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31年9月21日凌晨，驻防在南靖县山城镇的张贞四十九师独立团第一营第三、四两连205名士兵，在我党的发动、组织、领导下，毅然携枪起义。这就是震动八闽的山城兵变。虽然，兵变后遭到敌人重兵追堵围攻而失败，但她是我党领导的闽南兵运史上一起震撼山岳的革命事件，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历史作用，将永远镌刻在闽南人民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一）
  1928年元月，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师长张贞奉蒋介石命，从南京移防漳州。翌年，他面请蒋介石同意扩军后，在广东、上海、温州等地招募新兵1000多名，并向德国、日本购买大批军火。1930年2月，张贞新编第一师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九师，张任师长兼福建“剿匪”司令。从此，他更卖力效蒋，加紧“防共剿共”活动，曾率部配合蒋介石发动的“围剿”，向闽西苏区大举进犯，一度占领龙岩城和永定、漳平等县的部分地区。同时，派独立团第一营第一、二连开进漳浦县的小山城，第三、四连及营部驻防南靖县山城镇，妄图扼杀闽南地下党及其武装部队。
  尽管张贞得意洋洋地大作“升官梦”，然而，其部队矛盾重重，首先是军费严重不足，全师万把人，每月需要军饷款20万元，而上级只支付6万元，曾有四个月无钱发饷。为填补这个大窟窿，他在漳属地区增加39种捐税，大肆榨取民脂民膏，广大农民怨声载道。其次，发下的军饷又被各级军官贪取截留，士兵生活很苦。如独立团第一营第三、四连，每月饷钱均被一位副营长克扣装入腰包，发到士兵手中的饷钱还不够买一双胶底布鞋，所以士兵们啰嗦满腹，怨恨在心。其三，长官军阀作风十足，动辄训斥，随意踢打。独立团第一营那个副营长更是暴虐如匪，对士兵，尤其是对新兵的欺凌打骂是经常的，士兵身心受到摧残和伤害。其四，厌战情绪与日俱增，不论是军阀混战还是进攻红军，对于兵士是直接残酷的祸害。每次开赴战场或红军进攻时，都有许多兵士及下级军官私自或结队逃跑，有的还直接投奔红军。有一次开发东江时，竟有数百人开小差。其五，受闽西土地革命和闽南工农群众运动的影响，士兵表现普遍的动摇，日益倾向革命。总之，“士兵是破产失业的工农，因为阶级的关系，他们在党的正确宣传鼓动之下，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同时在不断的军阀战争和生活极端恶化之下，必然动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要接受党的影响，直接转变到革命方面来。①”敌人的反动本质，内部的矛盾和士兵的普遍动摇，为我党的兵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二）
  山城兵变是在中共福建省委、厦门中心市委和闽南特委以及王海萍、陶铸等领导下发生的。中共福建省委早在1927年就提出“扩大我们的宣传，发展士兵革命的组织，使他们拿他们的武器，向他们的长官反攻，帮助工农革命。②”“党对于国民党的海陆军、警察、民团及一切军事力量中进行党的宣传，改造士兵思想，组织兵变，瓦解与夺取统治阶级的军队，是整个党的基本任务。③”“积极组织兵变，动摇张贞进攻闽西后方——闽南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④”。福建省委和厦门中心市委不仅多次专门研究兵运工作，而且书记亲自抓，并成立了专门机构（军委）配备专职人员。中央还把富有兵运工作经验的陶铸同志，从湘鄂区调任福建省委军委秘书，从事兵运工作。他挑选优秀的党员干部、工人、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利用敌军招兵之机派遣到张贞、刘和鼎、杨树庄等敌军中。1930年12月陶铸奉省委命令到漳州重新组建闽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继续抓紧兵运工作。原中共永春县委委员颜国泰，因在家乡暴露身份，中共福建省委于1931年春安排他到漳属工作。陶铸认为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能吃苦，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应变能力，决定派他打进敌军作兵运工作。于是，颜国泰改名颜长标，化名陈秀，通过在张贞师独立团第一营任职的老乡关系，安排在第四连任班长。
  颜长标按照陶铸的部署，在独立团第一营第三、四连的士兵中，广泛谈心交朋友，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士兵的日常生活情况和迫切的需要，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政治宣传，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提出了士兵普遍拥护的“发清军饷”、“反对长官打骂士兵”的口号，组织士兵委员会，开展合理合法的斗争。在斗争中，物色了出身贫苦、阶级觉悟高，拥护共产党，愿意投奔红军的先进分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四连秘密成立了党支部，把兵运工作逐步引向深入。
  1931年7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在厦门召开了市委会议。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跑步向前进行士兵运动”，指示陶铸“在漳属要积极组织兵变，与闽西以有力的帮助⑤。”
