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世纪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三个时期，是一个大变动、大改革的世纪。古老的漳浦县，从前被当作偏处海隅的边僻之区，风气闭塞，人民因循守旧。自从清末“五口通商”，漳浦与厦门、汕头、香港、台湾、江浙通航贸易日益频繁，加上县人出国谋生等原因，漳浦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生活开始变化。解放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新的变化。
  装束和衣着的变化
  政治上的变革对漳浦人的生活影响更大。辛亥革命以后，漳浦还很闭塞，男人还习惯留着辫子，女人缠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漳浦一些在上海、福州、厦门、漳州读书的学生于暑假回乡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改革旧习俗，在乡的小学教师、学生起而响应，在县城挨家逐户劝男人剪辫子、女人解除缠脚带。有许多学童不再到私塾读“四书五经”而改读小学（当时叫做中西学堂），他们当然不再留辫子。年青人及中年人原来有辫子的，因受新风气渲染，纷纷剪掉辫子，慢慢地，老年人也不以剪掉辫子为可惜了。乡下人的辫子则是在进城做买卖时被守在城门口的学生强制剪掉的。经过清朝三百年统治，多数人已不知道汉人原来并不是剃光前额在后脑留辫子，而是留“拢头”的，经过清朝“留发不留头”强制执行，才有辫子。然而既然养成习惯，就不容易改易。在辛亥革命后，还有很多人怕被剪掉辫子，虽然不似清初有人宁肯掉脑袋也不愿剃光前额留辫子那样，却也有一些顽固的人，辫子必须强制剪掉。以上情况是听我父亲说的，我的童年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只乡下还有极少数老人还留着辫子，但盘在头上而不拖在背后。人们最初剪掉辫子时，把全部头发剪成一样长，梳向脑后，不似明代人把长发髻束在头上，也不似清代人梳成辫子拖在脑后，后来就从外地传入一种三分梳向左，七分梳向右的“花旗”发式在漳浦流行。有的则剪“平头”，也有剃光头的。乡下有人自备剃刀，相互剃头，有的找理发匠剪发。小孩一般不找理发匠，而是由母亲或其他女长辈用剃刀代刮头皮，只留一撮“囱鬃”，其余剃光，与古代儿童垂髫一样。剃刀大都向邻近的理发店借，逢年过节送给理发店的师傅一些糕馃以为酬谢。当时理发匠都是从福州、兴化、泉州来的，大都没有带家眷，没有和本地人一样逄年过节要做糕馃，他们乐于藉出借剃刀与当地人打交道，本地人则由于不善保养剃刀而大都没有自备剃刀，必须向理发店借。我小时就是与诸兄弟挨次伏在母亲膝上让她剃头的，到13岁高小将毕业时才上理发店。女孩子则仍然留辫子，到要出嫁时才改梳发髻于脑后，髻形好似牛屎干，被叫做“牛屎龟仔”。而女子第一次梳发髻时还要郑重其事地选择良辰吉时，先拜神然后梳妆，叫做“尚头”，是古代“笄醴”风俗的遗留。女人从来不曾用剃刀刮脸，而是请一位有经验的妇女”挽面”（方言“脸”叫做“面”），即是用两条线绞去脸上的细毛，还要夹掉前额不齐的“毛脚”，并把眉毛修得整齐好看。女人“挽面”都是从准备当新娘“尚头”开始，叫做“开面”，以后大约一年半载“挽”一次。贫穷妇女多是蓬头垢脸，如俗语说的“顾不了嘴空，哪顾得头鬃”，大概一生只“挽脸”一次。20～30年代，女学生先后剪掉辫子，留短发。乡村女学生仍有留辫子的，1936年夏我去佛昙纯美初级中学读书，看到来自外地的女同学都留短发，而佛昙本地的女同学仍留辫子，第二学期才剪掉。那时的官太太多留长发，也有烫成“虬毛”的。1936年抗战爆发以后，男青年都要受壮丁队训练，女青年也要受妇女队训练，强制剪掉辫子。从此至解放后，女人多数剪短发，虽有少数少女留辫子，但多是梳成左右两条短辫，不同于从前的长条单辫。只有中年以上的妇女才有留发髻。改革开放以后，“美发”成为一种时尚行业，美发师能按消费者脸型设计发型，做到美观大方。
