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明代已有很多包括漳浦人的闽南人到台湾、澎湖开发土地。由于明太祖为防倭寇侵犯大陆沿海而将距大陆较远的海岛居民内迁，再有偷渡前往的，以海盗论罪，后代以“祖宗定制”，继续执行，所以，有偷渡往台湾、澎湖的，都不敢明言。至崇祯八年（1635年），从台湾起兵，活动于闽粤一带沿海的海上武装集团首领郑芝龙受朝廷招抚，授官游击，那时，福建连年灾荒，巡抚熊文灿接纳郑芝龙建议，招募灾民数万人，发给耕牛、农具，运送台湾垦荒，其中，有漳浦县长桥人42人，由于那次渡台是官府组织的，才敢在族谱上有所反映，但大部份渡台者还是不会在族谱上反映出来，那时渡台的漳浦人定然不少。清初顺治年间，郑成功举兵反清，他的队伍多次转战漳浦，很多漳浦人加入郑军，后来随之渡台，赶走荷兰侵略者，屯垦台湾。清廷实行“迁界”政策，东南沿海划为“弃土”，强制居民内迁，郑成功派船到各澳口渡载流离失所的群众往台湾垦荒，又有很多漳浦人渡台。而闽粤两省最大规模的移居台湾，是在清朝统一台湾以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开发台湾并传裔于台湾的人很多，这一辑《漳浦文史资料》有记述。本文专记以武功、教化、献策影响台湾历史的漳浦人物。
  1、统一台湾，蓝理功第一
  蓝理（1649-1742年）苌坑下尾（今属赤岭畲族乡石椅村）人，长得魁梧异常，虎头燕颔，大眼阔嘴，力大能举八百斤，奔跑跳跃迅猛，能追上奔跑的快马，曳着马尾使它倒退，练就一身武艺，刀、枪、盾牌、火铳都十分熟练。少有大志，16岁便格杀了盘据大桑、井尾的海盗首领卢质，到漳州府报功，想以此为进身之阶，反被官府疑为也是海盗，关进监狱。康熙十三年（1674年）镇闽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镇滇的平西王吴三桂叛乱，下令尽释狱囚，叫他们投军效力。那时蓝理17岁，便能认识形势，不投耿精忠，而往浙江投入平叛统师、康亲王杰书麾下，参加讨伐耿精忠部下曾养性的战役，并引导大军入闽，屡立战功，授官松溪营游击，升灌口参将。灌口是南来北往的交通孔道，当时，退守台湾的郑经乘机打进闽南，清福建总督姚启圣驻漳州主持军事，他的差遣人员频繁经过灌口，都要向蓝理索取费用，蓝理不给，还曾将强索硬要的差员捆缚，因此得罪了姚启圣，被革职。他的一个兵与人殴斗误伤人命，论罪当斩，他怜其老母无人抚养，愿自冒杀人之罪，被关押经年。那时，郑经已战败退出闽南，病逝台湾，臣下争权夺利，导致郑家骨肉相残，长子郑克臧被杀，立幼子郑克塽继位，克壤的舅父冯锡范专权，倒行逆施，民心尽失。清靖海将军施琅奉旨征台，闻蓝理英勇，奏准用为右营游击，领前队先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五日，蓝理率先锋舰队从古雷头直抵澎湖海上，施琅率福建沿海11镇总兵的大舰队从东山岛继进。为郑克塽守澎湖的主帅刘国轩派大将曾遂以数万之众迎战清军，战舰蔽海。自辰至午，战斗十分激烈。忍然有一颗炮弹从侧面打过来，擦过蓝理腹部的衣服，衣服着火，蓝理倒在甲极上翻褒，将火压熄。曾燧喊道：“蓝理死了！”蓝理的二弟蓝瑶扶起蓝理，蓝理大呼如虎吼：“蓝理在，是曾遂死了！”即叫族侄蓝法拿刀给他，再三呼喊“杀贼！”声如巨雷，士气为之大振。蓝法见蓝理肚皮灼伤破裂，肠流出外面，就将肠装回蓝理腹中。蓝理的四弟蓝瑗替蓝理穿好衣服，五弟蓝珠拿布来包扎蓝理的腹部，蓝理大呼“杀贼”不止。这时，郑军的船只争先进攻，用铁钩钩住蓝理的船舷。双方火箭、火龙、火罐互相对掷，烟焰漫天。郑船中有一个号称“飞天鼠”的强手从那边船桅跳过这边船桅，滑到甲板上，要杀蓝理，被蓝瑶砍杀。蓝理命令将所有火药罐投向敌船，烧死敌兵无数，并击沉敌舰2艘。郑军大败，退却数十里，弃械和浮尸满海面。战斗结束后，施琅即上书为蓝理报功，并到蓝理船中慰问，请医术高明的随军洋医为他医伤。