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9年9月，由三明地委组织部转达省委组织部调令，安排我到龙溪专署大南坂农场担任总场党委副书记。到任不到三个月，大南坂农场收归省农业厅。1960年2月，漳浦县古石农场并进大南坂农场，成为第三分场。当年全场下属13个生产大队，其中第一分场又称大南坂分场，4个生产大队；第二分场又称万安分场，5个生产大队；第三分场又称石古分场，4个生产大队。
  196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龙溪地委书记马兴元同志陪同下，专程视察大南坂，叶飞同志站在海拔500多米的金刚山腰远眺，认为农场面积不大，规模太小，应扩大到具有20万亩以上。龙溪地委、漳浦县委立即作出相应决定：将梅林管理区的梧坡大队、溪南管理区的下楼大队、城关管理区的金榕大队、大埔管理区的古陂大队、大埔大队的顶草、下草二个自然村及浯江公社的赤土管理区所属7个大队、1个社办场，从1960年4月起加入大南坂农场，共并进11126人，耕地21816亩。这样一来，大南坂农场的规模扩大到16328人，土地总面积18万亩。1960年冬天，党中央发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巩固国营农场，福建省委于1961年夏季指示漳浦县委和大南坂农场党委组织联合工作组，动员赤土管理区所属各大队和城关公社金榕大队京里村等81个生产队，79个自然村，2014户，7934人，退出农场，并带耕地20613亩退归人民公社。在动员退场的同时，1960年7月间，大南坂农场先后接受2批受印尼政府排华而返回祖国的归侨162户，658人，其中37户，151人安置在万安农场分场。1961年至1962年初，省农垦厅要求大南坂农场吸纳下马的大中专学校肄业生和具有高初中文化程度的社会知识青年，三明、永安、福州等地下马工厂的工人，闽南和广东潮汕一带的复员退伍军人，厦门三十一军转业军官等1000多人。这样，来自4个国家、全国21个省12个县（市区）各式各样的人员汇集在大南坂农场这个广阔天地。
  经过近二年时间的有退有进，到1962年初，大南坂农场的规模基本稳定。设一个总场党委和3个分场党总支，配备总场党委正副书记2人，正副场长2人，3个分场也配备正副书记、正副场长。大南坂分场下设大南坂、大沓、金刚山、腊山、上埔、下楼、梧陂等7个大队；万安分场下设南景、古陂、下埔、文周岭、布垄6个大队；石古分场下设石古、下林、寨仔、芳埔4个大队。全场共计21个大队，大队之下共有174个生产队，人口11172人，其中劳力6169人，土地总面积12万亩。可利用荒地面积7万亩，已利用面积28900亩。
  20世纪60年代，大南坂总场党政领导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老同志。党委书记颜效亮同志是山东人，曾任福建省商业厅副厅长，1958年3月调任大南坂农场党委书记，1959年3月回省农业厅任副厅长，1961年5月再次调任大南坂总场党委书记，他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很差，经常请病假住院治疗。场长巨联江是山西人，起初在太行山军区搞后勤供应，南下福建后任省政府总务科长，1956年4月起，任大南坂农场场长，文革前奉调到乌干达援外，当中国专家农垦组组长，回国后任地区农垦局长、行署机关事务管理局长。1965年10月，省农垦厅党组请示省委同意，由我主持大南坂农场总场党委全面工作，到1970年5月正式调离农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在职期间经历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波折。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引起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这个时期的农场干部职工思想工作主要是稳定人心。困难时期物资紧张，有部人分害怕艰苦。感到在农场干下去没有前途。出现了退场现象，有的党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甚至国家干部擅自脱离农场。为了安定群众情绪，农场党委从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入手，大力宣传形势好转，进行农场前途教育，同时实行包面积，兑现超产奖励。对工人生活关心照顾，病假、婚丧假、妇女产假等补贴工资，干部工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来农场探亲给予热情接待，3天只收款不收米票，还允许职工家属在房后栽种零星蔬菜、什粮，收入归个人。困难时期的领导干部，尤其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子女，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允许有半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去南靖县为农场调运木材，给办事人员送去5斤红糖都自己掏钱；还有一次去厦门看病用公家小汽车，自已出汽油费。
  1962年，盘居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气焰嚣张，磨刀擦抢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我大陆沿海地区军民作好备战动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冒险。当时农场部分职工有麻痹和惧怕心理，一些家属妇女惊慌失措，纷纷宰杀家禽。通过诉苦、回忆对比，提高阶级觉悟，激起群众对国民党反对派的愤恨，树立“支前第一，生产第一，互相推动、齐头并进”的思想，出现民兵站岗放哨，积极操练，粮食、木柴、担架等战备物资充足的局面。群众觉悟提高了，那些妄图配合蒋介石集团反攻的反革命分子也无法藏身，公安机关一举破获大南坂分场下楼作业区“黄军第八司令部”要案，抓了18名骨干分子，查获反革命组织的旗帜、印信、暗号联络和花名册。这些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说“鼠牛乱纷纷，虎兔出真君”、“七月十五国军要打到漳浦来”、“农历七月天上要下七天七夜黑雨，到时蛇比草多，虎比狗多”。