  在我童年的20年代，已经没有女孩缠足，青年和中年妇女本来从小缠足的，到这时也就“有样看样，没样看世上”相继把双足“解放”。但她们的脚板已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走起路来很不自然。那时的老妪们的双足则多数已成“三寸金莲”，如果放足不缠反而寸步难行，只好就此度过平时足不出门的余生。
  妇女的衣着，民国初年仍与清代一样，据说清代是沿袭明代，有“男降女不降”的传说，即是清代的汉族妇女服饰不改明代遗风，与满族妇女不同。妇女都是衣长过膝，襟向右掩。裤子则除了部分比较讲究的女裤在裤筒口加镶花边外，一般女裤与男裤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平直裤筒，不开裆，“炊巾”一样的裤头。
  一般男人穿“对襟”（衣襟在胸前）的短衣。读书人或较富裕和较有地位的男人仍如清代一样穿长衫，有的外加马褂，头戴瓜皮帽（俗称碗帽）。有些“新学界”穿学生装或中山装，少数人穿西装，帽子有学生帽（有帽舌，与军帽有些不同）、鸭舌帽、呢礼帽（俗称招飘），有的农民和工人用一种很长的“手巾”，于冬天当头布（“手巾”也可以当腰带，夏天披在肩头，用以擦汗，也用作浴巾）。农民大部分既不缠头布也不戴帽，除入室内以外都戴斗笠。衣料以棉质为主，夏衣也用苎麻、葛麻、王梨丝（菠萝叶纤维），有土织的，也有从布店买来的机织品。高级衣料绸、呢、皮等，在漳浦无大销路，商店不愿进货，所以有“好货仔无入旧镇港”的谚语，少数高级消费者得到外地购买。
  平时，一般妇女（除缠足的以外）都穿木屐。县城里的男人也大都穿木屐。农夫日间都赤脚，夜间穿木屐。学生一般都穿布鞋，也有赤脚的，俗语说“有赤脚兵，无赤脚学生”，其实兵士都穿布鞋，这句话是说学生比兵士更必须穿鞋，不要赤脚。
  木屐是一般平民最常穿着的鞋子，有很多人只有逢年过节或去“做客”才穿布鞋。有的男人只在结婚时才有一双鞋，结婚后只在过年时拿出来穿一次。鞋子有自制，也有店里买来的。陈嘉庚监制的橡胶底帆布鞋最时行，我小时知道“陈嘉庚”是从穿以他名字为商标的布鞋开始。
  总之，民国初期，清朝遗风未绝，新风兴起，服饰多种多样，有绅士的长衫马褂瓜皮帽，有平民的冬衣“歪襟”大棉裘和夏衣“对襟”短衫。有穿长裤也有穿短裤的，农民夏天都穿短裤。衣、裤大都用粗布缝制，少数游手好闲之辈穿黑绸裤，长可拽地。小学生衣着多不讲究，也大都是“对襟”短衫，是最平常的装束，叫做“汉装”，是母亲或其他长辈妇女亲手裁缝的。中学生（20年代中学四年制，不分高初中）男的大都着学生装，一般家庭妇女不能裁制，都要假手成衣匠；女的“歪襟”白布或蓝布上衣，黑绸或布裙。30年代，初中学生以黄色“童子军服”为制服，上衣是“半外衣式内衣”，有左右两个上口袋，男的着西式短裤，女的着黑裙，都要穿黑色长袜，鞋子不限。高中男生以黄色军装为制服，实施军事训练；女生同样参加军事训练，但可以不穿军装，而着白色或蓝色上衣，黑裙。职业女青年有的穿改良式旗袍，有的着裙装。
  解放后，男女干部大都穿蓝色制服，冬天穿短大衣式的蓝色棉外衣，还有一种与中山装不同的“列宁装”。一般群众仍然以褐色、灰色“汉装”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红卫兵影响，有些男女青年时尚穿绿色军装。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取消了按人口限量供应棉布制度，而且品种甚多，有棉、毛、化纤、混纺等布料。服装款式多种多样，男人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夹克衣，有的穿西装，有的穿“牛仔裤”；女青年有的穿连衣裙，有的穿比以前那种改良式旗袍更“改良”的旗袍，两侧衩口开到腰间，有的两侧封闭，另在后面开衩口，以利行走。有的穿牛仔裤，有的穿短裤、短裙，有的穿“迷尔裙”、无袖上衣，式样多变，不能尽述。鞋子由布质为主向以皮革和人造革为主转变，款式多样。木屐自80年代已经绝迹，塑料凉鞋和拖鞋为最普通的鞋子。
