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菜屿列岛为何曾被叫做礼氏列岛
  总部设在雅加达（荷兰殖民者将其改名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拥有武力，具宣战和缔约特权的侵略机构，成立于1662年（明万历三十年），总督燕·彼得逊·柯恩（Janpletrszoancocn）组织一支远征队，拥有11艘三桅大夹板船和一些小艇，有1千2百人左右，任命科纳里斯·雷尔生（CornelisReyrtsz，一译雷约兹）为司令，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4月出发。他们向澳门发起三次进攻，被葡萄牙人击退，转去占领没有设防的澎湖。7月，这支船队在澎湖风柜仔澳抛泊，强迫当地住民为他们采石筑城，运土建屋，劳力不足，财物欠用，就派舰艇到海上拦劫商船和渔船，到闽南海岸抢劫，掳掠人民为奴。《明史·荷兰传》记载这支舰队的活动地点是“泊舟风柜仔，出没浯屿、白坑、东碇、莆头、古雷、洪屿、甲洲、沙洲间。”荷兰人不懂地名，就将莆头（即赤湖将军澳）以下六鳌、古雷二半岛之间的洪屿（红屿）、甲洲（菜屿）、沙洲等一系列岛屿用他们司令的名字命名为“雷尔生列岛”。许多中国走私商人到那里与荷兰人做买卖，由于“雷尔生”译音带闽南腔，叫成“礼氏列岛”。
  窃据澎湖的雷尔生于1623年7月派两艘战舰到厦门，向明朝厦门都督提出“只与荷兰人在澎湖贸易，不要让商船到吕宋及其他不属于荷兰管辖的地方贸易”的要求。7月29日，厦门派出4条船到澎湖，回告雷尔生：不许荷兰人窃据澎湖，要他们撤回巴达维亚，厦门可以让商船到巴达维亚和大泥与荷兰人贸易。雷尔生见要求不遂，便调动8艘大夹板船，派克里斯登·法兰士为指挥，开往漳州港（当时外国人称厦门一带海域为漳州港），用烧、杀、掠人为奴、抢劫财物等手段，企图使中国方面惧怕他们的武力而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双方在厦门谈判破裂，发生战斗。《熹宗实录》卷三十记载：“红夷（荷兰人）自天启二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陆鳌（六鳌），陆鳌逼近潭浦，势甚岌岌。该道（漳南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真计沉其一艇，浮斩十余名，贼不敢复窥铜山（东山），放舟外洋。抛泊浯屿，此地离中左所（厦门）仅一潮之水。中左所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海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所，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区。遂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天启四年五月，福建巡抚南居益派水师向澎湖荷兰海军基地发起进攻、围困，七月，荷兰人被迫毁城撤往台湾。明朝处在满洲军队入侵及农民大规模起义双重威胁下，无暇顾及东南海域，荷兰人以台湾为基地，又在闽、浙、粤沿海亦商亦盗，所谓的礼氏列岛成为他们的巢穴。同时，中国海盗纷起。至崇祯元年（1628年）朝廷招抚海盗商人郑芝龙，利用他消灭其他海盗，屡次打败入侵厦门一带的荷兰舰艇，荷兰人才不敢再犯闽南。
  1661年2月1日（清顺治十八年，即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郑成功逐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而由荷兰人命名的“礼氏列岛”却为清朝所沿用，民国未改。由于菜屿在这些岛屿中的主要地位，人民政府将这一系列岛屿定名为菜屿列岛，写入漳浦县地名办公室编的《漳浦海域地名志》。
  马口城建于何时
  九龙江南溪源自石屏山和三坪山，向东北流至官园，前面有九龙岭挡住去路，乃转折向东，流经马口桥下，经官浔，至浮宫汇入九龙江下游。从前，潮水能涨到马口，通船运。在陆路上，马口又是闽粤驿道的要冲，大山夹峙，形势险要，曾设甘棠驿，并曾建一座小城。而后来，驿站裁撤，城也长期成为空城。这里从前是漳浦、南靖、海澄三县交界处，村庄稀疏，人们对城为什么建在这荒野间不能理解，因此产生“马口城是南宋末代小皇帝行宫”的传说。村人十分相信那传说，说那城边的一块天然大石是“皇帝殿”，那石上镌刻很多字，由于年久风化，字迹多不可辨，村人传说，若能将那些字读完，大石自开，里面有宋帝昺珍藏的很多财宝。有些读过书的，则引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收录的明末清初名士张士楷的一首诗，用来证实“宋帝昺宫城”之说。我们先来看看张士楷的诗：
  马口溪，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
