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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两届“南侨总会”副主席的庄西言，是海外颇有声望的爱国侨领。在50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他与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之间曾经凝结着不同寻常的革命情谊，为后人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难当头，民族垂危。庄西言身居异乡，心怀祖国，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中日战争期间，印尼保持中立，不许我侨胞作公开抗日救国活动，但抗战一爆发，印尼各埠华侨立即组织抗敌后援会。为便于在居留国活动，募捐款转汇政府作为抗战军费，抗敌后援会对外则称为“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简称“华侨慈委会”）。其时，庄西言被推举担任了巴达维亚“慈委会”常委。为了抗御外侮，支援祖国抗日，他一方面以巴达维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发动各商家抵制日货，断绝日货进入印尼；
  另一方面，积极发动捐资救国，其中规定凡经营布匹的华商，每售出一码达布要捐金一毫的救国钱，把抵制日货和捐款作为支持祖国抗日应尽的义务。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进入到高潮。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能收统一行动之效，庄西言深感组织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构已属刻不容缓。庄认为，以地理位置言，新加坡实居中心；以华侨人口言，马来西亚亦属多数；而发起组织者，非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先生莫属。同年秋，他即致函陈嘉庚，建议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赈济总机关，并希望先生能倡议领导，但谦逊的陈嘉庚却不敢接受，以“乏相当才望”委婉推辞。
  1938年5月，厦门沦陷，鼓浪屿中外人士组织“国际救济会”，电请各地华侨筹款协助。同时，“福建救济会”也向海外发电报，提出同样要求。此时，庄西言再次致函陈嘉庚，倡议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同时，他又把自己的设想函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希望由政府出面让陈嘉庚接受他的主张。庄西言的积极建议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重视。这年夏末，陈嘉庚接到由新加坡总领馆转交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请：“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所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
  国内政府的电请和广大侨胞的爱国激情促使陈嘉庚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为国难奔走呼号的重任。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到会的有马来西亚、缅甸、荷属爪哇、菲律宾、香港等东南亚地区四十五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委会、商会代表168人，讨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总会办事处设于新加坡。大会一致推举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
  “南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各地华侨以最大的牺牲，协助祖国抗战，为祖国的伤兵难民筹赈，而筹赈量要多，要持久下去，直到抗战胜利。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海外华侨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华侨史上的一个盛举。南洋各地侨胞在总会的统一领导下，以人力、财力、物力积极援助祖国人民打击侵略者。从此，志同道合与赤忱的爱国情怀把陈嘉庚和庄西言两位挚友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1938年12月，汪精卫一伙公开叛国投敌，激起海外华侨无比义愤，各地掀起了声讨汪贼，反对卖国投降的运动。1939年元旦，以庄西言为首的巴达维亚侨民代表举行中华民国成立纪念会，大会决议分电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表达“全侨反对议和，决心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誓为后盾”的强烈愿望。
