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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的“龙脉”
  明万历年间，漳浦县的绅士们所关注的一件事是“龙脉”的损坏。先是于万历二十六年请知县杨材同往踏勘，加以人工填筑，而石基才就绪，杨知县升迁离任。翌年，王猷接任漳浦知县，绅士们又请他同往踏勘。他捐出俸银，动用公款，并由和尚募缘，共用银六百多两，征召民工，完成了“修补龙脉”工程。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时任广东佥事、提督广西学政，后来任南京工部尚书的朱天球作《奠龙脉记》，镌碑立于罗山岭驿路上，碑文并收入《漳浦县志》。《奠龙脉记》说：“漳浦龙脉发自平和之矾山，逶迤数十里而至铜壶山，起摩顶山，是为邑之宗山。将至铜壶处列三台过峡，奇甚，有蜂腰鹤膝之状，阔仅百尺，长如阔之数，而加三峡之左。其下有田，田畔有溪涧，耕者移溪洞于峡麓，岁久址啮，土崩不可支，阔之圮三分有二，长如其数。”以下记述绅士们与知县踏勘，用人工填补之事。
  所谓龙脉，就是勘舆家认为有关“地理”的山脉。这条山脉，起自平和大芹山，经大峰山、矾山而延伸到石屏山，三坪山，逶蜒经马口附近的五牙山，至漳浦县城西北二十华里长桥农场与葛后东坑交界处的摩顶山，延伸到县城北边十华里处的后堵山（后到山）。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篇说：“摩顶山，在县西北二十里，为西北诸山之宗，其形圆洁如佛顶，故名。脉自平和大峰山，由矾山、嵌头、欧寮、平水、三平、铜壶诸山。东行二十里为青苔山，又东为五牙山，至于甘棠驿（注：在马口），又迤南为三古铺、横内山（注：在长桥农场），南行为石硖山、盘石山、长林山（注：皆在长桥镇境内），东行为龟山，西为后到山。”
  后到山（后堵山）为漳浦县城的“后靠山”，与梁山代表峰“金刚山”南北相对。旧县志以金刚山漳浦县城的“案山”（案，桌子，比喻县城是一只后有靠背的宝座，面前有稳固的办公桌）。
  梁山是矾山以下另一脉，向东南延伸，蜿蜒于漳浦县南，与石屏山山脉遥遥相对。两山脉的流水汇流于漳浦平原，从鹿溪汇浯江东流入海。
  堪舆家的“地理”概念讲究形象，自然地理的概念则是务实的，但两者有共同点。梁山山脉与石屏山山脉之间构成漳浦平原，溪流分注，光照充足，少有霜害，这样的地理优势，经过人民辛勤开发，造成漳浦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文鼎盛。
  赤岭原名雀岭
  赤岭畲族乡原名苌坑（“苌”方言如“场”，“苌坑”两字连读，音似“张坑”）雅称长卿。“苌坑”是总地名，“赤岭”原是其中一个自然村，设墟场，称赤岭墟。1958年“公社化”时，苌坑设公社，管委会设在赤岭原清代提督蓝理的府第，名赤岭公社。从此，“赤岭”取代“苌坑”为总地名，即今赤岭畲族乡。
  而“赤岭”地名实由“雀岭”演变而来。清康熙《漳浦县志》的全县地图上，在二十八都何家保（今官浔）与长桥之间有一座“雀岭”，现在人们大都已不知道“雀岭”是那一座山，我认真研究，认出了雀岭已讹音为“赤岭”，便是从今官浔镇横口桥以上延伸到赤岭乡赤岭自然村的那座山。横口桥下地名至今仍叫赤岭下，桥下的流水叫赤岭溪。从横口桥以上至赤岭自然村的山路叫“赤岭”，这就是赤岭自然村得名的由来。而“赤岭”，原是“雀岭”的转音。
  “雀岭”是一条西东走向的山脉，与被称为漳浦县“龙脉”的马口五牙山至县城北边后堵山这条山脉北南走向不同，故被称为“横山”（雅称衡山），在“横山”接近外地的山麓叫做“横口”，今属官浔镇所辖；靠近内地的山麓叫做“横内”，今属长桥镇所辖。
  这甘棠不是那甘棠
  古代，驿路上距数十里设一个驿馆，供传递公文的公差及经过的官员住宿，类似现在的招待所。宋代，漳州地区的驿路，上经泉州至福州，下经漳浦、诏安至与广东交界，共设五个驿馆，即：通源驿（在江东）、丹霞驿（在漳州城南门外）、甘棠驿（在马口）、仙云驿（在漳浦县城）、临水驿（在诏安）。甘棠驿设在漳浦地界，而驿务由龙溪县管辖，见于《漳州府志》记载，清康熙《漳浦县志》也载：“甘棠驿，署在县北五十里，地为浦邑所辖，而驿官隶龙溪。”
