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38年6月5日晚上12时许，漳州城内戒备森严。这时，中共党员、漳州芗潮剧社负责人柯联魁和革命志士高刚山与北桥柯衙内《闽南新报》社副社长、军统漳州行动组长柯鸾声共商国是后正在休息，突然遭到漳州“特种汇报会”武装特务的绑架，当晚被杀害于北庙牛运窟（今漳州一中附近）。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在漳州制造轰动一时的“六·五”惨案。被害者之一高刚山何许人也，为何遇害，时至今日，知者甚少，致使其灿烂年华未得展示。现笔者依据手头掌握资料，写一段史话，以昭后人。
  高刚山，乳名高启云，字高般若，190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靖县靖城镇武林村的一个乡村郎中之家。祖上世代行医，泽荫乡邻。青少年时代的高刚山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一直为村人赞赏并受到乡邻的资助，于1922年毕业于上海文治大学。1920年他就读于漳州省立二师时，写出的作文多是评述国家时事政治、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具有较高思想境界。1924年5月，国民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他应考入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旗帜下，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思想的洗礼。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兴师北伐，他随北伐军由粤入湘，攻长沙、占汉口、克武昌，一路挥戈北上，参加了1927年1月在武汉举行的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战争胜利大会。
  当北伐军乘胜前进，不料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高刚山已随北伐军进入河南洛阳，留在该地某校任教。1927年4月30日，北伐军进入济南，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阻止继续北伐，而对内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却对日采取妥协，命令北伐军绕道北上。5月10日下午，随军到洛阳办学的高刚山接到“学校解散”的消息，欲南下福建，因沿途交通受阻，遂辗转太原、西安等地。
  同年，高刚山来到南京，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任教，次年初回到福建南靖，在家乡武林一带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抗租抗税的道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卖国投降的反革命真实面目。与此同时，他被聘为漳州龙溪中学（原省立三高中师班）教师，仍以其锋利的笔触和对新文学的探索，创作出文学作品《卖花女之死》，发表在当时漳州的《民国日报》上，锋芒直指旧社会重男轻女的丑恶陋习，在社会上引起过强烈反响。由于他态度和蔼、爱护学生、治学严谨、为人师表，生活作风朴素，很受学生敬重；授课时，他十分注意向广大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常以岳飞的《满江红》、德国的《最后一课》等中外名著作为补充教材，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追求光明与进步；还选择诸如蒋光赤写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向导周刊》等进步书籍，让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秘密传阅。这期间闽南地下党领导下的漳属地区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迅猛波及省立三高，广大学生积极响应；他耳闻目睹了漳州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本校参与学潮的学生被学校当局开除的情景，更加愤满学校当局的专制统治。这一年秋，他辞职离开了省立三高。
  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胜利攻克漳州，在外活动的高刚山即刻从龙岩返回南靖，在武林及邻村部前、下刈等地协助红十五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用闽南方言编成《农民歌》、《十劝妹》等通俗易懂的红军歌谣教群众唱，动员青壮年参加赤卫队，适时在本村顶厝建立起一支二十几人参加的武林农民赤卫队，主动配合红十五军四十四师在草坂等邻村打土豪、筹粮款的军事行动，有力地策应红十五军在南靖实施的东征漳州的军事、政治、经济三大任务，在武林一带燃起了如火如茶的革命烈火。
  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后，武林一带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高刚山只身前往白云游击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1933年3月20日晚，驻漳州的国民党19路军疯狂围剿武林时，当场枪杀正在寮仔山放哨的赤卫队员高红军，进村抓走12名赤卫队员，其中8人被杀害于漳州西校场，另4人被关禁一段时间后释放，大部份革命群众被迫背井离乡，田园一度荒芜，武林村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1935年8月，高刚山应东山县东升小学校长许愿学之邀，到该校任教务及语文、历史教学，并义务兼任东升成人夜校语文教员和苏峰中学时事讲演员。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华北，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愈深重，他满腔热情地肩负起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唤醒东山民众，推动东山抗日救亡活动的向前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高刚山除了具有丰富的中外历史知识，上课时娓娓而谈、生动有趣外，主要从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入手，向学生赠送和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叶圣陶的《稻草人》、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及《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苦儿努力记》、《一个女兵的自传》以及高尔基小说、爱罗先珂的童话等当时被国民党政府视为“赤色”的书籍作为课外读物。他不但能深入浅出地分析文章，还启发学生分析社会现状。在给夜校学生讲解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他联系旧中国贫富不均之现实，提出“是老板养活店员，还是店员养活老板？是地主剥削佃户，还是佃户剥削地主？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展开讨论。还向学生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制度，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世界人类的乐园。