  吃喝消费的变化
  漳浦地大物博，然而从前平民受剥削，多数人生活很苦。而且，漳浦人历来有俭朴的风气，一般人但求温饱，不讲究营养，就是一些富人也不尚奢侈，不追求享受。几乎家家常年备有自制的咸萝卜干（土名菜补）、酱萝卜（土名碧菜）、酱油（土名豆油）、腐乳（土名酱豆乳），也有常备从市场上买来的琐管〓、〓仔〓、迪仔〓的（腌制的水产品叫“〓”），所以，从前漳浦没有酱料店。
  县城一带以大米为主食，搭配番薯。沿海多沙质旱地，少稻田，以番薯为主食，较少食用稻米，个别以渔业为主的乡村，过着“吃番薯配海鱼”的生活，除逢年过节外，天天以番薯为主食，偶尔因为招待客人而煮一顿白米饭，还将饭汤当应酬品分送邻居。自山区、平原至沿海，平时不用面粉为粮，而是将它作为“改膳”之用，如清明节吃“薄饼”（春卷），夏至吃“麦卷煎”，婚庆、寿庆做“寿桃”，供神做“馍方”，都是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农家大都将小麦加水磨成浆以代面粉。平时也有磨麦浆做成“馃仔”煮成“馃仔汤”以代米粥的。逢年过节则将米浆放在蒸笼里蒸成整“埔”（大块）的“馃”，也有将米磨成细粉做成小块蒸熟的馃。旧历七月做“鬼节”的供品有馍、馃、糕等，糕大都以炒米加糖膏，用木模印制。面条只在神像“寿诞”如“王公生”、“妈祖生”、“帝爷生”演戏酬神才用以招待客人和自家享受，都加上猪肉煮成汤面，叫做“肉面”。老百姓平时很节俭，只有逢年过节和“傍神作福”才享受一番。平时要想吃面条，最简便的是光顾“水面店”（汤面称为水面），县城县前街陈阔（绰号涵阔）的采和香水面店最著名，以肉丝为佐料，一小碗4个铜板（30个铜板为一角），价廉物美。如果上小炒店吃佐料较多的煮面，一大碗要一角，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享受。至于到菜馆吃喝的，大都是当官的外地人，本地富人有在家中自己享受和招持客人的习惯，很少上菜馆。婚丧寿庆叫做“做世事”，都是请厨师（土名厨子，转音为“屠煮”）到家中操办伙食。所以，从前漳浦菜馆很少，20～40年代，县城仅有一两家。各集镇只有一两家小炒店，各墟场只有饭粥摊、水面摊，解放初仍然如此。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县城个体饮食业分别归入地方国营饮食服务公司和集体的饮食业合作小组，农村集市饮食业由供销合作社经营，面食、肉粥、甜粥还是应有尽有。自1960年下半年起，因为受58年“大跃进”、59年“反右倾”、大炼铁后遗症及自然灾害影响，物资逐渐缺乏，造成3年的暂时困难，人们以“瓜菜代”补粮食的不足，饮食店也以萝卜煮汤为点心供应顾客。要买一根油条，得搭配一碗稀薄如清水的“豆浆”。以后，又历经“文化大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人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县城及各集镇先后出现多家酒楼餐馆，配以VCT影碟机，顾客可以边进食，边欣赏音乐，可以在饮酒之间引吭高歌，是一种“高级消费”。一般人因外出做工或其他原因需要在外用膳，都找快餐店或小吃店，花两、三元或五、六元便饱餐一顿。
  平时家庭饮食的质量有普遍提高，逢年过节的消费则大大减少。一般人都已注重食物新鲜，不似从前那样于逢年过节时大操大办，备下的鱼肉要连续几天才吃完。吃咸菜的习惯也已逐渐改变。
  居住条件的变化