  甘棠驿设在甘棠村边。甘棠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唐代已因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出了漳浦县第一个进士潘存实（官至户部侍郎）而知名。该地在交通要道上，但地处县境边缘，官府鞭长莫及，每遇兵荒马乱，村民便逃往别处，以致甘棠村几度亡村。甘棠村（自然村）和甘棠驿早已不存在，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马口曾有甘棠村和甘棠驿，看到史志上有关于甘棠驿的记载，以为在长桥镇的甘棠行政村。
  其实，长桥镇甘棠行政村村名是沿袭民国时期的甘棠保名称。甘棠保原名甘塘保，始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辖域包括甘园（讹音甘门）、石兜、塘仔、溪内等自然村，取甘园、塘仔二自然村头一字合称甘塘保，属由长桥、横口二“联保”合并而成的长横乡管辖。民国三十三年，全县30乡（镇）合并为15乡（镇），同时，乡（镇）和保的名称略有更改，横口保改为康庄保，长横乡改为长桥乡，甘塘保改为甘棠保，意在雅化。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保”改为“乡”，及至公社化，“乡”改为生产大队，即现在行政村的前身。自甘棠保至甘棠行政村，有七十多年历史。而马口甘棠村（自然村）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古村；甘棠驿之设立，也是一千多年前的事。
  车田十五保
  方言称山田为“畲田”，漳浦西区（今石榴镇一带）因为多山田而以“畲田”为总地名，以谐音写成“车田”。这些地方，自古属漳浦县所辖，元朝至治年间（1321年以后），为加强对山区的统治，将漳浦、龙溪、龙岩三县毗连处划出设置南胜县，县治设在今平和南胜镇，后迁设于小溪，改名南靖县，又迁县治于今靖城镇，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分设平和县，而车田一直属属南靖县管辖。至清雍正年间，漳浦人蔡世远在朝廷任礼部侍郎，上疏建议将车田划属漳浦县。奏疏说（节录）：“南靖地方有地名车田者，户口千馀家，去县治地数十里，又多山林险阻，富者恃远而抗粮，催纳多不遵畏；贫者恃远而以宰牛、窃盗，强弱相凌，即赴县伸理，而差役登门，多抗而不出；偶有争竞，则聚众格斗，此皆离县太远故也。伏乞皇上敕令督抚派员勘查，准将东田二十四保改归漳浦，以利管理。”翌年，朝廷勘度形势，先将距漳浦县城较远的二十三都八图（即镇海卫地方）划属海澄县，再于雍正十三年划铜山所城（今东山铜陵镇）属诏安县，而以南靖居仁里一图车田十五保划属漳浦县（车田共有二十四保，还有九保，即今南浦、中西地方，至1957年才划归漳浦）。雍正十三年从南靖划归漳浦的十五保是：端阳（今东洋）、厦周（今下车）、西山（今西山场、岭后一带）、巽石（今寸石后浦一带）、石榴坂（今石榴村）、长兴（今长兴、田寮）、田埔（今田墘）、芳林（今芳林溪尾）、大水（今大水庵后）、攀龙（今攀龙村）、崎溪（今顶崎溪下崎溪）、乌陂（今乌陂寨仔一带）、福地（即北地）、象牙庄（今象牙村）、山城（今山城、龙岭、车本）。
  何处“界外”