有的书写张贴攻击共产党的反动标语，有的与敌台联络，还有的下海投敌，这些说明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人还在，心不死，只要有机会就兴风作浪。1963年4月9日，福建省副省长刘永生到大南坂农场住了二天，还到万安、石古去了解情况。大南坂农场是全省最大的国营农场，刘老是分管农场的，对大南坂农场尤其关心，他在农场所到之处都宣传革命传统，艰苦奋斗，招待他的膳食也很简单，地瓜稀饭，豆腐青菜，喝一点农场自酿的米酒。按照刘永生副省长的讲话精神，农场党委决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全场范围内进一步学习解放军，大兴革命化。开展以创造“五好生产队”为纲，创“五好职工”为基础的比学赶帮运动，具体做法是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解放思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组织形式上，也按照部队的形式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总场组建政治处，配备总场党委委员、石古分场党总支书记张维正为政治处主任，人事科长林金乌为副主任。将党委系列的组织、宣传、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机构合并一起。在学习解放军的作风和总结本单位的经验、教训之后，发动干部以解放军的作风来对照自己的工作，工人要以解放军的战斗化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劳动态度，并以生产队为单位讨论“五好生产队”、“五好职工”的条件，开展群众性摆成续、摆进步、摆经验的评功表模活动，把干部和工人中的一切成绩、一切进步表现、一切经验、一点一滴的好事都摆出来，评上“五好”的登上光荣榜，作为旗帜，作为标兵，号召大家学习。
  1963年12月，省农垦厅党组织根据省委部署决定在大南坂农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并由王采三副厅长带领农垦厅各处局主要领导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农场。12月8日，召开全场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干部135人，其中分场场长、书记6人，大队队长、书记44人，科、股长20人，技术干部9人，其他56人，指定我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王采三副厅长在会上说：“李宋保同志的讲话既代表总场党委的布置，也表达了省厅党组的意图。到会同志要认真领会贯彻。”这次大会以后，社教工作队进驻各大队，放手发动群众，掀起群众运动，大胆揭发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中层领导“下楼洗澡”和广泛的群众自我教育。根据全省的政治形势，通过大宣传、大表扬、大发动、大教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学习省劳模会先进个人事迹的热潮。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四清”，有领导的处理问题。根据省厅党组的安排，我在万安分场蹲点，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场。万安农场的“四清”退赔工作先走一步，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动员有经济问题的人交代问题，订出退赔计划，组织了全场800人参加的退赔大会。会后，大南坂和石古分场吸取万安分场的经验，还相继展开群众性的“四清”的经济退赔，全场退赔现款12803元，实物大小共计1800件，主要有自行车10架，手表12只，收音机6架，缝纫机4架，并普遍开展公物还家运动。运动中对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吃饭不交钱叫多吃，公物私用叫多占，接受1个打火机，1块布料或者3～5斤粮票都视为受贿行为而受到批判。
  1964年7月8日，大南坂农场试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了一起震动全省的案件，省委通报全省并上报中央。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大南坂分场腊山大队1个来自广东省饶平县的工人黄大创持刀杀伤大队干部和“四清”工作人员及群众7人所造成。黄大创是个养鸭工人，因为连续2年未按合同完成上缴鸭蛋任务，而本人日常生活较好，还以300余元的高价购买1辆自行车。社会主义教育开始后，不少工人反映他有贪污，大队将其列为“四清”对象之一。发案的当天晚上，黄大创叫骂“四清”工作人员。驻队的总场党委委员刘忠义、大队长陈家凯和1名“四清”工作人员闻讯赶来，黄大创奔向门外厨房拿起锐利的尖头果刀砍伤工人，集在门外的近20名工人、家属随即一哄而散，有的躲回家中。关门熄火。有的逃至田间，四处躲藏，来不及躲藏的工人又被砍伤5人。由于这件事，黄大创被政法机关以对抗社教运动判处死刑，刘忠义被地委以党员干部“临阵逃脱，贪生怕死”开除党籍。农场党委总结这起案件的最深刻教训是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紧要关头干部畏缩不前，放弃领导。事件开始发生时，几乎所有的大队干部在场，但无一人挺身而出，相反的四处躲藏，连听到女工胡玉华喊叫救命时，也置若罔闻，不予营救。正因为干部在危急关头束手无策，才使这起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酿成震惊全省、中央挂号的恶性案件。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全国各地一样，大南坂农场1964年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生产比历史上最高的1963年还增长70％，平均亩产800～850斤的有16个队，850900斤的3个队，900～950斤的1个队。