医师嘱咐：“须七天不可动。”施琅说：“大功已成，你安卧十天吧。”才过三天，施琅再出战，将帅兵士齐出，只不让蓝理知道。郑军倾尽全力抵御，战到中午，渐渐不支，小有退却。施琅乘胜追击，“冲犁”过猛，他乘坐的帅船冲入浅滩搁浅，被郑军船队包围，他的左眼被弹片击中，鲜血直流，情况十分危急。蓝理得报，急忙出援。他的船帆上大书“蓝理”两字，郑军望见丧胆，相顾说：“蓝理来了！”稍有退却。蓝理奋力追击，为施琅解围，请施琅放弃搁浅的船，转到自已的船上来，继续指挥战斗，终于获得澎湖海战的最后胜利。刘国轩见清军来势雄猛，逃回台湾，劝郑克塽献台湾投降。朝廷叙功，蓝理第一，授官定海总兵，转任天津总兵，升福建陆路提督。
  蓝理以鲜血为国家统一铺路，战后即由施琅安排到厦门疗伤，没有居留台湾，但他的部下有很多漳浦人居留台湾，参加开发台湾。他的几个弟弟也战功卓著，但二弟蓝瑶未升官就死了，四弟蓝瑗升金门总兵，五弟蓝珠升参将。
  2、阮蔡文教化高山族
  阮蔡文（1667～1716年），父魁，漳浦下魏（在今霞美镇）人，清初“迁界”时往江西谋生，生阮蔡文于南昌，后住新喻（今新余县）。阮蔡文自少能文能武，父死后，教书养母，24岁中江西举人，母丧后扶枢归葬故乡。漳浦知县除汝咸对阮蔡文的才干十分赏识，后来陈调到朝廷任御史，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邀阮蔡文同去抚招海盗陈尚义，阮因功被朝廷任命为厦门水师中营参将，翌年调任台湾北路营参将。
  当时台湾“北路”指自半线（今彰化）以北一千多里地带，尚未设县，只设一个隶属于台湾总兵的北路营，由一名参将主持，既管军又管民。竹堑（今新竹），淡水（今台北）等处山高林密，一年到头大都是阴雾天气，罕有晴天，硫黄矿所产生的毒气薰蒸，危害人的健康。竹堑埔纵横一百多里，走一天不见人烟，常有当时称为“生番”的高山族人埋伏在草莽中射杀行人，取头骨饰金当摆设，以夸耀其勇，汉人要请“熟番”持弓箭护卫才敢经过。半线以北的猫罗，猫雾二山（在今苗栗）以东有火山喷发，附近是“生番”住处，汉人未曾涉足，在郑氏政权时代，淡水、竹堑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才设淡水防兵，兵少地广，巡哨不周。阮蔡文到任后，决计到高山族地区巡视，他的部下说那些地方去不得，苦劝得声泪俱下，而他不怕艰难险阻，坚决要深入那荒原僻壤。他说：“台湾岛虽是弹九之地，实在关系福建的安危，淡水更是关键门户，从淡水港到福州，在顺风时只一天航程。自从汉人陆续到那里开垦，与熟番杂处，其中有许多亡命之徒，治安问题不可忽视，我重任在身，若不了解那里的地理形势和道路情况，怎能调度控制”。他自备帐蓬、用具、干粮、咸菜，毅然前往，深入竹堑（今新竹），大肚（今台中大肚）等地番社考察。日间马上成诗，夜间点烛记录所经历的地理、山川、风俗、气侯，写祭文致祭死在那里的守戍将士，忄妻怆激烈，人们听到他朗诵祭文的抑扬声调，感动得流泪。番社备牛羊酒食，到路边欢迎，阮蔡文一一慰谕，而辞退犒劳品。他一到番社，便拉起帐蓬，召集孩子们来坐在帐下，与他们亲切谈话（他已学会高山族语言），对孩子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不要害怕”。教孩子们读书，凡能背诵“四书”书句的，奖给银和布，为孩子们讲解“君臣父子之大义”，反复不倦。
  高山族人都喜欢阮蔡文，而他却在山区感染“瘴气”，回到官寓就患病了。朝廷调他任福州城守副将，康熙五十五年奉召进京，病逝江苏北部宿迁县途次，年50岁。他教化高山族的事迹，成为台湾开发史上一段佳话。
  3、蓝廷珍幼止在台湾“划界迁民”
