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历代《漳浦县志》的纂修
  新编《漳浦县志》业已出版，全书共38卷，200多万字，卷帙浩大，内容丰富，制作精美，是漳漳浦县历来最大型的一部县志，读者在阅读新编县志时，即可知悉其编纂工作的艰巨。新县志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清代及其以前历史资料大都采自原《漳浦县志》的记载。现将历代《漳浦县志》纂修及刊印情况略作介绍。
  一、首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由知县周仲主持，聘请本县进士林梅纂修，经7个月，纂修完成，全书共12卷，18个门类。刊印时，周仲请龙溪进士、广东参政林魁撰序，冠于卷首，林梅也写跋附于次。周仲，字南仲，江西吉水人，举人，嘉靖五年至十年任漳浦县知县，兴学重教，政通人和；林梅，字魁春，一字以和，号朴（璞）山，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
  二、再修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由知县朱廷益主持，聘请归休在家的本县缙绅朱天球、王应显、林偕春、林绍纂修，参照前志，重新编纂，经3个月又两天，纂修完成，全书共16篇（卷），319章，比前志更为完备，纂修完成后，朱廷益和林偕春各撰写一篇序言。朱廷益，字汝虞，号虞峰，浙江嘉兴人，进士，万历五年至十年任漳浦知县，政绩丰伟，檄为通省榜样；朱天球，字君玉，号淡庵，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当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王应显，字惟谟，号心泉，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林偕春，字孚元，号警庸（今云霄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湖广参政；林绍，号碧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山东副使。
  三、续修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知县王猷主持，本县儒学教谕陈所立纂修，仅1个月，续修完成，按原志续接自万历七年至此27年的史料，王猷为续志作序。王猷，字尔嘉，号在吾，浙江慈溪人，进士，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任漳浦知县，振兴颓废，兴修学校，浦民立祠祀之；陈所立，长乐人，举人，嘉靖三十二年任漳浦县儒学教谕。
  四、重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698—1699年），由知县陈汝咸主持，聘请本县缙绅林绍祖、林登虎等纂修，经10个月纂修完成，并于康熙三十九年刊行。此次进行重新编纂，全书共19卷，13个门类，内容比前志更为详备。康熙四十七年，陈汝咸将离任时，又主编续志1卷，除名宦志外，其余12个门类均续上10年的史料，全书共20卷。在初次刊行时，陈汝咸撰写序言和凡例，续编时，在凡例最末一条补述编写续志的因由。陈汝咸，字莘学，号心斋，浙江鄞县人，进士，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任漳浦知县，整理赋役，兴修学校，政绩显著；林绍祖，字衣德，号丹麓，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三十六年会试中式），官至吏部员外郎；林登虎，号剩庵，康熙八年举人，官临汾知县。
  五、续修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知县施锡卫主持，请邑绅林喜亭纂修，经数月纂修完成。自康熙四十七年至此共177年史料，按康熙志编目、门类，另编续志2卷，使全书共22卷，刊行时，施锡卫撰写序文。施锡卫，安徽人，进士，光绪九年任漳浦知县，颇有政声；林喜亭，本县士绅，曾就教于梁峰书院，与知县斌敏有诗文相酬唱。
  六、石版刊印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县城北街同文美记印书局刊印。当时，清代刻本已很少，书商用石版印刷刊行，扉页有“经理林藏珍”字样，其老板林垂，漳浦县城人，系书籍图册爱好者。全书最后“丛谭”载有：雷鋐（汀州人）、秦星徽（泉州人）、庄亨阳（南靖人）、李杜（海澄人）曾在漳浦寓居事迹。此史料为今本所无，似是刊印时增入。
  七、重新刊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主持，本县学界泰斗陈克仁对清末选举略作补充。朱熙为重刊本写序，县财务委员会蓝长泽等11名委员也联名发表序言，陈克仁撰写跋文，跋中首次提出漳浦“忠、孝、廉、节”四贤人。这就是我们现存的原清代《漳浦县志》的版本。朱熙，字琛甫，湖南汉寿人，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任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重视振兴文化教育事业；陈克仁，字敦甫，号勿斋，光绪三十年岁贡，铨选府经历，梁峰书院改为中西小学堂，被聘为董事，人称“贡老”。
  《漳浦县志》虽经几次修订、翻印，但仍是繁体字、竖行排列的版本，而且没有标点，阅读很不方便。现漳浦县政协文史委拟编印用简化字，横排，并加以标点、校注的版本，方便广大读者，相信读者也将拭目翘首以待之。
  （合订编者按，《漳浦县志》点校本已于2004年12月出版，经点校、注释、补充，内容更丰富、详明。）
  漳浦县元魁知多少