  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阁将丞相千行泪，开连春风百草花。
  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画锦已无家。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
  这首诗一字也没有说到马口城的事，却说“宫袍画锦已无家”，等于说马口并无城廓宫室，只有“野殿”。明末清初所传说的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说宋帝昺逃到这里暂时驻跸，并开科取士，榜未发，而元兵追到，宋帝昺匆皇继续南逃，投考的士子挽住御辇要求开榜，宋帝昺乃在溪沙上划“尽赐进士”四字，才得解脱投考者的纠缠，继续他的南逃之路。那时马口城未建，所以还没有“马口城是宋帝昺行宫”传说。这诗的作者张士楷是明末清初隐士，作这首诗是对明末一些迷恋官爵之士，在明朝大朝廷已亡之际还要追求南明小朝廷封官的一种讽刺。
  张士楷此诗的题目下已注明“马口溪策士”是一种传说。康熙《漳浦县志·艺文志》收录此诗，不能作为“马口城是宋帝昺行宫”的根据。马口城建于何时，为何要建此城，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是这样记载的：“马口城，在二十八都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功建议，督院（本文作者注：福建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康熙二年（1663年）正是清朝厉行“迁界”以防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时候（郑成功早一年已病逝台湾），马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建此城驻千总以资调度。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人穿城而过，对此城为什么建在荒野有神秘之感，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
  被传说为“皇帝殿”的大石和马口城已陆续被毁，现在已无从考据其实物了。好在前人已有考据，留下资料，可供后人参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二十期是翁国梁写的《漳州史迹》专辑，其中有宋帝昺在马口的传说：“帝昺当时虽被元军节节追赶，但跟他走的皇族、官僚、兵士、平民不下数十万人，到了马口桥地方，想暂时居住，就起了一座皇宫，同小城一样，纵横数百步，东北靠山，南北开了二个宫门，南门石额刻‘寅禧’二字，北门石额刻‘怀远’二字。……宫殿今虽倒塌，但宫门及石额尚存，行旅往来，皆穿宫门而过。在宫门左边，有巨石作三角形，一面刻‘仙鹤瑞芝’及卷书之状，一而刻字很多，但多残缺。乡人传说，刻鹤芝者乃石门，内为宋帝昺藏宝之所，若能将石上之字读完。则石门自开，可以入内取宝。最近有人就石摩挲，约略认得数十字，就旧本《福建通志》校对，乃知石上所刻为宋黄惠《三十三桥记》，因为自龙溪至漳浦大路有桥三十三座也。事在帝昺之前，乡人藏宝之说虽属附会，然亦可见普通之心理。”（本文作者按：《黄惠三十三桥记》应为《黄櫄三十五桥记》，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傅伯成领导建设自漳州南谯门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功绩，比宋帝昺早80年。该碑记自已写明刻在甘棠路边天然大石上。甘棠是马口古地名，宋代设甘棠驿）。翁国梁虽然因为没有考据出马口城是康熙二年建的驻兵小城，而误信为宋帝昺的行宫，但为后人留下实见资料，证实所谓皇帝殿的文字石刻实际就是南宋庆元四年黄櫄所作的《三十五桥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宋庆元四年（1198年）开始有被后人传说为“宋帝昺藏宝标志”的甘棠驿路边《三十五桥记》石刻，在有这石刻以后80年，才有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赵昺接夫在广东浅湾（据许地山考证，浅湾即今香港海域）翻船溺水病死的宋赵是而称帝，在祥兴二年宋帝败亡后384年才有马口城。而民间传说竟将这三项事物“浓缩”在一个时间里。此类传说甚多，却往往被误信为真。
  “长桥”是谁建的