  清廷为杜绝郑成功抗清部队在东南沿海的取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迁海令”，强制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清朝的江南省即南朝的南直隶，相当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一带）四省沿海居民内迁15～25里，建墙为界，界墙外挖深沟，跨越溪涧处不能建墙，竖大木椿为栅。界外城堡、民居、船只全部拆毁、烧毁。在临界地方建城堡驻兵，日间巡逻，夜间伏路把截，并在高阜上设瞭望哨、烽火台、炮台，发现越界者立斩。闽南是“迁界”的重点，执行最彻底。漳浦县于康熙元年（下“界海令”的次年，1662年）开始执行，旧镇以东，梁山以南划为“弃上”，拆毁旧镇城，将城石运到旧镇以西十多里处的秦溪村后土阜上建一座城堡，称秦溪城，驻千总；同时，拆除旧镇以东的下霞（霞陵）等村庄，凑合村舍的石料，建一座霞陵城（该城尚存，城墙中有很多阶石、门斗石、石器及其他杂石），驻把总；县东，利用明万历年间所建赵家堡，调驻城守营；县南，也利用明万历年间所建杜浔堡，调驻守备。
  清廷厉行“迁界”的同时，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于顺治十八年夏收复台湾，翌年（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子郑经继承其事业，寓兵于农，并不因清廷迁界而受困。受害最大的是群众，流离失所，大片田园、涂滩、盐丘抛荒在“界外”，清廷的赋税收入也大大减少。事件过去已经三百多年，而人们仍难忘此事，仍称沿海一带为“界外”。而具体的“界”在何处，早已不存痕迹。康熙《漳浦县志》说“梁山以南，旧镇以东划为弃土”一句话过于简略，清廷派出巡视粤闽两省沿海“迁界”执行情况的杜臻所作《粤闽巡海纪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只节录漳浦县（包括云霄）部分：漳浦县之“界”，南接诏安梅州寨，经油柑岭、高塘洋、云霄镇、梁山、高洋口，至横口。杜浔堡被利用为守界城堡、后葛司（今杜浔近城村）霞美、古雷、旧镇、六鳌、莆头（将军澳）、赤湖、佛昙、官浔一带划在“界外”，报荒田地1163顷。这是最初“迁界”情况。康熙八年（1669年）有过一次“展界”。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平西王昊三桂叛乱，郑经乘机攻入闽南，迁移的百姓纷纷回归故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降清，康熙十七年十二月郑经败退于海岛，清廷再次下令迁界。至康熙十九年，清军克复厦门，郑经退往台湾，翌年，清廷才宣告复界。
  敦照镇——牯镇——旧镇
  旧镇原名牯镇，以在一座形状如牯牛的山下得名。因为牯镇是历史悠久的古镇，而且以“牯”为镇名不雅，后来便弃“牛”旁写作“古镇”，又写作“旧镇”，而口语仍称牯镇。
  牯镇以航运之便而商贸不断发展，至北宋，由官方命名为敦照镇，设“敦照务”收取商税并管理市场。《元丰九域志》记载：“敦照镇，在漳浦县东南二十里。”现在云霄有人说，敦照镇便是云霄镇，这附会太过牵强，因为云霄镇并不在漳浦县东南，而在西南，距漳浦县也不只二十里，而有七十里之遥。《大清一统志》已经说，敦照镇即旧镇。民国初年臧励和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名大辞典》也说：“今有旧镇市，盖即《九域志》所载敦照镇也。”
  民国初年，旧镇之所以有“旧镇市”之称，因旧镇地处鹿溪和浯江入海口，漳浦腹地盛产米谷、蔗糖、花生油、鲜果、荔枝干、龙眼干、葱头蒜头，源源不断从这两条河流用小船载到旧镇，汇集出口。从香港、汕头、厦门、上海、宁波、温州等埠运来的工业品也从旧镇输入腹地。经营上述粮、油、糖、果、蔬五大类土产收购出口业务的商行统称“五行”，其中，以振成、美孚、捷发、义合（后为“恒泰”取代）、宝成五家最大，为“五行”中的五大行。
  在明万历年间的《漳浦县志》里，多次出现“旧镇”地名，可见，牯镇写作旧镇，最迟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大洋、正阳地名的演变
  现在的杜浔镇，西南部分（文卿、正阳、范阳一带）与沙西镇，于明代同属漳浦县第十都；东南部分（近城、湖里、北坂、林苍一带）与古雷镇，于明代同属漳浦县第九都。