多种经济大有恢复和发展，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很大成功。1965年，场党委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成果，乘胜前进。号召全场干部职工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总路线的伟大红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为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而奋斗。并在政治思想教育、生产建设布局和经营管理上制定一整套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整个农场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正常化，干部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十足。按照省、地、县委的要求，大南坂农场在元月15日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时间安排10天，我在会上代表场党委作动员报告，党委委员徐善文动员退赔，宣布对“四不清”干部的处分决定：巨联江场长作生产总结和组织生产高潮的报告。2月份，省农垦厅党组又在大南坂农场召开全省国营农场工人积极分子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是宣传贯彻阶级路线，宣传贯彻党中央二十三条，宣传贯彻抗美援朝的形势教育。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三篇文章，并结合形势，组织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这两篇文章，使农场职工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以场为家的思想。全场树立了王铁人式的职工、雷锋式青年、李双双式的妇女三个标兵，树立了八面红旗，表彰五好职工499人，尤其突出的是强调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规定总场分场的机关干部每年劳动日数达到3个月，大队干部8个月，每个月都跟踪统计，公布上墙。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领导都要参加食堂吃饭，全场共有集体食堂19个，在膳人员1223人，对食堂的要求是：一要勤俭，每月平均伙食不得超过8元；二要民主，定期公布帐目；三要卫生；四要建基地，用膳10人养1只菜猪，种5分蔬菜。省农垦厅党组织总结了大南坂农场推广新思想、新技术“带、请、派”的典型经验。“带”是农场常委创造了青年山作为果树栽培实验样板，带动了全场各队果树大田生产；“请”是请先进人物来传经。请了全省学习“毛著”标兵安溪福前农场张幼治向全场职工作巡回报告，请了广东省的农民水稻专家指导，请了浦城水南农场技工前来传授试种紫云英绿肥技术；“派”是派人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一年之中共派6批200多人外出，远至福清的音西大队，广东的杨村农场，江西的荷塘农场以及浙江、上海等地，近至云霄和平、长泰古农、诏安建设等兄弟场参观学习。铺开了万亩风梨基地，三千亩柑桔果园高标准样版田的发展蓝图。
  为了贯彻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推行两种教育体制，创办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型劳动者。从1964年12月开始试办半耕半读中等技术学校1所，刘永生副省长任名誉校长，我兼任校长，由1名军转干部张功树任专职副校长，招学生120人，编为3个班，教职员11人，其中有福建农学院本科毕业生7人，并设有剑麻专业队，工人17人，土地1000多亩。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半耕半读的方向，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将“社会主义时期抗大式”新型学校作为奋斗目标。
  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头一年。年初农场党委召开职工代表暨五好职工代表会议，强调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建立铁的制度，机关干部每旬逢二、四、六、八、十早上自学1小时，在原有作息时间前半小时上班，每天晚上没有工作任务就集中学习，二、八晚上集中讨论。下队工作组每月学习6个下午，大队脱产干部学习3个下午，生产队职工每月学习2个晚上。工人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和“毛泽东语录”，要求识字的工人能够写心得，不识字的也能够领会精神、谈体会。干部着重学习4篇哲学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甲种本”，要求做好学习笔记，经常写学习心得。为了紧跟形势，将突出政治办好农场的气氛搞得浓浓的，总场党委于4月份先后召开党委会和扩大会，学习焦裕禄和突出政治的有关文件。会上，王采三副厅长先后作了两次有关突出政治问题的指示。会上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农场的条件十分优越，我们有5000个革命的职工，有12万亩土地，有年产1000万斤的粮食，有一定数量的机器设备，有人、有地，有物质基础，可是，我们农场一直翻不过身来，是全省农垦系统亏损大场，人称“大难办”，这是为什么？检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突出政治，抓生产不抓政治，抓工作不抓思想，见物不见人，没有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决心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总方针指导下，实现粮食总产超1000万斤，水果总产超100万斤，养猪10000头，造林8000亩，种山毛豆8000亩，开山造田3000亩，定植多年生经济作物6000亩。同时搞各种高产样板田6600亩，其中水稻2700亩，花生200亩，风梨200亩，香茅草300亩，柑桔600亩，剑麻500亩，印尼绿豆300亩，山毛豆700亩，油桐300亩，橡胶特林300亩。
