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编者注：张若丹，漳浦石榴镇长兴村前房社人，乳名罔示，学生时代改名德成，1948年3月在厦门“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读三年下时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改名若丹。侨师毕业后在南安、厦门做地下工作，后转到闽南游击队打游击，从华安、南靖、平和转到靖和浦县工委所在地漳浦车本村，任靖和浦独立大队第一中队副政治指导员。1949年9月随县关工委书记柯永麟和平解放漳浦县城，参加接受国民党警察局的投诚仪式，后任县大队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剿匪，后任边防办公室主任，在旧镇、六鳌等地组织民兵守海防。1954年6月上调福州军区，在闽南沿海从事对蒋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编辑组组长（正团职）。1983年5月离休，居厦门军队干休所。正在写回忆录，已写出提要。漳浦县政协征得他同意，将“提要”前一部分，即他从学生时代至解放初期所经历的一些情况，先在《漳浦文史资料》发表，以供研究漳浦一带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历史情况的参考。
  读私塾、小学、初中、侨师
  我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3日（农历丁卯年十月初十日寅时）出生在漳浦县长兴村前房社巷头祖家（今属石榴镇长兴村所辖），乳名罔示，是方言“罔饲”的同音异写，罔饲即姑妄养之的意思。父亲张红毛是农民，母亲柯任是一个小脚家庭妇女，娘家住县城绥南盐仓巷（祖籍溪南）。因“外家”关系，我小时随父母移居绥南。1935年至1936年上半年在城隍庙后面许厉老师的私塾读书，一年间读了《论语》和《孟子》，读到能从到尾背诵，各奖毛笔一支。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改在城隍庙西面王进益老师设的私塾读书。王老师教我读《中庸》、《大学》、《诗经》和《小雅》。《中庸》也读到能从头到尾背诵，奖毛笔一支。其余仅部分背诵，《诗经》、《小雅》没读完。1937年“7.7”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母迁回老家居住，停学在家，帮做一些农活。1939年2月，母亲看我已渐长大，恐怕日后被抽壮丁，要我到学堂（正规学校）读书，父亲起初要我帮他干活，不让上学，结果还是拗不过母亲的主张，送我到县城读逢源小学，插班读三年级下学期，寄住在盐仓巷大舅家里。校长郭泽龙见我报的名字不雅，就替改名为张德成。1939年5月24日上午，日本飞机9架来轰炸漳浦县城新路尾洋楼区，英国人办的源梁医院、英国人住的“番仔楼”及附近民居都中弹，炸死一些人，血肉横飞，很惨。逢源小学教学楼被炸坏一角，好在那天是星期日，没有师生伤亡。此后，日本飞机又多次轰炸漳浦县城，最惨的一次是8月24日，县政府前面市场边一个防空洞被炸塌，死伤十多人。逢源小学搬到石榴后埔村，借用礼拜堂继续上课。我在后埔从三年下读到四年下。1940年9月，逢源小学校舍修理好，从后埔搬回原址上课，我从五年上读到六年下毕业，仍寄住大舅家。1942年9月我升入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属第五届学生。这次是寄居二嫂娘家。1945年2月，我读初中三年下学期（毕业班）。6月底，为避日军流窜（编者注：3月19日，日陆军第九师团德本光信联队从上海南调广东，用4艘军舰运载，至菜屿列岛海域，受到从长汀机场起飞的美国陈纳德第四航空队飞机轰炸，沉一艘，其余逃往金门、厦门，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补给困难，6月底，在金门强征民夫、骡马，准备从闽南陆地流窜广东，漳浦接漳州军事当局通知，进行防备），漳浦中学毕业班搬到石榴芳林村搭竹棚上课，其余提前放暑假。7月11日日军流窜经过漳浦县城以后，漳浦中学毕业班从芳林搬回县城原址上课。才举行毕业考试，8月中旬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正遇到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参加了县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我们是漳浦中学第五届，毕业典礼照片上有72个毕业生。
  初中毕业后，要读高中得到外地去，我家没有钱，就选择读师范，读师范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必须担任小学教员3年以上才可转业，否则领不到毕业证书，不能升学，是一般富家子弟所不愿意的，却是贫困生的好出路。最理想的是读“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那是陈嘉庚先生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创办的，设二校，第一侨民师范设福建，第二侨民师范设广东。福建人都简称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为侨师，最初设在长汀，1945年3月日军打到赣南，侨师仓促搬到漳平，借用旧祠堂上课。抗战胜利之初，侨师已准备迁往厦门，一时校舍无法解决，暂仍设在漳平。1945年8月中旬，我与几位同学到侨师漳州考区投考。投考的共有36人，结果录取11人，漳浦中学毕业生只被录取2人（我和另一位厦门籍同学）。抗战时破坏的公路当时未修复，我从长兴前房社步行，一天赶到漳州，与两位同学会合，第二天到浦南，后去华安，取道永福，第六天才走到漳平县城郊临时借用破旧祠堂的侨师注册。9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欢迎我们50多名新生入学，第二天正式上课。侨师教导主任黄卫世是漳浦人，漳平县长陈志谟谟也是漳浦人。漳平原来就有一个漳浦同乡会。他们热烈欢迎我们几个漳浦新同学的到来，与我同班一起受欢迎的还有官浔的何庆云和墩柄的陈在胎，开学前我们并不认识。
