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程日炌，字逊我，漳浦县城北门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是一个贫苦书生，为偿还父亲生前遗下的债务，于雍正八年（1730年）18岁时出洋，先住三宝垄，后移居吧城（即今印尼的雅加达）。程日炌初为人佣工，后以教书为业，屡次有富人要招他为女婿，而他无意久居外国，一心要在小有积蓄后便回乡还债，故拒绝招婿。在吧城艰苦粒积7年，于乾隆元年（1736年）回乡。还了父债，尚有数十元余款（当时闽番一带多用洋银，即银元），便移作为其兄娶妻之用。那时他已25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先为自己娶妻，他答：“我兄已超过结婚年龄，不能再延，我自己可以慢慢来。”他见父亲坟墓简陋，尸体暴露，连忙脱衣掩盖，然后买棺重新收殓，移葬别处。他的还债、葬父、为兄娶妻等义举，为县人所称赞，一位长者主动提出将女儿嫁他。后来，光绪《漳浦县志》以“孝义”为程日炌立传。
  他回国后三年，即乾隆五年（1740年），吧城华侨不能再忍受荷兰殖民当局的压迫和剥削，起而斗争，受到殖民当局残酷镇压，史称“红溪事件”，因为华侨受到大量屠杀，溪水都染红了，从此那溪被叫红溪。（红溪今已淤塞，建成一条街，称红溪街）。当年冬天，程日炌到京城谒见任翰林编修的同乡蔡新。将所著《噶喇吧纪略》誊清稿送给蔡新。翌年，“红溪事件”的消息才传到福建总督耳中，总督上疏建议“禁与南洋贸易以困之”，朝廷议论不决，大学士方苞知道蔡新“有经济略”，写信征求他的意见。蔡新本来知道“闽粤两省所用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于国计民生有利情况，阅读程日炌书稿，更加了解吧城华侨详情，回信答复“未须遽行议禁”，朝廷从而作出“不禁”的决定。
  程日炌回国后便用功读书，于乾隆九年应福建乡试，考中举人。翌年，上京会试，未中。病逝于乾隆十二年，年仅35岁。临终将所著《噶喇吧纪略》及补写的《噶喇吧纪略拾遗》底稿交给归休在家的雍正朝翰林检讨李实蕡（县城东埔人），李实蕡给写《序》，并将书稿付刊，于程日炌死后第二年出版。
  该书文字简洁，全部不上一万字，而内容丰富，涉及荷兰殖民地范围内重要地名，吧城概况，荷兰殖民制度，华侨概况，荷兰统治者对华侨的压迫、剥削，及中国物产输往吧城的种类，从吧城输入中国洋货的种类等，简述于下：
  一、从中国（当时开放厦门、广州二口岸）输吧城的物产四大类16种：茶、烟、丝绸、织袜、花缎、丝带、纸、瓷器、漆、龙眼、柿、青果（橄榄）、面粉、人参、茯苓及其他药材。从吧城输入中国的洋货36种：哔吱、羽缎、漏孝（计时器）、葡萄酒等。吧城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转口贸易的商港。
  二、吧城唐人（华侨）有数十万，多数是漳、泉、潮、广诸州的人。城北多住唐人，八芝兰、圃仔等处是唐人主要住宅区，爵子街是唐人银匠区，暗涧是唐人店铺集中的街巷；城西是唐人主要商业区，米涧是唐人经营的米粮仓库区，周围多唐人住家，蚤市是唐人经营的鱼市，碗市横直俱唐人所住，贸易者最众；城南“唐番杂处”。郊处农村有唐人土地祠，义冢，并建有祀观音的报恩寺。农村唐人多以种蔗为业，有许多“蔗部公司”生产白糖，冰糖，部分产品输往中国。
  三、荷兰殖民当局为便于管理唐人，委任唐人中有地位者为“甲必丹”，代为管理一方唐人。甲必丹有两个副手，称“雷泽兰”，还有四个帮手，称“雷珍兰”。甲必丹有盘剥同胞现象。荷兰殖民当局巧立种种苛捐杂税名目，对唐人重加剥削。
  四、唐人贫富悬殊，有的贫不聊生，沦为窃贼，有的负债逃走，有的犯罪被判刑。富者多以奢淫为乐。
  程日炌在指出上述情况后说，唐人“已有不得不弊之势矣！”他不能预见吧城将会发生大惨案，但他已洞察到已隐伏着事变的危机，果然不久便发生“红溪事件”。
  《噶喇吧纪略》一书，漳浦已失传，倒是海内外有图书馆珍藏。由于是著书者亲历之作，倍受学术界重视，姚南、吴琅璇二教授校注《海岛逸志》，特将《噶喇吧纪略》附录，1992年交香港学津书店出版。（本文部分资料转引自陈自强著《泉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