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黄道周讲学处与黄道周墓
  黄道周讲学处“明诚堂”与黄道周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前者在漳浦县城东门外石斋村，后者在县城北郊之北山，由于黄道周是历史名人，前往瞻仰者络绎不绝。
  黄道周讲学处
  黄道周讲学处“明诚堂”俗称“讲堂”，其前身“东皋书舍”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生于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深井村。其高祖黄娇，字宠德，号启裕，以军籍自莆田迁居铜山，传至道周六世。万历二十五年道周25岁，为亡父嘉卿（号青原）守制3年期满，奉母迁居漳浦县城东门内，不久，移居东门外，建“东皋书舍”教书养母。万历三十九年府试、县试都得第一名，翌年28岁，补漳州府学生员，继续在东皋书舍教书，并从事著述，万历四十一年作《大咸经》，万历四十二年作《诗表》。至万历四十四年，已完成《易象》8卷，《畴象》8卷，并作《诗揆》、《春秋揆》。万历四十六年道周34岁，赴福州乡试，以第七名中举，仍过着刻苦的教学和著书生活，著《三易洞机》未完成，著《骈技别集》行世。他在东皋书舍教学兼著作13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38岁考中进士，整装北上。历经坎坷的京官生活，因犯颜直谏，被崇祯皇帝几次罢官，受过入狱、刑讯的折磨，于崇祯十六年回漳浦，他的学生张天维、林翰冲等，集资就东皋书舍故址扩建为“明诚堂”作为黄道周讲学处。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落成，于十一日举行过一次盛大的讲学大会，之后，学生们经常来听讲。五月三日，他到漳州江东邺山避暑，各地学子闻讯，纷纷往邺山求教，他在那里再次举行盛大的讲学大会，忽然传来崇祯皇朝已于三月十九日败亡，清兵南下的消息，道周率学生们在邺山祖发而哭三天。后道周出任弘光朝礼部侍郎、尚书，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募兵出江西抗清，兵败被俘，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就义于南京。隆武帝在福州闻报，追赠道周文明伯，谥忠烈，赐祭，赐名明诚堂为文明书院。
  明诚堂前后三楹（三落），占地1058平方米，南向。三落的中间为天井和庑廊，中厅与后厅之间的天井特别大，中间有一座石砌“天方图”（俗称天地盘），高40厘米，边长3.78厘米。盘面正方形，刻线条构成一万多个间距不同的小方格，与8个同心圈交错，极其神秘，有人认为那是他演译易经的教具，但至今未为人们所理解。民间则传说它具有神奇的力量，飞鸟不能飞越，并将黄道周说成具有神力的“圣人”。
  然而在黄道周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只在后厅祀他的神主，前厅则被和尚占为佛室和住处。康熙后期，清廷始开放对黄道周的纪念和学术研究，漳浦知县陈汝咸作《明诚堂书院记》感慨“讲堂空寂，行客过之不知，等诸野寺荒台”，乃“尽撤佛像，另募附近之民居之，晨夕洒扫，置义田，延师其中以训士之远近就学者，庶几共仰先生遗风，以期不负此堂之命名，则先生之意虽千载不可没也。”
  现黄道周讲学处辟为黄道周纪念馆，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道周墓
  黄道周墓在漳浦县城北郊之北山（今绥安中学附近）。原是道周之父青原公墓侧，道周曾在那里结庐守父墓，建“北山别业”，几次被崇祯帝罢官期间，大多在北山讲学和著书。道周抗清失败，与他的学生赖继谨、赵士超、蔡春溶、毛玉洁同就义于南京，首级被传到徽州示众，门人陆自岩以千金购得，合身首葬于南京凤台门外五里处，立黄石为记。几年后，道周的长子黄麂（字子中）与道周门人赵子璧往南京收父骨骸，归葬漳浦北山。道周的夫人蔡玉卿，受隆武帝诰封为一品夫人，道周死后，她隐居平和县南胜龙潭，死后，其子孙于康熙元年运棺至漳浦北山，合葬于道周墓，立石镌文“明赐进士、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前詹事府少詹事、经筵讲官、赠文明伯、溢忠烈、石斋黄先生暨配诰赠一品夫人、谥孝徽蔡氏之佳域。岁在壬寅冬谷旦立石。”
  与黄道周同就义的四门生，被尊称为四君子，其骨骸也于康熙二十九年（1609年）由黄道周第四子黄子平迁来葬于道周墓右前方，立石镌文“殉节门人四君子之墓。兵部职方司玄水毛公、渊卿赵公、中书舍人敬儒赖公、时培蔡公。康熙庚午秋吉。世弟黄子平立石。”
  黄道周墓地，是他生前结庐为父母守墓处和作为讲学兼著书的“北山别业”旧址。道周于天启四年任翰林编修，翌年四月因为不满秉笔太监魏忠贤的专横而请假回漳浦，翌年十二月将父青原公骨骸从铜山迁葬于漳浦县城北郊之北山，开始在那里结庐守墓。天启六年，道周之母病逝，翌年十二月，葬母于北山父亲墓侧，继续在那里守墓、著书，至崇祯二年，始完成《三易洞玑》一书，那时道周45岁，为母亲守制期满，出山，翌年四月至北京复职，奉派出典浙江乡试，事毕还京，晋升右春坊、右中允。那时，崇祯帝中满洲反间计，以擅杀总兵毛文龙罪，将蓟辽总督袁崇焕处死，袁的举荐者内阁首辅钱龙锡受牵连入狱，朝廷上没有人敢为钱龙锡说话，独黄道周上疏谏说不可随便处罚辅臣，钱龙锡得获释，而道周被降三级调用。道周辞职获准，临行上疏谈论朝廷用人行事“葛藤株连”之弊，因此被罢斥为民，于崇祯五年二月出北京，游历了曲阜孔林、黄山、白岳、九华、皖台、匡庐等名胜，入秋至余杭，建书院于大涤山，冬天回到漳浦北山修墓，自崇祯六年至七年上半年，都在北山父母墓边庐舍讲学、著书，作《懿畜前编》为汉至宋历史人物12人立传，又作《懿畜后编》为明代人物24人立传。崇祯七年五月，应漳州知府曹惟才之请，至漳州紫阳学堂（榕坛）讲学，作《榕坛问业》行世。十二月回漳浦北山守墓。崇祯八年五月，再度到榕坛讲学，冬天又回北山。崇祯九年奉召复官，十二月抵京，翌年正月见朝，二月分校会试，五月升谕德，掌司经局，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管玉牒，崇祯十一年为经筵讲官。崇祯十二年，内阁首辅杨嗣昌、宣大总督陈新甲、辽宁巡抚方一藻与满洲议和，七月，黄道周上疏反对议和，说杨嗣昌、陈新甲守制期未满，不宜“夺情”任官。崇祯皇帝在平台召对，道周当场与杨嗣昌及崇祯皇帝辩论，因此，于八月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他于十二月回到漳浦北山守墓。江西巡抚解学龙循例于年底举荐部属，说黄道周堪为辅臣，被疑为“结党乱政”，学龙、道周都被革职，入狱追究同党。道周于五月二十三日辞墓就道，七月至京投到，入狱后遭受酷刑几乎致死，至崇祯五十八年，被谪戍辰阳（今湖南辰溪县），九月至九江，因虐疾栖迟西林寺数月，至十月，崇祯帝为讲经的需要，以“道周清操力学，尚堪策励”，特准赦罪复官。道周以老病请假回漳浦，仍居北山。他在漳州的学生和朋友们，集资在江东蓬莱峡营建讲堂，准备供黄道周讲学，崇祯十六年三月，黄道周亲往江东指导建设，以蓬莱峡有许多奇石形如翁仲，当地人称为石仙，道周则比为唐玄宗时的邺侯李泌，称蓬莱峡为邺侯山，命名建设中的讲堂为邺山讲堂。不久，道周回漳浦北山守墓、著书。八月，完成《孝经集成》，十月，完成《礼经》。崇祯十七年初，道周六十岁，上疏请致仕（归休）。在江东营建邺山讲堂的同时，黄道周在漳浦的学生们也集资就原东皋书舍扩建为“明诚堂”。道周在漳浦、江东两处各举行过一次讲学大会，得悉崇祯败亡，清军南下的消息，道周取消在故乡讲学度余生的打算，出山抗清，以后，他就再也不能生还故乡，只有他的儿子和门生去南京为他引魂，背回遗骨，葬在北山先人墓侧。
