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在封建时代，交通不便，风气比较闭塞，社会观念没有什么转变。自清末“五口通商”以后，由于邻近通商口岸，受到“欧风东渐”的影响，人们的社会观念稍有改变；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的社会观念有较大的转变；解放后，受革命思想的宣导，人民的社会观念有进一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社会观念又有新的转变。
  一、职业观念的转变
  漳浦自古是农业县，居民绝大多数务农。渔业资源虽然丰富，而在交通不便的时代，鱼类不易保鲜，运销困难，价格便宜。所以，沿海地区除可耕地及淡水极缺的海岛、半岛外，少有专业的渔民，而多数半渔半农，因为人们感到，粮食最重要。县内的商业户也很少，一般人认为，种田最根本，做生意虽能赚大钱，但财本无归也是常有的事。工匠更少，铁匠、石匠、木匠、理发师、裁缝师大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只泥水匠有一些，也是农忙务农，农闲才做工。封建社会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即是说，最高尚的人是“士”（当官的），其次便是农民，工人排第三等，商人排在末等，这是士大夫造的理论，他们认为，农民是生产者，没有农民种田，人们便无以为生；工人造屋修路，制造器具，比起农民生产粮食，其重要性属于次等，至于织布，那时还属于农家副业，何况原料都靠农民生产；士大夫看不起商人，认为商贾只是将别人的产品转手，从中获利，因而将其列为“民”的末等。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但平民能有几人考中当官？一般人为日食奔劳，连想也不敢想争取当官，一般农民保守思想浓厚，最高的理想是有自己的田地，地方安定，风调雨顺，愿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世代代当农民。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在旧社会受尽剥削的农民破天荒地翻过身来，无不意气风发。一些原来“手面赚食”的工匠、小贩也分得田地，更是以喜悦的心情操起锄头柄来。在农业合作化时，无论老农民、新农民，都热烈响应共产党号召，踊跃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一些还在“手面赚食”的工匠、小贩申请加入农业社。社员们响往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热情高涨。
  自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以后，大炼铁造成国民经济失调，浮夸风造成决策失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办食堂，在“放开肚皮吃饭”后，逢到“三年暂时性困难”，农民以“瓜菜代”弥补粮食不足。由于做了许多于生产无补的工，工分值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困难。以后，经过调整政策，生产有所恢复，而接着逢到“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破坏，农民生活好不起来。虽然理论上说务农无上光荣，然而明摆着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待遇不一样，一些人是因为压缩非农业人口而不得不“上山下乡”，一到允许恢复为“居民”（非农业人口）便纷纷打回老家。此后，还有一些原来世代务农的村民，千方百计地争取“农转非”。改革开放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农转非”才不那么热。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种田、做生意、驾车、做修理工、当泥水匠、裁缝匠、理发师、服务员，都不会因为其职业而受歧视。
  服兵役观念的转变
  旧社会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民国时期，来驻漳浦或过境的军队、官兵大都是北方人。只有20年代，以诏安人张贞为师长的49师，有许多闽南人，诏安、云霄、漳浦一带有较多的人当兵，那大都是无业游民，那时的兵员是募集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征兵制度，每户只有一名壮丁可以缓服兵役，漳浦开始有大量的人当兵。起初，人们以当兵卫国为光荣，而不久，见到壮丁一入“新兵招待所”（群众称为新兵凌迟所）便受虐待，入伍后也是形同奴隶，所以人们都不愿当兵。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汀漳师管区派官兵来漳浦接收新兵，以兴教寺残存的一座三进佛室为临时“新兵招待所”，实际是暂作监禁，新兵暴动逃走，被接兵部队开枪打死十多人，这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加害怕被抽壮丁，用尽贿赂、假报死亡、自残脚手等手段逃避兵役。以后，各保保长都采用摊派款项“公雇”一人冒名顶替中签壮丁入伍的办法。有一些兵痞，专门受雇代人当兵，入伍后伺机逃回，再次受雇代。
  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是实行兵役制度，称服兵役为参军，用宣传发动的方法，由于参加解放军光荣，待遇好，人人争取参军。由于兵额一再裁减，而且对参军者的身体条件、品质、学识程度要求甚高，要参军还不那么容易，人们对能入伍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
