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85年，中共南靖县委，贯彻省委关于落实福建地下党的政策，使“一小读书会”得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笔者忝列“一小读书会”发起人之一，愿就记忆所及，对“一小读书会”的始末，作点补充。
  “一小读书会”是在我与黄风长（原名黄庆云）同志认识后，于一九四八年九月正式成立的，并纳入当时的中共漳州市工委的领导。解放前夕，“一小读书会”的活动，曾受到侧目，引起嗅觉灵敏的反动派注意。而在此之前，荆城已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一小读书会”，其缘由是这样的：
  我于一九四七年夏毕业于当时的“省立龙溪中学”。在那“毕业即失业”的时代，幸好有一位应聘于长泰县立中学任教的朋友，要弃职深造，我得以去顶了个代课教师的职位。一个学期下来饭碗又砸了。听说我小学的级任老师简会元先生出任南靖山城镇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心想我本是简先生（当时不称老师称先生）心目中的好学生，向他谋职大概会有希望。于是冒昧写了一封求职信。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被聘为山城镇第一中心小学研究部主任。我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底到校。原来小学、初中的同学张碧秋、林山华、黄贤哲、林达芳等人也在那里任教，他们也都是简会元的学生，师门同出的同事，格外亲近。我不是师范学校出身，教学业务问题也就时有与之共同探讨。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我们这些单身穷教员，求民主、求和平，希望改天换地的心情是一致的。业余大家谈时局，论人生，话题多多，终于发现大家多少都从漳州大路书店或其他渠道，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就产生了交流书刊、交流思想的想法。我提议搞个读书会，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和评介书刊，我一时心血来潮，心想就我们这么只几个人，就叫它“一小读书会”吧，不料这却与第一中心小学的校名暗合，大家一致同意了。
  虽然成立读书会的愿望是便于定期交流，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大家都工作生活在一起，茶余饭后，随时随地都可以谈，只是在山城中心举行一次业务研究会前夕，大家集会了一次，为业务会作准备，后来就又有几位同事（是谁已记不清），与我们有联系，所以，这时的“一小读书会”，可以说是有倾向，但没有色彩。
  接着发生的是：当时的教育科三个月不发薪，教师无不叫苦。我和碧秋、贤哲串联了一些教师，举行罢教。那天，我们约有六、七位教师吃过早饭，就到“南苑楼”背后山里蔡村边一棵橄榄树下集合，为的是呆在宿舍会被校长抓回去上课，大家就在周围的坡地和溪边逛了一上午，其余的教师也无法上课，学校乱成一锅粥。下午，校长找到我们，听了我们没钱吃饭的申诉，答应找县教育科解决，要求我们次日到校上课，县教育科也答应尽快发薪。我们目的达到了，第二天照常上课。接着薪水也发了下来，不过，发的是一张白条。记得我领到是一张通知XX保（好象是黄湖保）保长拨给“劳师米”三百斤的条子——当时薪水是每月大米一百斤（包饭是每月大米四十五斤）。我找了几次保长，才又得到一张向XX米店（鸭巷仔口的一家米店）领大米的凭条，记得此后也就逐月发薪了。）
  之后，有一天，张碧秋告诉我，晨间遇到邻居一个年青的“南靖新报”副刊编辑，姓吴（名字记不清了，好象还是伪县府的一名科员任编辑），抱怨编源不足，难以为继，希望我们投稿。那时的“南靖新报”是份小报，只有现今一张“参考消息”那么大小，副刊又只有一版的四分之一。我随便吹牛，那么小小的一块版地，一两篇稿子就塞满了，由编辑一个人写也可以出刊。于是又扯到为他们写稿，没有价值，稿费太低；就又联想到不如用“一小读书会”的名义出个“一小副刊”，可以不定期，也不要稿费，他们缺稿时就把版地借给我们就行了。碧秋依此意图找姓吴的联系，姓吴的同意了，要求我们着手组稿，由他安排出刊。于是，由黄贤哲设计刊头，由我和张碧秋组稿。刊头除图案外，还有“一小副刊”“一小读书会编”等字样，第一期凑有我以英文译过来的散文诗“劳工神圣”，大意是：工农为人织布盖屋，播种粮食，自己却缺衣少食。以及我的一篇杂文“谈臭”，大意是，当时的街头巷尾都闻到臭味，只要仔细端详，就可发现臭气皆来自圆拱门的建筑物（当时的厕所及机关大门多是圆拱门），所以设有圆拱门者，皆藏污秽之所，臭不可闻。其他的稿子则出自碧秋等人之手，现在记不清了。接着还以“一小读书会”名义，举办一次绘画展览会，展出碧秋、贤哲、山华等人的习作以及黄伦常和我的集邮，地点是借用当时的县幼稚园。
  这时已届学期末，风闻伪参议会注意到罢教的事，对我有“赤色”嫌疑。为了避嫌，我提前结束教学工作，辞职返回漳州，准备投考厦门大学。我把一篇从高中英语课本中译过来的稿子托尔泰的“一颗麦子”交给碧秋、伦常他们就走了。所以“一小副刊”的第二期内容如何印象不深，大概还有黄风长的文章。