  2.高东溪祠、墓
  漳浦有一位“忠孝两全”的历史名人高登（字彦先，号东溪），他的墓在东门外二里许车里自然村边，祠在城南（今绥南小学处），历来为人们所景仰。他传在龙海一带的后裔每年来祭祖，并举行舞龙游艺。
  高东溪祠又称高夫子祠，是官建的，南宋时建在漳州郡学边，任漳州知州的理学家朱熹为之作《记》立碑，并在门额上挂他手书“忠孝两全”匾，祀殿两边挂木刻朱熹手书联“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漳州知府姜谅接纳举人吴震建议，令漳浦知县汪瑾在县城内为高东溪择址建祠。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知县王猷重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建。“忠孝两全”匾额及“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楹联历代保留，解放后不知何时丢失。殿中塑像已由后裔重塑一新。
  从前，县官每年春秋仲月初丁日各一次致祭，祭文云“惟公忠孝两全，夷险一节，邦家之光，斯文之式，某等未学，学忝莅邑，钦仰高风，懦哀用激，惟兹仲春（秋）礼虔牲吉，薄奠一觞，公乎来格。”
  人们到高夫子祠瞻仰高东溪，都要问“忠孝两全”匾额和“获鹿感鱼千秋称孝子，朋东仇桧万古识忠臣”的含义，高东溪的高风亮节，自南宋至今受到人们高度的景仰。
  高东溪原名登，字彦先，住在漳浦十都（杜浔）东溪之滨“独角麒麟”山下宅兜村，故以东溪为号，人们称他的号而不叫名，是出于尊敬。他11岁丧父，寡母织布把他养大。他以孝顺报答母亲，为人们所称道。一次，母亲病后想吃鹿肉补养身体，东溪为无钱可买鹿肉而犯愁，刚好，一只老虎于夜间衔一头小鹿，大概听到有什么动静，老虎惊走，将小鹿丢在东溪门前，人们认为，这是东溪的孝行感动了神明，使老虎丢下小鹿供高母食用。这事记在《宋史》和地方志高东溪传记里面，旧志并记载，杜浔独兽山下即高东溪获鹿处。民间则演绎成一则故事，说高母不忍宰食那小鹿，令高东溪养起来，小鹿很乖巧，只要将购物单及价款放在篮子里，挂在小鹿项上，小鹿能到经常光顾的商店里为高东溪买回所要买的物件，因而漳浦县城西街与县前街交接处称为“鹿市头”。其实，一头小鹿从杜浔宅兜跑到数十里外的县城买东西，要避过猛兽的攫食和人类的猎取是不可能的。按字义理解，“鹿市头”应是交易鹿的“市头”。只是把故事说成“小鹿能替高母购物”就更动听了。“感鱼”的故事也被说成“高东溪任松江知府时，将写“高东溪奉母鱼”的纸条装在竹筒里，用蜡密封，系在一条鲈鱼腹下，放到海里，那鲈鱼游到杜浔港，被渔夫捕获，送到高母手里，高母不忍食它，放归杜浔港，那是一条母鱼，从此漳浦一带才有与松江同样品种的鲈鱼繁殖。”而《宋史》和地方志的高东溪传，只说“登尝舟行，阻风封康间，方念乏晨馐，忽有白鱼跃入。”说详细一些，高东溪于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授广西贺州富川县主簿，带母亲乘船赴任，路过广东封州（今封开县）至康州（今德庆县）之间，途中遇风，船暂泊于荒岸，一天早上，高东溪正苦于没有菜肴给母亲佐餐，忽然有一条白鱼跳进船中，解决了高东溪供母亲佐餐菜肴之难。人们认为是高东溪的孝行感动神明所致，船在江上有鱼偶然跳到船上，这种事是可能的。说高东溪的“奉母鱼”从松江游到杜浔港献身，这种事就离奇了。其实宋朝没有松江府，高东溪也不曾任知府，他的最高官职是广西古县知县，便因为得罪奸相秦桧而被撤职，编管于容州，忧愤国事而死，这就要说到他“忠”的史事。
  高东溪于宣和五年（1123年）被选入太学，正是北宋国难深重的时候。宣和七年，金兵打到北宋京师开封府城外，十二月，徽宗皇帝禅位给太子赵桓（钦宗），高东溪与陈东等一批太学生上书请斩误国奸臣蔡京等“六贼”，钦宗初时倒也想振作，罢了“六贼”的官，用主战派李纲主持军事，但不久就将其调任他职，采纳宰相李邦彦的“割地求和”主张。东溪与陈东等太学生又到宝德门上书，请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兵权，群众“不期而会者万人”。钦宗罢免了李邦彦，却任用另一个奸臣张邦昌为相，不久又将其罢免，而尚居于相位的吴敏却是“庸邪之辈”。高东溪被开除出太学，悻悻回乡。钦宗的优柔寡断，奸臣误国，导致金兵于靖康二年占领开封城，掳去徽钦二帝，北宋亡。
  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建了新朝廷，后迁都于杭州（改称临安府），史称南宋。东溪于绍兴二年（1132年）赴临安参加廷试，在应试文章中指陈时弊，考官按“文理纰缪”附录，得旨列为第五甲进士，以下等州县“文学”（教官）任用，改授广西贺州富川县主簿。绍兴八年，他按例到朝廷政事堂接受审察，乘那机会呈上《时议》六篇，《蔽主》上、下篇，《害民》上、下篇，都是指陈敝政。高宗认为有见地，下旨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议办。主持中书省（即丞相）的秦桧觉得高东溪的议论是在抨击他的劣迹，怀恨在心，将他分发到偏远的广西静江府任古县知县。古县恶霸秦琥侵用学校经费，东溪报请上司给予惩办，秦琥羞忿而死。静江知府胡舜陟要讨好秦桧，令高东溪为曾任古县知县的秦桧父亲立生祠，高登溪严词拒绝，说“秦桧为相无状，不可为他父亲立生祠！”高东溪处处受到胡舜陟打击，他的母亲又患病，因此请求辞职。而胡舜陟还不罢休，竟提出秦琥旧案，诬报高东溪擅杀，请得朝廷命令，要逮捕高东溪。高东溪正偕母亲在回乡途中，母亲死在船上，得悉这事，便在江边简葬母亲，自往朝廷，请求解职赎罪，让他归葬母亲。有一位在朝廷任职的朋友劝告他“丞相说过，你在太学时他就认识你，你若去拜见他，向他请求，什么事都能解决，否则，事情难办。”东溪答：“我只知道有君父，不知道有权臣！”他归葬母亲后自往广西静江府投案，那时，胡舜陟因犯罪先下狱死去了，没有人追究这案件，他虽已无官，而可以自由回家。归途经过广州，安抚使赵不弃举荐他代理归善知县，又委他主持潮州考试，他摘取经史要义命题策问时事，前丞相赵鼎被贬居潮州，慕他正义与他畅谈终日，称他“忠君爱国，正直敢言”，潮州知州李广文将这事驰报秦桧，秦桧认为东溪勾结赵鼎，将他撤除官籍，谪居广西容州，加以编管。他在容州讲学为生，有几百名学子来听他讲学，他所讲尽是忠君爱国道理。他十分关心国事，一听到国事有小失，就郁郁不乐，一听到大失，便失声痛哭，死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仅44岁。他的儿子扶棺归葬漳浦。
  高东溪逝世后，著名学者胡铨为其辩冤。乾道年间，丞相梁克家、何万，相继奏报，追复其迪功郎官阶，绍熙二年（1191年）漳州知州朱熹奏请褒扬，并在府学边建祠。明成化年间又在漳浦城南建祠，后来经几度重建，保存至今，群众称“高夫子祠”。
  3.印石山 烈士陵园 东岳庙 娘妈庙
  印石山与烈士陵园
