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蒲葵关是否发生过汉朝与东越的战争？
  见于史志记载，今有具体地点可觅的漳浦最古古迹是盘陀岭上的蒲葵关。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古迹》载为“汉南越故关”引据南宋淳祐《漳州志》记其地点“在驿西南一舍”，“驿”指设在漳浦县治所在地的仙云驿，“一舍”为30里，《康熙志》说“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按《淳祐志》之说认为是“汉初南越所置关也。”《舆地纪胜》说为“东南二越界”。
  “东越”应作“闽越”较为准确，“东越”只是“闽越”的东北部分，这在下面就会说到。闽越与南越同是汉的诸侯国之一。盘陀岭是怎样成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的？
  闽越的地域即古“七闽”地，包括今福建全省及浙江南部、西部和广东东部、北部若干地方，原有闽族七个部落，自公元前644年周武王姬发出兵打败商朝的无道暴君纣王，建立周朝，七闽归服于周朝。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67年），七闽属越国势力范围，越国为周朝十二个主要诸侯国之一。周朝的统驭力量逐渐削弱，大诸侯国兼并小诸侯国，自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曾被吴国打败的越国后来打败吴国，称霸南方。越王勾践传到第六代孙无疆，被楚国征服。越人从浙江向闽地转移，逐渐与闽族人融合成闽越族。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在闽地成立闽中郡。但秦始皇没有派官派兵到闽地，只是废去勾践后代邹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长，实际仍由邹无诸统治闽地。后来邹无诸出兵参加推翻秦朝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现今闽粤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划出闽越国北部，现浙闽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又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
  南越的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秦始皇派兵带同大量中原人民进入，建立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象（今越南北部）三郡。河北真定人赵佗带去的中原人最多，军事力量雄厚，由龙川县令升任南海郡尉，于秦末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拥兵自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赵佗为南越王。
  南海王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在闽粤交界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叫做蒲葵岗，关隘称蒲葵关。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驺逞用武力迫使东海王迁民于江淮间，占领了浙南浙西一带地方，又出兵攻南越，招致汉武帝出兵讨伐，邹逞之弟馀善杀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馀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封馀善为东越王。
  南越方面，赵佗后裔世袭为王，其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蓼氏为妻，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翌年，汉武帝派兵讨伐，馀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助汉征伐南越，但他兵到揭阳（潮州）便以兵船受海风波所阻为理由，不再前进，暗中与南越勾结。
  传说，汉军攻破番禺城以后，引兵回击东越，破蒲葵关而入。此说与史实不合，据《汉书》，汉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请命趁胜讨伐馀善，汉武帝只命他驻兵豫章（江西），防备馀善，而馀善素性先发制人，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出兵攻占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这才命令杨仆反攻，并令驻在会稽的横海将军韩说从海路攻入东越。馀善退守险要，后来被建成侯和闽越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馀善与汉楼船将军争战的梅岭、武林、白沙在豫章（豫章，汉朝郡名，郡治在今南昌，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广义的豫章指江西，狭义的豫章指南昌）。唐朝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在《东越王列传》里注道：“豫章（南昌）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日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京道。”可见元封元年所进行的是一场作为战略要地的豫章郡治（今南昌）的争夺战。馀善既是从闽越分出一部分地方封为东越王，其封地当在闽越东部，即闽东、闽北、浙南、浙西一带，闽南、闽西则仍是闽越繇王封地。馀善兵到揭阳（潮州）走的是海路，否则，“海风波所阻”便不可作为不能继续向番禺（广州）前进的理由。他退兵也必循原来航路回去，所以一去一返都没有经过蒲葵关。他出兵攻豫章，必从闽北出去，汉兵反攻，陆路也必入闽北，海路入闽东。馀善的都城在仙霞岭泉山，在闽北有六座拒汉城堡，即邵武阪城，建阳大潭城，浦城县的浦城和汉阳城、临江城，武夷山市的古粤城，经考古学家证实为汉军与馀善战争之城。“汉兵破蒲葵关而入”之说不确。
