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西安事变”后不久，芦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1937年8月里的一天，闽西南党组织派员来到南靖、永定、龙岩三县边区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说是为了共同抗日，要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必须下山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而且要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南靖籍（和溪镇乐土村）的红军老班长黄清旺跟许多指战员一样想不通：“五角星”（红军帽徽）与“十二角星”（国民党帽徽）打了十几年的仗，现在要摘下“五角星”，换上“十二角星”，这不是等于向反动派投降吗？这样对得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吗？我们的血海深仇还要不要报？
  上级领导在军人大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但这是为了共同消灭日本鬼子，请大家不要计较这些外在形式，国民党军服穿起来后，我们的心还是红的，还是革命的。”会场很安静，大家都好像在专心听讲，实际上都想不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上级领导人接着说：“‘青天白日’本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改编和投降是两码事。我们现有的6个支队和领导人基本不变，只是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而已……”。
  经过多次的宣传动员，广大指战员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举国震惊的“漳浦事件”（由于下山改编缺乏经验，丧失警惕，红三团近1000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被国民党缴了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在人们心中炸响。在这种情况下，改编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了。
  后来，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王集成和老李两同志，继续动员下山改编。战士们一看到王集成同志也穿国民党军装时，都十分反感，用憎恨的眼光盯着他。黄清旺还当面骂王集成同志是“判徒”。当时，大家虽然一致赞成团结抗战，但对下山改编普遍存在着三个顾虑：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太深了，不愿意与他们合作；二是生怕下山改编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因为红军游击队人少；三是担心留在当地的红军家属遭迫害。
  王集成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顾虑，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调查，和大家促膝谈心，还亲自讲课，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苦口婆心地解释道：“同志们憎恨
  ‘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要懂更大的道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全国人民是会斥责他们的。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这一切，全国人民是拥护的，是会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也要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王集成同志再三进行动员后，就将国民党军装发给指战员们穿上。他说：“想不通的同志领回去，等想通了再穿。”许多同志领回国民党军装后，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把红五星和领章郑重地珍藏在背包里。有的同志把领回的国同党军装撕成条条当绑带、打草鞋。王集志同志指示，给撕掉国民党军装的同志再补发一套国民党军装。结果，补了又撕，撕了又补，直到全部穿上为止。
  边区根据地的群众见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穿上了“白狗服”，不理解的也骂游击队战士是“判徒”、“投降派”，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因此，各支队先后出现“开小差”（不穿国民党军装，回家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现象。三连的张连长和营部特务排徘长就是那时跑掉的。他们一跑，战士们的思想更混乱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与其他5个班长边喝酒边商量，决定离开部队，一起出去打游击，结果被发现了。因为这5位班长主张带枪出走，所以全部被公审处决了。黄清旺因不同意带枪出走，被开除党籍（1938年在安徽省的太平县重新入党），并罚做苦工一个月。
  经过多方面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绝大部分同志转变了思想观念。小部分尚未想通的同志也不敢再有逃跑的行为了。
  几天后，游击队改编了。他们吸取了“漳浦事件”的沉重教训，分期分批地进行。地点由游击队选定，都是背靠大山。一部分同志下山接受改编，一部分还留在山上警戒，使整个部队顺利地改编为两个团：三团由原一、三、七支队和岩南漳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邱金声，副团长黄火星；四团由原五支队和永定、永浦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廖海涛。点编的人数近千人，大部分是动员参军的新兵。
  游击队下山改编后，经过短时间的训练教育，就开赴前线，北上抗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