  长桥镇长桥村以曾有一座“长桥”得名。民间传说，那长桥是清康熙年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建的。蓝理热心益事业，他曾主持修建被郑成功之子郑经的主将刘国轩炸毁的江东桥，建筑漳州千里港提岸，建浦南街道店屋，见于地方志记载，就是没有记载建长桥的事。又有人将“提督蓝理建长桥”的传说讹传为“提督蓝廷珍建长桥”，这就更不符合史实，蓝廷珍原来是蓝理麾下一名兵丁，因善于剿除海盗而累次升官至南澳总兵，康熙六十年平台湾朱一贵有功，才于雍正元年升官福建水师提督，病逝于雍正六年，清《漳浦县志》光绪《再续志》为其立传，没有记载他建长桥的事。蓝鼎元的《鹿州全集》里有蓝理和蓝廷珍的传记，都没有提到这两个提督建长桥的事。康熙《漳浦县志》对各石梁桥的建造者都记载其姓名，独对长桥，长林桥、三古桥等没有记载建桥者姓名，只记载其地点：长林桥在长林铺（本文作者注：在今长桥镇溪内村长林溪上）；长桥，在长林北三里；三古桥，在长桥北八里许。原来，这三座桥是宋代庆历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被尊称为漳州郡守）傅伯成拨公款建造的自漳州到漳浦的35座桥梁的一部分。龙溪进士黄櫄作《三十五桥记》、刻记在甘棠驿（马口）驿道边天然大石上，（这大石20世纪50年代才被毁）全文收入《福建通忐》、《漳州府志》，独《漳浦县志》没有收录，只在《古迹》里记载：“三十五桥，宋庆主四年傅公伯成由太府寺丞知漳州，自郡南门达于漳浦造桥三十有五所，皆伐石为之，长九百五十尺有奇，桥成，复砌石治道千二百馀丈，郡人黄櫄为记。”《三十五桥记》记载：“……自三古坑至于邑为桥十有三，曰乌石径；曰草履岭；曰吴径；曰茭蓼潭，其壮大为诸桥之冠；曰新坑；曰木豪林；曰黄林；曰虎深坑；曰陈垄；曰横漳，其桥二；曰龙山庄；日葵坑。其间又有小桥九，不著名，悉皆坚好，共长九百五十尺有奇。……”茭蓼潭桥是宋庆元四年所建自漳州至漳浦35座石梁桥中最长最大的一座，被叫做长桥。那桥辅设在一片浅水潭上，那浅水潭长满茭白、辣蓼等水草，故名茭蓼潭，桥因此叫茭蓼桥。潭南的村庄以潭名为村名，以谐音雅化为“嘉礼社”，后来因为茭蓼桥被叫做长桥，“长桥”也就取代“嘉礼”成为村名。那座桥至民国前期还存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当地遗老黄沧海等能讲述他们曾天天看到，时常走过的那座桥的形状：是5条石板并铺而成，宽15市尺，共17拱，每拱长15市尺，全长240市尺（约数），架在一片长满茭白、辣蓼等水草的浅塘上。浅塘一边通山涧，一边通小溪。后来，浅塘逐渐淤积泥沙，被开垦成水田，只留一条水沟。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建漳浦至漳州公路时，那座长桥被埋没在公路路基下，只在水沟上建一座很短的钢筋水泥公路桥，仍标桥名为“长桥”。当时主持建设这一段公路的漳浦县建设局局长黄秉钧（长桥人）在20世纪80年代证实此说。
  “五里”古今
  宋代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简称漳州知府）傅伯成拨公款建设自漳州城南至漳浦县35座石梁桥，其中一座建在马口附近的“五里”地方，一座建在长桥附近的“深坑”，分别称为五里桥和深坑桥。后代将这两座桥传说为清朝蔡相爷（文化殿大学士蔡新）的六公子“截饷银”（截留地方上应上缴朝廷的赋税）所建，说六公子向朝廷虚报建了“五里深坑桥”（将分别建在“五里”地方和“深坑”上的两座桥说成一座五里长的“深坑桥”）。这故事是虚传的，而这传说显示，“五里”这地名很容易被误解成长度五里。其实，“五里”因在宋代甘棠驿（马口）以南五华里处得名，在古驿道（今国道324线）边，曾有村庄，后来因为地方不靖，村民迁走，田园荒废。1958年成立长桥农场，在“五里”地方设作业区，因地处溪坂村的山边自然村附近，称为山边作业区，招募赤湖、杜浔、沙西等沿海村民来此定居，现有人口335人，办有一所初级小学，设3班级，教师3人，学生30人。高小学生则到溪坂村就读。
  自1995年以后，随着新兴的花卉业发展，马口建成“闽南花卉大世界”，长桥农场山边作业区受到辐射，一些具有规模的三资高优农业企业在此兴起，主要有“漳州德全高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三德（漳州）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新加坡加东花卉有限公司”等。其中，三德公司所属“三德观光牧场”别具一格，有山水风光，名优花卉，各种稀珍动植物，与马口花博园同为旅游胜地。
  梅林曾在闽粤驿路上
  梅林（今为属于石榴镇的梅东、梅西二村），从前为梅、林、谢三姓所居，故名“梅林社”，最迟在宋代已形成村庄。