  印石山（小山）在东门外（现为市区一部分，龙湖路东段从山下通过），以山顶有印石（方形天然大石，状如官府大印）得名。历来是游览胜地，“印石松风”为漳浦八景之一。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已经以其风景清幽而将县学从县治所在地西北隅迁设于该处，后来虽因为有虎患而将县学迁走，但自景年间（1034～1037年）知县吕设陷井获虎以后，该处已不再出现虎踪，而成为游览胜地。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春，地方绅士在印石石壁上镌“吕令峰，傅公河”六大字。“吕令”指吕璹，晋江人，吕惠卿之父，任漳浦知县时，潭浦还是荒榛之区，他教民烧燎而耕，设陷井获虎，为民除害。“傅公”指傅希龙，仙游人，大观元年至四年任漳浦知县，领导县人开凿傅公河，改善市区生活环境，发展商贸。大观二年秋，他游印石山，见印石上镌“吕令峰，傅公河”六大字，有所感触，因而作《印石记》，镌在印石上的“吕令峰”三字与“傅公河”三字之间。该“记”说那时漳浦县治所在地“关成而路聚为一市，有亭可观，有桥可步，舟车之往来，商贾之出入，井烟繁阜，有无贸迁，万口同音，功施罔极。”他在印石下石盘上建一座木结构的凉亭，称“印石亭”，而绅士们怀念傅希龙，称该亭为“遗爱亭”，但群众都习惯称印石亭，后来亭废，而“印石亭”已成为地名，人们甚至称印石山为印石亭山。民国二十五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倡建中山公园于印石山，发动华侨蓝秋金出资，在旧亭遗址上新建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八角亭，命名“汉寿亭”，因为朱熙字琛甫，湖南汉寿县人，每有题字都署名“汉寿朱熙”，即是将故乡地名作为外号。而群众仍习惯称印石亭。
  印石的四周石壁，除上述题刻外，还有：
  一，“云超”行书两大字，落款四字已漫漶不可辨。位于傅希龙题刻之上。
  一，大观二年秋傅希龙的属官的题刻楷书，位于印石西侧：“温陵柯彦和，延平曹仲素，同视河事，工毕，至遗爱亭，观吕令峰、傅公河石刻。大观已丑秋霜降日。建安彭元绩在告，温陵林正臣按田不与。”
  一，“登印石二绝”草书石刻，无署名，不署时间，似为明代所镌，位于印石东侧：“薄云憩峻河，无伴坐亦好，高台尘不到，松风恃拂扫。神超石标云，倚石成箕踞，翳然林木间，坐之不能去。”
  一，“日观洞”楷书三大字，位于“二绝”石刻之下。无署名，不署时间。
  一，“忠孝廉节”颜体楷书四大字，落款“民国二十三年双十节，汉寿朱熙”。位于印石南面。
  一，“中山林”隶书三大字，位于“忠孝廉节”之下，落款“总理逝世五周年纪念，署理漳浦县县长张瀚敬题。”按，张瀚即张澜溪，号文水，云霄人，民国18年至翌年3月，由49师师长张贞推荐，省政府委其署理漳浦县县长，时在朱熙兼县长之前15年，即是：印石山在辟为“中心公园”之前，县政府划该山为“中山纪念林”区域。民国24年开始设立中山公园。民国26年专员公署迁龙溪县（今芗城区），漳浦县长易吕思义，其时，全面抗战开始，中山公园管理处撤销，园林受破坏。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于1954年在印石山南侧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战牺牲的王占春、冯翼飞、张长水、何兴、吴庭坚等烈士建造革命烈士墓，后扩建为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各级干部、学校师生到陵园开纪念会，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986年计划辟印石山为“东湖公园”，1987年设立苗圃，发展林木果树、各类花卉。后因倾注力量于建设西湖公园，东湖公园工程暂停。
  东岳庙
  印石山东坡有东岳庙，庙中祀东岳仁圣大帝，为泰山之神。但庙中有“判官”和黑无常、白无常、牛头、马面等鬼卒像，阴森可怖。
  漳浦东岳庙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明代成化五年重修。嘉靖五年，漳州府推官黄直毁“淫祠”（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神庙），拆毁漳浦东岳庙，将瓦木移去建县学明伦堂。后来居民复建东岳庙，清代顺治十七年，总兵王进功更修。康熙三十七年，漳浦知县陈汝咸见愚民络绎以牲牷祭东岳庙鬼卒，“恶其惑众”，下令毁掉鬼卒像。而过后，群众又将其修复。
  从前，很多人迷信东岳仁圣大帝能判断一切案情，并作出公正处理，如有争执不下的事，双方可相约到东岳庙跪在殿前，烧香祷告后进行“咒誓”，认为说谎的一方会即被勾摄灵魂，死于殿前，所以，如果一方不敢同去咒誓，便被认为他理亏。在人间官员不能公正执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相信鬼神。
  娘妈庙
  东岳庙后面有“养育宫”，俗称“娘妈庙”，祀“注生娘娘”，常有婚后不育的人来膜拜祈求得子，今庙尚存。大门对联“养庶民，时时慈心觉世；育男女，日日分阴化阳。”神殿有二联，其一：“冷暖自知，不必自求甘露；我人无相，都来随善戒坛。”其二：“注其福，注其禄，注其寿，福禄寿三星拱照；生于天，生于地，生于人，天地人一体同春。”庙约建于明代，为两进三开间结构，至今尚保存完好。
  4.西湖公园
  漳浦西湖在县城西城垣之下（城垣已废，现西湖为市区一部分），始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原是一处已荒废的古陂，漳浦知县赵师缙发动民工加以疏浚，重新建堤。堤设斗门（今俗称董门，属于讹音）与南溪相通，南溪通鹿溪，溪水随潮汐进退，能进出西湖，保持湖水澄清，并用于灌溉田地。陂阴建堂，湖心建亭，高处种桃柳，水中浮菱芡，成为“红敷绿绕”的幽美休憩胜地。宋龙图阁学士叶奭作《辟西湖记》载其事。
  西湖原周围115丈，广80多亩，开辟之后，湖边成为居民聚居区域，随着人口增多，渐渐有人与湖争地，到了明正统年间，全湖都被据为私有。嘉靖年间，福建布政使和按察使下令兴复，因为当时忙于防御倭寇，复湖命令没有彻底执行。至万历元年（1573年），房寰接任漳浦知县，严厉执行复湖命令，对占用湖地筑为田园室庐及围作养鱼之用的，一律收为官有。万历三年（1575年），请龙溪县人、右副都御史蔡文作《复西湖记》，本县人、礼部右侍郎、探花林士章为碑篆额，镌碑立于湖畔，今碑残存。全文载康熙《漳浦县志》。
  西湖通南溪。南溪绕县城西南，万历年间改道从南边低洼处（今鹿溪桥闸地方）直出鹿溪，只有少部分流水仍流过旧河道，县城下河道变浅，西湖直接受到影响。崇祯六年（1633年），暂代漳浦知县陈其赤主持建双溪坝，拦水入南溪故道，这样一来，鹿溪中游河道变成两条，一条是旧河道，即南溪（古李澳川），要靠双溪坝拦入上游溪水，才能保持水势旺盛，一条是新河道，便是流经得仙桥（今鹿溪桥闸）的那条溪，由于地势低，河道直，水势较盛。双溪坝起着调节两条溪水的作用，使溪水不至全部倾泻直下，而是保持了南溪灌溉县城西南一带大片良田的作用，而且恢复了溪水可以进出西湖的旧观。陈其赤不过暂代知县几个月，却敢倡建双溪坝这一大工程，至翌年，新任知县余日新才完成建坝。黄道周作《署邑陈侯新筑双溪口惠政碑》记载其事。原碑已失，1998年建设西湖公园期间将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黄道周手稿影印件按原笔迹镌刻成碑，立于西湖公园。
  明末清初，双溪坝圮坏，西来的主流和南来的绥安溪（盘陀溪）支流都直泻出鹿溪，只有北来的岩前溪（查岭溪）支流，利用天然的“石邪”（又称石脚盆、石脚桶）由曾任崇祯朝两浙巡盐御史的乡绅李瑞和出资加以人工修补，使仍纳入南溪故道。而不久，石脚盆又圮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浦知县陈汝咸请曾任湖南布政使的乡绅黄性震捐银2770两，重建双溪坝和石脚盆，并另开一河作溢洪之用，南溪便恢复了防旱灌田的功能，并使西湖保持澄清，康熙《漳浦县志》说，西湖“鉴澄浩碧，含远山，映近堞，近邑一胜观也。”
