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闽南第一洞
  ——国道324线盘陀岭隧道建设纪实
  王福祥 陈桂味
  编者按：本文两位作者都是亲历此工程的领导人：王福祥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任工程副指挥；陈桂味则是当时分管的副县长。这种可贵的“三亲资料”可供存史资治，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亲历者为《漳浦文史资料》写稿，存下丰富的史实资料。
  盘陀岭，地处梁山山脉中段，漳浦、云霄两县交界，汉代为闽越、南越交界，设蒲葵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官府关隘要口。解放后，岭上修建公路，与云霄衔接，沟通广东，为国道324线原399公里＋200米—405公里＋632米地段。“盘陀岭上几盘陀，半山云雾车难过”，这里坡陡弯急，上下山6公里，共有弯道64个，最小的急弯半径才23米，最大的纵坡达8.5％，遇上春夏雨季，山中云雾缭绕，汽车穿云破雾，行走于山巅深涧之间，再老练的司机也提心吊胆，谨慎爬涉。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984年至1987年，在岭上路段发生翻车、撞车事故年平均47起之多。驾驶员望岭兴叹，称之为云中天险鬼门关。
  这样的路段与当时汽车日流量5～6千辆的国道极不相称，已成了324线卡脖子地段。改善这一交通“瓶颈”的呼声日益强烈。自1985年起，引起各级交通部门的重视，省市县交通、公路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就盘陀岭路段改造问题，多次到实地勘察、调研，作工程可行性论证。1986年6月，交通部王展意副部长亲自到盘陀视察、调查，尔后交通部又派了3位高级工程师前来实地勘察，1986年初夏，省交通厅长亲率省公路局及有关处的领导现场办公，比较一致的方案是打隧道方案。返省城后，交通厅作出建设盘陀岭隧道的决定。1987年6月，隧道工程设计单位——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测设，1988年9月1日，工程招标在福州揭晓，工程由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中标，同年10月，施工队伍——第十六工程局四处的工人、技术人员进场，拉开了隧道工程会战序幕。
  指挥部“特别能战斗”
  盘陀岭隧道工程是省市“七五”交通建设重点之一，由省公路局投资建设，市、县负责工程的前期工作和工程施工过程的协调、服务和监督。漳州市委、市政府，漳浦、云霄两县县委、县政府对工程十分重视，由市政府行文成立工程指挥部，由当时市委副书记李天森任总指挥，市交通局长高南胜、市公路局副局长林国英任副总指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王福祥、云霄县交通局副局长周三桂任常务副指挥，还有市、县政府办公室、公安、土地、财政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为指挥部领导成员。在李天森同志的领导下，指挥部按照“理顺、协调、监督、服务”职能，同志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程前期，指挥部头一件大事就是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征地、拆迁和工地“三通一平”，这又是每个工程的“难点”，也是隧道工程的难点，指挥部紧密依靠两县政府和所在地盘陀乡、火田乡党委、政府的配合，漳浦、云霄两县政府都指定一位副县长直接参与这项工作，当地乡党、政也都指定一名主干和几名干部专职做这项工作（遇到重大问题，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所在地的村干部也很快地形成共识，他们顾全大局、讲风格、讲奉献，指挥部的同志和县、乡、村干部共同深入实地丈量土地，清点青苗；深入群众，开会动员，走家串户做政治思想工作，使大量的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解决。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同志会同交通、公路、土地等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工程用地复测、放样会战，时值盛夏三伏，测量现场大部分是“坑垅”和陡坡，荆棘丛生，蚊虫猖獗。气温高，湿度大，既热又闷，尤其是十点以后晌午时刻，更是难熬，为避免蚊虫叮咬，工作人员大热天穿工作服，每天都有同志中暑，但大家还是咬住牙根坚持。遇到测点在坑沟峭壁上，负责测量的助理工程师林孔周同志腰绑绳索，悬挂在峭壁上测量，一丝不苟。更难能可贵的是总指挥李天森、副总指挥高南胜等领导同志，身先士卒，爬山越坑，跳洞涉溪，和同志们共同战斗，极大地鼓舞大家的斗志。原计划一个月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实际仅用15天就办完成。该工程共征地270亩，迁移坟墓54座、通讯线路3.5公里，处理（迁、砍）果树、林木15.3万株。