  陶铸同志返漳后，于8月9日，在漳浦县赤区召开会议，在宣布成立“闽南红军游击司令部”以后，与董云阁、王占春、李金发、冯翼飞等领导人继续开会，传达了厦门中心市委会议精神，具体分析了张贞师独立团第一营第三、四连的士兵基本情况和兵运工作进展情况；第三连士兵大部分是从上海招募来的湖南人，他们过去在家乡参加过斗争，对革命有较深切的认识，而且他们之中有些是失了联系的共产党员，经常有反抗反动军官压迫和书写、散发革命标语、传单的自发斗争；第四连是由泉州民团收编的，里面有我们党和士兵会的组织，四连的同志看见三连的表现乃设法与之取得联系，亦在三连成立党的支部和士兵会。从此，三、四两连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革命兵变的各项准备⑥。两连士兵会成员扩大到100多人，占两连士兵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会议认为，三、四两连已具备兵变的主客观条件，决定尽快通知三、四连党支部颜长标、陈炳辉等人，趁张贞在南靖的统治力量较薄弱的机会，举行兵变，计划由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开去攻打山城，由三、四两连的士兵同志领导兵变，然后实行游击战争⑦。
  （三）
  颜长标、陈炳辉等同志接到闽南特委领导人陶铸的通知后，秘密召开支部会议传达特委指示精神，决定“趁机举义，投靠红军，参加抗日”，起义后队伍番号为“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由颜长标任大队长，负责指挥整个起义行动。会上，对起义的细节都作了研究和安排。会后，党员分头串连士兵会骨干，加紧对士兵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同时，闽南工农游击队也在积极进行补充军实、整理队伍，做好佯攻和接应起义队伍的准备工作，并与三、四连党支部建立了联系⑧。
  1931年9月，正当三、四连党支部紧锣密鼓地进行兵变准备的时候，我红十二军先后攻下丰稔、汀州、解放连城，夺回被敌占领的永定、上杭大部分苏区，使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联成一片，把张贞派往进攻闽西苏区的杨逢年一四五旅迫退到龙岩、永定以南一带。张贞吃了第三次大败仗，妄图扭转在闽西的败局，便决定于9月22日进攻闽南工农游击队。
  9月20日，张部驻山城的第一营营长李良荣接到张贞命令：全营于22日出发，配合（南）靖、（平）和、（漳）浦三县民团进剿靖和浦红军游击队。这天上午，李良荣开始调兵遣卒，并叫副营长通知一、二连开来山城集中，企图乘机把三、四连中的所谓“不可靠”分子分化到一、二连，以防不稳。一个士兵会的成员（浙江人）得到这一军事机密后，立即向颜长标报告，颜长标感到事情来得突然，给兵变计划增加了障碍，必须采取应变的措施。于是，颜长标召开了党支部紧急会议，就变化了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进行详细讨论。大家认为，根据我们的组织发动情况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士兵的情绪，举行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在山前，距离山城三四十里，一时联系不上，况且山前一带从20日起已受敌进攻，“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起来实行兵变呢？”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个意见是要等到游击队来；另一个意见是要抓住这一时机来实行兵变，以答复敌人对于游击队的进攻。经过争论后，便决定执行后一个意见。”⑨支部果断地做出了“起义时间改在21日凌晨4时”的决定。
  张贞令队伍进攻红军游击队和李良荣要分化三、四连的所谓“不可靠”分子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已在士兵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相告，窃窃私议。党员同志和士兵会骨干深入到士兵中，因势利导进行宣传鼓动，对士兵们教育说：“日本入侵中国，蒋介石不但不抵抗，还要我们去打红军，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绝不听当官的，绝不去打红军，一切行动要听士兵会的。”并把起义时间和联络暗号传递给士兵会成员。
  20日晌午前，张贞师部一辆军车突然把李良荣载往漳州，当晚归来。是夜，副营长亲自巡岗查哨，未曾发现异常，表面上一切如往日那样平静。而士兵们已做好准备，时间一到，立刻举义。
  21日凌晨4时，威震闽西南的山城兵变爆发了。第三、四两连士兵，共205人，携枪180余支，在颜长标、陈炳辉等同志的率领下，刺死这两连反动连、排长，砍断电杆，割断电线，在山城镇中山公园集合队伍，由颜长标宣读《国民党十大罪状》讨檄书，正式宣布起义，投奔红军，参加抗日。起义队伍改编为“闽南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推选颜长标为大队长，陈炳辉为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罗、张、陈（名字均未详）三同志各为中队长。士兵们把已准备好的《国民党十大罪状》檄文和革命标语张贴在街头巷尾。然后，整顿队伍，以中队为序，向平和方向挺进。
  起义部队离开山城后，副营长才从梦中惊醒，得知发生“兵变”，急忙带领特务班从南边抄近路赶来追击。颜长标令战士予以有力还击，打响了起义后革命的第一枪，击溃了追敌。为了争取时间，颜长标也不下令追击，只命尖兵班快速行进，陈炳辉率大队跟进，他自己带一排负责断后。