  我们是侨师第八届学生，在漳平上课三个月以后，便与全校二百多名学生、二十多个员工于1945年12月17日迁到厦门曾厝垵仓里社新校舍，一座华侨所有的有几十个房间的两层大红楼。在漳平时伙食办得很好，还节约不少伙食费分给学生。我利用学校搬迁过程中还未恢复上课的寒假期间回家一趟，学校发给的节余伙食费我除路上用去一些，还有余款借给家乡的旧同学补助结婚费用。当时一传开，“读书还赚钱”成为佳话虑侨师搬到厦门后还有所建设。不久，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师范学校的学生伙食日见恶劣，甚至吃不饱，师范生很多自潮为“思饭生”。侨师学生开始饿肚子，对学校校长挪用公款，吞占学生假期伙食费大为不满。1947年6月24日，在进步学生带领下，全校学生举行大罢课，批斗校长，影响省内外。在这次罢课行动中，我是积极分子。罢课以后，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翁，民主气氛高涨。学生绝大多数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子女，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我所在的三年上这一班还利用假期伙食费和学校的一点实习补贴，自己组织到台湾参观实习一个月。
  侨师参加地下党和地下工作的学生甚多。地下党在侨师附近办了几所农民夜校，侨师进步学生义务担任夜校教员，并在社会上开展各种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反美扶日”游行大示威。解放后侨师改为厦师，经过省市有关领导批准，于2002年在曾厝垵侨师的旧址建立了一座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纪念碑。
  参加革命
  1948年3月27日起，我成为厦门市城工部地下党的成员。在入党的志愿书（自传）上，我把张德成改名为张若丹。在鼓浪屿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上，被组织编为“27号”。我拼命阅读党的书报杂志和文件，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形势和任务，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参加“5.28”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大示威。我和另一个同学高举横幅大标语，走在侨师队伍的最前头。1948年7月至8月暑假期间，我回漳浦长兴老家，边参加劳动，边向农民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政策，秘密拿党的书籍给初中时的旧同学看。同时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腐败。9月，我回厦门，被地下党派去南安，与几个侨师同学一起做地下工作。向教师、学生、农民宣传革命。1949年1月至1949年4月，我被调回厦门，在禾山当小学教员。在城工部厦门市委直接领导下，参加职业界党支部的整风学习。负责联系禾山地区的几个党员，在学校做教师和学生工作。1949年4月10日，城工部厦门市委被迫作出停止一切组织活动的决议。我于4月中旬由地下党交通员带路，化装香客，到三坪寺接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即闽南支队）任宣传队队员。5月上旬参加攻打南靖南坑的战斗，冲到“炮楼”（碉堡）下向敌人喊话。到溪边向赶圩的群众发表演说。这一仗打死敌军1人，俘虏4人，缴获步枪10多杆，子弹400多发。我军无一伤亡。打南坑后，由支队长李仲先和卢炎率领的一团二连、三连、五连和吴扬副支队长率领的七、八连在“树海”会师后，我于1947年5月中旬由支队代政委、闽南地委组织部长卢炎分派到一团三连任文化教员。1949年5月17日，我们参加攻打许竹（归德）乡公所和大圆楼谷仓的战斗。我和一个班到乡公所楼下喊话。这一仗打开谷仓，分给群众仓谷七、八百石，缴获长短枪30杆，子弹数百发，手榴弹3枚。打死保安队兵一人，俘虏十多人。乡公所投降十多人。我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漂亮战》，登在闽南地委办的6月17日的《前哨报》上，署名阿丹。1949年5月下旬在华安某地参加攻打华安县伪“国大代表”（土匪出身的“土皇帝”）黄雨定。这一仗，兄弟连牺牲了一名排长，支队命令撤出战斗，我们三连殿后。