  漳浦从前地广人稀，住房大都是平房，很少楼屋，解放前，县城只有县前街叶天赐医生的一座三层楼，那三层楼只有前厅后房而已。两层楼也寥寥可数。自明、清至民国时期，最豪华的宅第是“八壁”，俗称”九厅六深井”，还有“六壁”式建筑，即主房一厅两房，两侧各加一间略低于主房的小厅，共有六道纵墙（前后墙为横墙）。这种建筑一般二进，最大为三进（俗名三落），即是顶、中、前三座，顶、中二座之前两边有厢房（俗称伸手）或走廊（俗称过水），中间为天井；前座之前有石埕或砖埕，外加围墙、门屋。这种宅第为官绅或富豪所建。有的后座盖二层楼，楼前也有天井、厢房，叫做“楼仔抱大厝”。
  其次是“四兀”式建筑，即是一厅两房，因为有四道纵墙，墙的中点兀出，为架中脊处，如山峰突兀，所以叫“四兀”。一般有前后两进，中间为厢房（或走廊）和天井。这种宅第为富裕之家所建。
  再次是“三间二伸手”式建筑，式样与“四兀”同样，但只有一厅一房加两个厢房及一个天井，天井处有简单的门屋。其中一个厢房多利用为灶间兼餐室，另一个厢房放杂物、家具。这种房屋为一般人家所建。
  比较贫穷的家庭多住单列式平房，两间或三间相连并列；人口少的只住一间。有的多年失修，破漏不堪。
  贫民住陋巷狭屋固然十分窘困，富人住深宅大院也未必舒心愉快，因为从前人们惑于“风水”之说，屋建得很低，又出于防盗的考虑，窗户开得很小，只有厅是开阔的，房间则密不通风，夏天十分闷热。还有“漳浦无楼仔地”之说，因为人们看到一些富人建了楼房以后，不是遇到“反乱”而家道中落，就是出了败家的子孙，破家荡产，所以富人宁可住低矮的平房而不建楼。
  建筑材料方面，明、清时代都是土木结构，地基用三合土（土、沙、灰、加糯米浆，糖水）夯成，或用石砌地基，墙用土加灰夯成，梁桷用杉木，上盖土瓦。杉木大都是自福州扎排用船拖入旧镇港，叫做“福杉”，实际产于闽北，从闽江放排到福州。建“大厝”都用福杉。建简陋的房子才用本地山区产的杉木或杂木。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加上后代人口增多，分家时将祖上遗传的大厝瓜分，又因为杉木产地资源逐渐减少，价格昂贵，甚至买不到，所以、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厝”到民国时期以至解放后都不能维修。清末战乱，新路街、后楼都成废墟。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建了教堂、医馆及号称洋楼的逢源小学、养正女学、医生楼、牧师楼、姑娘楼，其实都是土木结构，土法建成。平民建房，大都捡拾废墟中的破砖，破瓦片来砌墙。乡间大都用土夯墙，或用土坯砌成。经不起风雨。倒屋之事常常发生。
  从前只有人用条石、块石、乱石砌地基，没有人用石建筑屋墙，因为迷信“石煞”。“石煞”之说不可信，但石头吸热快，散热慢，夏天住石屋很热是事实。自从有了电风扇、空调设备，加上采取隔热板和屋前屋后绿化等措施，石屋住人还是适宜的。漳浦石料十分丰富，自80年代以来，建石屋的人逐渐增多。现在有一种底层用石，二层以上用砖的砌墙方式，以钢筋水泥为柱和环梁、楼板，很坚固。
  住房款式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窗户开得很阔，外加防盗钢栏。装饰争艳斗妍，有的外壁嵌瓷砖，内壁嵌水磨石板，铺木质地板，装铝合金天花板。有的壁刷白涂料，朴素大方，光洁明快，也能使人入室便感觉心目朗爽。
  交通条件的变化
  自古至20世纪20年代，漳浦连一条可以通人力小车的道路都没有，除了几条小溪可通小舟，几处港口与外埠通帆船以外，到那里去大都须步行，行李和货物用肩挑。官员或富人可以骑马坐轿，但正如俗语说的“抬轿的也苦，坐轿的也苦”，并说“行船走马三分命”，骑马不容易。漳浦除前亭有人养骡马用于载货以外，其他各地几乎无人养马。