  完成征地拆迁之后，“三通一平”的关键是通电，本来打算从漳浦火烧埔12万伏变电站引接专线，但线路长达28公里，需要投资60多万元，架设线路最快也要花一个多月，耗资大，时间长。为了节省资金，缩短工期，指挥部同志和县电力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多方勘察，电力工程师何重光废寝忘食，精心设计，提出从隧道附近的梁山二级电站架设线路到工地的“短、平、快”方案，可缩短线路24公里，节省资金50万元，这一方案得到市、县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县领导专门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送电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漳浦电力公司技工仅用10天时间，将线路架设完成，提前通电，确保按期开工。
  前期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工程开工打下良好的基础。担负隧道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指挥部雷光华副指挥长十分感激，他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工程每前进一步，都倾注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程指挥部的全部心血。”铁十六局四处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就以铁道兵打硬仗、排万难的作风，投入紧张有序的施工。打隧道是铁道兵的在行活，但四处的同志大部分是北方人，南下福建搞工程施工，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水土很不适应，在他们日常工作中，多了一层克服环境差异而带来的困难，高温、台风、暴雨，施工面的地质、泉眼、塌方等情况经常困扰着，指挥长坐卧不安。粗略统计，工程队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至工程竣工，经历六次台风和暴雨的袭击，每次台风暴雨，都给工程造成严重损失，同时也是对指挥部指挥能力的检验。如1989年5月20日下午，第3号台风正面袭击漳浦，工地上风狂雨骤，山洪暴发，正在施工的第一涵洞便道被山洪冲毁，山体塌方600多立方米，岭上的公路也被冲毁，往来车辆受阻，顿时堵车长达20多公里，在这关键时刻，工程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市县公路局领导和县府领导，都陆续赶到现场，指挥抢修，与施工人员一同奋战三昼夜，才把冲毁路段修复。又如1989年6月3日，龙卷风袭击工地，800多平方米的工棚顷刻间被大风卷掉，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遇到困难，指挥部及时通过乡政府，动员当地群众腾出民房，安顿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在工地上，哪里有困难，有险（灾）情，指挥部的人员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紧密配合施工单位，尽“理顺、协调、监督、服务”之职能，以苦为荣，默默奉献，赢得了省市领导和施工单位的称赞，称之为“特别能战斗”的工程指挥部。
  他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担任工程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干部职工，是一支从铁道兵集体转业改地方编制的施工队伍，他们虽不佩帽徽、领章、军衔，但铁道兵的本色没改变，打硬仗、不畏难、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作风，依然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
  盘陀岭地质结构比较复杂，工程一开工，就遇到漳浦一端洞前区的挖掘面全是流塑状的粘土，推土机、铲车不顶用，运载泥土的卡车有27辆次陷入粘泥中而不能自拔，一辆推土机陷得只剩下驾驶室露出地面，用3台装载机联动才把它拖出来。洞前区这样的工作面，有90米长，共2.8万土方。在困难面前，四处指挥部分别召开党总支会、党员会，及部分职工大会，发挥支部、党员作用，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出谋献策。在这关键时刻，指挥长刘仁全一连接到家里发来的“母病重速归”、“母病危速归”、“母病故速归”三封电报，但为了工程排除险难，他没有尽为人子的孝心，强忍悲痛，一直坚持在岗位上，尽了指挥的责任。还有主管技术的工程师陈晓明，妻子分娩，也顾不上请假去照料。在指挥长的带动下，指挥部二十多位机关干部都下工地与工人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上下拧成一股绳，采用多种办法，终于完成洞前区粘土开挖任务，打响了工程第一炮，“铁道兵都是铁打的汉”的高大形象展现出来了，赢得了地方党政干部的钦佩。
  打洞挖掘施工，多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机械施工烟灰、尘土多，尽管洞内安置有3台1000千瓦的鼓风机，工人们戴着防尘面具也只能坚持工作两个小时，每个工班（6小时一工班）都有人晕倒。在这种施工环境中，四处指挥部领导以身作则，轮流跟班指挥施工。每台装载机配备4名司机轮班作业，谁晕倒，机械队长万安友同志就顶谁的班，做到人轮换机不停，日掘进长度计划不能少。有一次，洞内出现300多立方米的大塌方，四处指挥部立即组织以党团员干部为主体的抢险突击队，采用“管棚法”施工方案，制服塌方，排除险情，工程继续掘进。
