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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李埭”位于沙西镇的东南面，与杜浔镇相邻，是海滨滩涂围垦而成，面积7000亩，占沙西镇水稻面积17300亩的40％，属高林村、庄前村和高山村的前埭、新墟、塘南自然村所有，村民姓李，所以俗称“姓李埭”。
  姓李埭土壤系海相沉积物形成，土层深厚，有机质丰富，潜在肥力高，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土壤粘重，易旱易涝，易返盐，易受海潮威胁，是农业生产主要障碍因素。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只管抽捐抽税，不顾人民生活，“姓李埭”耕作者面对恶劣自然条件和政府的苛捐杂税，只能度日如年，望埭兴叹。民谣道：“生产十冬无三收，地租钱粮不罢休，苛捐杂税乱使抽，穷人饿死无人救。”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生产积极性提高，但面对旱、涝、盐三大灾害仍无法抗御，因为姓李埭由港道和港道两侧涂滩围垦而成，原有港道形成低洼埭田，非港道地势较高，两者高低相差0.4～1米之间。高处碰到干旱季节，土壤龟裂，加上原来海生动物如螃蟹洞穴多，漏水严重，田面保水性差，土壤盐分上升，含盐量达0.4％以上，致使禾苗干枯死亡。而低洼处长期积水，每逢“芒种”季节，早稻孕穗扬花期，一旦二日内雨量超过100公厘，背面山脉集雨面积50多平方公里的水通过西溪和杜浔港向姓李埭倾泄，整片埭田变成汪洋，一浸就4～5天。每逢农历九月初三和十月初四大潮，潮水经常冲破埭岸，浸泡作物，形成毁灭性灾害，因此有“三天无雨闹旱灾，一场透雨涝难排，秋潮一涨海堤坏，颗粒无收遍地哀”的民谣。
  直至1971年农业生产仍然非常落后，查阅当年高林村粮食产量年报表，早稻实播面积1332亩，单产263斤，总产348800斤，而早稻育秧播种量8万多斤（80％以上是烂种烂秧），一粒种子下地只收4粒粮食。这样的生产状态，只能是广种薄收，听天由命，根本说不上精耕细作和科学种田。改变“姓李埭”恶劣生产条件引起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迫切呼声。七十年代初全国农业学大寨，“姓李埭”的人民决心用大寨精神，吃大苦耐大劳改变自然条件，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1、1971～1972年由县革委主任姜学硕亲自任总指挥，建设祖马林水库，使原有库容量388万立方增加到3600万立方，基本解决杜浔、沙西二镇抗旱用水大问题，同时对防洪防涝也起了缓冲作用。
  2、1975年由县委常委吴三土任指挥，集中杜浔、沙西二镇主要劳力挖长5500米，宽45米的西溪，直通海边排水闸门，加速排洪排涝。
  3、1973年在庄前村新围垦埭田1700亩的西溪出水口增加建设10口闸门，增加排洪量130立方米/秒。
  4、逐年加高、加宽埭岸和护坡切石，使3.1公里长海堤经受大潮和几次强台风暴雨袭击安然无恙。
  5、搞好道路和排灌渠配套工程，高林、庄前、高山三个村共建机耕道路15公里，挖“幸福港”宽12米，长1800米及挖5米宽以上渠道不计其数。
  以上五大工程使“姓李埭”旱、涝、盐三大灾害基本缓解。上级的关心和重视使当地人民看到曙光，树立夺高产的信心和决心。要夺高产就要科学种田和增加投入，70年代开始做好几件工作：
  1、建立农科小组，培训科技骨干：高林村首先于1971年成立农科小组，划出二个试验基地：在土壤条件较好的湖底片划出6.3亩做为各种试验对比田和高产样板田；在新围垦的新埭片划出46亩做为埭田改良利用示范片。选派知识青年李景全到龙溪农校培训。由于村领导的重视和当时公社农技站的指导，农科小组的试验和示范取得良好效果，小田带动大田，对本地区的良种推广、适时播种、培育壮秧、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病虫害测报等起了显著作用。如1975年杂交水稻丰产试验田面积1.2亩，单产1290斤，总产1548斤，群众形容“雀窝飞出金凤凰”，为杂交水稻推广作出示范。
  2、因地制宜推广外地经验：龙海县是高产地区，很多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新技术的使用先走一步，值得推广。但又不是盲目地死搬硬套。例如：1972年以前，县主要领导为了学习龙海县清明前插秧结束的经验，采取行政干预，要“姓李埭”早稻也要在“清明”前插完成，结果出现几个问题：
  ①要早插就必须早育秧，早育秧，由于沿海地咸、水冷、风大，在气温未回升又当时薄膜育秧无法普及的情况下，烂种、烂芽、烂秧非常严重。所准备的良种一批一批烂掉，最后只好外调商品粮食当种子使用，结果成熟期参差不齐，不但种子浪费，而且产量受严重影响。
  ②要清明前插秧，为了赶季节，采用卷秧和铲秧（即小苗带土移栽）对于内地地区也是好经验：可以缩短返青期、浅插分蘖快，分蘖力强，延长大田营养生长期等，从而达到高产。但“姓李埭”大部分属低洼埭田，插秧时水层一寸以上，一寸半秧苗插在一寸水层的田内，秧苗基本浸没，水的浮力加上海风震荡，秧苗多上浮水面，失苗严重。