  县志记载，宋代自漳浦县南下至与广东交界只有甘棠驿（在马口）、仙云驿（在县城）、临水驿（在诏安）三个驿站，“路远驿疏，行人无所依托”，淳熙末年（1184年左右），漳州长官傅伯寿始创“随铺立庵”办法（“铺”是驿路上的分站，负责传递公文，招待过路官员、差役，“随铺立庵”就是“铺”与“庵”同设，由和尚兼管铺事）。自漳浦至诏安共设11铺：横章铺（在今长桥镇溪内）、仙云铺（在县城）、梅林铺（在梅林）、无象铺（在盘院）（以下在今云霄、诏安县境的从略）。从这则资料可以知道，宋代的闽粤驿道要经过梅林；至今尚存的梅林庵，是宋代与梅林铺同时设立的。从前，自县城西门经西宸岭、西庙、高罗山，过博济桥（因在一座状如包子的小山下，俗称包仔桥）、白石头、梅林，这一段路都铺着整齐的石板，经几百年无数脚板蹭磨，表面十分光滑，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的石板桥甚至凹入（沿路石板至20世纪60年代才拆除，博济桥至今尚存）。梅林至盘陀之间有地名“官径”（今属大南坂农场坑内作业区），就是因为在驿路上得名。
  古代，漳浦南门外有大溪“李澳川”，宋代前期未造桥，过渡不易，所以驿道从西门出，过梅林。至南宋淳祐年间（1245年左右），南门外溪上建一座长30丈的五凤桥，明万历五年（1577年）在五凤桥以南半里处沼泽上建一座长200丈的乾桥（俗称沟仔尾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乾桥南2里处新溪道上建一座得仙桥（俗称土桥，今鹿溪桥闸），驿路才改从南门出，梅林铺移设于南门外十里处（今大南坂农场场部），梅林庵仍在原地，至今尚存。
  梅林陈姓开基于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始祖顺夫（号永兴）来自莆田涵江。至清代衍成大族，分衍于盘陀产山、绥安镇西峰、下梧、台湾宜兰等处。至于原来居梅林的梅、林、谢三姓，现在无从稽考。
  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古代，我国东南一带的主要民族是越族。其中，浙江南部是越族的一个支派瓯越所居，称东越；广东、广西一带是骆越所居，称南越（支派中的支派甚多，有“百越”之称）。春秋时代，浙江越族成立从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越国，公元前973年，越王勾践战胜吴国，疆域扩展到苏北，六传至无疆，征楚失败，反而被楚国征服，族人南迁于闽地，与闽族融合，成为闽越族，建立闽越国，驺无诸为王。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派官兵带同中原人民进入南越，建立南海（今广东一带）、桂林（在今广西）、象（今广西西部至越南北部）三郡。没有派兵派官到闽，只废除驺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郡长。秦末，龙川县令赵佗（原河北真定县人）兼并南海、桂林、象三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得到汉高祖加封。后裔世袭为王，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子蓼氏为妻，生一子名赵兴。回南越后又娶一越女为妾，生一子名建德。婴齐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婴齐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反汉。
  闽越方面，，驺无诸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受封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今闽粤毗连处）分封无诸的一个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划出闽越国北部（现闽浙毗连处）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南海王邹织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闽粤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梁山的主要山口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南越在岭上建关隘，称蒲葵关。
  由于梁山的一段曾是汉朝南越与闽越两个诸侯国的界山，后来南越与闽越都因为出兵反汉被汉武帝平定，东晋义熙九年在闽粤毗连处设立绥安县，梁山成为绥安县的脊梁，因而有“越王潭”的故事流传。
