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0年4月5日，在南靖县公安局发生一起鲜为人知的“公安队图谋叛变投敌案”。纵观该案始末，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究其原因，除了图谋分子的本质因素外；用人不当，盲目信任，是酿成该案的重要因素，颇能发人深省！
  在揭示该案始末之前，先剖析一下该案图谋分子的本来面目和当时公安队成员的组合及其驻地环境，从中探索事件发生的缘由。
  王景上，系该案的策反者，此人解放前任南靖县警察局刑警组长，解放后在南靖县公安局当事务长，与公安队员向美中是酒肉朋友，过从甚密，臭气相投。王家住县公安局（即公安队驻地）屋后对面街，距公安局后门仅三、五步之遥。王因涉嫌嫖娼、贩卖鸦片被开除公职后，即开始通匪，并被匪“反共救国军第十二兵团两龙地区指挥部第二纵队”副司令张家成任命为山城情报站长。嗣后，便通过向美中，拉拢公安队的两个班长（肖德华、陶富德），经常在其家吃喝玩乐，频繁进行策反活动。
  向美中，系该案的首要分子。四川人，因在家乡杀死其岳父母、妻子及一个保队副等四人后，离家出走，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13年，历任班长、排长等职。解放前在南靖县靖城警察所当警察，解放后随靖城警察所长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被留用为公安队员。向在公安队工作，因未遂其当官之梦，怀恨在心，表面上伪装积极，吃苦耐劳，勤扫庭院；对领导百依百顺，以骗取领导对他的信任。背地里却以发牢骚、讲怪话的形式，经常在公安队员中散布谣言，蛊惑民心，说什么“国民党要反攻”、“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李开瑞要攻打山城”（李系反共救国军第十二兵团两龙地区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以及“共产党长不久”等等，并经常借机拉拢肖德华、陶富德到王景上家中吃喝玩乐，图谋不轨。甚至于1950年3月28日在往平和黄井剿匪途中，还扬言“老子想打就打几枪，不愿意打就不打”。领导得悉后，却认为他是“炮筒子”胡言乱语，不加理睬。
  陶富德，系该案的骨干分子。河南省南台人，原在国民党地方团队中当兵四年，后到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机枪连当上士班长（排长级）七、八年，在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时，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跑出来，被录用为南靖公安队员，不久，被委任为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案犯，在任职期间，经常贪污案犯的衣物，并利用案犯家属关系，与一案犯的小老婆乱搞男女关系。表面伪装积极，瞒上欺下，暗中却与向美中、肖德华相互勾搭，经常一起到王景上家中吃喝玩乐，同流合污。
  肖德华，是该案的骨于分子之一，湖南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八年，任过排长，于上海战役时被解放过来，后随军到南靖，任公安队警卫班班长。平时伪装积极，瞒上欺下，且迷恋于在国民党军队中过惯的腐化生活，暗中常与向美中、陶富德到王景上家中吃喝玩乐，鬼混在一起。
  从当时县公安队的成员结构来看，全队19个成员，分成两个班，两个班长都是“图谋叛变投敌案”的骨干分子，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大权旁落，从19个成员的出身来看，当过国民党军警的人员有10人，占半数以上。他们长期在国民党军警中过着卑躬屈膝、趋炎附势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维护大局的观念。其他人员也因领导对那些图谋分子的偏爱，视为“红人”，认为“事不关己”。这就无形中给图谋分子提供活动的环境。
  从当时公安局住地附近的情况来看，也极其复杂，距公安局屋后咫尺之遥的对面街，便是烟鬼（抽鸦片烟）、赌棍和土婊（半公开妓女）的聚居地，三教九流来往频繁。而公安队就住在这样浑浊的“染缸”旁边，面对公安队的艰苦生活与社会上的荒淫奢侈，致使一些原来缺乏革命信念和艰苦奋斗精神的人，更加迷恋于酒色，最终走上革命的反面，这是不言而喻的。加上当时山城解放刚数月，百废待兴，匪情又日趋严重，公安局领导注重于对敌斗争，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还无暇顾及，同时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也疏于教育，因此也给图谋分子以可乘之机，致使土匪把“情报站”设到公安局咫尺之遥，也未能觉察。