  古代读书人在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后，要考取进士，必须经过三次考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是全省统考，中式（录取）者称为举人，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各选出一名最优者，列为该科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第一名称解元，第二至第五名称经魁，（清代称第二名经魁为“亚元”），第六名至十二名称亚魁（亚魁不是第二名，更不是“亚元”）。举人参加会试（全国会考），中式者是当然的进士（清代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第二名至第十八名称为会魁；会试中式者必须参加殿试，方可成为进士。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出题目，考后由考官选出前十名给皇帝亲自面试，并确定前十名的顺序。殿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这前三名列为鼎甲或第一甲（第一等），称“赐进士及第”，俗称鼎甲三及第，这是科举荣誉的顶峰。第二名至若干名为第二甲，称“赐进士出身”。再以下若干名为第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漳浦县在明、清两代科举最为鼎盛，获得不少元魁，现简介如下。
  漳浦县获得最高荣誉是探花。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旧镇浯江（乌石）人林士章探花及第，是漳州府五个鼎甲之一，是漳浦县唯一的鼎甲及第者。林士章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次是蔡新，殿试第四名，称传胪，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据志书记载，漳浦县在历次会试中有十个会魁：明万历二年（1574年），林缵振第七名；绥安宪台（也是六鳌）人蔡时鼎第九名；万历八年，石榴崎溪人（原属南靖县）吴宗熹第七名，杜浔北坂人刘庭兰第十四名；万历十四年，六鳌人林茂桂第四名；万历二十六年，绥安水涵人朱一鹗第七名；天启二年（1622年），大南坂官径人戴国章第七名；崇祯十六年（1643年），绥安西湖人蔡而?第七名；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旧镇后垅大油甘林颙第三名；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大南坂下布人蔡衍诰第二名。还有崇祯元年，云霄西林人（原属漳浦县）叶绍京第十五名。
  漳浦县在历次乡试中有五个解元：明万历四年，杜浔北坂人刘庭兰；万历四十六年，大南坂官经人戴国章；天启四年，县城北街人程祥会；清乾隆元年（1736年），大南坂下布人蔡云从；乾隆十五年，赤岭石椅人蓝彩琳。获得乡试经魁者，明代有佛昙大坑人陈公相第二名，大南坂上埔人商家俊三名，霞尾刘坂刘正中第三名，佛昙港头林钟秀第三名；清代有（志书没有注明名次）赤岭人蓝陈略，赤湖赤水人陈天祚，旧镇潭仔头人林献之，旧镇白沙人陈日煜，大南坂下布人蔡开第，还有籍贯未详的陈汝舟都属经魁。此外，漳浦县还有三个武科解元：乾隆十七年，杜浔路边人陈琏；乾隆三十六年，籍贯未详的黄绍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赤土水磨人陈则荣。
  上述这些元魁，遍布全县各地，他们是漳浦县在全国、全省科举中的佼佼者，为漳浦县争得荣誉。
  吕令峰与傅公河
  漳浦县城东郊有座印石山，因山上有一巨石似印而得名。印石上靠北一面两旁分别刻“吕令峰”、“傅公河”六个大字，中间刻一篇碑文，年久风化，字迹难辨。“吕令”、“傅公”是谁？“峰”、“河”在何处？碑文写什么？现据《漳浦县志》及有关史料简述如下。
  “吕令”指宋代漳浦县令吕璹。吕璹，字季玉，晋江安海人，吕惠卿之父。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授知漳浦县事。他留心治教，建学延师，教民焚燎，开地耕种，对开发漳浦作出很大的贡献。当时，有老虎咬死孩子，吕璹在虎坑岭设“虎阱”，捕捉到咬人之虎，众人以为神异（当时尚未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邑人就把虎坑岭称为吕令峰。据《漳浦县志》记载：“印山，旧址为虎坑岭。”、“虎山（即好景山），在西门外里许，与吕令峰东西相望。”虎山之东是县城，县城东郊就是印石山，由此可知，吕令峰即印石山。
  “傅公”指宋代漳浦县令傅希龙。傅希龙，字廷允，仙游人。元祐间（1086～1094年）进士，授知漳浦县事。他善政爱民，锐意文教。当时，南溪流经县南城垣下，他就在学宫（孔子庙）前开凿一条小河，连接南溪，在鹿溪涨潮时，潮水能流入泮池，为学宫增置一景。为纪念傅希龙凿河之功，称这条小河为“傅公河”，民间也称为港仔，河与南溪连接处称为港仔口，并成为村名，至今沿有。傅希龙性情耿直，不阿附权贵，任满后，即归家隐居。
  邑人为纪念这两位县令的功绩，就把“吕令峰”、“傅公河”刻在印石上。中间的碑文是傅希龙撰的《印石记》。傅希龙游印石山时，发现邑人把傅公河与昌令峰并列刻在石上，因吕璹后来官至光禄寺卿，且他的儿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傅希龙自谦，不敢与吕璹相比，就写了这篇记，文中述说开河的缘由及其对地理形胜、人文教化的影响，最后说：“因游印石，观诸公题河，过以小子对太师（尊称吕璹）墨迹，但膺愧赧，聊志于石。”傅希龙还在印石后的巨石上建一座亭子，俗称印石亭，游览者可凭栏眺望，冯虚御风，飘然欲仙。傅希龙离任后，邑人把亭命名为“遗爱亭”，并成为漳浦八景之一的“印石松风”。
  司马第与叶厝巷
  漳浦县城北街中段有条巷，因东端北侧有一座府第，称司马第，因此，巷以“司马”得名，称司马巷；县城西街南段准提室巷内南侧有条叶厝巷，其南端直冲尚书府后围墙，北端与准提室巷交汇，且直冲对面陈我峰府，因此筑一段高而窄的照壁，遮住巷口，倍添神秘感。然而，分处县城东西两隅的司马第与叶厝巷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叶厝巷，顾名思义是居住着叶姓人家，并蕃衍城南一带，与北隅的林姓构成县城“南叶北林”的格局。明景泰、成化间，叶穆、叶谐兄弟俱登仕途，使叶姓更为昌盛发达。叶穆，字式文，明景泰四年（1453年）举人，授山西汾州知州，执法不阿，因而得罪上司，改调吉州。吉州地处黄河东岸，近壶口，土地贫瘠，文化落后，他到任后，立即兴办学校，赈济饥民，百姓感戴恩德。升直隶河间府同知，三年考绩后，已无心仕进，就致仕归家，居住在叶厝巷内，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至清代，其后裔出了个侍卫，也曾显赫一时。小小的叶厝巷有三道巷头门，晨昏定时启闭，至今，巷中居民尚能传述当年繁盛的景况。