  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有“徐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沦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南越王建德和东越王馀善的事。而所说建德在番禺（广州）城破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正史不符。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梁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逃来梁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南越的降臣口中得知建德、吕嘉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因功而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逃到梁山之事。旧县志所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引自唐代李郢《送友人之岭南诗》云：“关山迢递古交州，岁晏怜君走观游。谢氏海边逢素女，越王潭上见青牛。嵩台月照啼猿曙，石室烟含古桂秋，回望长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李逞是长安人，唐大中年间进士，曾任御史。《全唐诗》收入他的诗10首，所咏多关浙江、江西地方风物，《送友人之岭南》一首为送别到岭南（广东）去的友人而作，按“刺桐花下莫淹留”句，他与友人握别的地点可能在福建。这首诗将“谢氏海边逢素女”与“越王潭上见青牛”作为对偶句，所说的“越王潭”可能在福州而不在梁山之下。“谢氏海边逢素女”是一则神话故事，始见于晋代干宝《搜神记》：“谢端，年十七未娶，于海中得大螺，贮之瓮中，每出游还，见有炊饭汤火。疑之，于篱外见一少女，从瓮中出炊，便入问之，答曰：‘妾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孤贫恭顺，使我相为守舍，待君要归还去，今无故相伺，不宜复留，留此壳贮米，可不乏。’忽风雨而去。”陶潜（渊明）作《搜神续记》，说得见详细，并标明谢端是侯官县人（万历《福州府志》载：“谢端，闽县人。”闽县旧为侯官地）。这便是闽江“田螺姑娘”故事的由来。清乾隆年间福州里人何求所著《闽都别记》提到李郢“谢氏海边逢素女，越王潭上见青牛”的诗句，并记述谢端“海边逢素女”故事，又记述；“欧冶池在城隍山后，即剑池，越王铸剑处”。按福州这些故事，李郢诗句所咏的越王潭指福州的越王潭，即第一任闽越王无诸铸剑处，而不是传说中的末代南越王建德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处。“南越王建德逃到梁山伐木造船”的故事是沈怀远按民间传说所写，沈怀远生活在南北朝的刘宋时代，距汉武帝讨平南越时已五百多年，应以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为可信。
  漳浦的赵宋皇族后裔
  漳浦有许多赵宋皇族后裔，聚居于官浔赵厝、旧镇甘林、湖西赵家城，并由这三处分传的其它地方。
  赵宋皇族南迁的原因，先是为金兵所逼，后是为元兵所逼。宋朝对皇族事务设“宗正司”管理，景祐二年（1036年）置“大宗正司”于东京（开封），崇宁二年（1104年）增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河南商丘）及“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洛阳）。靖康年间（1126年）金兵攻陷东京，“大宗正司”的皇族被杀甚多，而分居南、西二“外宗正司”的皇族幸免于难。南宋移“大宗正司”于江宁（今南京）；“南外宗正司”先移设镇江，又移设于泉州；“西外宗正司”先移设泰州及高邮，后移设于福州。从此，有很多皇族入居福建，传下众多后裔，出了很多人才，留下许多文物古迹。如漳浦赵家城之祖赵若和，其曾祖父赵彦卿，是魏王廷美第七代裔孙，原任学士，居开封，是“靖康之变”时的幸存者，移居福州凤凰桥，传至赵若和为魏王廷美以下第十世，受在福州称帝的端宗赵是封为闽冲郡王，随之南迁广东，于宋帝昺崖山败亡时逃居浦东，又迁居佛昙积美。湖西赵家城是明隆庆五年进士、若和的十代裔孙赵范，于历任浙江按察副使等官归休后，于万历年间与其子赵义所营造的一座仿宋花园式居民城，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远近知名。
  华安银塘有“北溪赵”，是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也宣传得相当有名。而漳浦“南溪赵”（官得赵厝），同样是宋太祖第四子赵德芳的后裔，由于没有宣传，却默默无闻。其实，“南溪赵”明代文物之盛不亚于“北溪赵”，其在宋末元初避难隐居的历史比“北溪赵”更悲壮。“南溪赵”（官浔赵厝）开基祖赵与昉，是宋太祖第十代裔孙，原居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后移居漳州。他的儿子孟传，是一个“探花”（理宗端平二年进士第三名），钦点泉州市舶司，泉州先被元军占领，孟传逃回漳州。元元攻占漳州时与防和儿子孟传，孙宣春，曾孙由广，隐居山林，后迁居官浔木豪山之下，开基赵厝社，因在南溪之滨，后裔称“南溪赵”。明代人才辈出：赵超，天顺三年（1459年）举人，任国子监博士（国家最高学府教官），其子赵浑，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历任云南、广西思恩、广东雷州知府，赵浑之孙赵从谊，万历十三年举人，任广西浔州府推官（法官）。“南溪赵”于明代先后建二座与赵家城完璧楼同样型式的三合土楼，虽然文物比不上赵家城丰富，却不在”北溪赵“之下。