  “都”不过是地域划分，不设行政机构。负责地方治安的是巡检司，为县的派出机构，每司各建司城一座，设巡检一员，弓兵16～30名。明初，漳浦全县设九个巡检司，隆庆元年（1581年）划出沿海东北部一些地方及龙溪县沿海一带合设海澄县；嘉靖九年（1530年）划出一都至五都（官陂、四都、南诏、东山一带）分设诏安县，漳浦还有五个巡检司：井尾司（在佛昙井尾）；青山司（原在陆鳌青山，迁赤湖将军澳，后移月屿堡）；盘陀司（在盘陀旧厝自然村附近）；古雷司（原是南靖县小溪巡检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移驻古雷，仍属南靖县管辖，正统七年（1442年）改属漳浦）；后葛司，现无“后葛”地名，须加研究。据明代《八闽通志》及《漳州府志》载：“后葛巡检司城，在（漳浦）县东南九都大洋社，周围长一百十五丈，墙宽九尺，高一丈五尺。”大洋社以有大片“田洋”得名，清代为正阳保，有玄天上帝庙正阳宫和佛寺青阳院，都因“大洋”地名演化而来。正阳保为洪姓聚居地，开基于明代。清初“迁界”，大洋社划在“界外”，后葛巡检司司城及居舍都被毁。“复界”后，洪姓重建家园，在原后葛巡检司司城遗址上建一座土楼，后来楼坍废，而至今仍存“楼内”地名。“楼内”又称“城外”，因为原巡检司司城旁边正是原来的“大洋社”，洪姓于清代又建一座城围住村庄，“楼内”便在“城外”。1964年实行公社制度，成立城外大队，辖城内和楼内，后为避免与其他公社的城外大队同名，改名为近城大队，即今近城村。
  “正阳”本是清代今近城村的保名，洪姓从这里发祥，逐渐传衍到杜浔镇内“下尾许”（清代的霞美保，许姓曾是主要姓氏，不是现在霞美的霞美村。现在霞美镇的霞美村清代为云霞保）。后来，洪姓成为下尾许的主要住民，民国三十三年保甲并编，以下尾许的洪姓与楼内、城内洪姓为主，成立原性保（以洪姓祖宗谥号“原性”为保名）。人民公社时期，将民国时期的原性保分为两个生产大队，城内、城外及附近小自然村（清代的正阳保）合为城外大队，后改为近城大队，即今近城村。就是说：清代的正阳保便是现在的近城村，而“正阳”之名被移植在清代的霞美保（下尾许）地方。
  鸿儒江
  佛昙江古名黄如江，以江中有黄如屿（今名赤屿）得名。唐朝杜祐所著《通典》载：“漳浦郡东南到黄如江一百里。”（唐天宝元年改漳州为漳浦郡，郡治在今漳浦县城，距佛昙刚好一百里）。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说：“鸿儒屿，即《通典》所谓黄如屿也，今以黄如江为鸿儒江，故屿亦称鸿儒屿。上有树木，多集海乌，在镇海卫西南”。
  黄如江早在宋代已雅称鸿儒江，简称鸿江。白石郑解元《鸿江赋》云：“厥有胜景，其名鸿儒，纳长流之巨浸，会潮汐以奔趋，因以鸿名江，非夸大而过誉”。
  明初洪武年间，鉴湖（佛昙大坑）人陈则彝建鸿书院，造就很多人才，是第一个以“鸿江”为名的实体。明代，鸿江两岸确实已成为鸿儒荟萃之地，著名的“鸿儒”有：下坑杨守仁，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广东按察副使，其子杨一葵，万历二十年进士，任云南左布政使；港头林表，成化五年进士，任镇远知府，其孙林敬，嘉靖三十二进士，任长沙知府，曾孙林绍，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山东按察副使；下赵赵范，隆庆五年进士，任浙江按察副使；大坑陈亹，正统元年进士，任广东布政使，陈奂，成化十一年进士，任贵州参议，其孙陈公相，万历十一年进士，任广西副使。
  鸿儒、鸿江雅称越来越受广泛应用。现在有鸿儒小学、鸿江中学、鸿江大街，还有商号冠以“鸿江”招牌。
  六鳌与营里
  六鳌半岛自古是海防重地，元朝设巡检司于该半岛中部的青山上，与井尾巡检司互为犄角，明初沿袭下来。洪武二十一年，改在青山设守御千户所，以条石砌成，周长550丈，环青山山腰一周，状如“巨鳌载岳”，命名为陆鳌城，并以“陆鳌”为千户所名称，从此，青山改称陆鳌山。后以陆鳌为整个半岛的总地名，民国时期简写为六鳌。