  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台湾发生朱一贵为首的大规模起义。朱一贵，长泰县人，于康熙五十二年到台湾，在台厦道当衙役，被革职，住母顶草地，以养鸭群为生，他结纳许多豪杰，常杀鸭在一起欢宴。康熙六十年春，台湾凤山县（今高雄县）知县出缺，由台湾知府王珍兼任，王珍派他儿子去代理，这个王公子沉湎于酒，疏于政事，用粗暴的手段统治人民，征收赋税苛重，滥捕据说是“歃血结盟”者数十人，又捕违禁入山砍伐竹木者一百多人，引起群众反感，怨声载道，朱一贵与他的同伙们乘机以“明朝皇室后裔”为号召，招纳数百人，举“大明中兴元帅朱”旗帜，从岗山出兵，夜袭官军哨所，夺取鸟枪，刀等武器，队伍发展到几千人。南路杜君英、陈福寿等闻讯，组织起义军5万人来会，于四月二十七日在诸罗（今嘉义）的赤山夹攻来剿的官军，获得大胜，声威大振。清文武官员战死的战死，有的逃到澎湖和厦门。五月一日，起义军攻占台湾府治（今台南市），开府库取金银。开红毛楼，此楼即是荷兰侵略者头领居住的赤嵌楼，郑成功用它藏军火武器，入清以来四十多年不曾开过，起义军意外地在这楼中获得大量铳炮、铅弹、火药、刀枪等武器。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
  杜君英立他的儿子杜会三为王、多数人不服。在大多数人拥戴下，朱一贵黄袍加身，称中兴王，年号永和。封杜君英、陈福寿等27人为国公，王玉全为国师，王君彩，洪阵为太师，又封将军，都督、尚书、总兵、副将等官。
  朱一贵严格执行纪律，国公戴穆强娶民女，太师洪阵出卖证件，都被处斩。而杜君英仗着拥有兵力，把禁令只当耳边风，任意掳掠妇女7人，其中有国公吴外的亲戚，吴外要求释放，杜君英不听，两人怒而出兵相斗。朱一贵派国公杨来和林琏去调解，被杜君英捆绑。朱一贵大怒，派国公李勇、郭国正整兵围攻杜君英。杜君英战败，率部下4万多人北走虎尾溪，屯扎猫儿干，剽掠村社、半线（今彰化）以北多被蹂躏。
  台湾文武官员大部分携眷下船逃往澎湖、有的甚至逃到厦门、泉州。台湾总兵欧阳凯、水师左营游击游崇功、安平镇中营把总李茂吉等在守土时战死。
  清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从福州到厦指挥官军进剿起义军，促驻在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世师，并檄调南澳总兵蓝廷珍从厦门出征。
  施世骠是康熙年间靖海将军施琅的儿子，袭职提督。蓝廷珍（1663～1729年）是漳浦苌坑（今赤岭畲族乡）土塔后营人，早年到舟山投效族祖蓝理，行伍出身，以善剿海盗累官把总、守备、游击、康熙五十七年春任澎湖副将，夏秋间升南澳总兵。这次奉令率战船四百多艘，领官兵1.2万人，于六月十一日从厦门到澎湖，施世骠已率水师先到。蓝廷珍见到施世骠的第一件事，是相约禁部下滥杀。两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会师攻克台湾府城、朱一贵败走下加令，于闰六月八日被浮。
  闰六月十五日，施世骠病逝，朝廷令蓝廷珍署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他先后招抚了败逃于内山的陈福寿及杜君英父子。
  觉罗满保从厦门发来檄文，令将朱一贵及杜君英起事处村庄房屋尽行烧毁，居民尽行驱逐。蓝廷珍即复信申明此策不可行的理由，觉罗满保未收到复信，又发来一道檄文，令将台湾，凤山，诸罗3县（当时台湾府只设这3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舍尽行拆毁，各山口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山外以10里为界，附山10里内居民尽行迁走，田地全部废弃，自南至北筑土城高五六尺，深挖濠堑，永为定界，越界者以盗贼论罪，认为这样一来便可使“奸民无窝顿之处，而野番不能为害矣”。蓝廷珍复信细为分析此策不可实行的理由，说：台湾自北至南1500多里，山内及附山10里内居民有几万户，要把那几万户的居民尽行迁走，得有横直各450里的土地作为田园和村舍才能容纳，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有地容纳，贫户也无钱重建住房，若由官府按每一间屋补助银5钱，共需五六万两，无从动支。