  与西湖仅有一座小山西宸岭之隔的石厝畲也是一个游览胜地，康熙《漳浦县志》记载：“石厝畲，在西郊三里许西宸岭之麓，有亭翼然，前临回溪，修竹环绕，有石几、石屏足供徙倚。飞流界练，风帆上下，诗人骚客游赏其间。石刻诗章，久不可辨。”
  可见，在清代前期，南溪流水通畅，船只往来甚繁，帆影飘摇，蔚为景观。但双溪坝和石脚盆这两个著名的水利建设却因此而屡建屡坏。民国时期，在西湖村附近另建一个“南溪坝”，才使县城西南一带稻田不致因干旱而失收，小舟也仍可行驶。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县长黄明日计划辟西湖为公园，拟在湖中建纪念忠、孝、廉、节四个代表人物黄道周、高东溪、张若仲、刘庭蕙母的四座乡贤亭，因为经费问题，只在原宋代湖心亭的原址上建一个方台，拟建为黄道周纪念亭，亭未建，黄明日离任，建西湖为公园的计划从此打消。后西湖划为绥安镇公产，用于养鱼。解放后，西湖改为县鱼苗场。
  1975年，鹿溪裁弯取直，南溪被填为田，只留西湖南侧至港仔口一段用于养鱼，养鱼讲求水质有“肥”，不要求清洁，加上居民乱倒垃圾于溪边，酒厂等工厂排入废水，南溪和西湖污染日益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迫切希望县城有一座公园，县政府按照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把兴建西湖公园作为本届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中共漳浦委于1994年5月组建西湖公园工程建设指挥部，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戴全成任指挥，县建委主任陈玉宝、原人大常委沈淮森任副指挥，后期因人事变动，增加县委副书记翁福、副县长陈黎明为副指挥，聘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西湖公园用地15.3公顷（230市亩），其中，陆地140亩。湖90亩，周长1953米，中部筑湖心岛，岛上建储英阁和先贤馆。湖边设计建各种亭、榭、楼阁。东面设儿童乐园、少年宫、青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游泳池等。西边设碑林、茶室、餐饮厅、沁园春（酒家）等。采用小青瓦、白粉墙、燕仔尾仿唐建筑艺术。南大门匾额由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彭冲题写，东大门匾额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启功题写。“储英阁”匾额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
  建西湖公园的第一件事是引“梧桐陂”之水入南溪故道，保持西湖澄清。
  县人民政府拨款300万元为启动资金，并划西湖附近土地800亩供开发，除403亩作为园林、绿地、道路、学校、市场、厕所、停车场等市政公共用地外，其余开发为商住房，前后5年实际开发668亩，其中提供市政公共用地316亩，出让35亩，提取二千多万元作为西湖公园开发基金。
  在县第十二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头为建设西湖公园捐资，全县干部、教职员工热烈响应，共捐资五十多万元。县交通局捐建拱桥一座。县工商局、水电局各捐建涵桥一座。县电力公司捐建路灯。县邮电局捐建游船码头。中福公司捐建钟楼的水下基础工程。厦门漳浦同乡会捐建“鹭芳亭”一座。福州漳浦同乡会、漳州漳浦乡亲联谊会、漳州佛昙侨乡联谊会、福州漳浦同乡会及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漳浦乡亲们均热烈献款。台胞蔡西湖先生捐建钟楼一座并献美元1万元，居台北、高雄、香港的漳浦乡亲也捐寄款项。
  1998年年底，公园建设初具规模，形成八个景观：东门风光、儿童天地、登阁一望、两水畅游、碑林观赏、峡谷含翠、绿坡休闲、桐林夕照，于是，于1999年元且开园，游赏者人山人海。此后，不断添置，逐步完善，西湖公园成为一大名园。
  5.州县官署 县前威惠行宫 孔庙 印池
  漳州兼漳浦县官署
  唐垂拱二年建置漳州和漳浦县，是为巩固军事成果的需要，所以，将州、县治一并设于盘陀岭南坡、漳江之北原陈元光屯军处（今云霄火田镇后埔顶江），30年后，因那地方有“瘴气”妨碍官民健康，兼之所防御的“潮寇”己经平定，便听从地方耆老的建议，将州、县治一并移设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70年后，因为龙岩划属漳州管辖，李澳川作为漳州州治已不适中，故将州治移设于龙溪县（今芗城区），漳浦县治仍旧，原漳州兼漳浦县的官署便专门作为漳浦县官署。经历代修建，漳浦县官署沿用一千多年，解放后仍用为县人民政府驻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便于与设在兴教寺旧址（民国时期县参议会会址）的中共漳浦县委会往来，将大门改向北开，原南向的大门堵死。1985年县人民政府新楼建成（与县委会并列），旧县署改为第一招待所，后改为漳浦宾馆，尚保存县署“正堂”一座，辟为历史博物馆。
  县前铺与威惠行宫
  旧县署前（南面）得名为“县前”，成为闹市区，形成一条“县前街”（民国二十六年县长吕思义改为“府前街”，而群众仍习惯称“县前街”）。
  明代至清代，县前街东段（今供销总社处）设一个“铺”（投递文书的站），名县前铺，该段街道遂得名为“铺仔口”。
  县前街有“威惠行宫”，始建于宋代。因为按“祀典”，县的官员每年必须于春、秋仲月两次到西门外三里许的威惠庙（西庙）祭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平时也常往“参香”，为便利起见，在县前设“威惠行宫”，除每年春秋二祭都必须备牛羊各一头及笾豆之类到西庙祭祀外，平时随时可到威惠行宫膜拜。这是继唐代所建“西庙”之后的第二座官建威惠庙，所祀陈元光及其夫人、部将与西庙同，到庙中膜拜的还是以群众为多。威惠行宫规模甚大，明代兼利用为“仁字社学”，（又有义字社学在城西、礼字社学在城隍庙，智字社学在北门），童生未进县学（中秀才）以前可在社学就读。仁字社学的兴办不影响人们到庙中拜神。后来随着商贸的发展，威惠行宫除后座祀神仍旧以外，前座只开一个大门，其余辟为商店十多间。威惠行宫神像至今尚存，香火不断。
  县前街有两条巷道通至学前街（俗称官学口街，今规划为龙湖路的一段），西边的一条叫后沟巷，东边的一条叫县巷仔（民国时，县长吕思义给予改名通府路），两条巷道之间是县学（包括孔庙）。
  县学与孔庙
  漳浦县学始设于唐，旧址无考。宋天圣三年（1025年）知县陈坦然移设于印石山，因为有虎患，庆历三年（1043年）知县吕璹迁设于县北，旧址无考。熙宁三年迁于官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一度因为内涝而迁走，乾道五年（1169年）迁回官塘，就是至明清时代沿用的地址，其前面形成一条街道，旧县志称为学前街，俗称官学口街。明初洪武年间知县张理扩建县学，规模宏大，并建大成殿，即文庙，又称孔庙，中塑孔子及其学生“四配十哲”像。“四配”在正殿（孔子像）之东，配祀颜回、子思，西配祀曾参、孟轲。“十哲”配祀于大殿两边，东边配祀阂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5人，西边配祀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5人。两庑又配祀先贤62人、先儒35人（各有姓名，从略）。每年春秋仲月各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今孔庙尚存，已无孔子及配祀像。