  明朝前期，陆鳌守御千户所与铜山（今东山）、悬钟（在今诏安梅岭）同为属镇海卫所辖的千户所之一，每所有兵一千名左右，并备有巡海战船，对抗击倭寇入侵，起过重要作用。至嘉靖年间，政治腐败，卫所松驰，万历七年《漳浦县志》载嘉靖进士林偕春所作《兵防总论》说：“（卫所）久而浸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苟且虚名，全无实用，甚至镇海为饶贼（饶平张琏）所袭，悬钟为倭奴所残，铜山水寨为海贼所烧毁，楼船、战具蓦然一空，弗能自保，乌能保人？”林偕春虽没有点名陆鳌，但从一些史料看，在嘉靖年间，陆鳌也是曾受倭寇侵犯。嘉靖末年，戚继光剿平入侵闽粤的倭寇以后调离福建，留一部份“戚家军”驻守闽南海防，其中一营（450人）驻铜山所城外，称浙兵营；隆庆六年又设土兵（募本地贫民为兵）一营，驻陆鳌所城外，后与铜山浙兵营对调。陆鳌东门外有地名“营里”，便是明代隆庆年间驻土兵营（后改驻浙兵营）的地点。民国29年，营里社与附近的店下社合编为一保，称下营保，是取二社社名各一字为保名，并非在“下营”之外有一个“上营”。现在，营里、店下各为一个行政村。
  将军澳与“皇帝城”
  赤湖溪入海处，以海中有一座将军屿而得名为将军澳，又以海岸上有一座小土阜（当地人称为东阜），土阜下为海船停泊和货物交易处，因此又称埠头澳，也写作莆头澳。明初洪武年间陆鳌（六鳌）建守御千户所所城，将原设在陆鳌的青山巡检司移设于埠头澳，司城建在小土阜上。明代正德年间，那司城被海寇击毁一部分，巡检司移设于月屿堡。埠头澳为飞沙地，残存的司城大部被海沙湮没，今只存残迹，民间传说为南宋最后小皇帝（宋帝昺）所建，称皇帝城。并传说，宋皇昺逃到这里，有将军护从，为将军澳得名的由来。
  旧县志对将军屿和将军澳得名的由来，列举三种说法：“将军屿，盘石垒耸……相传陈元光尝驻兵其上，故名”。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辩谓：‘古闽越王（馀善）号力驺为吞汉将军，使之据险要以拒汉，故山澳礁屿皆以将军名’。按《汉书》，馀善发兵拒汉，道入白沙、武林、梅岭（注：在南昌附近），此非所经之处，当以《图经》为是。”旧县志这一段话，既否定将军屿、将军澳因陈元光驻兵而得名的说法，又否定因汉代闽越王馀善驻兵拒汉得名的说法。但我们可从主张“闽越驻兵拒汉”之说的南宋蔡如松生活在宋帝昺之前，得知“宋帝昺在此建城”之说是虚构的故事。旧县志转载南宋淳祐年间的《漳郡志》一段话：“……海上诸屿不通舶，场凡四所，此其一也。”即是说：将军澳是南宋时代漳州沿海四个贸易场所之一。
  明代，将军澳于正德至嘉靖年间多次受到倭寇及本国海寇登陆劫掠，天启至崇祯年间又多次受到荷兰侵略者登陆劫掠，见于《明史》记载。同时，将军澳又受海沙侵袭，因为赤湖溪上游水土流失，泥沙流入海中，受海潮顶托上岸，再受海风向内吹扬扩散，在明万历年间所编《漳州府志》所附地图中，已把将军澳标为“飞沙地”，到了清代，风沙之害就更严重了。清末同治年间漳浦知县斌敏作《将军澳海口》诗云：“恍入不毛地，茫茫四望空。海咸田尽卤，土赤石仍红。瘴起全遍日，潮来似带风。诗情偏不减，马首落长虹。”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一带营造防护林，防止海沙继续入侵。现在，硅沙得到开发利用；将军澳成为工业园区，有台商建厂制造豪华游艇，销往国外。
  “五狮”故事
  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帝昺于广东雷州半岛崖山败亡之际，保护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浦东的黄材（字国栋），是皇帝的侍从官（随从秘书），人们称地黄侍臣。在赵若和离开他家迁居佛昙积美后，他仍居浦东（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他的后裔：第二代两翁（燮翁、炳翁），第三代四库（制库、盈库、置库、永库），第四代十三夫（宽夫、信夫、敏夫、惠夫、廉夫、庸夫、应夫、膺夫、必夫、寿夫、仁夫、义夫、慎夫），第五代二十二均（恕不一一列举）。第四代时，已是元朝后期，倭寇猖獗，浦东地处海滨，遭受登陆劫掠。宽夫全家遇害，他才十二岁，被倭寇掳去，强载出海。