  “南溪赵”第四世分传于鹿溪下游北岸甘林社，甘林社又分传附近的下坑、鸟空等社（其中有一部分赵家城后裔）。
  甘林赵姓也是人才辈出：赵仕魁，明万历十六年举人，任广西廉州府推官；赵桐友，清雍正五年（1727年）进士，任山西临县知县；赵廷魁，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武进士，初任宫廷侍卫，后任云南腾越总兵。赵仕魁为甘林第九世，墓在草湖（今属万安农场），甘林往守墓的族人传衍成村庄。
  佛昙石门
  明代划湖西盆地和佛昙沿海（不包括东坂、洞野、花林、整美）一带为十七都，清代沿用十七都地域名称，在今佛昙镇设石门上、石门下二保，石门上保辖鸿儒江以南，石门下保辖鸿儒江以北。
  台山山脉是现在湖西乡与佛昙镇的分界线，湖西在西，佛昙在东。源自台山东坡梧岭洞的庵前溪流经后窟、石门，出白石海域，古称梅月东港。石门为溪流与海潮交汇处，两岸二石夹峙，称石门，以至成为地名。明嘉靖年间，石门村为防御倭寇而建一座石城，门联云：“鸿江南畔，山野秀峰集藏良石；梅月东港，海潮汇涨聚水隘门。”
  民国时期的佛县镇共辖十二保，石门保只辖石门、花园、人家、山坪、后仓、园中央等自然村。现在的佛县镇共辖二十个行政村、三个场、一个居委会，石门行政村只辖石门、花园二个自然村。这显示历代人口增长的速度。
  佛昙下坑——漳浦佛昙杨姓发祥地
  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被元军占领，年仅六岁的恭帝赵显与她生母全太后（度宗皇帝的遗后）被挟北去。杨淑纪（度宗的遗妃）带着她生的年仅八岁的皇子赵是在她弟弟杨亮节护从下逃出临安，隐匿山中七日，得到都统张全带一支骑兵小分队来护卫，逃到永嘉（温州），几位大臣也逃到永嘉，合议拥立赵是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迁移到福州。翌年十一月，拥立赵是称帝，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授杨亮节为处置使。然而元军已从江西入闽，攻占建宁府（今建瓯），很快便直逼福州，南宋小朝廷急忙以船队航海南下。到泉州港，逢泉州长官蒲寿庚降元，闭城屠杀赵宋皇族，南宋小朝廷急忙航海继续南下。适杨亮节带着他的三个儿子上岸办事，来不及同行，只好带着儿子到漳州沿海一带寻觅。到佛县时，听说南宋小朝廷已南下广东，便将患病的第三子杨盛寄养在佛昙，自己带长次二子往鹭岛（厦门），要觅船往广东。在鹭岛找不到往广东的船，却听说南宋小朝廷已经败亡，他乃带着长次二子前往浯洲（今金门）官澳，以耕山渔海为生，传下众多后裔。他的第三子杨盛，住在佛昙大荟山下，生四子，长子大成，次子大振，三子大秀，四子大韶，后裔分为四房，从下坑发祥，传衍到佛昙各村落、马坪林埭、旧镇林美、湖西曹厝、楼下、示仔埔、过龙、千秋坛、赤湖古山、霞美竹屿仔、绥安镇油车、前亭江口、龙海白塘，以及省内外许多地方（包括台湾）、马来西亚、印尼各地。
  佛昙梅月城
  佛昙梅月城原是黄姓聚居地，其开基祖是护从宋末闽冲郡王赵若和从崖山逃亡到浦东（在今龙海市港尾镇）的侍臣黄材的曾孙黄寿夫。寿夫原居浦东，元末遭倭寇之乱，逃往莆田组织义军反元，至明朝开国，以军功升任指挥使，奉命驻守佛潭桥（今佛县镇），在一次抗击倭寇的战争中牺牲在香山之下，谥鸿禧，即子孙后裔称为鸿禧公的。他的儿子均安、均寿居佛潭桥西岸头，命名其家园为西桑园，又称西墘，后裔建梅月城防倭。梅月城北起鸿儒江南岸岸头，西南到埭田，东北至下赵（在今石埕村）交界，东南至东门兜（在今园东衬，园东村即是以园中央、东门兜两个地名各取一字为行政村村名），为黄寿夫后裔聚居地。
  黄寿夫之弟必夫的后裔聚居于海滨积美（锡尾）。因为必夫之子过继给改姓为黄的赵若和为嗣，故居积美。
  明末战乱，清初“迁界”，梅月城黄姓陆续迁居湖西。锡尾黄姓也于“迁界”时内迁，一部分于“复界”时回居锡尾。梅月城黄姓则在湖西传衍成大族。
  佛昙下赵
  佛昙下赵以赵姓聚居地得名（在今石埕村辖内），虽然已不再是赵姓聚居地，而地名不改。下赵始祖是宋末闽冲郡王赵若和（宋太祖三弟魏王廷美的的十代孙）。他于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最后阵地广东崖山被元军攻破时，在待从官黄材、宣慰使许达甫等护从下，以十六艘船逃出，遇飓风，大部分沉没，剩下四艘，至浦东（在今龙海市港尾镇）登岸。黄材假称是遇海难的商人，赵若和隐匿在他户内，假冒黄姓。后为避元朝追缉，赵若和离开黄家，迁居佛县积美（锡尾），仍假冒黄姓，娶大坑陈姓为妻，生子天福、天禄、天寿、天佑。禄、佑出家当和尚。天福生明官、文官，天寿生惠官。明初，仙们还习惯姓黄，因为户籍不能更改。洪武十八年，惠官娶黄氏女为妻，被告“同姓结婚，伤风败俗”，文官拿族谱到官府申辩，御史朱鉴查勘属实，奏准朝廷给予复姓为赵，并赐官，授明官为鸿胪寺序班，文官为儋州宜伦县主簿。
