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南靖解放。中共南靖县委、县人民政府接管了旧政权，收缴敌特隐藏的和分散在民间的各种武器，发动群众，开展征、借粮和支前工作。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召开首届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部署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建立政权等任务。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南靖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干部，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认识到我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必要性。南靖农民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受到地主阶级残酷的封建剥削。据调查，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只占全县农村总人口6.27％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把持的公田，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45.69％；而占农村人口37.25％的雇农、贫农，只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12.69％。龙山大地主吴沄土占有土地五百余亩，每年收地租二千余担；出租耕牛八百多头，每年收牛租三千多担。草坂大地主陈五县占有土地三百余亩。靖城镇地主王金年霸占公田200多亩。山区科岭村，地主富农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九亩多，而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不到八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向地主租田耕种，要先交押金。地租剥削形式多种，有定租制、活租制、货币地租（钱租）、劳役地租等。租额最低的占收获量的一半，高达三分之二。如遇地主盖房修屋、婚丧祭祀，佃户除出工无偿劳动外，还要送礼。农民因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为了糊口，救活性命，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地主放债多样，有钱债、谷花、花生青、荔枝青、龙眼青、牛青等，利息普遍为50％以上，高者叫“一母一利”。而且借期短，春借夏还，夏借秋还。靖城镇地主王东番一年放高利贷四千多担谷，放债遍及靖城、宝林、天宝等三十多个保。龙山区菜坑乡贫农陈大和向地主陈肥借5担谷，到期无法偿还，利滚利，五年后，变成七十五担谷。由于高租重利的剥削，苛捐杂税的搜刮，加上灾荒饥饿，使许多贫苦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田园荒芜，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上述情况说明只有废除地主阶级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县的领导干部统一认识后，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制订《南靖县试验土改计划草案》，选择一区的岩渠、三区的菜坑作为土改试验重点乡；选择二区的古湖、三区的龙桥作为土改试验一般乡。十二月三十日，试点乡土改工作胜利结束，并初步总结了经验。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县委在县人民政府大礼堂召开第五次扩大干部会议，亦即“土地改革干部训练班”，会议历时半个月，组织学习土改政策，成立县的土改委员会。土改队干部的组成，有来自县区乡干部、部队派来支援土改的干部、战士和军大学生等。县土改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王成柱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本县土改特点：公田多达126646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94138亩的32.13％。公田形式多达13种（祭租田、庙会田、普渡田、黾会田、福堂会田、孝友会田、兄弟公田、书田、国教基金田、乡保公田、慈善救济田、桥田、渡船田）。还有山林多、部份地区华侨多，政策性强，必须严格划清政策界限，区别对待。他指出土地改革要向地主阶级进行一场系统的剧烈的斗争，防止“和平土改”，“煮夹生饭”。反复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启发贫农、雇农诉苦，引导他们向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使他们真正成为运动中的主力。坚决保护中农的土地财产，并且尊重中农的意见，以稳定中农的生产情绪，有利扩大农民阵线，使富农在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保持中立，对地主阶级必须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对恶霸地主和破坏土改法令的地主，则予以应得的惩罚。坚决保护工商业者，妥善地照雇小土地出租者和华侨。王成柱同志多次强调要搞好干部团结，严格执行土改干部的纪律，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干部政策水平，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干部工作能力，以便把这个翻天复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善始善终搞好。
  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六日，土改队进村，开展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吃住、劳动在贫苦农民家。根据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废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各阶层群众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首先召开贫雇农会议，进行思想发动，运用对比算帐方法，启发贫农、雇农认识“富贵不是天，贫苦不是命”，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激发贫、雇农参加土改的自觉性，号召贫雇农诉苦挖穷根，形成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的阶级队伍。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达到家喻户晓，男女皆知。当时最为群众喜闻爱唱的革命歌曲之一《打倒封建大地主》，用本地韵唱，在本县范围内大唱特唱。