因超重，被丢弃海中，同时抛弃海中的还有一些杂物，他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流到大提岛外，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东贩货回航，将他捞救，视如已子，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然后送回浦东。宽夫找到出嫁许家的姑母，在她指点下，讨回一部分被人侵占的田户，重建家园于岭西，改“浦东”地名为“浦西”。于至正六年（1346年）在手志《谱序》记述惨痛家史，并立下遗嘱：希望以后黄姓分居地以“西”字命名。因此，有五处地方以“西”为地名第一字或第二字。由于方言“西”与“狮”同音，号称“五狮”，寓奋发图强之意，五狮（西）是：
  浦西，今属龙海市港尾镇，为本支黄姓发样地。
  西墘，在漳浦县佛昙镇。命名的原委是：浦东遭倭寇浩劫，寿夫迁居莆田，组织义军反元，明朝开国后，任指挥使，驻防佛潭桥（今佛昙镇），在一次抗倭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之下，谥鸿禧。子均安，均寿，命名其家园为西桑园，又称西墘（今岸头村），建梅月城防倭。
  湖西，旧名官塘。明末战乱，清初“迁界”，佛昙划为“弃土”，黄姓尽迁入官塘。由于官塘是四面环山的盆地，方言称盆地为“湖”，黄姓新聚地在盆地西部，便按宽夫遗嘱，称其地为湖西，又写作“乌狮”。
  西头，又写作“狮头”，始祖是宽夫第四子均助。他于元末天下大乱之初，从浦西来到旧镇附近建一座隆安寨，招集流亡，进行反元斗争，明太祖授予“镇宦”职衔。子孙传衍成村庄，按宽夫遗嘱命名为西头。嘉靖年间建黄家寨，又称狮头堡。
  西厝，为仁夫的次子均禄所分衍，后名前亭，请看下面专条记述。
  前亭与乌土
  前亭一带（今前亭镇）原名“连江”，以有多条溪流纵横交错得名。连江有一个村庄，原名西厝。清乾隆年间，当地人为纪念黄道周和随黄周抗清的“四君子”及西厝64位壮士而建了一座“梅亭”，亭中祀遗像和神位，亭前植梅树。后梅树凋谢，由于西厝附近原有一座亭，人们便称早先那座亭为后亭，称梅亭为前亭，时间一久，后亭、前亭都成为自然村村名。“亭”方音如“陈”。清初，后亭村人口比前亭村人口多，故以后亭为保名，写作“后诞”，（今后陈自然村，属桥仔头行政村所辖）。
  清初西厝村人口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受到明末清初战乱的影响。西厝人曾组织64人参加黄道周的抗清义师，全部在江西婺源明堂里牺牲（其中二人带重伤回家才死去）。以后，西厝又有人参加郑成功的队伍，加上“迁界”时下落不明的，在他们的族谱里，第八代男人尚存21人，第九代只存13人，第十代只存性学公一人，为西厝中兴之祖。
  清康熙统一台湾后，允许纪念黄道周。雍正朝大学士张廷玉负责编写《明史》，为黄道周立传。乾隆朝进一步开放对黄道周的纪念，准许黄道周的文章在删去违碍清朝的字句后编集出版，并在《四库全书》中编入黄道周的重要著作。西厝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原来组织抗清义师的3间草房遗址上建起一座梅水宫，又名圣人祖庙，祀黄道周和与黄道周同时就义的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4位学生（尊称四君子），并纪念随黄道周抗清牺牲的64位前亭义士。
  前亭村人口逐渐增多，设立墟场，成为附近一带的商贸中心，因而前亭成为总地名。
  前亭一带土壤呈里褐色，故别称“乌土”，故许多外乡镇的人把去前亭称为“去乌土”，前亭本乡人也常自称“乌土仔人”。
  前亭一带黑壤比别处肥沃，民间故事，是“皇帝嘴乞丐身”的罗隐一泡屎造成的传说。罗隐的传说很多，都是“出口成谶”的故事，其实，罗隐是不可能出口成谶的。前亭一带的肥沃黑土。是几万年前火山爆发时遗下的火山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