  赵若和的第十代孙赵范，于明隆庆五年登进士第，任无为州、磁州知州、户部贵州司郎中、浙江按察副使等职。归休后，于万历年间选择在官塘（今湖西）硕高山建楼堡府第，聚族而居，佛昙赵姓就都迁居湖西了。在此之前，已有人迁居县城，后裔迁居旧镇甘霖，与从官浔赵厝迁居甘霖的“太祖派”赵姓后裔同住一地。
  赵若和原在下赵建有府第，后面是一座三合土楼，自迁居湖西后，下赵的府第土楼就空无人住。清道光年间，在佛昙设县丞署（俗称分县），便是利用原来赵范的府第加以改建，至民国初年已全坍废。民国二十三年，华侨杨纯美筹建纯美中学，请准将原佛昙县丞署旧址拨充校址，民国二十五年校舍落成，秋季开始招生。我是纯美中学第一届学生，亲眼看到，赵范的古楼楼墙还完好。纯美中学解放后改为漳涌县第二中学，扩建校舍，古楼墙才拆除，尚存一部分石砌地基。
  杜浔小山东
  杜浔镇有一个村庄叫“山东”，原名小山东。据《杜浔小山东谱记》，该小山东杨姓始祖名维邦，于南宋理宗时以抗元有功官至尚书左仆射（按，理宗年间已不设尚书左仆射，当是任过相当于这职务的官职，后世编写族谱错写），后受贾似道排挤失权，晚年随端宗（赵是）播迁，忧愤国事，捶脚吐血，死于船上，端宗追赠为“丞相”。尸体火化，骨灰用原来的官服包裹，船到漳浦古雷海边，停靠休息，其子杨敞、杨考背父亲骨灰上岸找葬地，见一路都是沙滩，到杜浔鸡母岫山，才见树木青翠，认为是好地方，将骨灰入土安葬。葬毕回去找船队，不料船队已在元军（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蒲寿庚助以航船水手）追击下离开古雷海湾，继续南逃。两兄弟只得再到鸡母岫山下，结庐耕种。由于原籍山东兖州泗水，就命名新开基地为小山东，称鸡母岫山为山东岭。至明代天启年间，其九世孙杨文补立墓碑，中间一行大字：“丞相始祖杨公墓”，上角加注“公讳维邦”，至今尚存。六鳌东门杨姓和绥安镇后港村杨姓是由杜浔小山东分衍。
  上埔原名商氏埔
  大南坂农场上埔村原名商氏埔，因是商姓聚居地得名，叫快了变成上埔。又叫做松树埔，因为从前村中有一棵大榕树，“榕”在漳浦叫“松”，松又与商谐音，如明朝名臣商辂（即民歌故事“雪梅小姐”守节培养的大学士商辂）读如松辂。松树埔书面上则往往写作榕树埔，因为“松”的本义是“榕”。清代，松树埔与南门合为“在坊”的南松保，民国29年与京仔社合为属第五区（石榴区）的榕京保，民国33年与金南（南门）合为属绥安镇的金榕保。新中国初期为属于第一区（城关区）的商树埔乡，1956年为属于石榴区的商埔乡，1958年9月公社化时，为属于城关公社的上埔大队，1960年3月改属大南坂农场。在历来的地名中，有时写“松”，有时写“榕”，有时写“商”，最后写“上”。
  上埔村商姓开基于宋末元初，开基祖商稷，原是福清石竹（今东张镇）人，是宋朝庆元二年进士，湖南桃源知县商景春的次子。商景春之弟商景夏于宋末组织民兵抗元，失败被俘，自杀。在元军追剿下，商姓族人纷纷弃家逃亡。商景春有五个儿子，除第四子商平、第五子商世早天，长子商禹和第三子商当逃到赤礁避难，商禹于战事过后回居石竹，商当留在赤礁，分别传下长房和第三房后裔。次子商稷逃到漳浦，见县治西南鹿溪之滨一片沃土，便住下来垦荒拓土，传衍第三房后裔，建立商氏埔村，即今上埔村。上埔村商姓还分传族裔于杜浔和诏安。
  菲律宾“国太”的故乡漳浦南蔡村
  蔡姓曾是漳浦县第四大姓，蔡姓聚居的村庄分布在全县各地，有一些村名带上一个蔡字，如上蔡、下蔡、后蔡、东蔡等。有一个“南蔡”自然衬，因为受海沙浸入，田园埋没，清末已经“无社”，现在鲜为人知，而“南蔡”地名仍在，有一座桥称为南蔡桥，在霞美镇下蔡村附近，今下蔡林场界内。下蔡林场就是在久已“无社”的废墟和海边荒埔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一处叫红墩的地方，就是南蔡自然村故址。
  1997年菲律宾世界日报登载一篇文章，说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米略·阿奎纳多的祖母蔡氏，祖籍在漳浦县南蔡村。阿奎纳多于1869年3月22日出生在菲律宾甲米地省卡维特镇，父亲是农场主。阿奎纳多于1895年当选卡维泰市市长，同时秘密参加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卡的普南”（音译，意为最高最受尊敬的菲律宾儿女协会），后成为领袖。1998年6月12日在卡维特镇发表独立宣言，98名代表在宣言上签字。1899年6月正式颁布宪法，宣告成立菲律宾共和国，翌年1月，推选阿奎纳多任总统。而那时，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于1941年攻占菲律宾，战后，美国重新占领菲律宾。经菲律宾人民不懈斗争，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新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认为，阿奎纳多在日军占领菲律宾期间曾与日军合作，因此将其逮捕，后予释放。而历史上称1898年阿奎纳多任总统的共和国为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他的祖母蔡氏被尊称为蔡国太。1950年，阿奎纳多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病逝于1964年，享寿95岁。