一方面，1500多里的界墙及濠堑，挖建费用不下10万两，官府无此经费，若向民众摊派，民众会因为埋怨而生变。尤其应考虑到人民抗拒迁移，如果在严令之后又听其不迁，开了抗官犯上之风，便会给以后政令的推行造成困难，如果坚决执行，便又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失去全台几百万人的人心。蓝廷珍又在信的末段提出：“无故而掷千五百里如带之封疆，为民乎？为国乎？为生番，盗贼乎？以为民则民乎冤，以为国则国已蹙，以为生番杀人，则划去一尺，彼将出来一尺，界墙可以潜伏，可以捍追，正好射杀人民，以为欲穷盗贼，则千五百里无人之地，有山有田，天生自然之巢穴，此又盗贼逞志之区。”觉罗满保见说得有理，才取销“划界迁民”的命令，只立石碑禁入“番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蓝鼎元治台主张之实施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号鹿洲，漳浦苌坑（今赤岭畲族乡）山尾顶社（今属山平村）人，是一个屡次考不上举人的秀才，而他的实用学问非常丰富，族兄蓝廷珍总兵官奉令赴台湾平朱一贵起义时，延请他为幕僚。他为蓝廷珍划谋献策，代拟文件，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一年多，悉心研究台湾的地理形势，风土民情及社会问题。离开台湾后，随时随地为台湾的治理和防卫问题着想，处处找机会将自己的见解向当政者表达，提出建议。
  蓝鼎元还将在台湾代蓝廷珍所拟的各种文书，加上自己的考察记述，编成《东征集》，于雍正元年刊行，书中有许多台湾地理、社会情况资料和治台建议。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下令地方选拔学行兼优之士贡入朝廷，蓝鼎元入选晋京，翌年入太学。他身在京城，而关心台湾在经过战乱之后有很多问题急待处理，特上书巡台御史吴达礼，献议治理台湾事宜22条。雍正三年，蓝鼎元奉召参加内廷校书，分修《大清一统志》，显出了杰出才华，得到大学士朱轼赏识，于雍正五年引见皇帝，条奏《经理台湾》等六事，皇帝嘉纳，授广东普宁知县，曾兼任潮阳知县，善治盗，断案如神，成为著名的循吏。那时潮属各县数年连续灾荒，朝廷批准潮惠道楼严的奏请，用公款籴粮备赈。运粮官依仗楼严的权势，勾结船户，在粮中掺杂使水，蓝鼎元将不法船户拘捕，运粮官向蓝鼎元转达楼严释放船户的指示，蓝鼎元不听，得罪了楼严。楼严升任广东按察使，诬告蓝鼎元6条罪状，蓝鼎元被撤职。普宁、潮阳二县士民奔走呼冤，两广总督郝玉麟再审，知道确实冤枉，但他即调任闽浙总督，只能交代继任的两广总督鄂弥达设法昭雪。鄂弥达一面上奏章为蓝鼎元申明被诬缘由，一面留他担任幕僚。蓝鼎元于雍正十一年三月得到平反，奉旨觐见皇帝，奏对良久。皇帝感到蓝鼎元确实德才兼备，下旨升他署理广州知府，他于赴任途中中暑，到任才一个月，便于六月二十二日病逝，寿54岁。
  蓝鼎元在世时，一些治理台湾的建议，如在半线增设一个彰化县管理台湾北部及增兵增设防汛等，已得到采纳施行，他逝世后，他的治台主张更加受到重视。主要是他向雍正帝奏议的《经理台湾事宜》：①台湾居民大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迁去的单身汉，总计台湾一府，只有中路的台湾县（今台南）较多有夫妻子母齐全的家庭，北自诸罗（今嘉义）、彰化以上至淡水（台北），鸡笼（基隆）、山后（当时称东海岸一带为山后）一千多里之地，妇女总共只有几百人，全府四县的“无赖”（没有家庭）群众总计有几百万人，他们没有父母妻子宗族的系累，是危害治安的隐患。