  北街的司马第是谁的府第？为何名为“司马”，却鲜为人知。叶谐于成化十六年岁贡，官至同知。他早先读书业儒，几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当时，社会崇信堪舆（风水地理），蔚然成风，他即与好友涂纯到江西赣州府拜师，学习堪舆术。涂纯心急求成，两年后即归家，适逢新路林氏欲在城北卧牛山修祖茔，被聘为师。叶谐三年学成回乡，艺超涂纯，也被新路林聘为师，两人相辅相成，俱出了名，也发了财。叶谐在北街东侧近城垣处建一座宅第。他岁贡后，官至府的同知，其职务相当于唐代郡的司马，明、清时，府同知别称为“司马”，所以，叶谐的府第就被称为司马第。司马第几易其主，今已拆除，惟余司马巷作为历史的遗迹。
  探花林士章在漳州的故居
  林士章，字德斐，号璧东，漳浦乌石（今旧镇浯江村）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探花及第，历官翰林院编修，两京国子监祭酒，经筵讲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副总裁，礼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御赐“忠爱”匾额，名闻遐迩，世称“林探花”、“林尚书”、“林忠爱公”。
  林士章在乌石的故居于清代毁于兵灾，其祖祠海云家庙（乌石大厅）以规制宏伟壮观而著称。他当官后，建府第在县城南隅城隍庙西侧，称尚书府（初建时应称为“探花府”），也是尽人皆晓的。然而，明万历九年五月，林士章致仕归家，即在潭州城东北的长桥建造“小坞”以度晚年，却鲜为人知。这个“小坞”，《漳州府志》、《龙溪县志》载为“长桥土城”。据林士章墓志铭载：“公故居邑城，厌其喧嚣，乃卜郡郊东北之长桥，风气淑美，相而乐之，因筑小坞其间，为池、梁、台、榭，可以游观，潮汐往来，林木映带，居然一名胜地。”
  长桥在漳州城北十里，并成为附近一带的地名，桥东有桥头村。林士章择地在桥头村西离长桥一里的溪边坡地筑城而居。所谓“小坞”、“土城”，其实，既不小，也非用土筑成，而是占地数十亩的大石城。自万历九年（1581年）开工，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历时十三年才全部建成。其间，在桥头设墟，称长桥墟或桥头墟。这是漳州府最大的私家城堡。现自东至西北的城墙已拆毁，东南至西的二百多米城墙和南、西两城门尚保存完好。城墙高四至六米，有小溪绕护，绿榕成荫，南门、西门均有石匾额，分别为“迎台门”和“孚兑门”，万历十九年，建成城墙，林士章亲自题写门匾，至今保存完好。南门外跨溪筑一座单拱大石桥，风姿古朴。城中原有尚书府第、官厅已经改建，书院、花园等仅存遗址，十几列厢房完好无损，石庭砖厅，整齐洁净。城中并有神祠一座，至今尚为村民崇祀。相传，林士章曾题城门对联上联：“楼门前，万顷田，子孙得地，”有一丐仙乞酒喝，醉对下联：“花影下，一壶酒，凡事由天。”传为佳话。
  长桥城现称楼内社，属龙文区朝阳镇桥头村。城中尚有林士章后裔近十户，其余大部分村民为清代黄公台（海澄公黄梧）后裔。清初，战乱频冗，长桥城坚固可守，黄梧带兵进住，其后裔即在此衍居。至今，村民们都能叙述林尚书建城和黄公台征战的故事。
  卢吏部与“天官”坊
  明代，漳浦出了不少名人，卢维祯就是其中之一。卢维祯，字司典，号瑞峰，居县城后沟巷，祖籍锦屿（竹屿）。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初授太常博士，历官吏部郎中、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因为他在吏部任职时间长、权力大，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卢吏部。
  吏部居朝廷六部之首，其顺序为吏、户、礼、兵、刑、工。这是从周代的“六官”演变而来，周代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所以，吏部也称天官。吏部设有稽勋、验封、考功、文选4个清吏司，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卢维祯自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任过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主事，升稽勋司、考功司员外郎，再升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郎中，遍历4个司，历时13年。这是当初隆庆皇帝命授给清要之官的特殊恩宠，史无前例。因此，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官道上建“天官”坊表，以示荣宠。
  吏部文选司郎中官阶虽只有正五品，但权力最大，深受人们的钦羡，凡任逮个官职者都立坊褒荣。漳州府还有长泰县人戴时宗也任过文选司郎中，所以也在其县城建“天卿”坊。因为“六官”也称“六卿”，所以“天卿”、“天官”同为吏部的别称。卢维祯的“天官”坊闻名遐迩，不仅是其隆恩显荣，更主要是“天官”这两个擘窠大字的书法笔力雄健，风格独特。每字约长65厘米、宽50厘米。“天”字笔划刚直道劲，“官”字下部“目”的左边一竖有如一根擎天大柱，其近下端右侧，有两条长10多厘米、宽各1厘米、相距0.5厘米的飞白，且两飞白中间又有两处相通，阳刚之中兼带轻柔。由于书法的奇特，非同凡俗，所以民间传说此碑字是一位乞食仙用甘蔗粕醮墨写就的，神乎其神。其实，明代是我国文化发展全盛时期，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书法水平也都很高，载于《书学史》的明代书法家就有360多人，其中不乏善书大字者，且有不少人专练题写各种衙署额书和碑坊巨匾。卢维祯欲立“天官”坊，献字者一定不少，因而从中选取最能体现天威赫赫的字来刻匾，以至成为传世墨宝，这也是必然的事。坊以人立，人以坊传。尽管卢维祯后来升任工部右侍郎，并在北门内建“司空三锡”坊表，而最终官至户部左侍郎，人们却没有称他卢侍郎或少司空、少司徒等部级副长官的称呼，而是仍称他为卢吏部，一直至今；民间也因“天官”、“吏部”而编造出卢维祯曾任吏部尚书的故事。这些都是直接受到“天官”坊表的影响。