  “陈井”地名故事
  长桥镇割后村陈井自然村是陈姓聚居地，祖祠“凤仪堂”，门联“泉灌分支祖自同；漳中立族宗开浦。”即是说，其祖于宋末元初自泉州的同安灌口前来开基。初居官浔，后裔一部分迁今址，地名都叫“陈井”。究其源，祖居地灌口的陈井是老牌的陈井。从灌口陈井分传的，除漳浦陈井外，还有福州陈井、台湾陈井、海南岛陈井。
  陈井地名的由来有一则故事：南宋末年，同安马巷名士陈太源，抗元失败，受元兵追辑，惟恐被查出，有灭门之祸，便令四个儿子逃散分离，约定：无论逃到何处定居，都要在井栏上镌刻“陈井”字样，并以陈井为地名，以后好相认。于是，他带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逃到灌口隐居，他的长子陈文则远远地逃到海南岛，他的第三子陈英逃到漳浦濠浔（今官浔），以陈井为地名，后裔迁居今址，仍叫陈井。
  灌口是交通要道上的重镇，陈太源的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在那里传下众多后裔，建立陈井15社，分传于福州，也以陈井为地名。明末清初，灌口陈井人陈永华佐郑成功抗清，他的大批族人随之参加郑军，直到随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在台湾垦荒拓土，至今传衍族裔6万多人，嘉义县鹿草乡的陈井是其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火烧埔原是林荫地
  绥安镇与旧镇镇交界处，因曾设鹿溪糖厂而热闹一时。在未设糖厂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曾在那里垦荒，那时，那地方是一片不毛之地，因而知识青年称它为“火烧埔”，遂成为地名。可是，它原来并非光秃秃的，而有一个风雅的地名，叫“好洲埔”。它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大林，以原是一片林地得名，又有村名林尾（今雅化为林美）和临林（今讹音为熊林），都是因在“大林”之下得名。在未通汽车时代，人们从县城步行往旧镇，沿途被太阳晒得额热口干，大都要在那“大林”下歇息一下，感受凉风送来的清爽，因而称为“好洲埔”。解放前，由于乱砍滥伐，林木消失，徒存“大林”地名，好洲埔好景不再，知识青年以“好洲埔”的谐音送给它一个“火烧埔”的新名。现在，那一带尽是郁郁葱葱的果园，然而，“火烧埔”的地名却难以恢复为“好洲埔”。
  李仔园地名由来
  旧镇镇于1992年选址在秦溪、石桥、甘林、玉等村的中间地带“李仔园”地方设立工业园区，又于1994年增设李仔园中学，于是，李仔园成为热闹的地方。
  解放前，那地方原是一片无名荒埔，秦溪村贫农王水涨在那里披荆斩棘，开垦成园地十多亩，种上李树数百株。因在旧镇通往县城的公路边，那时又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公路破坏，汽车停驰，徒步及挑担经过那地方的行人很多。王水涨之弟赞龙，以帮其兄看管李仔园之便，在公路边搭草寮卖凉茶，供过路人止渴。过路人在草寮里喝一碗凉茶，大都要顺便休息一下，欣赏李园景色，因此，“李仔园”成为众所周知的地名。
  解放初修复抗战时破坏的公路，这条公路自漳州市区经漳浦县城、旧镇、杜浔、云霄通至诏安分水关与广东公路相接（那时盘陀岭末通公路），本来必须在旧镇下车，乘渡船过港再乘另一辆车，继续行程，解放初修复公路，在旧镇港两岸各建一座渡船码头，配备载车渡船一艘，可将汽车连同乘客渡载到对岸，继续行驶，当时认为这样已经很合理想要求。1955年7月5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出一支军队进攻东山岛，被增援的解放军击退。然而由于增援部队受到旧镇港过渡的延缓，致守岛部队和群众受到一些损失。战役过后，为改变用船过渡状况，在旧镇港上方甘林溪头渡建一座木质公路桥，从桥头建一条公路至李仔园与原公路相接，并设李仔园客车停靠站，树立站标，以利行人。从此，李仔园知名度更大。虽然，那一片李仔树已改种其他果树，溪头渡桥梁也已于旧镇桥闸建成后废弃，而李仔园地名一直沿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