应该使他们有家有室，有了家室便不至有铤而走险的念头，如果想当盗贼也顾虑到株连妻子亲属，而且会顾虑家庭负担，不得不努力种田，或以小商贩谋生，即使有奸豪意气也会消磨净尽，不待禁令自然驯服。所以严禁妇女入台的的规定应该撤消，请下旨令地方文武官员、凡人民要到台湾耕种，必须带家眷才准发照上船，已在台湾垦田的编甲之民有妻子在内地的，应准搬取到台湾团聚，“只身游棍”一律不许偷渡。②多设义学，振兴教化。③提倡种桑养蚕，种棉、麻、教妇女纺织，改变闲惰风气。④台湾风俗素尚豪奢，平民宴会破费浩大，游手无赖绫袄锦袜摇曳街市，小贩菜农赤裸上身，也要穿丝绸裤，宽长曳地，家无斗米的人还要穿价值昂贵的衣服，请饬令地方官崇奖节俭，对奢侈之风加以适当的行政干预。⑤南北二路多荒地野林，往往有生番隐伏射杀行人，取头骨饰金以夸其勇。应鼓励人民尽力披荆斩棘进行开垦，既可以将馀粮供给福建内地，又可以扩疆辟土，使荒莽原野成为田园庄舍，化杀人成性的“生番”为服从政令的“熟番”，与汉人同安生业，几年间便可得良田一百多万甲（每甲合内地11亩3分1厘多），益国赋，裕民生、沿海各省都受惠。
  蓝鼎元向雍正皇帝所上第三疏专谈台湾防务，说：①北路的鸡笼（基隆）为全台腹背旁门要害，至福建省城水程七更，顺风一日可到。鸡笼离淡水营虽只百馀里，而道路崎岖险阻，要走三四天才到，如果有贼船停伯，或日本、荷兰巨舰入港，淡水营官兵不能知道，应修理炮城（荷兰侵占台湾南部期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侵占台湾北部若干地方，在鸡笼港口的鸡笼屿建炮城，后被荷兰人逐走，遗留大炮27位），应增设鸡笼水师一营，以守备一员领官兵五百名，备战船七艘，与淡水营为犄角之势。淡水以南的后垅港，水深港宽，战船可以出入，也应增设墩台，以千总或把总轮防。②半线上下六百多里，以前都无驻兵，雍正元年设彰化县，有守备一营防守，而这一带民族杂处，有“生番”出没杀人。尤其竹堑埔（今新竹）纵横一百多里，走一天不见人烟，彰化守备兵力鞭长莫及，那一带可垦良田数千顷，应特设屯田守备一营，驻兵屯垦，并募民共耕馀地，建置村落，人烟既稠，便不会再发生“生番”截杀行人的事。③中路的罗汉门雄据万山之中，土地宽沃，是南北往来要害，而罗汉门却无驻兵。岗山有总镇标兵，下有南路参将，应将岗山守备移驻罗汉门。④山僻海深的琅峤（今恒春）是台湾南部要害，为匪类逋逃之薮，宜特设屯田守备一营，驻兵五百名屯垦防守。⑤如果因为官兵不善耕耘，增兵需增饷，则竹堑、琅峤两营可另募农民为兵，由官府资助耕牛、种子、农具及一两年的粮食，至开垦成田有收获时停止供粮。所垦的田为官田，可分田让兵世代耕种收益，其父母妻子可随同在营助耕得食。如果犯法革除，则另招人递补。全台湾的防兵都是三年一次与内地换班来的，不妨增加两营土著兵，成“主客相维”之势，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贼蹂躏，不会像以前样那临阵退却，孑然一身逃回内地。竹堑、琅峤都有可屯田之地，以其弃为贼窝，不如收为养兵之处，利国利民，一举两得。
  蓝鼎元的治台主张，在防务方面，一方面建议增兵增设营汛，一方面建议整肃官规军纪。他的“增兵增汛”主张，短期内已实现，而官规军纪则日益败坏。他认为，商船出入口的“挂验陋规”及额处需索必须革除。但是，虽经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下旨，对台湾船只出入的挂验陋规应永行禁革，而实际不但没有禁革，而且变本加厉。乾隆三十一年闽浙总督奏准部臣议定，同知衙门每船收取番银3元，武弁收取铜钱20文至100文，以为办公费和伙食费。而鹿耳门设文武两馆，双重收费，武馆由台湾总兵派安平中、左、右三营游击分年按季轮流管理，凡船只出入，除每船出口收4元，入口收3元外，对每船限载200石以外超限载米，每石收6元，每年约收2万元，其中送给总兵3888元，给安平副将2千元，其馀除书吏工食、办公费共千馀元之外，全由游击、千总等官瓜分。