  傅公河与印池
  北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漳浦知县傅希龙接纳地方人士建议，召民工从县学内的泮池开一条小河从东南方通南溪，南溪通鹿溪，每日夜随着潮汐起落，溪水从小河进出泮池，保择澄清，出现“梁山倒影”景观。县城的生活废水也通过阴沟从这小河排出。傅知县没有其他政绩可言，只因领导开凿这条小河，便受绅士歌颂，称那条人工河为傅公河。群众则称为“港仔”，其流入南溪处得地名为“港仔口”。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建县城，除开四城门供人出入之外又有东、西、南三水门，供泄水之用，南水门在傅公河未至港仔口处，人们譬喻城内阴沟为“仙肠”，称南水门为“仙脚穿”，成为地名。
  至明初，傅公河淤积，县学前的积水不再流出“穿脚穿”、港仔口，而是流到城边折向南流出南门，傅公河故道有的被填平建屋，有的被填成菜园。嘉靖五年，吉水人周仲来任漳浦知县，应县学生员请求，考据学政沿革，参照碑刻记载，与县丞、主簿亲往实地核对，查明傅公河故道，便制作图纸，下令开工开复。将县学前淤积的傅公河故道凿成方塘，深一丈多，东西长51丈，宽为长的十分之四，挖出的泥土堆在方塘中央，作四方形，四周彻石，形状如官府大印，称为印台，台上建凉亭一座。称方塘为印池，印池至县学之间的一段，称为“泮宫东路”，挂匾标路名。以上根据嘉靖进士林梅《重辟傅公河记》，载康熙《漳浦县志》。该志又载：明万历和清康熙年间，傅公河和印池都有疏浚。民国时期，傅公河又淤积为平地，上面建上住宅，只有印池至今尚存，讹称“印钱潭”。
  6.威惠庙
  威惠庙俗称西庙，位于县城西郊，祀“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夫人、重要部将。陈元光字廷炬，号龙湖，河南光州固始人，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随父归德将军陈政入闽平乱。陈政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病故，元光奉诏接替父亲“岭南行军总管”职务，平息战乱，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故绥安县地增设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后怀恩并入漳浦县）。在此之前，粤东“蛮寇”雷万兴、苗自成攻陷潮阳，陈元光奉调出兵讨伐，收复潮阳县，镇压了“蛮寇”首领雷万兴、苗自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雷万兴、苗自成之子又集众起事，潜入岳山（梁山支脉），陈元光轻敌，只率少数骑兵讨伐，援兵到达时，陈元光已被“蛮将”蓝奉高杀伤致死。朝廷嘉悼，追赠“豹韬卫军”。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州治兼漳浦县治从漳江北岸原陈元光屯兵处移设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朝廷追封陈元光为颖川侯，诏立庙于漳浦西郊，主祀陈元光，配祀其部将。后殿祀陈元光夫人种氏，庙右另立一宫，祀陈元光的女儿“柔懿夫人”，传说，柔懿从父征蛮有功，未嫁而卒。
  威惠庙经过历代修建，县志有记载的：明宏治年间知县吴云在庙门处建两层楼三落，每落每层3间，左右两边各加平房1间，与上落的左右廊相连。登楼可俯瞰崖谷，旷视平原，为漳浦一大胜景。嘉靖三十三年知县慎蒙重修，挂“天然图画”匾。继慎蒙任知县的房寰再度修建，至清初倾圮殆尽。康熙二十六年知县杨遇在西庙楼故址建庙门，前殿后殿重建一新。至清末大部分圮坏，民国时期议修未果。
  1990年，县文物工作者对西庙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揭露出部分墙基和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下历代陶瓷残破件。查清宋代早中期曾有过一次火灾和灾后大修，其中正殿的地层显示至少经历过三次以上的重建。并初步查清庙的范围、基本材料和平面布局：庙西北面为小山，东面为小溪，南面为南溪旧河道，现为水田，自东至西为石梁桥，桥后建“盛德世祀”坊。庙主体南向，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丹墀、正殿、后殿，左右两厢。从山门到后殿南北深80米，东西宽50米。正殿深3间，13.5米。墙体用30×20×6的大砖砌筑，覆莲或覆盆式柱础，花岗石梭柱，六角石砖。屋面盖半圆瓦，采用变形莲花、金刚座像、“庙”字等不同纹饰的瓦当。庙脊装饰陶制神兽。庙门深3间，宽5间，门前立清初雕刻的青石坐狮。门内立碑石。后殿面宽5间，两边建耳房，计25米，进深3间，9.5米。台梁木结构，悬山顶。因年久失修，现（1990年）存正殿的明间和后殿、两庑、正殿次、稍间的地面，庙内还保存着大量的历代建筑构件、石刻石雕、宋代的铭文古井等。
  威惠庙不但为本地群众尊拜“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的场所，而且随着漳浦一带移民而将“香火””传到台湾、印尼各地，常有台胞和印尼侨胞来漳浦祖庙朝拜、“挂香”。自1990年起，漳浦威惠庙开始重建。祖籍浦的台湾桃园县议员蓝胜民等11人率先集资献款35万元人民币，复建“盛德世祀”石牌坊。接着，桃园县乡亲邱正吉等先生献款15万元建立“开漳圣王”石牌坊，之后，便捐献巨款建设新庙宇，几年间陆续建成前、中、后三落殿堂及厢房，朝拜和参观者络绎不绝。
  7.博济桥 双溪坝
  博济桥是漳浦县城附近最古老而且至今尚存的石梁桥。旧县志记载：“博济桥，在西门外五里，宋庆元二年（1196年）邑人陈景元建，累石为址，跨以石梁，长六丈。”它的始建时间，比始建于庆元四年的东门兜“东溪桥”和东门外六里处的鹿溪桥（在今绥安镇鹿溪村）还早二年；比始建于南宋淳年间（1245年左右）的南门五凤桥早140多年。
  南门是明清时代漳浦南下广东的大路，南门溪深而且宽，至南宋淳年间始建一座有五座桥墩的五凤桥，可见在淳祐以前，漳浦南下广东的大路是从西门出，经梅林、大南坂而后越过盘陀岭。旧志记载：南宋淳熙年间（淳祐之前）漳州知州傅伯寿在漳州城至南诏驿路上“随铺立庵，以僧主之，置田赡僧，俾守庵以待客，庵凡十一，曰横章（在今长桥镇溪内）、仙云（在县城仙云坊）、梅林（今属石榴镇）、无象（在今盘陀镇和坑，后铺移设，而庵尚在原处）……（以下在云霄、诏安、略），可见，至今尚存的梅林庵即是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的梅林铺（铺是驿路上的分站，当时庵铺并设，由和尚管铺）。在梅林铺与无象铺之间有一处地名“官径”（今大南坂农场坑内作业区官径自然村），即是因该地原是驿路的一段得名。那时，鹿溪河道从博济桥下经过，绕县城西南至鹿溪桥村（今简称鹿溪村）附近的炉尾汇入鹿溪。绕县城西南的这一段河道便是唐代的李澳川，后来称南溪。
  淳祐年间南门建五凤桥，驿路才改从南门出，梅林铺移设于大路店（今大南坂农场场部），而庵仍在梅林。