  王景上当上匪情报站长后，即不择时机与手段，利用其住所的特殊环境和与向美中的特殊关系，狼狈为奸，多次密谋，计划杀害县公安局审讯股长张福星后，持枪上山投靠匪首张家成。第一次，是在1949年12月间，山城地区匪情比较严重，为了防备土匪进犯山城，县公安局领导派审讯股长张福星带公安队一个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在县公安局炮楼上负责警戒时，向美中就暗中与王景上、肖德华密谋，计划杀害审讯股长张福星后，挟持守备的公安队员上山投靠土匪，后因意见分歧，不敢贸然行动。第二次，是在1950年2月间，张福星同志带领公安队十多人，到龙山区福棠村协助剿匪，王景上闻悉，亲自窜到福棠村与向美中取得联络，曾两次密谋杀害张福星，然后上山为匪。亦因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搁。
  1950年三月间，正值南靖县土匪活动猖獗，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即于3月31日，在王景上的策划下，由向美中纠集公安队的两个班长（肖德华、陶富德）和一个公安队员，到王景上家中，密谋策划：（1）计划从公安队员中，挑选出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十名队员，准备携带步枪11支、短枪2支、轻机枪两挺，上山投靠匪首张家成；（2）计划于4月5日晚10时后，杀害张福星等三名公安干部，随即与策应人员一起上山；（3）在4月5日晚，由王景上带人来接应；（4）王景上当场保证：公安队上山后，保持人枪不变，武器不调整，人员不整编。事后，直至4月5日晚10时前数十分钟，有一个准备参与叛变投敌的公安队员，因耽心上山后生活无靠，又怕解放军追剿，下场可悲，于是省悟过来，才向公安局领导告发。
  局领导得悉后，深感事态严重、时间紧迫，当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果断地派员立即拘捕匪山城情报站长王景上，并立即突击审讯，以证实真相；另一方面领导立即分工负责，分别找图谋叛变投敌的首要分子向美中和骨干分子肖德华、陶富德，进行个别谈话，解除武装，分别扣押，使他们措手不及，无法联络，各个击破；同时召开胁从者会议，进行形势、政策和思想教育，指明前途，安定情绪，揭露阴谋，号召反思，积极向首要分子开展思想斗争，接受教训。通过以上措施，终于控制了事态的发展，避免了一起触目惊心，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血腥惨案的发生。
  回思这起蓄谋达数月之久的事件，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呢？可悲之处，既在于对这些图谋分子本来面目了解不够，也在于被这些图谋分子的伪装表现所蒙蔽，更在于对这些图谋分子盲目信任。在这次事件未暴露之前，由于某些领导的轻敌麻痹，以致于未能洞察秋毫、防范及时。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错误地认为向美中、肖德华、陶富德都是外省人，在此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对当地情况不了解，不可能与当地土匪同流合污，相信“他们与当地土匪接不上线，不会上山为匪”，甚至于对他们在公安队员中散布政治谣言和在社会上吃喝玩乐，也认为是发牢骚、讲怪话，是从旧军队中遗留下来的俗习，因而一味采取宽容和姑息迁就，使得公安队员都把这些图谋分子看成是领导的“红人”，给他们瞒上欺下，进行阴谋活动提供了方便，并致使一些知情者不敢告发，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先吃眼前亏，因而一直不敢吐露真言，造成领导耳聋目瞎。这才是这起蓄谋已久的事件之所以不能及时披露的主要症结。
  1950年6月18日，参与图谋叛变投敌的首要分子和骨千分子，都分别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中，向美中、陶富德、王景上等3人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大快人心。

注：撰写本文，参阅了南靖县公安局秘书科档案资料，特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