柴大纪（江西江山人，武进士出身）于乾隆上十八年接任台湾总兵后，见春季出入口船只较盛，又令于每年春季加送他个人600元。文馆方面，由海防厅同知管理，每船入口收番银2元，出口收3元，领取朱单加9元。除饭食、办公费及设小船引带商船出入港等费用每年2千馀元外，全由海防同知收受。彰化西南的鹿仔港，自乾隆四十九年开设口岸，由理番同知和安平左营守备管理，收费办法与鹿耳门同，而船只较少，每年约收受番银万馀元，其中送给总兵柴大纪1200元。还有淡水，八里岔（均在今台北市）海口虽然按规定不准船只出入，而实际有船只出入，运米往福建，所收“陋规费”，淡水同知约得六七千元，都司约得四五千元，总兵得1千元。总兵柴大纪多次出卖“外委”官缺，并放纵部下开赌，窝娼，贩卖私盐，离伍到内地贸易，军纪松懈，营伍涣散。
  船只来往频繁，福建移民入台更加方便，入台人数剧增，反清的民间组织天地会随之从闽南传入台湾。漳浦高溪庙（在今云霄东厦镇）天地会传播人提喜的首传弟子卢茂（漳浦杜浔人）于乾隆三十三年揭“顺天”旗帜发动攻漳浦县城失败。而再传弟子严烟（平和人）到台湾谋生，将天地会传入台湾，发展甚快。平和人林爽文于乾隆三十八年随父到台湾，居彰化县大理代（今台中县大理乡），于乾隆四十七年加入天地会，成为大理代天地会首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带兵巡视到彰化县，副将赫升额及彰化知县俞峻向他报告大里代天地会声势浩大情况，请求他驻县镇压。柴大纪假说要回去多带一些兵来，而他回到府城后只令游击耿世文带兵3000名，会同台湾知府孙景遂，于十六日到彰化县剿办。孙景遂坐镇彰化县署，令知县俞峻及副将赫升额、游击耿世文率兵往大里代剿办。这些官兵不敢进入大里代，只驻营于5里外的大墩（今台中市），传令村人绑林爽文来献，否则要毁他们的全部村庄，先烧毁几个外缘小村，以为恐吓。实在那些小村并没有参加天地会，无辜受害，民怨沸腾。林爽文便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组织群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袭大墩兵营，尽歼官兵，俞知县，赫副将，耿游击等官无一幸免。翌日，林爽文乘胜率众攻占彰化县治，杀知府孙景遂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典史冯启宗等。起义军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建立政权，年号“顺天”，委任海防厅、征北大元帅、平海将军、彰化知县等官、出安民告示。十二月六日，起义军又攻占诸罗（今嘉义）竹堑（今新竹）、淡水（及台北）等处，杀诸罗知县董启埏及淡水同知程峻、竹堑巡检张艺馨等贪官。凤山（今高雄县）天地会首领庄大田（平和人）起而响应，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占凤山县治。这时，台湾府所辖4县被起义军占领3县，只有作为台湾府治的台湾县（今台南）尚在总兵柴大纪、监司永福，同知杨廷理困守中。
  闽浙总督常青闻警，即飞报朝廷，并派水师提督黄士简及陆路提督任承恩各率兵2千多人，分别从厦门渡鹿耳门，从蚶江渡鹿仔港，又派闽安副将徐鼎仕率兵1800人，海坛（平潭）总兵郝仕猷率兵1700人渡鹿耳门。但进剿军事除收复诸罗外无大进展。乾隆皇帝得报，下旨将黄士简革职，解京办罪，调江南省水师提督蓝元枚（蓝廷珍之孙）为福建水师提督，加授参赞，率浙兵、闽兵各2千名，从蚶江渡鹿耳门，又增到漳州兵1300名，广东名1500名，统归其指挥，但蓝元枚仍不能取胜，于八月十八日病逝军中。乾隆皇帝于八月急调总督陕甘两省的协办大学士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为参赞，率领楚、蜀、粤、4省兵9000人赴台增援，至乾隆五十三年正月才获全胜。