  张贞闻讯“山城兵变”后，恐慌万状，立即派出两架飞机，沿南靖、平和一线低空飞行侦察，发现目标就射击、轰炸；令平和县小溪镇驻军出击；星夜调回“进剿”闽南工农游击队的第一、二连；命令漳龙护路大队大队长汤涛亲率5个分队，配合八县民团实行南北夹击；张贞又电令146旅旅长王祖清和145旅旅长杨逢年，从闽西速回漳州，商讨剿灭“叛军”之对策。紧接着，急电把王祖清旅全部调回，配合其他驻军和民团，对起义队伍发起全面“围剿”。
  陶铸获悉颜长标等同志因军情变化已经提前兵变，即一方面向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报告，一方面派出联络员寻踪联络，并与王占春一起，几次率领闽南红军游击队前往联络、接应，都因敌军重兵阻隔，未能奏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接到闽南特委的报告后，迅速将山城兵变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要求中央及时通知闽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注意与之联系，并向各报馆记者透露起义真相，将起义事件公诸于众，以扩大“山城兵变”的政治影响。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生与死的搏斗，在闽南大地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颜长标、陈炳辉率领的起义军，沿途袭击民团、乡公所。21日白天未曾与敌遭遇，张部派出围追的兵马疲惫山野无所获，唯有两架飞机发现起义军的行踪，轮番发射机关枪，颜长标不幸中弹受伤。22日，起义军一路英勇冲杀，多次打退敌人的追击。但由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和伤亡，遂沿平和县琯溪、坂仔、南胜方向退却，准备上平和县峨嵋山。由于闽南工农游击队派出的联络员在途中被捕，联络断绝，造成孤军作战，加之行军路线和地形陌生，当起义军迂回到双溪口虎下庵时，与王祖清旅主力遭遇，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身受重伤的颜长标，躺在担架上顽强地指挥反击，把敌人的几次冲锋压下去。激战持续两个多小时，起义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完了，在这紧要关头，颜长标大声呼喊：“同志们！游击战士不怕牺牲，拼啊，和敌人拼啊！”起义战士个个严阵以待，扳起刺刀，紧握钢枪，勇猛地与扑上来的敌人拼刺刀，刺刀折了，拼枪把子，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魂的肉搏战。最后，由于敌众我寡，弹尽援绝，除了尖兵排部分突围和一小部分士兵被冲散外，均在血战中壮烈牺牲。身受重伤的颜长标不幸被俘，解送漳州四十九师师部，不久被杀害于漳州北郊。就义时，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
  （四）
  山城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是牵制了敌人，支持了中央根据地和闽南红军游击队。1931年秋，正是张贞师分兵“围剿”中央根据地和闽南工农游击队的时候，我党发动了山城兵变，不仅瓦解和夺取了敌人的军队，而且迫使张贞将进攻闽西南的主要兵力调回对付起义军，减轻了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的压力，粉碎了张贞妄图扼杀闽南红军游击队的阴谋。
  其次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山城兵变不但震动了福建的军阀，而且惊动了在南京的蒋介石，蒋闻讯十分生气，连夜打电话训斥张贞：“干之，你麻将桌上走运，怎么兵场上霉运了！”张贞深知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忍痛割爱撤了李良荣的职，以掩上司“耳目”。漳属八县民团总团长林价仁，也以“防范无方”而引咎辞职。此后，张贞惧怕查究，惶惶不可终日，着实大病了一场。仅隔7个月，张贞四十九师就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路军击溃。遭受惨败的张贞，宵遁老家诏安，从此一蹶不振。
  其三，山城兵变是福建革命兵变的信号⑩，也是闽南党进行士兵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为我党从事兵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次由我党打进敌人队伍，有计划地组织领导兵变，是全省第一次出现的，因此，开始了福建兵变的信号。山城兵变后，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和闽南特委认真地总结了这次兵变的经验教训，决心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1932年2月20日，中共闽南特委和闽南红军游击队，吸取了山城兵变的教训，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成功地组织了漳州南乡下陈民团兵变。
  南靖山城兵变，尽管受到特定历史时期主客观条件的限限而失败。然而，她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殉难的壮士用鲜血谱写的壮丽诗篇，将永远载入闽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
  （卢哇利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王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