  在隧道云霄端的施工中，机械队的双臂凿岩台车是机械施工的主力，只有副队长魏志荣能开这台车。正在施工紧张阶段，小魏家里发生火灾，5间房子全部被烧，父老妻小无处栖身，家里发来电报，催小魏速归处理，小魏心急如焚，巴不得插翅飞回，但眼下又是施工紧张阶段，开双臂凿岩台车非他莫属，只写封信安慰家里，自已坚持开车凿岩，直到完成云霄端打洞凿岩任务后，才登上归家路程。类似这样的事，在四处指挥部员工中，还有许多，正是这支顽强、过硬的战斗群体，才能承担这样的工程。南征北战的铁道兵队伍，其甜酸苦辣，是我们许多人不能理解和难以承受的。在这里，值得多写一笔的是，在这支打硬仗的队伍背后，有一群能理解、谅解、支持丈夫事业的家属们，尽管笔者与她们从未谋面，但从几多事实，从四处指挥部同志口中，足以透过这支队伍，看到千里之外的大本营的职工家属们，为了“前方”的丈夫安心施工所作出的奉献和付出的代价。尽管她们的丈夫已卸去军装，但她们仍然是可敬的“军嫂”。卡车司机张学民，是安徽籍的小伙子，在工地上也是一条打硬仗的汉子，在一次洞内塌方中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父母兄弟妻子来队料理后事，头尾共住4天，第五天便启程北上回家。这期间，他们没有向组织提出过非份要求，只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们的亲人为国家建设而牺牲，他死得光荣。”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张学民同志献身于盘陀岭隧道，他的事迹，他的名字，将长留在闽南人心中！
  “为了国家建设，我们情愿吃亏”
  盘陀岭公路隧道工程共征地270亩，要迁砍15万株果树、林木，涉及两县200多户农民的切身利益。按上级规定，公路建设征地、赔青等项的价格低于其它建设用地，被征用的乡村土地承包户必须为国家建设作一定奉献。这除对这些被征用户的宣传发动要做得深透外，还要涉及的农民兄弟通情达理，顾全大局。拿荔枝、龙眼果树来说，此果是闽南名优特产，此树称为摇钱树，时下一公斤鲜龙眼12～14元，一公斤鲜荔枝7～8元，一株盛果期的龙眼树，每年可采收50～75公斤龙眼，一株盛果期的荔枝树，每年可采收75～100公斤荔枝，砍掉果树，分明是断了果农的生计。但为了国家建设，农民兄弟没有讨价还价，“忍痛割爱”。隧道西端的云霄火田乡古楼村，需要动迁砍伐荔枝树200多棵、香蕉1000多株。村党支部书记林解放，带头砍掉自家年收入数万元的45棵荔枝树，村委主任林金海带领四兄弟带头砍掉自家一大片香蕉。在千部带动下，该村群众也没有二话，为建设让路，为建路砍掉摇钱树。漳浦盘陀乡和美村农民陈如德、陈如阳，在隧道东端洞前区一带栽种的香蕉1000多株，长势不错，眼看创收在即，遇到工程动工，他们态度明朗，带领家人，在期限内把香蕉全部砍掉。由于当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征地、赔青仅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任务。
  还有，在工程建设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抗灾抢险的时候，当地群众有求必应，像50年代支前一样，踊跃参加工程的排难抢险行列之中。洞前粘土开挖，施工遇到困难，需要人工突击抢挖，盘陀近百名农民，在乡领导带领下，自带工具到工地“支前”，和工人们并肩战斗。当台风暴雨把工棚全部刮倒，工人们住宿、吃饭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是当地农民让出自家房屋，提供食宿……有人曾问，这样做有没有感到吃亏点，农民们回答得好：为了国家建设，吃点亏大家情愿，值得。
  盘陀岭隧道和公路改线全长4.567公里，其中隧道长822.3米，洞里净高7米，宽9米，两端接线公路3.745公里，路基宽12米，路面宽9米。全工程挖填土石方46.9万立方米，建造公路涵洞20座，达584.6延米，防护工程砌石5686立方米，共计耗工51万工日，总投资2500多万元。工程从1988年10月动工，1991年8月1日竣工通车，历时2年10个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为隧道题写匾额，镌刻在洞口额顶大理石上，苍劲有力，使隧道显得气势非凡。
  一洞横贯盘陀岭，云中天险变通途。在盘陀岭隧道建成通车5周年之际，伫立隧道口，观南来北往的车辆穿梭过洞，目不暇接。杨老将军题写的“盘陀岭隧道”石刻镏金大字，在晨曦中闪烁光芒。追今抚昔，轰轰烈烈的工程建设场面，依然清晰，一幕幕印在脑际。笔者以工程参与者的身份，把工程建设者们的忘我拼搏，流血流汗，工程指挥者们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当地群众讲风格、讲奉献的情节，记录下来。囿于手拙笔钝，只从笔记和记忆中摘取以上片断，以此献给工程的建设者们，愿大家长久记得盘陀岭隧道建设的日日夜夜。
  “高路入云端”
  ——车本公路建设记实
  陈桂味
  在漳浦县西北部，与平和、龙海二县（市）交界处，是绵亘数百里的石屏山脉。这里崇山峻岭，峰峦叠嶂，丛林茂密，莽莽葱葱，主峰海拔1006米，是漳浦县最高峰，还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6座，其中900米以上的5座。