  “天官”坊的书法人见人赞，从坊下经过的人都不禁驻足仰首瞻赏。民国初期，县城北街同文美记书局曾拓印“天官”匾，改横写为竖写，并用石印版印刷，裱成条幅出售，此拓本也许尚有人珍藏；而“天官”坊今已无存，据说拆毁时石匾跌下断为两块，至今下落不明。或许这稀世墨宝的原碑刻或拓本有日能重现世上，再为人们共赏。
  李唐桥与卢维祯耕读处
  李唐桥在长桥乡割后陈井村。陈井古称东庄，村前有一座花山，山下有一条桃溪，是岩前溪（棕口溪）的北源，溪上横跨一座大石桥，共4拱，其中2拱为引桥。每拱有3条石板，桥板长6米，宽55厘米左右。桥头竖立一块石碑，刻“李唐桥”三个大字。碑高160厘米，宽66厘米，字为楷书，每字长45厘米，宽40厘米，笔法遒劲丰润。碑两旁各有一行署款，左为“邑丞武夷游大辉立”，右为“郡丞建安真绍祖书”，右上有“×××重建”字样，这是我县少见的古桥碑刻。
  旧《漳浦县志》有关桥梁的记述没有提到李唐桥，而在古迹“桃溪精舍”却有记载：“桃溪精舍，在东庄洞口，宋郡丞建安真绍祖碑刻‘李唐桥’三大字其上，明时为侍郎卢维祯耕读处。”这记载把桥与精舍混谈，但明确提到桥碑题刻年代是宋代，附近有桃溪精舍，明代的卢维祯曾在此耕读。后代称前代，习惯把该代皇帝的姓氏冠在朝代之上，如李唐、赵宋、朱明等等。桥名“李唐”，顾名思义，应是唐代的古桥，这比南宋时漳州郡守傅伯成从漳州到漳浦建三十五桥更早。足见唐宋时，此处为郡邑交通要道。
  桃溪精舍未知建于何时？何人所建？精舍本指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之所；后也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这里指前者。明万历间，县人户部左侍郎卢维祯致仕后，常在此隐居、讲学，故称为“耕读处”。当时，吏部左侍郎杨时乔等极力推荐卢维祯出任辅臣，他却甘于寂寞，在此安度晚年。
  桃溪精舍今已倾废无存，而李唐桥遗迹犹历历可辨，它给研究唐、宋桥梁建筑和我县境内古道变迁提供可贵的实物资料。
  “魁星”石刻与林春斋
  漳浦县城西湖公园碑林中，有一显眼的“魁”字石刻，上端刻有赞词。这“魁”字写得很别致，左边“鬼”字象鬼形，右边“斗”字象北斗七星，这两个象形文字组成一“魁”字。
  这“魁”表示什么？“魁”象征北斗。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也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后世建奎星阁崇祀。“魁星”神象的头部象鬼形；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由此可知，西湖公园碑林“魁”字的石刻就是象形“魁星”。
  我国古代读书人在学塾和家中都雕象崇祀“魁星”，尊称为“魁星爷”。他们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魁星高照，魁星爷把朱笔往自己名上一点，就能录上秀才，考上举人，中式进士。这充分体现崇信命运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
  “魁星”石刻上端有一段林春斋写的赞词：“林春斋赞曰：尔何名耶？非字非画，异态异形。吾不知谁之子，尽道文运之精。运帝车兮酌元气，锡瑶光兮耀王绳。浑天得之而文明天下，傅说得之而辅相武丁。我发尔秘，尔显吾灵。屈伸精萃之堂，舞蹈敬一之亭。兆九重之梦寐，圆惟肖之丹青。史臣占之奏曰：天开文运，贤俊汇征。”末有“明万历二十八年冬刻”的字样。
  林春斋名楚，字德春，号春斋，别号玄谷老人，乌石人。他是探花林士章的堂兄，堂兄弟俩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同科中式举人，林春斋时已50岁，魁星爷的朱笔在他的名上点得太迟，且也仅点这一次而已。翌年，林士章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而这一科，漳州府其他数十名应试举子全部落第，“魁星爷”有点不公平，独照林士章一人，使其成为漳浦唯一的、也是漳州府第四个鼎甲三及第。林春斋官至广东雷州府通判，学问渊博，是明代理学名家，并被誉为士林领袖。万历十七年（1589年）逝世，他的四女婿刘霖为撰《春斋林先生行状》。万历四十三年被崇祀为漳浦县乡贤。他的著作甚丰，载于省、府、县志书的《艺文志》。
  “魁星”原刻于湖西乡后溪村山中巨石上，此地应是文士读书、隐居之处。镌刻“魁星”时，林春斋已逝世11年。
  薛士彦墓表文与沈起津
  旧镇甘霖村西北有座小小的岐山，山西坡有一座灰质坟墓，面朝西南，鹿溪流出旗鼓山隙迎面而来，从左边绕过，墓虽不大，但颇得山水之胜。墓下山坡尽处的田坎上有一巨石，竖立如镜，上面刻成一座石碑形状，碑上刻小篆6行，共58字，署名“丹诏生鹤沈起津题”。岐山坟墓主人是谁？诏安人沈起津为何在此题刻碑文？这碑文与墓有何关系？
  经查询得知，当地人称此墓为“薛厝（氏）墓”，山下有地名官塘潭，墓主人是明代布政薛士彦。薛士彦，字道誉，号钦宇，县城北郊罗山大路塔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致仕后，在家讲学。明亡后，隐居山林，卒于清顺治初年，故仅以灰质坟墓简葬。他与诏安人沈鈇于万历元年（1573年）同科中式举人，两人既是同年，又是好友。