山区群众参加群众大会，不顾黑夜、路途遥远，男女老幼拿着松萌火把、灯笼，风雨无阻，会前会后，革命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热火朝天，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为顺利进行土改，运动中还结合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解放初期，南靖是龙溪专区匪情比较严重的县份，一九五〇年六月至十二月，已经开展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七个月共俘匪745名，毙、伤匪97名，动员自首1286名。在土改运动中，由于贫雇农的充分发动，剿匪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的检举揭发和搜山运动，使一些残存的顽匪、匪首无藏身之所，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元月初九日），隐藏最深的大匪首“反共救国军第十二兵团漳龙地区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李开瑞，终于在群众的密报下，被我警备团第一营第三连，击毙在船场赤坑猴跳垅烧碱寮内。至此，全县共歼灭股匪51股2449名（其中在土改中被歼灭的321名），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千年匪患，基本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开展了镇反运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农历二月初二日），县人民政府在第四区的南坪埔召开三、四两个区二万名农民参加的公审大会，判处王海水、吴生财等一批血债累累，而又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匪首死刑，立即执行，为民除害，人心大快。其余各区乡也分别对一些分散财产、造谣破坏土改的不法地主，及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运用人民法庭公开审判，进行惩治，使贫雇农、中农扬眉吐气，地主阶级威风扫地，为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扫清道路。
  其次是政策宣传：大力宣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反复讲明各阶级成份划分的标准。做到放手发动群众，划好阶级成份，评定阶级成份。在贫雇农纷纷倒苦水，同地主面对面展开说理斗争，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一件件血泪仇，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提高贫雇农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行阶级成份的划分。在划分阶级时，对农村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予以严格区分，划清界限，如分清地主与富农、地主与小土地出租者的界限，区别兼业地主与纯封建地主的界限。使其心悦诚服，对照政策承认其阶级成份。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则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通过评议，列榜公布，三榜定案。
  通过划分阶级在搞好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土地、耕牛、农具及多余房屋、粮食）及征收封建土地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土地。开好农民协会和贫雇农代表会，民主制订分配方案，提出分配原则，即在照顾原耕基础上抽补调整，按先无后少再照顾（如烈士家属，人口特少等），保护工商业者妥善地照顾小土地出租者和华侨，地主与农民一样分得一份土地。全县共没收、征收封建土地17万余亩，没收耕牛2千余头，多余房屋7500间，农具40000余件，和多余粮食600多万斤。占全县农村人口80％以上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合理分得这些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经过土改，雇农、贫农和一般中农的土地都增加了。人均占有土地：雇农由土改前的0.34亩，增加到3.19亩，贫农由土改前的1.03亩，增加到2.75亩；中农由土改前的2亩，增加到2.9亩。
  在胜利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后，进行民主建政，建立团、妇、兵组织，选举领导，发动群众制订生产计划、开展生产运动。经过土改锻炼的一大批基层干部，和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后来多数成为农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力量。
  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分三期开展：第一期从1月26日开始，开展1、2、3区14个乡，历时79天：第二期从5月22日开始，开展范围1—7区45个乡，历时66天；第三期从8月23日开始，开展范围4个区结合部24个乡，历时70天。结合检查处理遗留问题，于1951年12月基本结束。县人民政府由县长陈锐志签署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简称土地证）共颁发64895张，从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象得到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欢天喜地，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家户户订立爱国增产公约，劳动光荣成为风气，增积农家肥，改良土壤，购买耕牛，添置农具，精耕细作，防治病虫害，组织互助组，联合兴修水利，车水抗旱，抗御自然灾害。一九五一年全县水稻总产11382万斤，比一九五〇年增产422万斤，增长3.7％，一九五二年全县水稻总产又比1951年增长14.7％，超过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4.3％。一九五三年粮食总产达到14324万斤，比一九五〇年11694万斤，增加2629万斤，增长22.4％，粮食耕地年亩产445斤，比一九五〇年369斤，增长22.4％。其他农作物（黄麻、花生）及水果也都取得显著增产。生产增加，农民购买力提高，工业品有销路，为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民还用实际行动增产捐献购买“南靖号”飞机一架，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土改后，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办好冬学、速成识字班。解放前那种愚昧无知、封建迷信、偷窃、赌博等不良风气大大减少。”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