  乾隆皇帝在指挥镇压林爽文和筹划善后之际，详读了蓝鼎元著作，大有领悟，下旨道：“朕披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注：当时两人分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购取详阅，如该书内所讨论各条与现在事宜确中时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宜悉归尽善”。
  蓝鼎元的治台主张以前还未实行的，经过林爽文起义的教训后，有多项得到参酌施行。
  1、整肃官风。乾隆皇帝认为“台湾逆匪林爽文等纠众滋事一案，皆由地方官侵贪激变，养痈贻患所致”。他派福康安为钦差大臣，令他详查台湾文武各官贪渎情况，连已被起义军杀死的台湾知府孙景遂，淡水同知程峻、诸罗（改名嘉义）知县董启埏、理番同知唐镒也要抄没家产。本来认为“守城有功”，已由总兵升任提督且封侯的柴大纪被解送刑部审讯，论罪处斩。其胞弟柴景山与巡捕人员勾结，干预公事，屡次说案过钱，另一胞弟柴大经系生员（秀才）所犯略同，被斥革衣衿，二人都押送新疆当苦差。其他从中关说过钱者，都视情节，或流放，或徒刑，或杖责。
  2、整饬营伍。过去台湾各营戍兵离营散处，遇操期只虚应故事，并不按名全到，因而营伍涣散，技艺生疏。受林爽文起义的教训后，修建营房，添兵安汛，增设骑兵。订立章程，主要有①以后水陆各营近期齐集教场操演，逐名点验，不许一名不到。各防营汛，无论僻远，一律按期操演。②水师将弁兵丁按期出海巡哨缉盗。③此后总兵巡查各营，一切供应及佚价尽行革除，如再有勒索，按枉法贪赃从重治罪。④兵丁不得离营他出贸易，包庇娟赌。如有不居住营房，在外游荡，即行革伍，枷号半年，逐回原籍严加管束。倘敢再外出贸易，包庇娼赌，从重加等治罪。失察之员，严行参处。
  3、清查户口，按户编甲。
  4、禁止携眷入台之例，屡开屡禁，乾隆五十年永远废除携眷入台之禁令，嗣后安分良民愿携眷往台湾者，由当地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一面移咨台湾地方官，一体查明给照，移咨入籍。
  5、行兵屯，垦“番地”。乾隆五十三年朝廷批准台湾募补“熟番”屯丁，93社每社可挑选壮丁40名，分为13屯，就近屯田自给，守卫地方，免予纳赋。
  台湾东面山区土地宽广，自从淡水，彰化二处垦辟日增，为免滋事，设立“土牛”为界，禁止越界占垦“番地”，但内地移民私自越界向原住民（那时称为番族）佃地、租、典、买土地耕种者日多，“土牛”成为虚设。福康安追剿林爽文时周历台湾各地，见到近山定界以外地方良田弥望，村落相连，旧设“土牛”已无遗迹可寻。他上疏奏准：入垦者既已与番族相安日久，应免予惩治。除未垦荒埔5440馀甲拔给新募屯丁外，已垦之1.2万馀甲，其中仍属番族人业产者免予征赋，已经断卖给内地移民者按甲计亩征银，使世守其业，永杜争端。
  6、增开台湾与大陆通航，康熙年间只开台南鹿耳门一口与厦门对渡，彰化鹿仔港与泉州蚶江对渡一口，原属封禁，实际禁而不止，后来开禁，船只往来更为利便。八里岔（在今台北市）一口，也属“禁而不止”的口岸，仍未明令开禁，朝隆五十三年六月，朝廷批准续开八里岔与福州五虎门对渡。其馀各港严禁偷渡。
  蓝鼎元的治台言论被后世官员作为治理台湾的参考资料。连横在所著《台湾通史》中为蓝鼎元立传，说“其后增设彰化县及淡水厅，升澎湖通判为海防同知，皆如其言。”又说“鼎元著作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马”。蓝鼎元被誉为“筹台之宗匠”。道光年间彰化鹿仔港建“文开书院”，祀历代著名人物，其中清代人物仅蓝鼎元一人，称赞其“文章上追太傅，兼著绩于台湾”。今人读蓝鼎元著作，无不为当时能有这么一位有真知卓见的人物而感到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