  从1966年5月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阶级斗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力度越来越猛，大批判的调子逐步升级，先是批“三家村”，接下去改组北京市委、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颁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9月至10月，以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干部、职工参加的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揪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政治运动对农场有影响，但整个秩序还是正常运转。到9月22日，按照地委、县委的统一布置，由龙溪地委办公室主任许俊科、龙海县副县长李传荣带领的“四清”队员带着“三宝”，即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进驻大南坂农场。在组织形式上是县成立社教总团，大南坂成立分团，将社教运动纳入地、县统一指挥。分团建立党委，工作队建立支部，关系上与农场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同行，实际上是取代作用的。工作队进村的第一件事。向贫下中农、革命职工赠送毛主席著作2536本，毛主席语录牌2400个，毛主席像5001张。搞“红海洋”，墙壁刷上红漆，到处红彤彤，绘制毛主席语录9260幅，认为是“墙壁红，人心更红，墙壁片片红，人心颗颗红，从心里有颗红太阳”。接下去是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全场共写了3万多张大字报、墙壁贴不下，就用绳子连接公路树排列起来。到12月，中央下达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龙溪地委于12月30日决定撤回派往各地参加城乡“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别的地方发生拦截工作队的事件，而大南坂农场群众还是敲锣打鼓亲切热情地欢送工作队。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夺权风暴”，很快波及全国，福州、漳州跟着行动。漳浦县出现1月28日夺权，这样，省、地、县三级党委瘫痪了，各级领导被揪斗的揪斗，靠边的靠边，陷入混乱状况。在大南坂农场，最先响应造反号召的是设在万安分场的耕读学校师生。5月中旬，耕读学校学生以造反派组织名义贴了九评副校长张功树的大字报，张功树很不服气，6月2日从总场开会回校，召开师生大会宣布写大报的规定，向学生辩白自己。学生当场提出质问，张功树冒火，用黑板刷子拍桌子，学生也在下面拍桌子，情况很紧张。一派平时拥护张功树的学生起来跟另一派辨论，吵过来、骂过去、打起架。事件发生后，场党委派万安分场党总支书记王荣富和总场政治处人事干部何文明去进行调查。后来学生们要求和我对话，我亲自去了，召开两个座谈会，向师生们宣传中央文件精神，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耕读学校师生把革命造反的火点起来之后很快蔓延到全场，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派别林立，比较活跃的有“红色造反兵团”、“贫下中农主力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总部”、“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万安分场的“工农总部”、“砸烂李家王朝联络站”、石古“分场的“联合兵团炮轰总部”、“砸李行动队”。造反派都将目标对准我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到处是“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大标语、大字报。8月17日，一群造反派将我推上解放牌汽车，拉到福州，并和省农垦厅的造反派协议，将王采三副厅长揪到农场，我同时被拉回农场。从8月22日起，我和王副厅长胸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接受批斗，“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9月4日，全场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砸烂李家王朝总指挥部”，26个群众组织，1700多人从9月7日到9月9日，在万安分场对我和王采三同志轮番批斗，日以继夜地站、跪，我两条腿站不住，红肿剧痛也不能休息，拉到全场各地游斗。王采三安慰我说：“老李，正确对待群众！我们当官当久了，难免得罪人，有气就得让人家出么！”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心里想到农场的晚季生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现在正是中耕除草施追肥的时候，这么多人脱离生产岗位闹革命，可怎么是好。每逢批斗会结束，我就抓住机会，见缝插针地对农场干部和造反派反复闸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身处逆境的我，在精神上、身体上处于十分疲劳时，总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把我从一个农村穷苦孩子培养成党的领导干部，我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标准。事实上，尽管文化大革命到处乱哄哄，“打倒”声一浪高过一浪，而大多数人对领导同志是关心同情的，对少数人的体罚恶作剧极为不满，当场反对，当面制止。正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爱护，我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能够安全渡过。除万安分场外，总场所在地没有群众性武斗，生产经营活动照常进行，各种多年生经济作物专业队没有解散。