  1949年5月下旬，我们部队本来要去安溪会师，遭到国民党保安团围追堵截。我们三连守住华安团内村后的一个山头，国民党保安团用马克沁重机枪、迫击炮和步枪打我们，子弹在我们周围乱窜，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但他们一个也不敢冲上来。我们守了一天才后撤。
  团内战斗一结束，卢炎同志找我谈话，表扬我上山后表现好，派我回老家靖和浦边区参加建立地方武装的工作。第二天，我们部队又和保安团打了一仗。夜里，卢炎派老何为交通员，带我在华安、南靖、平和的山上走了6天，昼伏夜行，从5月底走到6月初，走了几百里才到达漳浦县的车本村找靖和浦县工委书记柯永麟同志。柯永麟同志告诉我：“你从部队来，又有文化，太好了！我们要建立武工队，作为地方工作团的后盾。”他调何协兴来当武工队队长，并调几个老同志来当班长，叫我负责政治工作，队员由我审核吸收。武工队宣告成立，到6月15日，队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6月16日开始集训，军事政治双管齐下，7月7日告一段落，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人。7月9日出发到平和小溪镇周围执行任务。在小溪后面的峨嵋山上，我根据县工委委员张阿挞的指示写了17封向土豪派款和政策攻心的信，交工作团分发。7月下旬我们回到车本，从各地来了不少知识青年。县工委都让他们先到武工队接受教育才分配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重要的地方干部。
  1949年8月，靖和浦县工委突然接受国民党正规军少校连长吴英率全副美式装备的八十多个官兵起义上山来归。其中有一部分自愿解甲归田的，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一部分自愿留下来的，与武工队合并整编成立靖和浦独立大队，由柯永麟兼政委，何协兴任大队长。下辖二个中队，共80人左右。我任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9月中旬，靖和浦独立大队由柯永麟率领，与闽南支队会合，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漳州城后回县，配合靖和浦县工委领导的工作团，于9月23日解放漳浦县城。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成立漳浦县人民政府。靖和浦独立大队整编为漳浦县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个连，称为警卫连（其余为区中队），我任警卫连副政治指导员。
  解放初，漳浦政治土匪十分猖狂，警卫连在全县范围内东奔西突，抓到许多土匪。1949年11月，在杜浔击败偷袭包围杜浔区公所的李天章、林茂财股匪，活抓3人。1949年12月24日，我与郝指导员到盘陀东林与陈流芳谈判。陈流芳原来率领一支政治土匪在梁山一带活动，在我军围剿下已走投无路，我们说服他交出一挺轻机枪，十多杆步枪，还有手枪，向人民政府投诚。在此之前，我们还到赤湖、旧镇、石榴等区抓到十多名土匪。我们配合兄弟部队在县城北门外的罗山、霞潭至葛后一带消灭从将军澳偷渡登陆潜入内地的“两龙纵队”土匪，俘虏十多人，缴获卡宾枪10杆、冲锋枪2杆。1949年蒋军一条船在杜浔海域起义，我负责将他们三十多名官兵送到漳州军分区。1950年上半年，我们又到四区（旧镇）、万安、六区（赤湖）、墩柄、车鳌、五区（佛昙）南宅一带抓到许多土匪。9月起，我们警卫连驻赤土岭，进行重点清剿，通过发动群众和军事行动，消灭了林德音股匪和林田螺股匪，活抓“大队长”林德音和“中队长”陈坤及许多匪徒。林田螺逃到赤湖海边也被捕获。匪干和匪徒三十多人到赤土岭向我连投诚。这次剿匪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全歼匪“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重要因素是：先已与县公安局有联系的匪部叛徒郭庆瑞及时向我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由我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我和连长等4人化装为砍柴的农民，先上山搜索监视土匪，然后全连跟进，将整个山头团团围住。1950年10月30日早上至31日下午，我们警卫连用两个白天和一个黑夜严密搜索灶山上的云山燕子洞及其周围一系列石洞（在东平村之上一华里处），俘获由蒋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胡琏任命派遣的“漳厦地区游击司令部少将司令”佟振洲、“上校副司令”韩荣魁等10名军官和1名士兵，缴获全部武器装备，有手枪3支，冲锋枪、卡品枪、步枪各一支，八八式掷弹筒一门，子弹数百发。我们警卫连受到剿匪指挥部通令嘉奖。
  1950年2月2日，中共漳浦县委批准我重新入党，侯补期三个月，5月2日转正（后来我调到福州军区工作，军区政治部党委根据中央决定，批准恢复我1948年3月入党的城工部党籍）。我在警卫连历任支委、副支书、支书。1951年在二连任支书、政治指导员。
  1951年上半年，我又带队到长桥潭阳清剿黄狮股匪，军事政治双管齐下，黄狮逃进乌龟马肚山。我带“飞行小组”住进乌龟马肚山，逼得黄狮身边的人也陆续自新，剩下黄狮和他的一个亲信躲在山洞里，最后被擒。