  自民国15年（1926年）下半年起，漳浦开始有公路通汽车，脚踏车随之出现。民国19年7月上任的县长李鹏年的三轮摩托车为漳浦县第一架摩托车；30年初旧镇美孚行县城营业处的三轮摩托车为第二架，群众称为“风龟车”。风龟车成为“出风头”的代名词。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有龙（溪）诏（安）公路经过漳浦的长桥、县城、旧镇、霞美、杜浔、沙西，并有县城通象牙庄、旧镇通佛昙二支线，又有佛县通马坪，佛昙通湖西，葛后通南浦，三古通官浔四乡路。各有公司向省建设厅租路通车，别的公司必要时只能借路空车经过，不得收客载货，所以乘客在在必须转车。车票贵（旧镇至佛昙0.9元，可买食米50市斤），一般出行者坐不起车，有的吝借金钱，宁愿走路不搭车，所以乘客少。血本关系，车要等到有相当数量的乘客才开。车少，彼站有车开过来，此站才有车开过去，候车常要候半天，县城至象牙庄和旧镇至佛昙二支线尤其如此。葛后至南浦乡车每逢墟日才来回开一次。三古至官浔、佛昙至湖西、佛昙至马坪乡车一天只一班。坐位是长条板凳式的，列于两边，中间载货。1938年（抗战的第二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以后，闽南公路全部自行破坏，连脚踏车都难通行，漳浦人恢复徒步和挑货之苦。抗战胜利后，海上交通恢复，旧镇、佛昙、杜浔不但又有多艘帆船，而且有了汽船和机帆船，与温州、台州、厦门、台湾、东山、汕头、香港通航贸易。公路只靠征召民工修复路基，未能重筑桥梁，不能通汽车。脚踏车、双轮手推车、小船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并出现了商人蔡发和王振木的两架双轮摩托车，被叫做卟卟车。
  解放后，由于溪道淤塞，除沿海外已不再通行小舟。县境内原有公路很快便修复通车，以后又陆续新建多条公路。原龙诏路改称漳汾线，1966年改道经过盘陀岭，纳入国道324线。1994年扩宽为六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1991年和1997年建成盘陀岭两条隧道，坐车再无“盘陀岭上几盘陀”之苦。前亭—佛昙—旧镇—沙西公路纳入省道漳云线，为沿海交通大动脉。旧日镇—县城—象牙庄公路纳入省道牛旧线（自旧镇经平和至南靖牛崎头，与国道319线衔接）。又有三古—官浔—赤岭—佛昙、火烧埔—湖西—佛昙、杜浔—古雷、深土—六鳌、葛后—南浦、赤湖—湖西、赤湖—东坂—马坪、马坪—白水营、前亭—镇海、溪内—赤土—湖西—赤湖等乡间公路，真是四通八达。乡间的简易公路更是通到各重要的自然村，可通行手扶拖拉机、摩托车。原来只“闽运”独家经营客运和货运，搭车不容易，售票窗口十分拥挤，常有人买不到票，不能上车。改革开放以后，放开营运市场，参加营运的散车甚多，产生强拉旅客上车、兜圈子收客，随时随处停车上下客等不正当竞争情况，交通秩序很乱，旅客意见很大。90年代后期，部分营运业者也感到，不正当竞争的结果，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开始组织“信誉班车”，按时发车，途中不上下客（有的途中作短暂停留上下客，不等客），得到旅客称赞，营运收入比不正当竞争好。乘坐的条件竞相改善，以往的超载、拥挤和座位及车窗破损现象已很少存在，并且出现部分崭新的客车，座位舒适，有空调、影碟机设备。
  曾是主要交通工具的脚踏车，独轮手推车逐渐为摩托车所取代。90年代，农村几乎家家皆有双轮摩托车，可以直上高山开荒种果。县城及各集镇双轮摩托车之多就更不用说了，不但广为商贩所应用，而且很多人自驾双轮摩托车上班，并有以双轮和三轮摩托车载客的。板车式的三轮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则一般只用于运载沙、土、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