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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合作发展的历程
  1951年底，全县完成土地改革后，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在生产过程中，刚翻身的贫、雇农还缺乏劳力、工具和资金。党中央国务院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大合作”运动（农业合作、手工合作和信用合作）。
  1952年初，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南靖县支行派出工作组在程溪区的下叶乡搞信用合作的试点。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算剥削帐，启发农民认识组织信用合作，是为了调剂农民之间的资金余缺，帮助缺资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从而明确组织信用互助合作的作用。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贯彻自愿结合，民主管理，服务生产，存贷两利的原则，让农民自己报名参加信用互助组……。组织了六个信用互助组，参加人数达150户（人），投入股金320万元（旧人民币），在春耕生产中，开展存、贷款的业务活动，有力地支援了生产，深受农民的欢迎。
  1953年，在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县各区掀起组织信用互助合作高潮……。山城区汤坑乡巷仔顶村林朽，龙山区棠溪乡陈三梯，和溪区仙岭乡尤春兴，长教区高溪乡魏成能，船场区下寮村简龙溪等相继组织信用互助组，至年底全县已建立73个信用互助组，入组4527人（户），投入股金10284元。同年，在有条件地区还试办了信用合作社。如下叶乡，由原来六个信用组并为一个信用合作社，组员由原来150人，发展到457户（人），股金由320元（已发行新币）发展到914元，全县计办24个信用社，有社（组）员58481人（户），股金达22928元。信用组（社）成立后，组（社）员爱组（社）如家，积极将闲散资金存入在自己的组（社），至年底存款余额达22573元，当中发放贷款余额达23767元。
  1954年，南靖县委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互助合作（含三大合作）运动为重点”的指示，二月份县委召开信用合作社代表会，全县有98个乡的234个代表出席会议。接着举办信用合作社干部培训班，共培训265个干部，初步学会帐务管理和信贷管理业务。随即掀起乡乡建立信用合作社高潮，当年得到县银行批准成立并发给证书的有115个社，未正式批准的还有4个信用合作社。全县入社的社员三万三千多户，入社的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60％，股金四万三千多元，发动存款达五万二千多元。相当于国家银行农村储蓄的78％，发放贷款二十二万多元。至此，全县已形成一个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以群众组织的信用社为基础，服务农村生产、生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金融网点。
  1955年秋，全县信用社发展到150个，股金达六万六千多元，收储存款十八万七千多元。放贷余额二十七万八千多元。
  1957年秋，随着撤区并乡，行政区划的改变，信用社的组织也随之变化，以大乡为单位建立信用合作社，全县由原来150个信用社，合并为67个信用社及89个信用分社。参加农户达85％，股金七万四千多元，发放贷款二十五万一千多元。并大社后，为方便群众，加强服务，全面推行定期、定点巡回服务，全县分片设五个信用合作大网点，61个服务站，214个服务箱（袋），社干由原来359人，缩减为292人，其中半脱产服务员180人。
  1958年秋，全县实行人民公社化，各信用社随之改为人民公社管辖的下属机构，称为信用部。
  1961年，贯彻省委提出六权下放，实行以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信用社也恢复原来的机构，实行以社为核算单位，同时，建立信用合作的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多数信用社和银行营业所实行合署办公。挂两个牌子，配备两套千部，建立两本帐。大队建立信用站。全县建立十多个信用合作社，154个信用站，配备干部249个，其中专职190人，兼职59人。
  1963年，根据有利于开展业务，便利群众，合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县支行在龙山公社作为撤部建社的试点，后来全县一般以一个公社或行政基点或以经济中心几个大队成立信用社。全县并为43个信用合作社，92个信用站，社千由原来218个缩减为脱产干部92个，93个信用站配干部93人，实行固定补贴。
  1969年，实行贫下中农管理信用社，干部走亦工亦农的道路，全县54个社干，原来都领国家工资，吃国家商品粮，改为记工分加补贴，吃生产队粮食。
  1972年，全县恢复10个信用社，154个信用站，二级都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名信用代表、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名监事委员，加强信用社的管理。
  1974年秋，召开全县信用社站干部扩大会议，总结交流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使信用社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1978年，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从城镇选拔39名待业的知识青年，经短期训练后，分配到信用社，分别任会计、出纳、信贷员。