  读书观念的转变
  这里所说“读书”指求学。明万历《漳浦县志》记载：“读书之家无论贫富，每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那时，开放海澄月港与南洋通航贸易，漳浦的大量土产输往南洋，换回番银，农民生活比较好过，兴起了读书之风。所以，万历年间以至明朝败亡以前，是漳浦县人才辈出时期。虽然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平定以后，恢复了以厦门为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如漳浦人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所说“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邦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康熙后期，出现“家给户足”景象，继承了明代的读书风气，漳浦仍然人才辈出，盛况延续到乾隆年间。而在清代后期，封建械斗盛行，民穷财尽，人命朝不保夕，那顾得上读书，因此，自嘉庆以后，漳浦连一个进士也没有。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读书没有出路，绝大部分人不读书，有的只读到能写便条懂算加减乘除为止，中学生如凤毛麟角。20年代至30年代，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增设基层行政机构，吸收中等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进行培训，派充县政、区政人员、联保主任等；并增设学校，读书人多一条当教师的出路。当时政府为培养师资，在每一个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市）设一所简易师范学校，招考小学毕业生入学，4年毕业，派充初级小学教员；全省设一所普通师范学校，招考初中毕业生入学，3年毕业，派充完全小学教员（以后各简易师范都改为普通师范），师范生免交学杂费和膳食费，使一些经济条件不充裕的学生也能得到师资培养，并从而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读书之风渐盛。
  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征兵制度，学生和教师可以缓役。本来，当兵卫国应是光荣的，而国民党军队虐待兵丁，所以人们都不愿当兵，为逃避兵役，虽然经济困难也要设法入学读书，因而中小学生数激增，从此，限制16岁以上不得入初中及简师为一年级新生。在此之前，有20多岁才读初中一年级的。抗日战争促进读书风气，是当初意想不到的。
  解放后，各种事业大兴，需用大量人才，读书之风更加兴盛。改革开放后，人才层次大大提高，很多人刻苦学习，以期考上大专院校，就是考不上大专的，也争取入中专学得一技之长，利于就业。自小学至初中则列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大量增设，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普及。
  人际称呼的转变
  清代，对现任官员和曾任官员的绅士一般称“大人”或“老爷”。对知县称“大老爹”，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称“二老爹”，主簿（相当于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称“三老爹”，典史（相当于公安局长）称“四老爹”。民国时期，按实际职务称县长、秘书、局长、科长、科员，不再称呼“老爷”。
  “同志”一词古代指志趣相同的人（《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孙中山始用于同事或同道之间互称，群众不用。
  官员的妻子得称“太太”，冠以其夫的姓称某太太。后来逐渐用于尊称别人的妻子为某太太，不论有官无官。
  群众中间，对老者称叔公，对年纪较大者称呼“伯”或“叔”，对年纪与自己差不多者称呼“兄”，对妇女称婆、姆、婶、姑、嫂，视情况而定。对知其名者冠上其名称某伯、某婶等。
  对工匠，冠上其名称某师（“师傅”的简称）。对讼师和“行衙门”者，称某仙。“仙”是“先生”的合音，但对教师则清楚地称“先生”而不叫“仙”，以示尊敬。对看风水的，算命的，有时称“仙”，有时称“先生”。总之，“先生”与“仙”的称呼对象有区别，前者比较含有敬意。以“先生”互相称呼只在知识分子中间应用，冠上其姓称某先生，男女通用，很少称为“女士”。
  对官家子弟称“舍”（“少爷”的合音）是明清时代遗风，民国时期尚存。据说大官的后代“舍八代”，就是到第八代裔孙还可以称“舍”，蔡新的第八代孙名汛桃，人们称他“汛桃舍”，第九代蔡徵真不再称“舍”。
  “小姐”原是对官家女儿的称呼，后来用于对未婚女子的尊称，只在知识分子中间应用。
  以上是旧社会情况，解放后，人际称呼有很大改变。最普遍的是，除阶级敌人以外，人人都可称为同志。改革开放以后，“先生”的称呼又告抬头，并有称妇女为“太太”的。“小姐”这一称呼被滥用了，无论良家女子、女学生、女干部、女职工、女服务员、三陪女，都称小姐，而最通常的是称三陪女为“小姐”。有人以为称“小姐”能得妇女欢心，不论其年龄已老大，也以小姐称之。殊不知，现在有许多女老板，你若称她“小姐”，她便感到委屈，因为她手下的女职工才称“小姐”。也有一些女子，若称她“小姐”，她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因为三陪女通称“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