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内蒙古自治区营盘湾煤矿就业当职工。1969年9月，福建省三位干部，为调查干部历史问题，不远万里，从福州到内蒙古，通过公安厅劳改局矿部联系来找我，要我写20份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中共“叛徒”问题的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文平的，一份是关于漳浦县旧镇中心小学教员陈焕彬的。事关重要，我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谨慎，实事求是地，就我与这两人接触的经过及所知情况详细交代。那三位调查组干部在煤矿住三十多天，一面审阅我写的材料，一面与我交谈，一直到我交代清楚写完材料，他们才满意地回福建。
  1971年8月，我由内蒙古煤矿遣散回漳浦，得知陈文平在“文化大革命”时，曾由省下放漳浦劳动，后来，经福建省委审查确认并非叛徒，恢复公职，直至离休，在福州安度晚年。又得知，陈焕彬也得平反，恢复教职，办理退休。联想到他两人的平反，与我在内蒙时所提供的材料有关。回忆往事，不胜感慨，不妨将实际情况记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关于陈文平的问题
  陈文平，诏安县城人，长期在闽粤边区乌山一带打游击，曾任中共闽南特委，解放初在漳州任专员公署副专员，后调任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揭发检举“解放前当闽南特委时，为保存自己实力，排斥异已，暗中私通国民党军政人员，危害革命”定为叛徒。福建省派出的调查组知道陈文平在乌山打游击时，我在诏安当国民党警察局长、因此到内蒙向我了解情况。我在交代材料中写明：当时，共产党的游击队盘据在诏安、平和、云霄三县交界处的乌山，四出活动，声势浩大。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福建省政府、保安司令部先后调派省保安第二团上校团长陈言廉、保安第一团少将团长胡季宽，率领全团，并调动诏、云、和三县自卫队兵力，共一千多人，长期驻防乌山周围，多次进行“围剿”。在指挥官胡季宽和第五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笑峰召开的“剿匪会议”上，发动一次最大规模的“清剿”——“诏云和党政军警民联合大围剿”，诏安县长钟日兴、国民兵团副团长张冠雄、三青团千事长徐际明、书记沈步青、党部秘书张茂章、县政府军事科长皮世同、警察局长李松辉等都率带县自卫队、警察及其他地方武力参加以省保安团为主的“联合大行动”，助长声势。但乌山游击队灵活机动，避而不战，尽管国民党的队伍进行搜山，根本无法削弱游击队力量，而且游击队力量反而日益壮大。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国民党千方百计企图消灭共产党，密令各省、地区、县设立“特种会报”机构，由当地党、政、军、警、三青团、参议会头子组成，在政府内设“特种会报秘书室”，由军统或中统特务担任秘书，主持“特种会报”事务。诏安县“特种会报”由县长钟日兴任主席，成员有县政府主任秘书李旭东、军事科长林春风、警察局长李松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以仁、秘书许茂章，三青团诏安分团干事长徐际明、书记沈步青，议长沈淮三、副议长吴名世、特种会报秘书（军统人员）陈思明等11人。每月开会一次，会后设宴，款由“戡乱委员会”向各乡镇摊派。会议主要任务是针对乌山游击队和陈文平。“特种会报”有特殊权力，捕到共产党或游击队嫌疑犯，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也不必经过军法审判，只在会议上作出“将人犯某某交由自卫队运用”的决议，即由军事科长面谕自卫中队长把人犯秘密押到山野僻处予以枪毙，回报“犯人押送途中企图脱逃，被乱枪击毙”了事。
  诏安“特种会报”会议讨论通过一个重要议案，要对乌山游击队施行“剿抚兼施”手段，派军事科长林春风到乌山与陈文平当面谈判，企图将乌山游击队收编为县的一个自卫中队，委任陈文平为中队长，划太平、大布、秀篆、官陂一带乡村归其驻防，负责维持治安，官兵粮饷给养由县政府按自卫中队标准按月发给。林春风接受任务后，选择吉日上乌山找到陈文平，回来后告诉我，他受到陈文平酒宴招待，但陈文平拒绝受编，而是客气地送他下山。陈文平写一封《致诏安父老》信，托林春风带交议长沈淮三等地方绅士。这事，林春风首先报告县长钟日兴和议长沈淮三。钟县长即召开“特种会报”会议，林春风在会上报告上山会谈情况，传阅陈文平的信。信中尽说革命大道理，痛骂国民党背信弃议，祸国殃民，只字不谈受编之事。与会成员阅信后，面面相觑。