  自万历年间鹿溪中游改道从地势较低的县城南郊（今鹿溪桥闸处）直出鹿溪，尚有源自丹井、掷石的葛后溪（旧名岩前溪）自北南来，经查厝，至岭门折向西，纳马坑支流经乌潭埔，过博济桥入于南溪。博济桥下在解放前还通小舟，后来葛后溪改道从棕口经高罗山汇入南溪，博济桥下断流，而且因为高罗山至博济桥之间的道路被洪水冲垮，县城通梅林、石榴坂的道路改从棕口，博济桥不通行人，但原桥至今尚存，虽桥下和两头长满荒草，而那被无数脚板磨蹭得十分光滑，甚至中间凹入的桥板还是静静地躺在原处，桥墩也完好无缺，证明它有过自南宋淳年间至解放前八百多年间肩负县城至西区（今石榴镇）一带交通的重任，并印证河流改道的历史沧桑。
  博济桥下的流水曾灌溉县城西南一带的大片良田，并负载马坑一带的小舟往返于县城及县城以下的鹿溪桥（今鹿溪村，有碾米厂多家），输出粮谷、水果等土产。
  博济桥边有一座状如包子的小山，行人必须从那小山下经过，因而博济桥俗称包仔桥，讹音“包老桥”，产生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塾师应聘在梅林当家庭教师，东家很吝啬，年终按预先议定送给教师的酬金本就只不过几串铜钱，而东家还在钱串中夹杂一些“呆钱”。“呆钱”是私铸的不合格铜钱，既薄又小，很不受欢迎，在一串“制钱”（官制的标准铜钱）中只能夹杂几枚，混着使用，如果单独使用，必须打折扣，那塾师不满意东家给他搭配那么多呆钱，捡出来要求更换制钱。东家推辞说：“算了吧，反正埠头钱埠头用，何必计较。”“埠头钱埠头用”的意思是：按本地惯例，在一串制钱中夹杂一些呆钱，是可以使用的。塾师也不纠缠，闷闷不乐回去。开春再到东家教书，将《论语·雍也篇》“博施于民而济众者，可谓仁乎？”一句教成“包施于民而能老众者，可谓仁乎？”。因为“老”在闽南话中是“欺骗”的意思，这样教，便与原义大相径庭了。东家听到儿子这样诵读书句，气愤至极，质问塾师为何这样教。塾师冷静答道：“埠头钱埠头用，埠头字也埠头用啊，这里不是把博济桥叫包老桥吗？”东家语塞。
  博济桥下的流水旧名岩前溪，原来汇入九曲山（九堀山，在梅林附近）下鹿溪中游（当时叫九曲溪），上面有主流自石榴坂东下，又有盘陀绥安溪南来交汇，水势甚盛，以至于明万历年间主流改从南边地势较低处奔泻直下，只有少量余沥仍绕县城西南，为使县城西南一带良田免于受旱。崇祯六年（1633年）暂代漳浦知县陈其赤领导县民在岩前溪汇入鹿溪中游处建“双溪坝”，翌年，坝未建成而陈其赤调任浙江衢州府推官，继任知县余日新完成这一工程。那时，黄道周因犯颜直谏被崇祯帝罢官，回漳浦讲学，与陈代知县讨论建坝问题，发动绅民募银四百多两，赞助县官建坝。黄道周作《署邑陈侯新筑双溪口惠政碑》，先说鹿溪中游原来情况：“双溪从西北来，至九曲引南涧东上，迤县阳十许里，乃与湖合。石邪之涨纳于西湖，鹿溪之涨达于泮水”（主流自西而来，支流自北面葛后而来，至九曲山下，引南来的盘陀溪之水向东流，绕县城西南十多里，有一道以溪中天然岩石加以人工修筑的滚水坝称石邪，俗称石脚桶，提高溪水水位，使能自动进入西湖斗门，并因鹿溪下游受海潮顶托，每日夜有序地进出傅公河，纳入县学里的泮池）；后说“溪徙以来三十年，城无环渚之势，就下者忧洳，流恶者忧淤”（自万历三十二年左右鹿溪中游的主流改道从地势较低的南边今鹿溪桥闸处直下，只有少量余沥仍走旧溪道绕过县城西南，城边缺水，而南边低处有水患）。最后说陈代知县高瞻远瞩，倡建双溪坝，拦水入南溪故道的功绩，作铭云：“为鸿语鹄，双溪当复。为鹄语鸿，双溪当东。西湖生波，傅公通河。梁峦含光，其乐则那。陈侯规之，惠我人多。”
  这一道石碑应是立在双溪坝溪边，但久已失落，现在将黄道周手稿原迹镌碑立于西湖公园内。双溪坝多次坏而重建，现在只剩下遗迹让人凭吊。
  由于河流改道，双溪坝遗址已不在双溪汇合处，无再在该处建坝的需要。现在，县城西南农田的灌溉及西湖之水仍自葛后经查岭、棕口、高罗山东来，在县城西部的“梧桐仔”地方筑一座石坝拦这条水，引入渠道。
  至于现在的鹿溪桥闸，是建在始建于明万历，崇祯重修，康熙、乾隆再建的得仙桥遗址处。桥下之水现在是鹿溪中游的主流，而这溪道是万历三十二年左右才被洪水冲成的，即是鹿溪改道的新溪道。
  现在人们喜欢游赏鹿溪中游景色，在游览新的鹿溪桥闸（原得仙桥）、324线上的漳浦大桥、龙湖路之馀，也寻觅南溪故道、双溪坝遗迹、博济桥、五凤桥、乾桥等至今尚存的古桥梁，了解历史，别有一番情趣。
  8，.五凤桥 乾桥 得仙桥
  五凤桥、乾桥、得仙桥三座石拱桥是明清时代以至解放前出漳浦县城南门往广东大路所必经之途。
  康熙《漳浦县志》载：“五凤桥，在南门外，宋淳间建，累石为址，跨以石梁，长三十丈。永乐初主簿程石崇、宏治五年知县王臣各重修，邑人赵浑记。”赵浑，官浔赵厝人，成化十七年进士，曾任云南、恩州、雷州三府知府，他作的《五凤桥记》说南溪（南门溪）水势盛大，五凤桥以五个桥墩负载桥板“状如五凤比翼”，因而得名为五凤桥。
  五凤桥俗称南门桥，自南宋建桥历，经元、明、清至民国，桥下舟楫穿梭不断，北边（城内）桥头开设土产、木材商行，南边（城外）为舟楫停泊处，有天后宫（妈祖庙），挂“金南水镇”匾额。近年来，天后宫修建一新，香火缭绕。五凤桥至今尚存，是一处珍贵的史迹。
  康熙《漳浦县志》又记载：“乾桥，在五凤桥南半里，长二百丈，万历五年僧宗源募修。”乾桥俗称沟仔尾桥，因为该处的流水原来只是一条水沟，水沟的末尾有一个村庄叫沟仔尾社。本来，鹿溪上游原名西溪，中游绕县城西南，过五凤桥出港仔口，这一段原名南溪，又称南门溪，过炉尾流至鹿溪桥（今鹿溪村）这一段才称鹿溪。万历初年，中游以上河水泛滥时，冲向南边地势较低处，沟仔尾一带变成沼泽，因此于万历五年（1577年）建一座长二百丈的乾桥跨越沼泽，以利行人。现在行人大都走公路，乾桥不是必经之途，但仍完好，沼泽映照桥影，为城南一景。
  康熙《漳浦县志》又载：“得仙桥，在五凤桥南二里许，康熙三十七年知县陈汝咸重修。”只记载“重修”而不记载始建时间，和康熙以前也曾修建，是修志人失职。加上乾隆年间漳浦没有编修县志，乾隆五年的一次彻底修建，即是保留到最后的得仙桥之修建没有记载，使后人对鹿溪河道的变易和桥梁修建不能明了。
  得仙桥下方曾有一座土陂，故得仙桥俗称土桥，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漳浦县人都知道“土桥头”是水陆交通枢纽。1957年鹿溪裁弯取直，撤除得仙桥，改建鹿溪桥闸，通车拦水两用。施工时，四道石碑遗弃溪道中，后来除一道康熙三十七年所立的破碎不能复原外，三道被移立于桥闸头，一道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知县黄应举所立，是第一次建桥的石碑。一道是崇祯元年（1628年）知县陈元钦所立，是第一次修建的石碑。一道是清乾隆五年（1609年）所立，是最后一次（第三次）修建的石碑。第二次修建（康熙三十七年）修建的石碑虽因不能复原而无存，而旧县志已有记载。最珍贵的是万历三十七年首建得仙桥的石碑，填补了旧县志记载的不足。
  为什么在建五凤桥后三百二十多年才在五凤桥之南半里处建一座乾桥，是到那时沟仔尾才成为跋涉维艰的沼泽，为什么在建乾桥以后三十多年才在乾桥之南二里处建一座得仙桥，是因为到那时鹿溪才改道从该处经过。
  鹿溪改道从得仙桥处经过后，只有少量流水仍走南溪故道过五凤桥，崇祯七年（1634年）在梅林村边建成双溪坝拦水入南溪故道，使南溪保持水势，而大部分流水仍直下过得仙桥，故舟楫大都从得仙桥下经过。后来，双溪坝圮坏，南溪逐渐淤浅，靠新筑的“南溪坝”维持灌溉作用，并仍可继续行船，但总比不上得仙桥下的流水浩荡，舟楫往来如梭。
  在公路四通八达，车辆日益进步的现代，载量有限且受溪流限制的小船已退出运输的历史舞台。1957年在原得仙桥处建鹿溪桥闸，灌溉通车两用，舟楫不通。得仙桥距闹市区近，景色幽美，夏天凉风习习，冬天阳光和煦，改革开放后，这里成为休憩好去处。尤其夜间，人们在经过一天忙碌后，便三三两两到桥边乘凉、玩乐。于是，便有“鹿溪游园”的兴设，茶室、餐厅、歌舞厅，以及种种服务行业应运而生，还有游船供人游赏美景。