  沈鈇，字继扬，号介庵，诏安三都人，万历二年联捷进士，官至九江知府。归休后，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万历二十四年和三十八年，两次倡建、重修诏安东溪桥，为民造福，诏安人士讴歌其功德。时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薛士彦为撰《东溪石桥碑记》，文中说：“介庵公以癸酉同袍，清风亮节，楚粤著声。居乡训子弟，戒童仆，毫无侵损子民。创文昌阁，置漏泽园，建三清观，修港头路，种种善绩，邑人士将尸祝俎豆于万年。”赞扬沈鈇的功绩。沈起津，字承筏，号生鹤，沈鈇第四子。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任池州府推官。年少时，曾就学于薛士彦，得益匪浅。崇祯七年（1634年），其父沈鈇卷入地方宗派纠纷，被朝廷判处死刑，薛士彦多方营救无效，悲痛万分。沈起津对年伯、老师薛士彦深感恩德，薛士彦死后，为撰《墓表文》，刻于其墓前石上。沈起津是一位著名书画家，碑文书法古朴瑰丽，小篆多用别体，较难解读，当地人称为“天书”。现据《漳浦历代碑刻》所载，全文如下：“鼎如规，录各砥。映而照，鉴之莹。朝而峙，见之世。历百千万劫，我不知其纪。噫！嗟乎！其星斗之降而化气，而口紫薇氏之所苟孕口我。丹诏生鹤沈起津题。”因时已改朝换代，故文章隐晦含蓄，意蕴深奥，且也不署明年号。
  清顺治五年四月，沈起津率诏安、平和民众反清，攻打漳浦县城南门，随被击退。回诏安后，隐居深山终老。他的书画入神品，世人视为珍宝。
  上埔石佛与商进士
  县城南郊有个上埔村，为商姓聚居地，与聚居在蒲野赤桧村的范姓齐名，因聚居地较集中，且县境内同姓者较少，并称“孤商独范”。上埔出了不少科举人才，最著名的是进士商文昭，被尊称为“进士祖”；上埔又有一尊石雕佛像，据传是商进士带回的，商姓视为珍宝。
  商文昭，号任宇，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广东高要知县，三年考绩为最，擢南京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升江西南安知府。不久，辞官归隐，带回石佛，为上埔族人供奉。石佛为半卧的布袋和尚雕像，露胸坦腹，笑口常开。其正面腹部刻有题辞：“放下杖囊，伸脚终日。两眸齐闭，六用都寂。寂不为身，动不为人。天作时雨，山川出云。”署名“弟子林希极盥手拜书”。林希极，未知何许人。腰带上刻“万历四十七年福州工匠李民造”。明确记载雕像的时间与工匠的籍贯、姓氏。此石佛是一件宝贵的文物，可惜的是，于1989年8月中旬丢失，上埔人深感痛失去一宝。
  商文昭晚年颇好佛。万历末，族人商为标舍地于县城东郊麦园埔建九云庵，商文昭与当时在家休闲的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常至庵中，二人均为庵院题匾额，商题：“海藏祗园”；王题：“净华妙云”。据传，东罗岩的石佛“悟相”也是商文昭带回的。这些好佛的表现与他退隐山林的情怀、逃时遁世的心境是一致的。
  明亡，商文昭也郁郁而终，葬于七都铜鼓石下风山湖。时值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其墓碑刻“弘光元年（1645年）”，墓碑尚存于漳诏高速公路天福服务区内。商文昭登进士后，迁居县城，建府第在兴教寺路口西侧，地址原称“武营”，即县实验幼儿园处，称商进士府，今已拆除。
  商文昭的孙商为楷，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曾孙商及超，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举人，亚元，均未仕，能以诗礼传其家。裔孙商必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举人，授金山盐大使，曾参修《漳州府志》。
  溪东古迹与丹山张氏
  灶山亦称丹山，西麓有开山根、梅坞等古迹，村居密布，古称丹山十八寨（村社），有塔行、苕溪、丹溪三座塔，人文繁盛。居民皆姓张，出了张若化、若仲（称“丹山二先生）”、若俶三兄弟，张若仲为漳浦县“忠、孝、廉、节”四贤人中“廉”的典型。
  旧《漳浦县志》古迹篇载：“开山根，在七都溪东保，有堑深五、六尺，相传元时以是山有王气，可出圣人，遣使凿断其脉，泉喷出如血，俗名开龙根，山下有圣人穴”；“梅坞，在七都溪东保灶山之麓，古有太正山人者，不知何代人，隐居于此，名氏无可考，石壁上镌字尚存。”；“开山根”是地壳剧烈活动造成的断裂，古人借“风水”来解释，并衍生出“圣人穴”；“梅坞”两大字为楷隶，古朴苍奇，每字80厘米见方，边款为“太玉山人口明叔书。”第五字缺，有明显凿毁的痕迹（“太玉”《通志》作“大王”，《府志》作“太玉”，《县志》作“太正”）。近处有一宋代建筑遗址，据推应为宋末元初高士隐居之处。据《古今人物别名索引》载：“南宋俞德邻，号太玉山人”。俞德邻，字宗大，号大迂山人，太玉山人，嘉兴人。咸淳九年（1273年）进士，宋亡不仕，遁迹以终。他的著作《佩韦斋辑闻》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刊行，福建建阳人熊禾为其作序。熊禾，咸淳十年进士，授宁武州司户参军，与俞德邻交情颇深，宋亡亦不仕，教授乡里以终。元时，俞德邻是否至福建隐居，“梅坞”是否其隐居处并题字刻石，有待查考。
  丹山原有溪东张和古致张，分别称为“丹溪”和“丹山”两个宗支。丹溪张氏于清朝雍、乾间随翰林张先跻移居旧镇，溪东一带遂为古致张衍居，而原溪东张氏的祖祠堂存。
  张若化，字雨玉，号苍峦，家在丹山古致顶村，青年时，曾师事黄道周。崇祯九年（1634年），中式第十一名举人。后进京会试没有登第，适遇黄道周向皇帝进言而被囚于大理寺监狱，他改装成仆人，冒险入狱中探望黄道周，并为之传递消息。南明隆武时，征召为江西监察御史，赴任数月，乞请归休，在家隐居40年。子士楷，字端卿，号小越，克承父志，不去应试，在闪园（今称闪门）架崖为屋，精研理学，被称为“理学布衣”。
  张若仲，字声玉，号次峦，自幼与兄同窗读书。崇祯九年中式第七名举人；崇祯十三年登进士，授益府长史。明亡后，不仕清朝，与兄隐居山村，乡人十分敬重他，称为“圣人”，至今尚有不少“圣迹”，如水吼坑的圣人松、系在腰间的圣人玉印（柴刀枷）等等。
  张若俶，字郎玉，号稚峦，被称为“三老爹仔”。明时庠生，明亡后，与两兄偕隐。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之乱起，漳州府宁洋县儒学缺教师，他借此机会受聘为宁洋教谕。不久，归家闲居。