  那末，黄风长兄是如何加入到“一小读书会”来的呢？那年初夏的一个黄昏，我去找简会元校长，简校长的住处是黄伦常兄的“大中”糖果店后进楼上，当我穿过“大中”店堂，遇到伦常兄正与一个身材壮实的青年在谈话，经过介绍我认识了他叫黄庆云，黄伦常兄的同乡，省立龙溪师范的学生。寒喧过后，也不当一回事。过了几天，又在“大中”糖果店门前遇上了他。一回生二回熟，也就聊了起来。终因青年人坦率，真情容易流露，免不了扯到青年的出路，扯到时局，话甚投机。接着，我又从伦常兄的口中得一些暗示：他与“山上的”有关系。我离荆前还有几次交谈，但他并不对我透露真实身份，但他那憨硕的仪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8年夏，我参加了厦门大学入学考试，为谋得公费，我报考的是教育系。但是，到了八月下旬还不见放榜，能否入学颇成问题。不得已只好再求助于简校长。得到应允，我又回到山城第一中心小学任教。我到校时已是开学了几天。学校很热闹，但更热闹的是“一小读书会”。原来在暑期这段时间，由于庆云兄、伦常兄的努力，“一小副刊”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会员也多了起来了。庆云兄也已受聘于山城第一中心小学，成了同事。“一小读书会”也正在筹备正式亮出牌子，大家尊我为发起人之一，要我参加讨论并推我执笔拟章程。终于，在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一小读书会”在山城第一中心小学校门右边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约有三十多人，简会元先生当时还在县党部兼职，平时很少到校，但这一天他也参加了一会儿。成立大会由伦常主持，我只在会上宣读读书会会章；接着大家进行讨论，后由于黄昏降临，移到中山路尽头那个市场右边的一间二层楼上，继续讨论，选举理事并约定每月聚会一次。从此，“一小读书会”步入一个新阶段——纳入中共漳州市工委的领导。可惜大约十天后，我接到厦门大学入学通知书，不得不在几天之后就离荆赴厦入学。
  厦大新生院设在鼓浪屿。1949年春的一个下午，我从厦大校本部上生物实验课回来，同宿舍的同学告诉我，有人找我，现在阳台上等着。我上去一看，原来就是黄庆云，真是喜出望外。一见面，他迳直说，今天中午乘船到厦门，山城呆不住了，政府怀疑他，要抓他，幸亏朋友的帮助，要出逃香港，不料一上码头，钱包被扒走了，吃饭都成问题，才来找我。时近黄昏，我留他吃饭，住下再说，他不肯，大概是怕不安全，或怕连累我。我是靠助学金过日子，只从口袋里摸出一两元金圆券给他，他就匆匆要走。临走时，他悄悄对我说，如果去不了香港，可能在厦门斗仔尾十一号朋友处躲一躲。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我按址寻去，都说无此人。这大概又是为了庆云兄的安全，不随便向陌生人暴露其行踪。从此，我们又失去了联系。
  我与庆云兄相聚时日不多，然而他那执着、朴实，憎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精神却深深影响了我。我入厦大之后，自觉接近系里的进步同学，争取参加当时厦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所建立的群众性革命组织“海音歌咏队”，不但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还有机会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而且还经常秘密传阅从闽粤边区传来的刊物。我是教育系的学生，当了解到解放区尊重“三师”——医师、教师、会计师，眼前突然亮了起来。所以解放前的一学年中，每次地下党组织罢课示威游行，我都参加。解放后，教育系的学生不少转系改学其他专业，我都不为所动，就是有如庆云兄这种为革命的执着精神所感染的，解放后，我从阮吴兴兄处获悉，庆云兄在省里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青年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虽然不时怀念他，却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文革”中，有人来“外调”，我才知道他是在福建省总工会工作的，并已改名黄风长。“外调”的人是要我交代“一小读书会”是临近解放时，一群知识分子’的“应变组织”。这真叫我啼笑皆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想黄庆云也逃不了“浩劫”。我虽就上述情况写了“回忆材料”交上去，但我当时也“黍居”“牛鬼蛇神”之列，不知能否为澄清事实助一臂之力？“文革”后，有机会会到庆云兄，只是聚首很短，大家都没有提及此事。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归”。现在，劫难已成过去岁月，但愿生活的嘲弄不再重演。我绝不敢与卖瓜的老王相攀比，只是想为“一小读书会”的历程，就我所知的加个注脚，以便为对有兴趣品评它的人供应一点点“佐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