  9.白鹤岭古道
  白鹤岭以据传山间曾是白鹤栖息的丛林得名，又以在罗山与后堵山（后到山，今名大峰山）之间的山口而得名为罗山岭，又因为从前有许多利用涧水落差推动水轮带动石碾的磨麦作坊而被称为水磨岭。这一段岭路是闽粤古驿道重要的一段，沿路铺设石级，经历代无数脚板蹭蹬，已经磨得很光滑，有的甚至凹入。
  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通自漳州市区至诏安分水关的“龙诏公路”，古驿道已少有人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1938年）5月，厦门沦陷，为防日军入侵，闽南公路破坏，古驿道又热闹起来。解放后修复公路，古驿道又受冷落。而白鹤岭古驿道以风光幽美，成为旅游胜地。
  出漳浦县城5公里便到罗山村。明清时代曾设“罗山铺”（驿路上的分站，负责传递文书），铺的后面形成村庄，名“铺后”。“铺”已久废，而地名沿用。过铺后、岭脚（皆地名），上岭走一段路，便可见到路边有一座碑亭，亭内为明万历二十七年所立“奠龙脉碑记”，记载当时于铜壶山（在今南浦乡与葛后交界的摩顶山西坡）“三台过峡”处填补“龙脉”之事。岭路边有几处石刻，一是横写大字“朱公遗爱去思碑”，镌在一块斜平的天然大石上，明万历十年为送别漳浦知县朱廷益而立。一为“南无阿弥道佛”，分二行镌于一块天然岩石上，无署时间。一为“荡平岭路”，横书大字，镌在一块天然岩石上，上镌“隆庆四年季夏”，下镌“士民颂立”，右镌“浦邑侯父母许公”，左镌“大方伯石冈陈公、右方伯印东王公、方伯诚斋林公”，是漳浦士民为三位地方绅士和知县许试修造岭路歌功颂德所立。一是石匾额，正面镌“东山重谢”，背面镌“北斗瞻韩”，在大坝管理处旁边。大坝管理处利用原“白鹤亭”为之，那石匾额大概是从白鹤亭上移下的。
  白鹤亭，由于在大洞自然村附近而俗称大洞亭。大约始建于南宋，元代龙溪进士林弼初次路过，见亭已坍坏，不胜惋惜。明初，林弼任山东登州知州，曾再次路过白鹤岭，见亭已修建一新，金碧辉煌，与绿树翠竹交相掩映，舒心悦目。亭中有漳浦县主簿陈致中题诗：“石室寒泉响玉徽，闲云出岫绕松扉。一从白鹤高飞去，栖碧亭空锁翠微。”意思是白鹤亭虽已修复，景色幽美，但是飞走的白鹤不见回来，未免令人惆怅。林弼读过陈致中的题诗，一时兴起，和诗题壁道：“栖碧亭空锁翠微，诗成人世已俱非。墨池水满鹅谁换，华表云开鹤自归。”两首诗都收入旧《漳浦县志》艺文卷。
  白鹤岭西边有两个毗邻的小村，名大洞、小洞，大洞以村边有一口深不可测的石洞得名。小洞村边有一口利用天然石窟修成的“虎炉”，从前，村民常用树枝、茅草将窟顶遮盖，上面拴着牲畜，引诱老虎乘夜光顾，使它陷入窟中不能自拔，天亮之后将它收拾。老虎早已绝迹，而“虎炉”遗迹尚存。
  大洞山顶峰有烽火台，明代为防御倭寇而设，一了望到有敌情，便举烽烟为号，报知县城做好防击准备。四周各山头都有山寨，如北边的宝音寨、南边的罗山寨、东边的后路寨、东罗山棋云寨等，都是村民防御倭寇的山寨。
  大洞山南面为后堵山，今名大峰山，设电视转播台。
  大洞村东边是一片山间盆地，中间原有小溪，是四面山泉汇集而成，从白鹤亭旁的山口泻向岭下，是漳浦县北溪的主要源头。北溪流过县城之北，绕经东门外，汇入鹿溪。1956年在白鹤亭附近建水坝，大洞村东边的盆地成为水库，命名为水磨岭水库，面积二百多亩，库容181万立方米，碧波荡漾，四周林木苍翠。原古道经过盆地的一段淹没在水库里，高地上已另开辟简易公路。
  建水库之前，路从田畴中间经过，相当平坦。过了田畴（现在的水库），又面临一座高山。早先，路径崎岖曲折，明代正德初年（1506年）福建监察御史饶瑭路过，怜悯路人跋涉之苦，拨出款项，发动民工，在原路的西边另凿一条捷径，因此该岭叫御史岭。那捷径的一段是从原来无路的山间开凿出来的一条巷沟。山风从南北走向的巷沟吹拂而过，两边有高坎遮住日光，人走过这里，暑天感到十分凉快，冬天则感到凉风袭人，这巷沟得名为“风柜斗隙”。
  过了风柜斗隙，走一段低谷，又面临一座峻岭，沿石级蹭蹬而上，没有不气喘吁吁的。那岭有一个怪名，叫不孝岭。传说：从前有一对穷苦老夫妇，男耕女织，培育独生子读书，一朝高中进士，老夫妇得报，喜出望外，赶路迎接，来到这岭间，正好遇到儿子乘轿荣归，欢呼不停，而儿子居然没有下轿搀扶老人，仍然高傲地让轿夫抬着走，让老父母在后头跟着，一时间风云突变，天黑地暗，大雨倾盆，闪电过处，雷从岭间起，击死了那新科进士，因此那岭叫不孝岭。有人说这故事不是事实，是为警戒一些不孝子而编造的，“不孝岭”得名的由来只是因为从前有一个老人，儿子不负赡养之责，只得常常受雇为人挑货爬过那山岭，路人不平，就称那山岭为不孝岭。前者后者两传说，都令人听了不愉快。可为路人驱散不愉快情绪的是，经过“不孝岭”的跋涉之苦后，一到岭上，仰首望见一座凉亭，匾额题“慈恩亭”三字，使人在接受“不要做不孝子”的告戒后，萌生“应报答慈父慈母养育恩”的念头。
  慈恩亭是一座长亭，有石板长凳，可供很多人歇脚。曾有人设摊卖点心供应茶水。亭盖在慈恩庵前面大路上，亭名当是因为庵名而来。但是慈恩庵却有一个俗名叫纺车庵，因为庵建在岭顶，上岭下岭的古道状如纺车，故称为“纺车崎”。奇怪的是，康熙《漳浦县志》不记载“慈恩庵”正名，而以俗名“纺车庵”入志，且不注明即慈恩庵。
  走过纺车崎的陡峭岭路，又来到峡谷地带，这峡谷在长桥至赤土的横山之南，罗辉山之北，是从长桥溪内横走赤土乡的捷径，从前曾设驿路分站“长林铺”，现在有公路可通汽车。峡谷的溪水“双头流”，一头为长林溪，从溪内西流经陈井至葛后，与自掷石南下的支流汇合，流经查岭，婉转汇入鹿溪。一头经赤尾寨之下，东流入赤土乡界荷芽（浯源村），过旧镇镇浯江桥，流入旧镇港。
  若按古驿道至长桥，过了这峡谷之后还要走一段岭路，经过橄榄林、荔枝林（地名）至长桥。如果走倦了，可以出溪内村，便到国道324线，可以搭过路汽车回家了。
  10.东罗岩
  东罗岩在罗山之东，位于县城东北3公里处，介于绥安镇罗山村东罗自然村与万安农场古陂村之间。
  东罗岩的北边有一座坑内磨山，以山坑内曾有多座加工麦粉的“水磨”得名，又名水吼山，以水从大石上冲下发出吼声得名。坑内磨山与东罗岩之间的峡谷，在未通汽车时代是县城通万安、赤土的孔道，以有一座文殊菩萨院而得名为文殊岭，后讹音为文周岭。东罗岩南边有一座九曲山，也称九曲岭，讹音为狗爬岭，从前也是县城通万安、赤土孔道。东罗岩岩石突兀，显得格外高耸。虽然海拔只293米，由于东边的赤土、万安一带是一片平原，登上东罗岩顶峰便可远眺海上日出景观，“东罗旭日”为漳浦八景之一。
  东罗岩半山腰有白云庵，又称东罗岩，元代僧如海所建，明嘉靖年间，县人王成重修。依山势而筑，上下两进。进士陈垂诗云“数里有招提，九云传已旧。璎珞护瞿昙，芙蓉发清昼。”
  白云庵至今尚保存明弘治年间的唱和诗碑。其缘由是：浙江省余杭县人吴云，弘治六年（1493年）登进士第，弘治八年授漳浦县知事，他的父亲吴陶，曾任河间县主簿及麻城县丞共三十多年，对县级政事富有经验，在儿子要来漳浦任知县时，便偕来当顾问，到浦后与地方绅士交游甚欢，弘治九年他要回余杭，漳浦缙绅陈奂（曾任贵州右参议）、林表（曾任镇远知府）、吴骥（曾任处州经历）、周仁（曾任六安知州）等，特邀请他到东罗岩白云庵游赏一番，为他饯行，他的儿子（知县吴云）带同僚属教谕林坰、训导谭伦、典史杜奎等同来参加宴会。吴陶吟诗一首，与会者即席和诗。
  白云庵即席和诗后的第五年（弘治十四年）才由吴云作题记，由僧正纲请刻匠刻录于青石碑上，树立于白云庵中。吴云连任漳浦知县6年，刻碑后一年便离任。他任漳浦知县期间，除了建西庙楼，没有其他事迹记载于县志中，西庙楼“久且不胜风雨”，一百多年后便倒坍，独这诗碑留存后世，为人们所欣赏、传诵。