在那里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可做，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期望着中国和苏联一样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高刚山多才多艺，能写善编，有较高的文学艺术造诣，能结合形势发展的需要编写剧目、歌曲，并出色地担任导演和演员。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他定期到苏峰中学编辑出版《东涛》墙报；成立由东升小学师生约50人组成的浪花剧社，同时勉励学生：“参加剧社活动，就是读书，读有用的书。”他既是剧社负责人，又兼任剧社导演。根据左翼作家的进步剧作内容，他为剧社编导《国破家何在》、《小英雄》、《苦斗主力军》、《岂有此理》、《没有办法的医生》、《救救孩子》、《巫婆》等宣传抗日救国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小话剧，还把抗日歌曲改编成方言进行演唱，把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校内扩大到校外。1936年秋末的一个晚上，全县中小学剧目集中于城关城隍庙汇演，浪花剧社以精湛的演艺演出了由高刚山编导的思想性强、主题鲜明的诸如《国破家何在》等八幕小话剧，演唱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渔光曲》、《胜利》等抗敌歌曲，搏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以实际行动声援绥远省军民的抗日义举，高刚山向东山各校发起并组织“抗日援绥示威游行大会”，后因国民党东山县当局出面阻挠，被迫终止；他即改由浪花剧社在东升小学举行“援绥游艺会”义演活动，把义演捐到的80元，专款寄往绥远省政府，以示对该省抗日军民的支持。此外，每逢星期天，他便亲自到学校附近的康美、东沈等乡村向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把东山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1937年2月，高刚山离开东山前往明溪县任教，当年7月回东山岛渡假，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奋起抗战，闽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他为了履行自己“生活战斗化”的诺言，坚定地投身闽南抗日救亡洪流，特在夏历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告别了东山昔日好友，租了一条小船直达漳浦屿头，上岸后由陆路直奔漳州，寻找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芗潮剧社，先在漳州任《大刀报》总编辑，后参加芗潮剧社，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敌宣传工作。
  他继续口诛笔伐，编印各种抗日宣传材料，曾刊载于龙溪抗敌后援编印的《救亡弹词》上的《好兄弟》、《一个东北士兵的自述》、《亲姐妹》、《抗敌八劝歌》、《十劝妹》等方言救亡小调，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还自带板凳，走上街头手持话筒，面向观众进行抗日演讲。在共同的抗日宣传活动中，他的举动和才华很快得到了地下党员、芗潮剧社负责人柯联魁的赏识，他俩成了志同道合、交往密切的挚友，并一道与芗潮剧社深入厦门、漳州、山城、刈山等城乡举行公演，开展抗日宣传。
  据今尚健在、当时参与领导芗潮剧社的中共漳州工委领导人蔡大燮回忆，那时，柯联魁向他汇报高刚山同志的情况时说过：“高刚山是个老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南靖家乡，自行宣传反帝反封建，鼓动农民抗租抗税，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卖国行为……”“高刚山此人是可靠的，我很了解。”蔡老由此分析：“高刚山是逃难时回来的失去组织联系和关系的革命同志，他看到芗潮剧社的进步活动，便到漳州找柯联魁要求参加芗潮剧社，通过芗潮剧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南靖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当时柯联魁已是中共党员，又是芗潮剧社领导人，我自然相信柯的话，并指定由柯联魁对高刚山建立直接领导关系。”蔡老当时告诉柯联魁：“至于恢复高刚山同志的组织关系问题，待报告中共漳州工委研究一下再通知其本人。”蔡老认为：“在当时党组织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关系常是因发展对象的可靠性，向上级组织汇报研究一下，就予以默认了。”“就柯联魁而言，柯的组织关系也是由工委托我对其做直接领导，而发生单线联系。这也说明，柯在党内所处的地位与一般党员是有区别的。”
  在繁忙的抗日救亡活动中，《闽南新报》社副社长、国民党军统漳州行动组长柯鸾声与柯联魁也从相识到相知，他十分敬佩柯联魁及芗潮剧社为抗日救亡所做的一切工作。他们常聚在一起，敞开心扉交流思想，探讨国是，一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1938年5月12日，厦门沦落敌手，漳州沦陷迫在眉睫，局势更加严峻。在此前后，高刚山、韩进修等人也常与两柯工作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在谈及厦门沦陷后的漳州局势时，高刚山曾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日寇进攻漳州，我们可以组织热心抗日的知识青年和农民上山打游击，南靖的山岭地形我很熟悉，届时可以当向导。”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对这批抗日爱国志士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157师开赴潮汕，改由75师接防，两个部队对待抗日的态度截然相反。75师到漳后，与地方政府成立了一个“特种汇报会”，专事破坏和镇压漳州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发现柯联魁、高刚山等人经常住在柯鸾声家，就对其进行劝阻、警告，说他们是共产党，要柯鸾声与他们脱离关系，柯鸾声不予理睬；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发现《闽南新报》上发表的抗日文章越来越尖锐，况且对柯鸾声进行制止均无效，于是便萌生了杀机。
  6月5日这天，“特种汇报会”的刽子手们发现柯联魁、高刚山等芗潮剧社的人员又到柯家，当晚便以查户口为名叫开门，强行把他们从床上拖起，不容一句分辩，将柯联魁、柯鸾声、高刚山、韩进修等四人绑走，凶残地下了毒手……
  高刚山一生以革命工作为已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奔走呼号，无私奉献，始终没有婚娶，他牺牲时年仅36岁。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曾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在南靖二区（靖城）召开了追悼会。
  本文资料来源：
  ①1992年9月1日蔡大燮（原中共漳州地下工委组委）给南靖县政协文史办来信。
  ②1992年《福建党史月刊》第7期《殊途同归》一文。
  ③《东山文史资料第6.7辑合刊本《回忆高刚山先生》一文。
  ④漳州师院退休教师谢家群提供的《高刚山生平材料》及高刚山遗作《飘游集》、《救亡弹词》等。
  ⑤原芗潮剧社人员郑煊提供的《追忆抗日救国志士高刚山一文。
  ⑥南靖县武林村高刚山侄儿及亲属提供的有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