  1983年秋，根据总行指示精神，改革管理体制，恢复和加强信用社的“三性”制度，即：组织群众性，扩大股金，实行股金分红；管理民主性，实行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灵活性，实行贷款与银行对照，利率可浮动一级。同年又增设城关镇信用社，全县计11个信用社、16个信用分社，145个信用站，6个信用储蓄所，补发多年来股息分红18310元，新吸收社员14478户，新老社员合计占总农户的90％以上，扩股的股金达七万多元，增加了信用社组织和调剂资金的群众基础，全县民主选举社员代表669人，领导干部由任命制改为选举制，1984年前后各信用社及县都召开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社领导机构。实行利率浮动，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对不同行业，不同项目，不同对象和利润大小的贷款，分别不同利率档次，对逾期的贷款，还可以加息，罚息，此制度及机构沿续至今。
  二、服务农业生产，支持农业社的巩固
  信用社积极支持农户发展生产和帮助解决生产的困难。解放前，我县农村高利贷十分猖狂，形式多样，有借粮的，有借钱的，还有借钱还粮，借粮还钱的。据调查，靖城草坂村就有65个放高利贷者，利息一般有加三至加十（即一母一利）。还有在农产品未登场时先放贷，俗称“放青”，有放“谷青”、“荔枝青”、“龙眼青”、“牛仔青”等，不少贫苦农民由于遭受高利贷剥削，导致家破人亡，如陈水发弟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又向地主借高利贷，交不起七千多斤谷子利息，只好卖房六间，卖田园八亩和牛一头，最后连孩子也卖掉。
  实现信用合作化后，有力地打击高利贷者和工商剥削，支持了生产发展。草坂村从1953年——1955年连续旱灾，全村水稻面积2441亩，1954年早季只插秧344亩，收成仅一成四，农民缺粮，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全村有三百二十多户（占总农户445户的71％）缺粮，怎么办？信用社主动配合民政、供销社，协调解决暂时困难，先后发放口粮贷款4461元，使缺粮户能战胜困难，坚持搞好生产。山城区的六安乡，1952年还没有组织信用组，当青黄不接时，贫苦农民出卖青苗，被剥削一千多担谷子，1953年发生干旱，由于有了信用社，发放一批口粮、肥料、农具、种苗的贷款，虽然出现旱灾，但未发现有受高利贷剥削和“卖谷青”的现象。
  支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发展，1954年全县普遍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但社员入股要带一定合作基金入股，有不少贫下中农由于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在资金上还有困难，当时县委提出要各信用社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合作化，对一时交纳不起贫农合作基金的贫下中农，信用社酌情给予支持。1955—1956年，先后发放贫农合作基金12000户，金额达20.8万元。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同时信用社还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方针，在56年上半年就向刚刚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放各种贷款64.5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如船场区，十一个信用社（组）至秋季计发放农业贷款3.66万元，解决农民购卖农具600多件，耕牛37头，肥田粉（化肥）17000多斤，兴修水利多处，同时给700多户困难社员，发放生活（口粮）贷款，并帮助购卖猪苗176头，发展家庭副业。1957年船场区共合农业社，发动社员，户户编订全年收支计划，名为“知吃知做”计划，推行全县（后我在省委召开的六级扩干会上介绍），由于社员收支有计划，克服了盲目贷款，逐步减少信用社贷款压力。1958年全县计贷款63.11万元，比57年减少23％，部份农户，年终分红还把余款存入信用社。
  三、在改革开放年代，信用合作闯出的新路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决定允许福建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们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使信用社改变了过去单纯支农支穷的做法，转移到以“发展粮食，支持商品生产为重点”的方向上来。1980年全县发放集体贷款653.3万元，个人贷款26.4万元，其中养牛贷款1.5万元；养蜂1.9万元，育茶苗1.5万元，养长毛兔（二年）10.0万元。
  1981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信用社贷款对象由原来集体转变为承包户为主，全年累放承包户贷款579.2万元，比上年猛增21倍多，1983年后支持承包户、联合体发展多种经营的基础上，对专业户实行重点支持，择优先富，一年来支持3.5万多户，计发放贷款721.7万元，如龙山镇吴高水等40户粮食生产专业户，计发放贷款3.84万元，年生产粮食81万斤，售给国家收购50万斤。全县发放给专业户的贷款，累计有甘蔗1.9万亩，柑桔19340多亩，茶业1678亩、生猪3591头，耕牛844头，淡水养鱼568亩，种蕉1239亩，种竹460亩，育花苗2.5万株，造林3000多亩，此外还贷给养珍珠、养鸭、种蘑菇等专业户。有力地支持了我县开放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至1986年，全县各项存款达1898.12万元，存款年上升一百万元的有山城、靖城、金山、龙山等七个社，由于存款增加，有力地支持生产发展，这一年计发放贷款达1508.61万元，其中承包户贷款计1409.20万元，同时还支持发展乡镇企业贷款。至90年全县信用社各项存款高达3824万元，比前五年增加1926万元，增长一倍多，同年累放贷款3883万元，收回贷款达3216万元，实现“存大于贷”的好势头。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按照各专业银行业务职能分工，信用合作社应面向农村，农民户、承包户是发放贷款的主要对象。但在1978年以前，由于机构变动频繁，人员更换，加上长期吃“大锅饭”，工作责任心不强，有贷难收回，造成长期亏损，长年由国家银行实行亏损拨补，至1975年，计亏13.5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增强工作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农村经济飞速发展，有了物质基础，才扩大贷款业务，逐步扭转亏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