  在石屏山山脉中段，有一座海拔815米的烘炉山，此山东南阳坡的一处坳地上，有一个村落叫车本，是全县海拔最高、地处最偏的山村，今有63户346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行政村编制，公社化时称车本大队，乡镇建制后称车本村。
  这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特定的自然地理位置，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活动场所，中共闽粤边特委、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都先后设在车本村，邓子恢、曾志、卢胜、彭德清、朱曼平、吴运琳、柯永麟等革命老前辈都曾在此开展革命斗争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车本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片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这是一个打不烂，摧不垮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共于革命战争时期在闽南地区的战斗堡垒。
  解放后，车本村作为革命根据地，革命基点村，在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6年，全村58户332口，有耕地320亩、山地19228亩，田地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地以造林、植竹为主。村办有小学，校舍一座五开间，在校学生46人，分三班，有教师四人，学龄儿童基本都上学，由于生员缺乏，学校实行间年招生。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15千瓦，可供全村照明及碾米机、粉碎饲料机、电视机用电。村民的居住条件也逐年改善，户户住上瓦房，虽也老式，但还实用。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毕竟处在大山深处，发展经济受诸多条件制约，与平原、沿海地区的发展尚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在制约车本村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道路交通是一大制约因素，从解放后至1987年公路动工前这近40年间，并不是当时的领导，当时的群众没想到修路，而是社会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条件达不到，使车本村民们仍旧盘旋于崎岖山道。已通简便公路的山脚下龙岭村、山城村（也是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距车本村最近也有8公里。山上有木材、毛竹出售，要一根根一捆捆肩扛下山，其工资甚至超过木料的身价；村民需用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全靠肩扛背驮上山，其工效和劳动强度不言而喻。
  解决车本村通公路，提高车本村劳动生产率，缩短老区、边远山区与沿海平原地区的经济差距的历史责任，当然地落在当代人民政府肩上，在1987年11月26～29日召开的漳浦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县长王良才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把车本公路建设列为本届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向人民代表、全县人民作出承诺。县人大会议一结束，王县长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上（1987年12月23日），把本届政府为民兴办十件实事的实施，分解给各位副县长，其中车本公路建设，分工由我组织实施。
  1988年1月6日，我带县交通局局长杨江南、工程股长杨恭贤、公路段段长洪双连、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干部商土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石榴乡副乡长王建文等同志，上车本村作公路选线踏勘。同志们不辞劳苦，在荆棘丛生，时有石壁山涧挡阻的无路荒山上选线定位，期望能尽快地找到车本——山城的最佳线路方案。中旬，由交通局工程股长杨恭贤率全股室工程技术人员到实地开展外业测量，他们是邱先增、黄耀辉、潘在福、杨一枝、杨昆山、林培文、黄明地、林孔超及驾驶员杨金安、魏漳明等同志，在乡、村干部群众配合下，不辞劳苦，仅用六天时间，完成车本——山城线7.2公里的外业测量任务。到3月30日，完成内业的设计计算。