  ③清明前插秧在气温不稳定和当时磷肥供应、施用不足情况下，易发生“坐苗”不长，而影响产量。
  由于主观愿望违背客观条件，不但不能发挥优势，反受“惩罚”。通过农科小组试验和摸索，制订出适应本地区早稻播种、插秧、抽穗期“三前改三中”方案：即原先要求“惊蛰”前播种，“清明”前插秧，争取“芒种”前抽穗，改为公历三月中旬播种，四月中旬插秧，六月中旬抽穗（中、迟穗熟品种可适当提早播种）。通过播种、插秧期的调整，不但大大减少烂秧、坐苗等现象，而且抽穗扬花期在六月中旬，芒种雨季高峰基本结束，光照充足，光合作用强，产量大大提高。
  3、利用土壤普查成果进行科学施肥。
  ①土壤普查结果表明，该片埭田除村庄附近小部分“洋田”外，大部分埭田含盐量在0.2％以上，速效磷含量大部分少于8ppm，是致使早稻插秧后“坐苗”的主要原因。盐害问题通过排灌系统配套，经常排灌水洗盐，逐步解决；缺磷问题通过农科小组对比试验和大田生产调查：早稻每亩用过磷酸钙60～80斤当基肥，一般可增产60～80斤粮食，在一定范围内，用肥量和产量几乎成等量增长，甚至对于严重缺磷“坐苗”田，还可能增产50％以上。70年代以前，增施氮肥，水稻叶色浓绿，分蘖多，长势好是众所周知，而磷肥主要是促进根系发达，籽粒饱满，对促进分蘖和叶色浓绿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所以较难为群众所接受。个别群众反映因不慎将过磷酸钙大量倒在田中，数日后观察水稻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误解过磷酸钙根本无效。施用磷肥的试验与示范效果就是给群众进行现场教育和指导，使磷肥的施用逐渐普及，从80年代开始，“姓李埭”基本没有出现缺磷肥而产生“坐苗”现象。
  ②氮、磷肥施足，水稻产量提高了，新的矛盾又出现：根据分释，每生产1000斤谷子，需要纯氮21～22斤，磷12～14斤，钾21～22斤，在低产的情况下，土壤中有效钾免强可以供给，缺钾问题不突出，随着产量的提高，氮、磷肥施足，而土壤中所含钾供给逐渐不足，所需肥料比例失调逐年严重，造成水稻叶片黄化，茎秆不粗壮，易患病虫害，籽粒不饱满等现象。科学施肥为群众掌握后就变为行动。80年代后，氮、磷、钾三要素肥料均能按比例科学施用，而且能配合其他微量元素肥料如硼、镁、钼等根外施肥。
  4、做好病虫害测报，以防为主，及时扑灭。
  农科小组建立和不离村的农民科技人员培训，形成农村科技网络。农民技术员经常下田检查病虫发生情况，做好预测预报工作，并能及时提出防治措施，稳、准、狠地将病虫害消灭在暴发之前。扭转过去对病虫防治轻敌麻痹和盲目施药二种倾向。特别是盲目乱施药的祸患不但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更严重的是大量农药流入江、河、海滩，造成水产养殖业减产和环境污染，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由于自然条件好转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70年代水稻生产大幅度增产，特别是早稻更为明显，赶上或超过一般“平洋”地区的产量。如：
  高山村1981年早稻面积1510亩，单产722斤，总产1133700斤，比1971年早稻面积1458亩，单产313斤，总产456400斤，单产比增230.6％，总产比增248.4％。
  庄前村1981年早稻面积2080亩，单产671斤，总产1396300斤，比1971年早稻864亩，单产330斤，总产284700斤，单产比增203.6％，总产比增490.4％。
  高林村1981年早稻面积3267亩，单产707斤，总产2312500斤，比1971年早稻面积1332亩，单产263斤，总产348800斤，单产比增268.8％，总产比增662.9％。
  概括归纳“姓李埭”农业生产巨变，人民共赞党的好领导：“水库防旱又防涝，排灌系统成配套；海堤坚固如马路，中小灾害不必苦；围海造田数千亩，科学种田迈大步，粮食增产大幅度，共赞党的好领导。”
  后记
  1981年以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更加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产量进一步提高。至1999年早稻单产平均在970斤至992斤之间。
  粮食增产，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正如江泽民主席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姓李埭人民开始思索经济发展新项目。一些青年农民从1982年开始组成花卉盆景研究小组、盆景协会等，探讨花卉栽培和榕树育苗技术，从此榕树盆景从野生有限资源转向人工繁殖栽培。每家每户先利用房前屋后零星杂地，阳台石板屋顶等空间栽培榕树薯（人参榕），后继续发展到山坡地和近村良田，至今已发展2200亩，还创办79个具有规模的花木场。十多年来提供全国各地榕树苗约2亿株，半成品榕薯盆景一千万株，成品盆景400万盆，至今预计年产值2000万元。1998年列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