  1951年5月至1952年7月，我在漳浦县独立营（龙溪军分区独立第四营）第二连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51年6月，由我负责从我连的二百多名战士中，动员挑选一百人上升主力部队三十一军，7月全部完成，漳浦县人民政府还开欢送大会，给上升的战士每人发一本纪念册。1951年8月，由我和连长率领第二连到佛昙，负责从整美到大坑一线的海防。1951年9月14日至11月30日，我们第二连从佛昙开到赤湖，负责垵角至将军澳一线的海防。作为全营典型，第二连于1951年经过几个月关于共青团的系统教育，于11月14日在赤湖隆重宣告成立团支部，是全营第一个团支部。并举行由地方和部队参加的盛大庆祝会，由本连干战自编自演一场文艺晚会。1951年11月30日，第二连又开到佛昙。从12月至1952年5月，我负责领导全连开展清理中内层、三反、整党等政治运动。1952年6月，在鹿溪桥，我负责二连的整编。全营整编结束，由我代表独立第四营带领204名战士和9名干部到云霄陈岱移交给公安80团。其中有二连的战士112人。
  1952年7月起，我在漳浦县人民武装部任政治干事。7月下旬至9月3日，第一次带工作组到六鳌，任务是搞民兵建设，守海防，选举乡长、民兵队长，建立和巩固乡政权。1951年10月24日蒋军在六鳌登陆，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又恢复巩固。1952年9月4日至10月2日，我负责抓一区（城关）和二区（石榴）国庆民兵大检阅，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典礼。1952年10月3日至11月16日，我被派到云霄“浦云东诏民兵干部训练班”当政治教员。参加训练的四县民兵干部354人（漳浦147人，东山51人，云霄64人，诏安92人）。训练完毕，由我负责总结，在军分区召开的会议上汇报。1952年11月18日至11月27日，龙溪军分区在漳州召开十一个县市（包括厦门市）人武部领导会议，汇报总结一年来民兵工作情况，布置冬训和备战工作。我又被领导指定代表漳浦在大会上作全面汇报。1953年2月4日至5月5日，我负责抓全县实行普遍民兵制的落实，并为全县连排级人武干部整理军衔鉴定，上报军分区。1953年3月，我被选为共青团漳浦县委员会委员。1954年2月，我被中共漳浦县委指定为县边防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在13位委员中，除我以外都是中共漳浦县委委员。边防办公室有5名地方干部。1953年9月23日至1954年2月初，我带工作组到六鳌工作，任组长，组员有军队干部2人和地方干部2人。六鳌无驻军，我们5人就是驻军，就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我们与村干部同生死共患难，守海防四个多月，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1）中秋节前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一个月，因为发动群众好，搞得很有声势。（2）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守海防，工作组每天每夜查岗放哨。当时形势十分紧张，我睡觉枪都上了膛。1954年1月4日上午，敌人机帆船改装的炮艇开到后江来捉民船，我带工作组和乡长张大吉等人迅速爬上后江的山头，用美式三〇步枪打敌船，敌人也用迫击炮打我们。我连续打了23发，其他的人也打，才把敌船打跑，救到一条惠安的运输船。当时九区区长陈金龙给我们寄来一封慰问信，信封上写一首诗：“邮至风沙半岛中，张庄将相守海防，消灭来敌保国土，挂起勋章见首都。”（庄是九区区委副书记，元旦前来六鳌的）这封信使我们很感动。
  我两次到六鳌，时间都比较长，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走后有人告诉我，六鳌人柏荣写了一首唱你老张的顺口溜，他念一遍给我听，我非常感动。我说不敢当，词也没记下来。
  我回县城以后不久，又率领地方干部到沿海工作，负责将县委的指示下达基层，并将在下面调查了解的情况上报县委。我们在海边到处跑，曾在岱嵩岛住过。1954年起在旧镇镇的白沙安营扎寨，调查漳浦渔民与东山渔民的矛盾。当时古雷属东山县，古雷杏仔村的渔民与旧镇白沙村的渔民常因定置渔网问题而吵架，我要协助地区专署调解两县的矛盾。我到杏仔住了几天，二次到浮头湾上的小岛井垵、巴流，穿便衣，与白沙渔民住渔寮，同吃同睡。渔民们把我看成他们的亲人一样。我第二次在巴流住了一个星期，渔民送我到菜屿、红屿。我在菜屿给六鳌的渔民开会，教他们如何向蒋军宣传，还作了一些标语。当时这里是蒋军常来的“游击岛”。我在边防办公室写过多少东西已记不清，但记得写过渔业互助合作情况、海防情况等。
  1954年6月5日我在白沙，被通知回县，因为军区指名调我去福州。我到福州军区干部部报到，干部部叫我到敌工部分配工作。以后，我就在闽南一带沿海前线从事对蒋军宣传工作，主要担任福州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助理员、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编辑、福建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编辑组组长（正团职，行政十六级）。在前线几十年，在炮火纷飞中奔忙，有很多事可记。这里只记述早年在故乡求学、工作的一些经历，以供研究漳浦一带解放前后历史情况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