  二、“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南太武山（从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曾有一处古城遗址，南宋淳祐《漳州志》记载当时传说为“越王建德抗击秦兵”的城堡，这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建德是末代南越王，生活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在秦。要说真有抗击秦兵的越王城，应是“越佗故垒”。赵佗生活于秦汉之际，是第一代南越王，传到建德已是第五代，时间相距近百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南越人）吕嘉杀蓼3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五年，汉武帝派兵征讨，六年，讨平。即是说，建德抗拒的是汉兵，不是秦兵。南太武山之城，地点也与南越对不上号。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对当时所流传的地方史之谬误提出“十辨”，其中指出“建德在南越，其城守在番禺（广州）而不在闽。”但明、清地方志编修者宁信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是实，诡辩道：“南越为汉兵所破，建德逃入海上飘摇入闽，理固有之，不必疑也。”然而对照正史，对这种说法还是不能无疑，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原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原南越郎官）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福建南太武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飘摇入闽”来到南太武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降臣口中得知吕嘉、建德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又是由南越旧臣俘获吕嘉、建德来献，因功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建德逃到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事。
  “赵佗故垒”在漳州最早的地方志宋祥符四年所纂《漳州图经》里有记载。可惜《图经》已失传，只遗留《序》一篇，是宋代著名藏书家吴与所写，对古迹略有记述，其中说到“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休然，岭下之遗基可识。”但只凭这寥寥几字，不知“赵佗故垒”与“越王古城”是同一城堡还是一垒一城。按“岭下之遗基可识”句，可知城在岭下而不在山上，那便不是南太武山的所谓越王城。或可理解为山上有垒，山下有城。南越在广东，赵佗怎么将城堡建到现在属于福建的漳州地区来。我认为可从《漳州图经·序》开头的话来找根据。《序》开头说“按本州在禹贡为杨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粤”通“越”），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在秦以前，今漳州地区一部分（北部）属闽越，一部分（南郡）属南越。秦朝划分闽越为闽中郡，南越分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闽越与南越地域广阔，而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势力互相兼并。赵佗初任龙川县令，建县城名曰佗城。龙川是秦代南海郡最接近今漳州地区的县份，辖地包括汉代的揭阳县（今潮州），当时县界现在不清楚，但可从漳州“秦汉为东南二粤地”这话推知，今漳州南境必属龙川县。赵佗以善扩展辖地著称，而闽越“为秦始皇所不取”（只给闽越领袖驺无诸一个“闽中郡长”虚衔，没有派兵派官来），赵佗的势力可能发展到今漳州地区许多地方。后来他任南海郡尉，并且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引兵自立，引起秦始皇出兵讨伐，他在今漳州地区建城堡抗拒秦兵，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漳州图经·序》没有说明“赵佗故垒、越王古城”遗址具体地点，现在还是不能肯定“赵佗故垒”便是南太武山“越王城”。
  三、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梁山下绥安溪有一口深潭，在天气变化时能发出声响，人们以它为将要下雨的徵候，传说那便是“越王潭”。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梁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中有“馀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论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东越王馀善和南越王建德的史事。但所说建德在番禺城破之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说一样，与正史“建德以船西去”的记载不符。何况随建德逃亡者只数百人，便不可能有三千童男女共举大船。此说“建德与童男女三千人与船同沉潭底”不同于正史所载“建德被其旧部下俘获献给汉军”。沈怀远生活在刘宋时代，距离汉武帝平东、南二越时已五百多年，他是根据传说记述，应以汉朝太史令司马迁所作《史记》为可信。旧县志又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始自唐李郢的诗句“越王潭上见青牛”，那时可能常有野牛在那里出现。
  按历史情况，今漳州地区不可能为末代南越王建德逃亡之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此间建堡拒秦则属可能，但不知具体地点。按地理形势，梁山距广东较近，盘陀岭为闽越交通要冲，形势险要，较有可能是赵佗建堡之地，不过这只是推测，并无史书记载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