  今古致村张氏兄弟读书处“耒绂山房”和张士楷在闪门架屋巨石上刻的对联：“盘回丹岭顽仙洞，削立青天大隐屏”的遗址尚存。后人因上联有“顽仙洞”，误认为是仙人葛洪修炼处，所以在崖石下构筑“仙祖庙”，其实，“顽仙”是张士楷的自况，而下联的“大隐屏”正说明此地是大贤隐居之所。
  漳浦县的“九十九”
  漳浦县民间流传着许多“九十九”的俗谚，老漳浦谈起这些，如数家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有山、水、社、桥四个“九十九”：“梁山九十九尖（峰），鹿溪九十九斡（湾），县城九十九社（土地庙），沟仔尾桥九十九板（桥板）”。
  梁山有几座山峰？旧日《漳浦县志》载：“梁山为邑之案，总九十九峰”。梁山绵亘在县南7个乡镇场境内，从地图上点数，大小山峰80多座，说“九十九峰”并不过分。然而，人们经常看到的仅是沿县城至盘陀路上视野所及的10多座山峰而已。梁山有莲花、狮子、金刚、力士、双髻、长剑、七星、八柱、观日、临海、晋亭、青阁、金光、爵目等26座主要山峰，其中以金刚峰最为著名，成为漳浦的象征。故俗语说：“外出的漳浦人三天看不见金刚山，心里就不自在。”
  鹿溪有九十九湾吗？鹿溪流经10个乡镇场，若把干、支流的大小溪湾都计算，恐怕也能凑及此数。然而，所说的“湾”，实际是指从石榴镇梅西坟庵到旧镇镇石柄铳城的溪湾，有墓庵湾、九曲湾、鹿溪桥湾、柘港湾、峰山湾、英山湾、徐坑湾、绕江湾、水光岩湾、秦溪湾、百丈石湾、宫前湾、铳城湾等，共有20多处。沿溪村落密布，居民藉以航运、捕鱼、养殖，溪湾与民生息息相关。
  为什么说县城有九十九社？这由县城有九十九座土地公庙而来。“社”古代指土地神，与称为“稷”的谷神并称“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社”又指土地神祠，俗称土地公庙，并标明“某某社”，社社不同名。每一个民居角落或村落都有土地庙，“社”就成为角落或村落的代称，这就是农村自然村至今尚称为“社”的由来。
  县城准提室巷内有一个特殊的土地庙，称双头庙，庙中一墙隔开，两面都开庙门，分祀两尊土地神，向北的称双福社，向南的称智择里社。民间由此而有“县城建不成一百座土地庙，只能用九十九座庙祀一百尊土地公”的传说。至于县城是否真有九十九个土地庙，也就不必拘泥于此数而深究。县城现存土地庙约39座，废庙约38座，合祀3座，约共80座，说有“九十九座”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有社名者59座，以城南（包括绥安、港仔口、南门）最多，有34座，有绥南15社，南门18社及蚬埕巷1社。现存土地庙绝大部分都保留社名，如军营顶的君荣境社，东街的保极坊社，北街的海岳钟灵社，西街打锡巷的仙云社，木屐街的万钟境社，下尾巷底的厚美社，五凤桥（南门桥）头的五凤社，沟仔尾的古美社等等。其名称均具当地街巷的特色，如古美是沟仔尾的雅化。
  如果说上述三个九十九仅是约略之数，而“沟仔尾桥九十九板”确是实实在在，毫不虚夸。沟仔尾桥在南门外古美社后，本名乾桥。旧《漳浦县志》载：“乾桥，在五凤桥南半里，长二百丈，万历五年（1577年），僧宗源募建。”万历十一年，知县王命爵重修，增高桥基二、三尺，邑绅林梓为撰《重修乾桥记》。
  顾名思义，沟仔尾是水沟之末。从王顶处有水沟通至此，形成一个大水塘，石板桥就从水塘通过。全桥共25拱，每拱4条桥板，其中南端第8拱只有3板，全桥共有九十九条桥板。距乾桥南端50米处，另有一桥，其规制与乾桥相仿，七拱28条石板桥，应是乾桥的延续。乾是八卦之一，属阳爻，象征阳性或刚健，含有自强不息之意；又阳爻为九，九九为八十一，而不是九十九，故桥板之数未明何意。也许与上述三个“九十九”同样形容百以内数的“最多”。乾又是干，“乾桥”意为陆桥，如大桥两端在陆地上的引桥，也许此桥并非从溪流上经过，仅在浅塘或水田上跨越，属于陆桥，故也称为乾桥。
  此外，漳浦县尚有许多的“九十九”在民间广泛流传，无论其虚与实，都体现出漳浦人对乡土的热爱。
  紫薇书院 誉满闽粤
  明朝嘉靖至万历间，漳浦县科举最为鼎盛，自嘉靖八年（1529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91年中，举行31科会试，漳浦中式进士98人，其中有10人（包括1名广东人）就读于乌石紫薇书院，尤其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乌石人林士章探花及第，漳浦学界在福建占尽风流，紫薇书院也誉满闽粤。
  林士章能够一举即中探花，并非偶然，这与乌石林氏家族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优美的学习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林士章中式探花之前，父兄辈中就已有进士3人、举人7人、科举仕宦共14人，涌现了“三凤齐鸣”、“五桂联芳”，乌石林氏已是本县望族。
  紫薇馆俗称顶围，明弘治、正德间，乌石八世林环建，他重视对子弟的培养，在顶围设学，族内子弟均来就学。林环于正德十一年逝世，广东参政、龙溪白石人林魁为撰墓志铭。其长子林玑，继承父业，与从兄弟林泉、林黼、林竦等共襄义举，致力办学，并开辟山中石洞为读书处。后来，林玑的儿子林成纲中式举人，任广东香山知县，归休后，在家主持紫薇书院；理学名家林一阳、林楚（号春斋）也亲到书院讲课、指导，使士子学业精进，紫薇书院声誉更加远播省内外。
  紫薇石洞在紫薇峰下，林木掩映，泉石清奇，大江来潮，曲径通幽。从洞右侧两石夹缝中拾级而登，进入洞内，豁然开朗，爽气沁人。洞后以石砌为壁，有小石门通向洞外。嘉靖三十年（1551年），县丞林文相雅慕乌石，畅游紫薇山，特在洞中石壁上题刻“紫薇洞”三个擘窠大字，洞也因此而得名。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县人刘衡到乌石瞻观紫薇书院，在紫薇洞右边大石上镌刻《乌石山中读书科甲题名有铭》，以示敬仰。在此读书成名者共17人（《题名录》漏2人），其中有进士10人，紫薇书院不只培养了乌石进士林功懋、林策、林一新、林士章、林士宏、林汝诏，举人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林楚、林士旅，还培养了本县县郊宪台（也是六鳌人）进士蔡时鼎、六鳌进士林茂桂、刘坂进士刘霖。更可贵的是广东省的士子也纷纷慕名前来就读，他们是饶平进士黄琮、潮州举人黄文炳、揭阳举人张凤翼，张凤翼之弟、秀才张鸣梧也来就读，他们学成回家时，林春斋写一篇《四贤归潮序》赠送他们，并冀以重望。紫薇书院为本乡、本县和省外培养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这在省内外极为少见。