  认贼做父的汪精卫国内袍泽，乃竟收买汉奸爪牙在海外捕风捉影，为其广事宣传行诈售欺，嫉恶如仇的庄西言目睹汪贼宣传品流入荷属日多一日，即致函陈嘉庚，建议总会及时通告侨胞谨防妖言惑众，混淆视听。陈感其言，即于1939年8月28日以《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所惑文》为题，发布”南侨总会第21号通告”。文中列举汪贼妖谬，呼吁广大侨胞辨奸逆，继续输财救国。
  1939年冬，为了慰劳忠勇抗日的将士和灾难深重的同胞，陈嘉庚决意回国，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陈电邀巴城庄西言同行，庄欣然应允，即函复陈嘉庚：“敬悉先生欲于慰劳团首途回国，集中重庆时，拟飞渝一行，以表慰劳之意。弟谬承宠邀，自当依命准于届时决定追随左右也。”
  1940年3月15日，陈嘉庚与秘书李铁民搭英邮轮赴槟城，19日转仰光，与从巴城到达此地的庄西言会合。三人于3月26日晨6时30分乘“康定”号
  飞机自仰光起飞返国，当天下午4时15分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当飞机在机场上空徐徐降落时，顿时乐声大作，欢声雷动，早已在此等候的各机关团体500余代表情绪十分热烈。在机场欢迎会上，继陈嘉庚先生热情洋溢的演讲之后，庄西言慷慨陈词：“抗战以来，敌人与汉奸汪精卫等曾不时派人来南洋活动，阴谋煽动侨胞，动摇抗战信心，然千万侨胞，洞察其奸，虽威胁利诱，不为稍动。吾敢断言，侨胞中决无甘愿附逆降敌做汉奸者，所有侨胞唯知拥护中央政府，拥护领袖，敬爱忠勇将士，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两位侨领慷慨激昂的演说，令全场听众感奋不已。
  由陈嘉庚、庄西言等组织的“南侨慰劳团”一行50余人，代表千万侨胞，于3月6日自新加坡等地出发，远涉重洋，舟车辗转，于4月14日抵达重庆后，分成三个团前往各地开展慰劳活动，直到7、8月间陆续返回南洋。
  庄西言伴随陈嘉庚在重庆逗留了约40天，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5月6日，庄西言因当时荷印局势紧张，另有任务，提前南返，未能跟随陈嘉庚继续前住其他省市慰问考察。
  5月3日，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等的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回南洋后，陈嘉庚不顾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坚持如实地向广大华侨介绍国内情况，愤怒斥责反动的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高度赞扬延安等地的光明景象，用“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成金”的强烈对比表达了他憎爱分明的感情。
  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推翻陈嘉庚在“南侨总会”的领导权，于1940年初第二届南侨总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中央党部吴铁城派常委兼菲律宾代表王泉箜赶到巴城，拉拢庄西言，告以勿举陈为主席，同时吴又亲自电告庄表达此意，庄皆不接受。当庄西言抵新加坡出席会议之时，新加坡总领事与王泉笙又以汽车招庄到丰兴山咖啡店，继续向其运动，切勿推举陈为主席。庄西言严词拒绝：“我知无处再觅此好人，何能别举？”见无计可施，他们便以陈已共产化向庄施加压力，但庄西言不为所动，义正辞严道：“我认识其为正道无私好人，不管是否何党化。
  虽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及新加坡总领事等积极运动，力图破坏，但各侨胞代表冒险阻，排万难，依时集议，使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如期召开。3月31日下午换届选举正、副主席时，陈嘉庚虽然一再表示辞任，但庄西言等代表的极力支持下，在场152名代表，仍以151票赞成公推陈嘉庚为正主席。庄西言亦不负众望，再次当选为副主席，李清泉因病故，改选杨启泰为副主席。
  4月1日，南洋各地闽侨代表300余人，聚集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开会，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向大家汇报回国慰劳情况。经过两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组织“南洋闽侨总会”。3日，众选陈嘉庚担任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总会创办周刊，发表宣言，致电林森，通过捐资赞助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基金等议案。