  测设的车本公路，从山城村起点，全长7.2公里，其中山城村地界3.07公里，车本村地界4.5公里，（山城村为车本公路建设让出耕地、山地，贡献很大）。道路平曲线共有122个，平均每公里17.13个，弯道半径10米的（最小半径）一个，最大半径200米，有四个。纵坡大于10％的有七段，长度2060米。平均纵坡6.8％。道路竖曲线半径在500米的有七处，竖曲线半径在700米的有一处，在1000米以上的有十处。设计全线路基总挖方120426立方米，其中土方60212.9立方米，软石24085.3立方米，坚石36127.8立方米。填方37429立方米。路面结构为泥结碎石压实，铺设面积26300平方米。工程造价（不含土地及赔青）64.5万元。7月19日，我同交通局、土地局、老区办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车本扶贫工作队队长，到石榴乡征求乡领导对道路设计、投资预算的意见，及对开工日期、资金筹措等有关事项作初步安排，明确乡、村免费征用公路用地及赔青、拆迁费用，建路资金由县里为主筹措，县、乡对此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8月23日，县委书记承光大召集交通、公路、老区等有关部门会议，专题听取车本公路测设情况汇报，研究施工前的准备工作。10月4日，由副县长杨安乐（其时，县政府对副县长的分管工作作了调整，我增加分管农业、乡镇企业，交通工作由杨安乐分管）、交通局长邱秋月、老区办主任吴天化、乡党委书记张丛生等领导同志为车本公路开工动土，由交通局选派的三支工程队近百人陆续进场施工，这三支筑路工程队施工经验丰富，特别能吃苦，队长分别为蔡国庆、陈凤阳、郑万芳、陈云成（分地段承包），尤其是蔡国庆、陈凤阳两个施工队，坚持始终，他们克服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工价较低，生活条件差等诸多困难，直到工程完竣。一年的施工中，承光大书记、王良才县长、杨安乐副县长多次深入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督促，对老区人民和施工队伍以巨大鼓舞。县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同志一直坚持在工地，具体协调工程的各方面工作，督促指挥工程队施工，作为一位打游击出身的老同志，对老区人民一向怀着满腔热情，对老区事业，一向执着追求，他明知已届离休年龄，但却不辞劳苦，坚持承担副指挥的职务，直到车本公路开通，才离开岗位，光荣离休。
  1989年11月上旬，进行全面完工的扫尾工作。15日，车本公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剪彩庆典，老区山城村、车本村披上节日盛装，老区人民兴高彩烈，喜迎省市县乡前来参加庆典的领导和同志们。曾经战斗在龙岭、山城、车本革命老区的红军战士、老首长卢叨（原省政协副主席）偕夫人韦立（原省总工会副主席）、柯志达（原龙溪地委副书记）、陈天才（原龙溪行署副专员）、蔡新生（原漳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老前辈，同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县五套班子在家的领导，参加庆典，县委书记承光大、县长王良才、老同志卢叨为工程剪彩。
  车本公路建成通车，从此结束了车本村民行路难的历史，高路入云端，汽车山中行。车本公路的建成通车，为车本村铺就一条通达经济振兴的大道，车本村民将以此为新起点，去追求，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祝愿，我们祈盼，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车本人，立足山区，团结拼搏，去开创美好的明天。
  漳浦县陂堰建设
  陈章兴
  堰，漳浦县方言叫“陂”。陂堰亦称“拦河堰”，即建筑在河流中较低的挡水并能溢流的水工建筑物，用于提高水位，以便灌溉、发电或便利航运。陂堰用条块石浆砌、河卵石干砌，有的用混凝土或木（藤）框填石等做成，统称石陂。为抵抗溢流水力冲击，一般用堰闸式分级跌水消能，以保护堰体安全。临时性陂堰用沙土（打桩、垫草）筑成，枯水时期挡水，洪水时期被冲，即称沙土陂。
  漳浦县陂堰建设，早在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置漳州和漳浦县前后，在开屯建堡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把治水作为安邦的重要决策，大兴农田水利，利用河流丰富的水源，“引、蓄、泄”结合，在河流中修筑陂堰，引水灌溉农田，确保粮食丰收。宋代，漳浦的陂堰建设进一步发展，据《福建通志》记载：漳浦县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间有陂62座。随后，因抗旱需要，又修建一些重点陂堰。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曾任南京御史的詹惠，在深土灶山东麓修筑詹厝陂（今改建东平水库）。清康熙三年（1664年）、九年（1670年）、十二年（1673年）、三十年（1691年）、三十六年（1697年）和四十年（1701年），连续发生6次较大旱灾，一些失修陂堰又被重修扩建。据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有陂33座：除在六都（今云霄县）有5座外，在七都（今深土、旧镇等地）有詹厝陂、灶山陂、东陂等3座；自县城西郊至八都（今绥安、盘陀、大南坂等地）有涂陂、大港陂、留庆陂、大陂、梧桐陂、猪母陂、梦花陂，以及官陂、磁窟陂、洪陂、黄陂、周陂、杨仔陂、许厝陂、赤髻陂、九窟陂等16座；在十五都（今赤湖一带）有月屿陂、坂园陂、西园陂、后腰陂等4座；在十七都（今湖西一带）有开元陂；在二十八都（今长桥、官浔等地）有横口陂、口口陂和陈翁陂等3座（还有长美陂在今龙海市）。