  黄琮后来官至福建省左布政使，他对紫薇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任职期间，旧地重游，写下《题紫薇山》诗一首，刻碑立于紫薇洞旁，中有：“昔我东游紫薇山，紫薇花开红日斓。主人延我紫薇馆，回然伦空荡尘寰”等诗句。
  紫薇馆今已倾废，在荔林中仅能觅其遗址。紫薇洞、科甲题名石和黄琮诗碑尚保存完好，到此旅游观光者对这誉满闽粤的历史文物，莫不一览为快。
  漫话得仙桥
  得仙桥在县城南门外1公里处，横跨鹿溪，俗名涂桥。古时，桥的下游不远处有一道水陂，名涂陂，因而桥也以“涂”为名，地名称涂桥头。得仙桥于1975年治理鹿溪时拆除，在桥的上游30米处建一座鹿溪桥闸，交通、灌溉两用，利国利民，得仙桥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得仙桥为8拱大石桥，每拱5条大石板，桥全长近50米，宽约2.5米。明、清4次修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知县黄应举重建；明崇祯元年（1628年），知县陈元钦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知县陈汝咸重修；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长庚重建。今鹿溪桥闸北端竖立3道石碑，分别为明万历、崇祯和清乾隆时的修桥碑记，碑于治理溪道时挖出，据说尚有1道未挖出，或许就是康熙时的修桥碑。
  据碑刻记载，万历三十七年是重建，那么，桥始建于何时？原来此处本是一条鹿溪小支流，溪上早就有桥。鹿溪主溪道从梅林流来，直奔西宸岭下的石厝邪，经西湖、西水门、南门五凤桥、港仔口，东流与东溪汇合，转折流向炉尾、鹿溪桥社而流过旗鼓山峡。后来，溪流改道，大部分溪水流经此处，小溪变宽，万历间才重建较大的石桥，并立“得仙桥碑”纪念。
  明崇祯重修，知县陈元钦题疏，疏文中说：“窃闻乘舆以济，国桥蒙诮于当年；鞭石而成，祖龙贻讥于后禩。乃知徒杠与梁，王者所亟；而九月十月，仁者必循。今南门外得仙桥，创自先朝，路当孔道。维棠一再修筑，而乃旋复崩颓。倾圯有年，未经缮治。木同沟断，无复驾水之长虹；石类碑沉，不睹横空之金?。解鞍无苏子，徒存两岸绿杨；吹箫少玉人，空负满桥明月。问渡者起临河之叹，褰裳者怀濡轨之虞。盈盈衣带，迥同银汉之迢遥；湛湛长波，若隔蓬莱之清浅。似兹急务，所当必兴。第工费浩繁，非独力所能任；而府藏若洗，又非公帑所能支。告尔民，量力协助。以民间之财，成民间之务，谅众仁所乐从；以见在之德，作见在之果，亦智者所不靳。我为尔倡，尔为我终。如有愿心，同登兹疏。特谕”。陈元钦带头捐俸十两，乡宦蔡思充、刘行义、蔡宗禹、詹于忠、林采、吴启蒙、陈镳、吴廷㷍、游禹图、文三俊、张国经等俱踊跃捐资，修建得仙桥。
  清康熙三十七年又再重修，知县陈汝咸倡修。大约此次把桥址往上游迁移，并立石碑纪念，今碑已不存在。
  再经42年，溪水又渐移桥外，冲决堤岸，“跨溪半枯，查架断岸。俯瞰狂澜，行人侧足。”于是，乾隆五年进行重建，“长视溪而溢焉，于昔桥倍宏坦坚致。”规模比前更宏伟，此即拆除前的大石桥重建。翰林院检讨、邑人李实黄为撰《邑侯长公重建得仙桥碑记并铭》，歌颂知县长庚建桥的功绩。其铭文为：“谁谓溪平，洪涛九折。谁谓溪险，中流可截。长虹亘岸，灵犀隐穴。允矣人功，能填地缺。陋哉济溱，脱辀是悦。勒此宏规，用贻来哲。”
  自漳浦大桥建成后，国道324线已不经过鹿溪桥闸，得仙桥经历数百年沧桑，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今非昔比，现在横跨鹿溪已有10多座桥或桥闸，其规模和建桥技术已非当年得仙桥所可比拟。
  漫话“清、慎、勤”石刻
  佛昙小学校园里的榕树下，有块“清、慎、勤”石刻，署名“朱熙”，字为楷体，端正刚健。石刻虽近在大道之旁，然而校园并非专供游览之所，所以知者甚少。
  朱熙，字琛甫，湖南省汉寿县人。民国23年至26年（1934—1937年）任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兼漳浦县长，当时，专员公署就设在漳浦县城。朱熙在任职期间，比较注重办实事和进行地方建设，一上任即“除陋习、却私谢、止卖委、定差费”。他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各地设办小学，翻印《漳浦县志》，举行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大会，辟建印石山为中山公园，开设施医所等等，颇有政声。
  “清、慎、勤”这句话出自宋代吕本中著的《官箴》。“清”指廉洁；“慎”指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勤”指勤劳、尽力、勤于治政。吕本中，字居仁，号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因中书省称紫薇省，故世称“吕紫薇”。他著有《官箴》、《东莱诗集》、《紫薇诗话》等。“箴”是劝告、规戒的意思。也是用以规戒他人或自己的一种文体。《官箴》一书是居官格言，开头即揭示“清、慎、勤”三字，作为当官的法则。清康熙皇帝对此箴言十分赞赏，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百官，以为训示，足见此箴言在古代的影响。朱熙以此箴言自勉，并题刻在佛昙桥头莲山巨石上，引以训戒诸官员。
  朱熙在漳浦的题字刻石尚有：县城东郊印石山的“忠、孝、廉、节”，旧镇海屋的“磐石”等，署名“汉寿朱熙”。印石山原有宋代知县傅希龙建的亭子，称“遗爱亭”，年久倾圯。印石山开辟为公园时，县人为纪念朱熙，就在遗爱亭旧址重建一亭，名为“汉寿亭”，俗称印石亭，至今犹存。
  梁麓胜迹“别有天”
  梁山金刚峰北麓有不少名胜古迹，著名的有清泉岩、永清堡和蔡新故居，游客络绎不绝。然而，近处尚有胜境“别有天”，因地处幽谷而无人问津。