  陈嘉庚与庄西言等领导的南侨总会在1939至1941年期间，捐寄筹赈款和认购公债达国币六亿四千八百多万元（约合当时美金四千五百六十多万元），为国内八年抗战军费的总和。此外，在新加坡等地组织“南洋华侨战地服务团”，动员数以千计的爱国侨生（一般要求有技术的，如汽车驾驶员等）回国参加抗日行列，有力地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
  1941年12月7日（东半球为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新加坡沦陷在即。陈嘉庚和友人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等四人，1942年2月3日早乘小火船离开新加坡，匆匆启程，连家人也未曾告知。4日中午抵达荷属苏门答腊岛的淡美那岸。4月19日晚又乘汽车往巴东，20日早抵达后，即电告巴城庄西言：“余待有船将前往。”庄西言旋即回电应承，并告知他的公子陈济民、陈厥祥已安全抵达加里吉打，以免其忧心挂念。获悉陈嘉庚将到巴城，庄西言迅速腾出住所，自己偕同家属移居到数十里外的芝巴蓉别墅，留下好友郭美丞在原处迎候。
  2月28日午后，陈嘉庚一行到达巴城，寓于庄西言住宅，会见侨领多人。3月1日晨，陈嘉庚得知爪哇昨夜沦陷，巴城也岌岌可危，不可久留，遂在郭美丞的陪同下往芝巴蓉找庄西言商谈。此时，庄西言家属已迁居芝安术陈泽海之橡胶园，芝巴蓉别墅只留下庄西言一人。庄见陈来，即导其前往橡胶园隐居。原来，庄西言对陈嘉庚的安全早已深谋远虑，作了妥善周密的安排。他的好友陈泽海在芝安术有一橡胶园，该处僻静适于隐匿。庄向其告借，并言明陈嘉庚先生一行四人将前来小住。陈泽海热情应承，即备好床褥家具以待。
  3月3日，日军进逼巴城，荷军望风而逃，市内一片混乱。当地歹徒趁机抢劫华侨财产，华侨损失惨重，死伤数百人。4日，日军未遇抵抗长驱直入巴城，而当地歹徒则在多处抢劫。橡胶园主赵全福祖父母兄弟一家20余口原居芝安术埠，此时为安全计也一概移居橡胶园。这样，连同陈嘉庚一行、庄西言及其家属，橡胶园内共居住40余人。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当地歹徒危害华侨甚烈。3月9日，庄西言两子奉其父命坐汽车从芝安术往芝巴蓉视察，原拟次日返回，然到目的地方知8日这天，庄西言在芝巴蓉的别墅已遭数百名土番抢劫。这些歹徒光天化日下破门而入，积存在住宅内价值30余万盾的布匹被洗劫一空。近处华侨住所，亦多被抢，侨民死伤无数。一家华侨有男女7人，备有枪2枝，土番百余人欲抢劫，但见主人持枪在手不敢近。谁知在其家帮佣20余年的土番趁机巧言夺枪打死了主人。瞬间，百余土番一拥而上，这家华侨5人被杀，财产被劫一空。
  就在3月9日这同一天，庄西言弟弟从巴城带来日本宪兵队长交与庄西言的一封信。信中云：“请庄先生速来见，有事相商，切勿延迟。”另加口头交代：“如不来必有相当对待。”陈嘉庚和庄西言均预感情况不妙，但一时又想不出个万全之策。陈嘉庚说：“我不能连累你，你不必顾我，回家去吧”。“有我庄西言，就有嘉庚兄！”庄西言安慰道。10日，庄西言不得已带家眷离橡胶园回巴城，只留三子同陈嘉庚作伴。临别时，陈嘉庚还一再嘱咐：“敌若知余与君有关系，必须告者请勿讳。”两位挚友难分难舍，挥泪握别。庄西言就此被日本宪兵传讯。
  4月上旬，日军在巴城四出搜捕“敌性华侨”，不多日被捕华侨达百余人。早已被日军注视的侨领庄西言不幸被捕，但日本宪兵对庄西言施以“欲擒故纵，纵而又擒”的诡计。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其目的就是以庄西言作为诱饵，逮捕陈嘉庚。庄西言洞察其奸，置之不理。敌人见阴谋未能得逞，便对他强行逼供陈嘉庚的下落，妄图用武力征服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尽管皮肉横遭摧残，牙齿被打落4颗，但庄西言忠贞爱国，舍已保护陈嘉庚的决心绝不动摇，他始终咬定一句话：“丝厘不知。”敌人一无所获，就惨无人道地将庄西言投入监狱，关押达三年又四个月之久。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身陷囹圄的庄西言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受尽折磨的他已是瘦骨伶仃、白发斑班。10月2日，陈嘉庚从泗水乘火车到达巴城，受到庄西言组织的数千名侨胞的热烈欢迎。此时，陈嘉庚与庄西言，一位年逾古稀，一位年过花甲。两位生死与共的挚友相见，喜泪交流，紧紧拥抱，肺腑之言脱口而出：“西言兄，我让你受苦了，不知如何报答是好。”“是嘉庚兄的爱国赤忱支撑着我，感召着南洋同胞。”古人云：“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庄西言与陈嘉庚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共同战斗的革命情谊，正是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