  1967年国庆节过后，党中央发表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重要指示，号召造反派大联合，提出于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形势相对好一些，当权派受批斗的次数减少了。1968年初，在解放军支左部队支持下，全县广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农场机关举办毛主席思想学习班，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唱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吃忆苦饭等活动。驻大南坂的支左部队由县人武部动员科长张勇泉、参谋洪传左、旧镇团后勤助理伊效良，137医院教导员阎保全、政治处干事黄清源等同志组成。10月18日，经龙溪专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大南坂农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主任暂缺，第一副主任由军代表担任，我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参加“三结合”，当副主任。原总场副场长李盘昌、党委委员、大南坂分场党总支书记徐善文也作为领导干部代表结合进班子。还有两大派头头的群众代表担任副主任。成立大会由旧镇团政委刘坤带一个排的兵力担任警戒。会上宣读《告全场人民书》、《给毛主席的致贺电》，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然后是解放军指战员全副武装护卫“福建省大南坂农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和大印浩浩荡荡在场部附近三个大队游行示威。随后全场三个分场，二十四个大队、十个场直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三个分场的主任都暂缺，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领导分别是大南坂分场宋景军、万安分场王荣富、石古分场秦立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贫下中农纠察队，清理阶级队伍。对一些纠察队员不执行党的政策，随意抓人打人的过火行为我是坚持反对的，我找了支左部队表明看法，并向场人民武装部长杨亚贵，场革委会宣传干事车荣武一再吩咐：“绝对不能打人，共产党纪律是很严格的，土改时斗地主都明文规定不许打人。”然而当时不少人头脑热哄哄，我这些看法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革委会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老干部手里，支左人员，造反派头头各有自己的观点，意见统不到一块。在两大派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控制局面，掌握政策是做不到的。
  1969年元月，漳浦县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省属大南坂农场下放给漳浦县管理的指示，将大南坂、万安、石古3个农场各自独立。总场革委会于元月21日召开常委扩大会，人民解放军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参加了会议，着手研究撤消大南坂农场总场部体制问题。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解放军支左人员的倡导下，迅速组织大宣传大发动，形式有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批、改革命大批判，口诛笔伐“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师”、“物资刺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布每个大队、生产队，每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不论白天、夜晚，都主动地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各自然村挨家挨户进行广泛，大张旗鼓的宣传。
  1970年春节后，龙溪专区革命委员会派了原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科和曾任诏安县县委副书记的龙溪专区大房农场党委书记张全成到大南坂农场，我奉令至专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到5月份调离大南坂农场到长泰县工作。回想在大南坂农场经受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深刻体验到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不论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一心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依靠群众的多数，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