  在白云庵后不远处有天然石室名“悟相洞”，悟相即肉身不腐的得道和尚，不知于何时从何处抬来悟相塑像，祀于石室中，民国初年被抬到县城东埔“田螺山公园”，至该公园荒废，移祀于兴教寺，最后被十九路军毁掉。而东罗岩的“悟相洞”名称至今尚存。
  山顶有棋云堡，是明代村民防御倭寇的寨堡。内有“雷霹石”，以天然巨石一分为二，似雷所霹得名，高十多米，二石之间为“一线天”，可通行人，过“一线天”便到石室，宽深各十多米，可坐百余人，为乡人避乱处。登临“雷霹石”顶上，东边的赤土、万安一带，西边的县城一带景观尽入眼中，早上可远眺海上日出。
  11.罗山鄷都庙
  漳浦县城北郊罗山村有一座酆都庙，祀酆都大帝。庙约建于明代，为两进三开间结构，坐北向南，大门对联：“屏障绵延，虎踞龙盘开北府；梁旗竞峙，鹤鸣凤翥镇鄷鄷都。”为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时撰题。内柱对联：“庙貌巍峨，轮奂常新垂万古；神灵赫濯，香烟不替永千秋。”也系古联。
  庙前右边有一棵古老榕树，枝柯虬斡，主干倾斜抵地，似苍龙蟠卧。庙前空阔地曾是从前酆都庙会演戏的场所。罗山一带有十八社，从农历二月初二日至二十日，每天轮流一个社作“二月节”，至第19天，即二十日，18个社一齐作节，并且天天在鄷都庙前演戏。俗谚：“二月二，鄷都市。鄷鄷都还未赶，田园不用锄，酆都赶一过，田园成草被。”酆都庙会的热闹情景可想而知。然而严重影响农民耕作，在这民谚中反映出来。
  鄷都庙会连续19天的陋俗今已革除，庙左建罗山小学，前面广场作为学校体育活动场所，给庄肃的酆都庙增添活跃的气氛。
  12.旗鼓山与峰山岩 鹿溪岩与鹿溪胡氏史迹
  旗鼓山与青峰岩
  漳浦县城东南10里处的鹿溪之滨，隔溪相对耸立两座山峰，在西者称峰（与蜂同音）山，因形似一面三角形的大旗，也称旗山；在东者因山下有柘港及柘港村，称柘港山，又因山顶较平，形似大鼓，也称鼓山，两者合称旗鼓山，为鹿溪水道的门户。鹿溪曲折蜿蜒至此，夺旗鼓山峡而出，直奔旧镇港。旗鼓山形势险要，因而有“狮象把水口”之称。著名的漳浦八景之一的“鹿溪春涨”就是春潮从旧镇港逆流而上，至此涌入旗鼓山峡，在鹿溪村前观看潮水上涨，海水与溪水浊清相交，形成一条明显的界线，而又逐渐上移的美景。
  旗山自古为山水之胜地。宋封州知州、黄仓社人黄克宽在山中建亭，名为“连鳌亭”，观赏鹿溪山水之秀。明户部郎中、峰山社人蔡一楠在此间读书而成进士。后人有诗赞此山：“岿立溪南百丈高，声名久已占连鳌。”清知县陈汝咸把旗山列为“漳浦十景”之一，称“峰山挺秀”。清代，在山中连鳌亭旧址建佛寺一座，坐西北，向东南，寺前有围墙，寺门开在围墙左侧，门匾“青峰岩”，旁署“乾隆庚戍孟冬”，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立匾。青峰岩俗称峰（音蜂）山岩，围墙正中有一花窗，窗额石匾“连鳌胜迹”。佛殿祀佛祖，有木刻对联一副：“花水长环三宝地，鳌山顶上小西天。”在寺前眺望，鹿溪下游及旧镇港景色历历在目，甚得山水之胜。
  鼓山与旗山并峙，远望如双笔书空，其顶上比旗山略平，古代乡人在顶上建一寨堡，以避寇乱，今遗址尚存。山西边脚下为鹿溪转弯处，形成一个港湾，称柘港，为漳浦县为数不多的古港之一，从前，柘港舟楫云集，鹿溪上游土产在此集散。山的东南脚下有一古佛寺“瑞岩院”，佛寺早已废，今尚存村名“瑞岩”。
  鹿溪和旗鼓山优美的景色吸引众多游客，古代有不少诗人为之吟咏。清代知县陈汝咸《晚泛鹿溪》诗：“春溪雨后水潺，驾得扁舟出小湾。帆转九回仍对岸，棹移千折欲留山。绿波鸥熟随潮上，翠岫云轻护石闲。却愧风尘称俗吏，暂时游赏破愁颜。”从前，自鹿溪桥（今鹿溪村）以下至柘港这一段才称鹿溪，后来鹿溪成为自源头至入海口全条溪的名称。
  鹿溪岩与鹿溪胡氏史迹
  鹿溪岩，也称鹿溪庵，在鹿溪桥头（今鹿溪村中），祀佛祖。庵坐北向南，面对鹿溪，溪水从旗山西北脚下直冲而来，穿过鹿溪桥，至岩寺右侧巨石堆前转弯，为鹿溪桥湾，溪湾北岸村社也以鹿溪桥为社名。庵为陕西巡抚、鹿溪桥社人胡廷宴建，庵前就是漳浦八景的“鹿溪春涨”观潮处。
  宋、元时，此地即为名士隐居栖息处，在古木巨石中，有亭名为“木石居”，相传元时白尚书隐居于此。巨石上刻“第一山”三个大字，还有“离垢境”、“磻溪钓矶”等石刻。岩寺旁有亭、台、楼、榭等建筑多处，有梅花楼，楼旁有三个亭，分别名为“听涛”、“栖月”、“江上数峰青”，均为明代鹿溪胡氏家族所建。庵右侧石堆顶上有胡廷宴故居，至今尚存。
  鹿溪桥社今称鹿溪村，“鹿溪”读如“绿溪”，居民皆姓胡。古有俗谚：“梁山啸，鹿溪鸣，此地出公卿。”此虽泛指漳浦地理形胜，实乃指鹿溪山水之灵秀，人才之鼎盛。鹿溪胡氏自明嘉靖以后科甲连绵。
  鹿溪胡氏最早登科出仕者是胡文远。胡文远，字一行，号云溪，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中式举人，官至淮府长史；长子胡廷宴，字以泰，号瞻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次子胡廷宰，字以平，号隆柱，万历二十二年举人，被南康王朱翊?选为长女婿，称“郡马”、“仪宾”，贵为国戚，祖祠挂匾“宾于王门”。鹿溪胡氏另一支派“父子进士”。胡文耀，字奇暐，号鹿岩，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子胡宾墀，字宗策，号见鹤，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鹿溪胡氏成为漳浦县显赫的望族，与鹿溪、旗鼓山的美景齐名，在漳浦民间广为流传。
  13.马坑一德楼
  绥安镇马坑村马坑自然村南的田间，有一座坚固的土楼，俗称马坑楼。楼门北向，门上石匾刻“一德楼”三个大字，两旁署“嘉靖戊午年”、“季冬吉旦立”。可知楼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二月，这是福建土楼中有纪年者最早的土楼。楼为马坑吴氏建，前后共建18年，据传，始建楼时出生的女儿，到18岁出嫁时，楼才建完成。
  一德楼有内外两圈，内圈为方形，长27米，宽26米，外墙及楼内隔墙全部用三合灰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固。内分12间，有3层，连门洞共36间，中间有一个12米见方的天井。外圈为圆形，内隔成小房间，今仅存墙基，未能确定其为平层或两层楼房，大门开在东北角，与内楼门错开。外圈墙外引马坑溪绕墙环流，成为一道护城河。
  马坑吴氏约于宋末开基，至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吴旭中式举人，开马坑吴氏登科先声。成化十四年（1478年），吴超，字华越，号起仁，首登进士，历官户部郎中、广西参议。吴超父吴琏，岁贡生，以子吴超赠户部郎中。嘉靖间，吴琏后裔在马坑村南“两鲤相吻”处建楼聚居，因祖祠堂名“一德堂”，故楼亦名为“一德楼”。楼精心设计为“外圆内方”，寓意颇深：一为“钱”形，是财富的象征；一为体现“平易近人而又严肃认真”的外圆内方的处世为人风范，这在土楼建筑中颇为独特。
  马坑楼曾有过悲壮的历史。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马坑人吴纱、吴康和霞潭人蔡通参与杜浔人卢茂组织的天地会，吴纱、吴康即以一德楼为聚集地点，进行反清活动。乾隆三十三年，起义失败，卢茂、吴纱、吴康、蔡通等被杀，清兵进剿马坑，一德楼及楼外的楼脚社首当其冲，吴氏族人非被捉即逃跑，楼也被洗劫一空而荒废。
  今马坑一德楼残垣尚屹立在田野中，这座古老的楼堡告诉人们马坑吴氏繁荣与衰微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