  “别有天”在大南坂农场下楼作业区墓后自然村南的山涧中。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县城西湖村蔡而煜为避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携家定居下布（墓后社附近一带地名），他的孙、礼部侍郎蔡世远，曾孙、大学士蔡新俱成为一代名人。
  蔡而煜初至下布，常流连于古刹清泉岩，他写下《游清泉岩》诗：“支筇来古刹，一望起秋阴。咫尺登高路，相邀载酒寻。”但佛寺香客沓杂，毕竟不是养静之所，于是，有意另辟幽居。康熙十四年，他在所居村附近山涧中，寻得一幽静之境，十分高兴，命名为“别有天”，并作诗抒怀：“我从卜居得此境，水石清幽天下奇”。从此，他苦心经营，“别有天”成为可供栖息的山居别业。康熙四十年，蔡世远撰写《别有天记》，记中说：“从蛰龙潭至疏璃洞约八九百步，其中阁二，洞二，小池一，池连洞者三，石似门者三，泉滴于石不绝若线者一，石壁碪〓戴草者二，游必半日方竟”。记述其中有蛰龙潭、夹流亭、戴石阁、喷珠池、大洞天、琉璃洞、小瀑布、石井等胜概，并说确是一处隐居、读研的胜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蔡世远的第五子蔡长汭，孙蔡本林继续营造，筑“水石居”书屋，有楼、有亭、有重轩、有曲径，花木掩映成趣，景色更为优美。
  “别有天”久已荒废，当地人讹传为“六公子”玩乐处。现涧边尚遗存“鸢飞鱼跃”、“砭俗”、“石室”等数处摩崖石刻，其近处尚有明万历八年（1580年）刻的《朱、姚二侯宪断石碑存证》摩崖碑记。别有天的洞、台、泉、石极为幽邃清奇，若加以整建修复，将成为一处不可多得的旅游景点，定会倍受游客的青睐。
  古寨的独脚对联
  大南坂农场梧陂作业区的林厝，有一座小寨堡，寨门左边刻一上联，右边空白，这就是漳浦县独一无二的独脚对联石刻。民间曾流传有关独脚对联的传说。
  据说清代大学士蔡新的第六子，俗称六公子，因厌倦了官家府第的生活，就在金刚峰下林厝村后建一座城堡式的别墅，既可避暑，又可观赏金刚峰秀色和坑壑的瀑布。过了不久，他嫌自然景色太单调，就挖空心思来开开心。在六月大农忙季节，诓骗农民到金刚峰顶看戏，而且每人可以从中抓一大把银元。果真有些轻信的人，爬到山顶，只见几个蔡家家丁在那里敲锣打鼓，哪有什么演戏的；所谓抓一大把银元，只是用两支手指伸入窄口的小陶罐里夹铜钱，每人只能夹一次，实际上只能夹出一个铜钱。大家知道受骗了，无可奈何悻悻地下山。这时，六公子却坐在别墅中看俏神，遥望那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样子，实在开心极了。然而，六公子还不满足于此，他要装装斯文，拿一些读书人来开心，于是，就在别墅的门上写了一幅对联的上联，扬言有谁能对出下联，就给白银一千两。可是，读书人对六公子是闻而生畏，望而却步，有谁敢来对对联、邻赏银呢？所以，至今没有人对出下联。
  传说毕竟是传说。这幅独脚联确实刻在小寨堡的大门左边，上联是”人和地利天时顺”。门右边空白着，留着给人对下联。门上石匾刻“永安寨”三个大字，旁边小字是“雍正十二年孟春重修”。永安寨始建于何时，无人知晓，从石刻的字迹来看，题额与对联出于同一个人的笔迹，同是重修时所刻，其时，六公子尚未出生，显然，独脚联与六公子毫无关系。
  雍正间，社会比较安定，所以，对联上首是歌颂国家升平的景象，很通俗，在盛行写诗词、对对联的清代是不难对出下联的。为什么至今尚是独脚联呢？也许永安寨地处深山密林中，起初，没有人愿意去对对联；后来，时过境迁，谁也没有兴致去对它了。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独脚联让人对下联，这却是两百多年来未解之谜。
  浦史两个葛仙人
  中国古代好谈神仙，漳浦也不例外。神仙原于道教，且多与名山有缘。原《漳浦县志》有不少关于神仙的记载，而且涉及两个葛仙人。摘录如下：
  “灶山，层峦叠嶂，高数百仞，周环四十里，上多怪石，有仙足迹、石棋盘、石碾、丹灶，多产石兰、黄精，相传为抱朴子炼丹处，亦称丹山。”“梁山，有峰曰晋亭，晋葛洪居之。山之麓为盘陀溪，宋仙人白玉蟾从梁山下水，疑即此也。”“丹灶，在七都灶山，葛洪炼丹处也，是地多产石兰、黄精，先辈诗云：灶冷烟寒雪满山，葛洪归去有馀丹，于今此地多芳草，处处花开玉干兰。”等等，仙迹宛然。上述的葛洪、抱朴子是同一个人；白玉蟾也姓葛，名长庚，他们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句容（今江苏镇江市西南）人，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曾为谘议参军，晋元帝时，赐爵关内侯，后官至散骑常侍。后来，听说交趾出产丹砂，就求为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东北）令，到广州后，就去罗浮山炼丹，后卒于山中，时年81岁，罗浮山也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葛洪把道家教理与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相结合，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提出以“玄”为自然的始祖，被列为道教灵宝派的传人。他的著作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这些著作俱收载《四库全书》。
  葛长庚，字如晦、白叟，号海琼子、白玉蟾，福建闽清人（一说海南琼州人），南宋道教理论家。他能诗赋，善书画，博学多才，后因任侠杀人，上武夷山当道士。嘉定间，征召赴阙，命馆太乙宫，赐号紫清真人。后又浪迹闽粤各地，年仅36岁而卒。他吸取佛教禅宗及宋儒理学思想入道，是道教全真道南宗教旨的实际创立者。他的著作有《道德宝章》、《武夷集》等。
  古代把在山中修道、炼丹的人称为“仙”，并加以神化，描绘成能呼风唤雨、霞举飞升的神仙。其实，如葛洪、葛长庚（白玉蟾）等都是有学问、有成就的历史名人，不同于一些荒诞的人物，我们在读史时应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