但因年久失修，大部分报废。如绥安镇西门外猪母陂、梦花陂分别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和十八年（1661年），早已报废。湖西畲族乡还留有清朝末期兴建的罗汉陂和青溜圳石陂。清末至民国时期兴建的尚存陂堰有19座，其中最多的是山区赤岭畲族乡，有17座：油坑村有石宫陂、橄仔陂、下楼陂、大宅陂、后招陂等5座；山坪村有降坑陂、割垅陂、代陂、红陂等4座；前园村有红陂、马陂和西线陂等3座；石椅村有吴山陂、松脚陂等2座；土塔村有柴陂、陂仔脚陂等2座；大行村有红陂1座。其余2座：前亭镇田中央村有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兴建的黄陂；深土镇山尾村有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兴建的坑内陂。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兴建的陂堰（石陂）有：
  五十年代兴建陂堰58座。较早的有：霞美镇刘坂村于1950年8月兴建垅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湖西畲族乡城内村于1951年10月建成院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盘陀镇割埔村于1953年10月建成官陂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石榴镇攀龙村于1953年11月兴建沙下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杜浔镇过洋村于1955年3月建成陂头石陂（灌溉千亩以上），沙西镇涂楼村于1955年12月兴建三防埭石陂（灌溉千亩以下），马坪镇京野村于1955年5月兴建的上陂石陂（长71米、高2.5米）、1958年5月再建下陂石陂（长67米、高1.5米），开挖引水渠道总长7公里，保灌农田面积0.15万亩。
  六十年代兴建陂堰64座。由于1963年发生历史罕见的百日大旱，虽然后期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全县仍有13个乡镇兴建陂堰，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兴建17座；其次是赤岭畲族乡，兴建10座；第三是霞美、前亭镇各8座。杜浔镇湖里村于1965年5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湖底港上石陂；赤湖镇山油村于1967年9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山油石陂；官浔镇溪坂村于1968年建成马口石陂（长142米、高2.5米），引水流量0.5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
  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大搞改溪，引、蓄结合，有16个乡镇兴建陂堰84座，其中兴建陂堰7座以上的乡镇有绥安、石榴、赤土、深土、霞美、杜浔、沙西等。石榴镇石榴村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改溪时，把原来建在长兴溪上游的石榴石陂废弃，1977年在新挖的双陂溪新建后坑寨石陂（1984年12月20日重建，长32米、高3.7米），保灌农田面积0.14万亩。绥安镇绥南村于1978年在鹿溪中游兴建梧桐石陂，长26米、高2.4米，设排洪闸1孔（宽1.2米），开挖渠道长8.3公里，引水流量1.2立方米/秒，灌溉农田面积0.37万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有15个乡镇把资金集中于修建陂堰，加上八十年代发生4次较大干旱，全县新建陂堰83座，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新建陂堰26座。1978年1月，县水电部门在鹿溪主河道上游（象牙村）观音亭桥下1.6公里处，建成内湖水电站（装机容量1600千瓦/2台），拦截溪流水发电。象牙村于1980年投资10.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9万元），投劳3.1万工日（其中技工1.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0.7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34万立方米），于1983年底新建下陂石陂（长48米、高9.7米），引、蓄水量22.5万立方米，解决象牙、攀龙两村农田面积0.25万亩灌溉用水。1983年和1986年发生百日夏、秋干旱，又新建陂堰11座；1988年发生“六月旱”，促使1989年大建陂堰，是有史以来修建陂堰最多的一年，新建陂堰26座，整修、加固、改建陂堰43座。赤湖镇西潘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沙土陂为石陂，每个人口集资25元计12万元，每个劳力出20个工日计2.