商量一个要事，意思是要两人当面探讨前途问题。我觉得这对革命有利，我也就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这封信。
  我很快乘汽车到漳州找陈均，却找不到，立即又到厦门找我过去初中同学周友石处（厦门寄萍铁工厂）。
  当时厦门白色恐怖严重，经常三更半夜抽查户口。有一天晚上到厂里抽查，我躲在下水道里，幸而没有被发现。由于筹备船票的钱，拖到1949年6月4日买到一张五千吨货船船票。（货船里也有载客）逃到香港。我到了香港，没几天见到《华南报》登载闽西练惕生、傅柏翠起义的消息，遂即写信到南靖给张，敦促他要学习闽西的榜样，当机立断，莫坐失时机。
  张果然于1949年9月初带了一批人到平和县当县长，并马上派人跟闽南游击队领导人陈天才接洽，经过紧张的部署，终于在1949年9月17日凌晨迎接游击队进县城，宣告平和县的和平解放。张在平和起义时，于18日发表了《告平和县民众书》，内容如下：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
  “平和县解放了！今天上午零时，陈天才同志率领人民解放军、游击队进驻琯溪，接管全县政权，宣告平和县解放。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苦斗，取得抗战胜利果实，理应埋头建设，给民众以休养生息时机，国民党的经济崩溃，军事瓦解，解放全国，指日可待。
  “介义出身行伍，国民党反动派委派张介义出任平和县长，簇使张介义负隅顽抗，介义自接任县长之日起，即已下定决心，弃暗投明，候机举起义旗。
  “回头是岸，是时候了！张介义于昨晚带领所属文武职员，投向光明，在此期间，我恳切告知地方上的绅士们，要安份守已，士农工商要安居乐业，勿相于扰，各乡镇保长，做好工作，静候接管，是所厚望也！
  “最后让我们高呼：
  “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进！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张介义
  1949年9月18日
  1950年初，我在福建省总工会工作，忽接到张用平和县支前办事处的信封、信笺写的一封信，信中叙述他在平和起义的简况及解放后的工作，同时字里行间流露思想很苦闷的样子，即回他一封信，祝贺他起义成功，同时劝他解放后要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有什么困难问题可找当地政府领导解决。在此之前，原自卫总团干事陈太东到福州军政大学学习时，来找过我，也说起张很想念我，经常私下提起我并感谢我对他的鼓励和指点。谁知，过了几年，忽听到他于1951年参加龙溪军分区学习时不幸死亡。1985年，我到南靖落实地下党政策时，听张的小舅子曾庆田说张在学习班死亡后，政府曾通知他到漳州处理后事，曾在叙述情况时边说边流泪。我心里感到莫大悲痛和惋惜！解放初期，在“左”的路线的干扰下，张曾受到怀疑和审查。我在“文革”期间受审时得知诬他起义是假起义，蒙受不白之冤。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彻底平反，认定他对平和县的和平解放有功，他的死亡是自然死亡，而不是自杀。至此，我心里略觉宽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