  “围剿”乌山游击队屡次失败，诱降又不成，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采取拘捕陈文平家属迫降的办法。1946年6月的一天，诏安县长钟日兴接到“剿匪指挥官”胡季宽密令：“着即拘押住在诏安县城的陈文平家属全家大小送来公田。”钟县长批交我办，我即派巡官杨杰率警会同保长，到陈文平家里，把他母亲沈凤鸣、妻沈瑶玲、女陈丽娟、妹陈雪华、兄陈文琪、嫂郑玉娇、侄陈炳辉等男女老幼共7人拘押到警察局，在警察局拘留所关了一夜，第二天派警押解到官陂，交自卫中队长张志鸿，转解乌山公田，交保安第一团第二营收押。他们在公田被关禁，受尽折磨、迫害、两个月后再押到小溪保安第一团团部，交指挥官胡季宽。胡季宽使用手段，分别审讯，威胁利诱，企图以人质迫陈文平下山“自新”，但不能得逞。陈文平的家属被关在小溪警察所一段时间，解送南靖，寄押在龙溪中心监狱（抗战时从漳州内迁南靖的），最后解回诏安县警察局，我请示钟县长同意，将他们交保释放。他们共被关押一年多，出狱时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家相抱痛哭。然而，国民党对家属的残酷迫害，丝毫不能动摇陈文平的革命意志。
  国民党想尽办法，企图消灭乌山游击队，一计不成，一计又起。1947年4月的一天，钟县长打电话叫我去，我一到县长室，看见三青团干事长徐际明和书记沈步青已先在那里。钟县长对我说：“潜入游击队当交通员的青年团团员沈成发来密报，陈文平等五人在湖内龙充山炭窑内，叫沈成发来县城拿报纸，约他今晚送去，这是围捕陈文平的绝妙机会。”经一番商量后，决定由我与沈成发见面，共商行动方案。
  我遵照办理，于傍晚派刑警队长张祖成率带便衣警察20名，由沈成发带路，赶到湖内龙充山围捕。翌晨，张成祖回来报告，说：“昨晚11时，我们赶到湖内龙充山，可能由于我们走路时手电简的亮光被察觉，还来不及对炭窑布好包围阵势，即被游击队发现，开枪射来，走在前头的刑警陈秋良被击中腿部，随即双方开枪互击，我们击毙游击队员一名，缴获土驳壳枪一支，油印宣传品一批，内有陈云讲话《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手册，有林永通名字的练习薄一本，陈文平等人已转移。”沈成发不识死者姓名，报说击毙的是交通员林永通，这消息在诏安《青年报》发表。事后获悉，死者是游击队庶务长张大学，不是林永通。
  我在内蒙时，如实将以上情况向福建派去的调查组干部报告，写出陈文平不屈不挠，坚持革命的事实，证明陈文平绝对没有私通国民党军政人员。
  二、关于陈焕彬的问题
  陈焕彬，漳浦县白沙村人，在漳州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求学时，与同村人陈江水同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在旧镇中心小学当教员。
  1949年1月，漳浦县长黄清淮接到专员公署特种会报秘书室密电：“共产党员陈江水、陈焕彬现在旧镇中心小学当教员，请即拘解讯办。”黄县长批“交李局长办。”（就是交我办、我已于1948年调回漳浦任警察局长）。翌晨，我即派刑警队长蔡介英率带刑警前往拘捕，随后，我感到案情重大，也骑自行车前往旧镇。蔡介英向我报告：“只逮到陈焕彬一人，搜到毛泽东著作《实践论》一本，陈江水被脱逃。”蔡介英将陈焕彬押到县城，关在刑警队队部（设在通府巷王姓祠堂“植槐堂”），我面谕蔡介英好为看管，候捕到陈江水，一并解送专署讯办。
  陈焕彬的父亲拜托“国大代表”陈志谟向黄县长和我说情，以为陈焕彬若被解送专署，恐怕会被暗杀掉。陈志谟、黄清淮与我都属陈达元一帮人关系，志谟坚持要设法搭救陈焕彬，要我想办法。我再三考虑后拟议，由我签呈县长，说陈焕彬患重病，急需保外就医，可以交保随传随到，候捕到陈江水，一齐解漳州讯办。黄县长同意我的拟议，即批准，着陈焕彬取保就医。他获释后，仍在原校当教员。我知道陈江水（改名陈述）已上山打游击，肯定无法抓到，不了了之。
  事隔三十多年，福建派出调查组到内蒙找我，说根据检举材料，陈焕极被警察局扣押时，供出革命同志名单，致使革命同志受到危害，所以将陈焕彬当叛徒处理，要我写材料。其实，我扣押陈焕彬是奉令扣押，案属专署特种会报秘书（军统特务）陈庆元掌握，用不着我审讯，既是国大代表陈志谟向黄县长和我说情，便以患重病保外就医为理由将其交保释放，专署特种会报秘书陈庆元那里，自有陈志谟疏通。我确实没有对陈焕彬审讯，陈焕彬确实没有向我供出革命名单。我任漳浦警察局长时，除奉令拘捕陈江水（未获）和陈焕彬以外，并无拘捕其他任何共产党人。调查组相信我交代的情况，证实陈焕彬没有危害革命，不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