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24万立方米），于1988年9月在赤湖溪中游（下黄自然村）新建西潘石陂（长93米、高1.5米，设闸7孔，每孔宽1米），开挖东、西渠总长6公里，引水流量0.8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3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水田面积0.24万亩）。绥安镇油车村连续两年自筹资金4.05万元，于1988年春建成溪埔石陂，1989年春又新建田洋石陂（长22米、高1.7米），当年新增灌溉面积654亩。盘陀镇盘陀村集资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万元），于1989年3月16日建成米仓石陂（长40米、高1.2米），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1989年全村粮食总产量64万公斤，比1988年增产25％。湖西畲族乡苏溪、山后、城内、枋林等4个村，投资2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万元），投劳1.4万工日（其中技工0.1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15万立方米），于1989年5月16日在赤湖溪中游山后村，建成1座长70米、高3.12米（顶宽10米）的山后石陂，结束了从明末至清初三百年来年年修沙土陂的历史，新增和改善灌溉农田面积0.29万亩，1990年增产粮食11.2万公斤。受益区农民特立“扶持农桑，垂荣百世；千秋功业，党恩铭记”的石碑纪念。
  九十年代，全县又有17个乡镇兴建陂堰53座。南浦乡南浦村，继1989年12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湖石陂（长75米、高2.5米）后，1990年9月又建成茭冬石陂（长46米、高2米），保灌农田面积500亩。深土镇东吴村，于1990年10月扩建东吴石陂（长27.6米、高3米），除旧闸1孔（宽2米）外，新建排洪闸2孔（每孔2.2米），保灌农田面积0.4万亩。绥安镇下梧村，于1990年11月建成下梧石陂（长18米、高1.8米，排洪闸1孔宽1.3米），保灌农田面积0.13万亩。旧镇镇东厝村于1991年8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内石陂（长32米、高1.5米），确保粮食稳产高产。
  据1994年10月全县陂堰普查：除古雷、六鳌两个半岛外，18个乡镇148个村建陂堰365座（包括建国前兴建的23座）。最多的石榴镇有陂堰72座（其中攀龙村14座、山城和崎溪村各7座）；其次是赤岭畲族乡有陂堰座（其中油坑村16座）；第三是霞美镇有陂堰35座。在365座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有50座。最多的是绥安镇有9座；其次是石榴镇有7座；第三是杜浔镇和湖西畲族乡（包括罗汉、青溜圳）各有6座。陂堰受益总面积19.6万亩（保灌农田面积10.1万亩），其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受益面积9.4万亩（保灌农田面积7.2万亩），占受益总面积的48％。
  漳浦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利用
  孙伟汉
  漳浦县的矿产资源就漳州市而言，属比较丰富者。截至1996年，已发现矿种25种，矿产地108处，其中探明储量7种，大型矿床1处，中型矿床3处，小型矿床7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在非金属矿产中，以石、砂、土等建材矿物原料为主，硅石、水晶次之。金属矿产中主要是铝土矿。漳浦金塘三水型铝土矿驰名全国。
  一、建材矿物原料
  石材 漳浦县1981平方公里陆域面积的三分之二系花岗岩类岩的出露区，为石材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仅深土镇灶山南端的钾化黑云母花岗岩，经省建材地质队在0.4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勘查，就求得花岗石材101万立方米。并估算该山花岗岩石材2100万立方米。依此估算，全县石材蕴藏量大于10亿立方米，实属丰富。本县石材不仅数量大，且花色品种多。目下已知有20余种，其中主要品种为辉绿岩（青麻仔石）、漳浦红、万安雪花和黑牡丹。
  1、青麻仔石或叫芝麻青或称青石，形似黑色、绿色芝麻仔集聚而成，故称之。其岩石种类包括辉绿岩、辉长岩、辉石辉长岩，工艺名称叫1号青、2号青、3号青。外贸代号612。青麻仔石常被用作台阶石、门框石、墓碑和石臼。
  2、“漳浦红”，此为商品名称，外贸代号648，岩石名称钾化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该岩石为本县分布最广，出露面积最大的侵入岩。石材呈浅肉红至暗紫红色色调，属红色系列石材，深土灶山一带呈暗红，杜浔后因一带呈浅肉红色，岩体多呈岩基或大岩体出现，故可采大荒料。主要出露于县城东部，自赤湖——深土——旧镇——霞美——杜浔——沙西，组成陆地的第一屏障山峰。
  3、“万安雪花”，此名系暂定商品名称，外贸代号688，岩石名称花岗闪长岩。岩体以岩基、岩珠产出。主要出露于马头山、赤土、大南坂、石古。石材呈灰——灰黑色，具中细粒结构，由中长石、石英和黑云母、角闪石组成。组成岩石的矿物中长石和黑云母、角闪石，黑白分明，分布均一，色彩鲜艳，惹人喜爱。是一种较受东洋人欢迎的墓石石材。
  4、黑牡丹，此种石材经精磨后，板面乌黑发亮，光洁如镜，十分喜人，故称之。岩石名称为致密块状的拉斑玄武岩，主要出露于县域东北部前亭镇，佛昙镇和马坪镇。
  漳浦石材已有千余个采矿场和数十家石材加工厂。
  硅砂本县有216公里长海岸线和2个似羊腿的半岛——古雷半岛和六鳌半岛。广泛分布着风成、海成砂矿层。沿着古雷半岛的上半部东侧至霞美、下蔡，沿着六鳌半岛上半部东侧至赤湖、佛昙白石，具有良好的砂矿成矿地质条件和储矿地理环境，埋藏着丰富的滨海风积、海积硅砂矿，包括玻璃砂、型砂和过滤砂，储砂总面积有60余平方公里，已探明储量1亿吨，总蕴藏量可达5至6亿吨。其中玻璃砂约占1/3。本县玻璃砂矿不仅数量大，且具可用粒度集中，砂粒球度好，可选性能佳，原矿经简单选筛，可大大提高二氧化硅含量，降低铁铝含量。古雷镇杏仔、六鳌龙美、霞美下蔡为我县主要玻璃砂矿区。经闽东南地质大队勘查，杏仔矿区玻璃砂储量大于1800万吨。
  漳浦的硅砂矿已有多处民采，运销外地，做一般玻璃原料和过滤砂用。
  土 有硅藻土、高岭土、黑粘土、耐火粘土、含铝红土、机砖粘土等。
  1、硅藻土，已发现矿床一个，也是全省唯一的一个。位于梧岭村，隶属白竹湖农场管辖。1988年经省地矿局闽东南地质大队勘查，获知：硅藻土矿层储存于佛昙群地层中，矿层厚5.6～10.4米，含硅藻20～50％，可作保温砖用，探明储量460万吨，总埋藏量约5000万吨。
  2、高岭土，俗名白粘土、“观音土”。本县高岭土矿点多，主要出露于马坪——赤湖、霞美——下蔡、长桥——赤土3片，石榴等地也有零星出露。成因类型大致分2类：一是花岗斑岩、石英斑岩风化残积型，二是沉积型，包括第三系沉积层和第四系沉积层。第三系沉积层中高岭土层，于马坪、佛昙、深土最多，深土的沉积型高岭土产于佛昙群下段，矿层厚3米，原矿经淘洗后，精矿三氧化二铝可达36％，全铁含量仅1％。长桥甘棠溪内赋存有黑色高岭土，原矿三氧化二铝含量达27％，全铁含量1％左右，质地上乘。全县高岭土矿出露面积累计有370平方公里，估计蕴藏量在亿吨以上。漳浦高岭土矿自宋代以来均有开采，主要用于制烧日用碗、盘。旧窑址于沙西、佛昙、石榴镇的东山均有发现。
  3、耐火粘土，已发现的矿点有林埭、和坑、龙文时和顶厝4处。其中林埭一处作过地质普查工作。经勘查知该处耐火粘土呈层状、透镜状，产于佛昙群下段粗砂岩夹层中，长70～80米，宽20～25米，厚1～2米，耐火度达1650～1670℃，估计储量40万吨。
  岩棉原料 岩棉是一种新型、节能、保温的建材材料，岩棉的原料是玄武岩和缘岩。本县拥有丰富的玄武岩资源，出露面积有50平方公里，建材地质公司福建地勘大队曾对鱼鳞石矿区0.09平方公里面积进行地质勘查，探明玄武岩矿体厚29米，埋深2～7米，储量483万吨。同时探明本县玄武岩的化学成分适宜制作岩棉，也可用作铸石原料。
  二、非金属矿产资源
  硅石本县硅石资源主要为热液石英脉的石英，矿点较多，主要有内过溪、马坑、英山、白石等。
  内过溪的硅石矿体为钾化花岗岩体中的石英脉，受北西向构造裂隙控制，脉长100米，宽大于10米。矿石色白，致密块状，部分半透明，矿石含二氧化硅达98.6％，质纯。
  英山的硅石矿体为黑云母花岗岩里的复式石英大脉，脉亦受北西向构造裂隙控制，脉长大于300米，宽10～30米。矿石乳白色，质较纯。
  水晶漳浦的水晶早在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和明朝万历年间（1574～1627年）都派太监来监采。以后，民间零星开采连续不断，近年民采更加广泛，多时达数千人上山挖水晶。漳浦的水晶主要产于盘陀梁山、赤湖保安，其它石榴、赤岭、沙西、南浦等地也有。
  梁山水晶矿属热液型水晶脉，产于钾长晶洞花岗岩中，脉体走向北东至北西2组。脉幅大小不一，大者1米有余。亦见有溪晶即水晶砾石。水晶以茶色为主，其次白色，也见有墨晶和紫晶，晶体大小不一，以小者质地较佳。主要被收购制作工艺品，眼镜晶片和用于熔炼水晶。
  赤湖保安的水晶矿属伟晶岩型。伟晶岩脉产于黑云母花岗岩中，水晶矿体于伟晶岩脉的石英核带晶洞里，一般个体较大，目下所见最大者317Kg（单体）。水晶以茶色晶为主，质地佳者作工艺晶，一般作熔炼晶。
  漳浦水晶具有可着色性能佳的特征，用以制作镜片尤佳。当前漳浦已有2家水晶工艺品加工厂，加工镜片和水晶项链、戒指面饰品等。
  琥珀本县佛昙田中央琥珀矿是全国少有的琥珀矿床之一。琥珀产于佛昙群下段，青灰色含砾粘土层为主要含矿层。含矿不均，含矿率约0.1％，局部富集成透镜状故体。该矿点乡民间断开采，主要作药用琥珀。
  其它佛昙和坑、下蔡、霞美等地有一层褐煤、泥煤或叫泥炭层。下蔡的泥煤层，长1230～2900米，宽65～80米，厚0.5米左右，含固定炭6.6％，灰分57％，挥发分6.3％。该泥煤也用以作有机肥料。
  三、金属矿产资源
  本县金属矿产资源有铝、钨、锡、钼、钛、稀土、铅锌，以铝土矿为主。
  铝（铝土矿）本县铝矿为三水型铝土矿，不但在省内具有特点，而且是我国该类矿床之典型，在国内早负盛名。
  漳浦铝土矿主要分布深土金塘、东吴山至马坪古美山、和坑等地。均为上第三系佛昙群玄武岩风化壳中残、坡积型矿床，矿层厚1～3米，平均含矿率100～200公斤/立方米。矿石含三氧化二铝，平均46.5％。铝硅比4—8.5。本县铝土矿地质勘查程度较高，有9个矿床进行勘探工作，探明储量近百万吨。
  金塘铝土矿在抗战胜利后已有民采，由台湾炼铝厂派轮来收购。目前年采精矿5000～6000吨，运往漳州，销往外地。本县也用此矿石提制黑刚玉砂和作净水剂。
  钛铁矿钛铁矿以砂矿产出。本县六鳌——赤湖、古雷——霞美，既是硅砂堆积场所，亦是钛铁矿、金红石砂矿成矿良好环境。1990年华东有色地质勘查局研究所曾对后蔡、六鳌、赤湖、下蔡的潮间带采样，金红石、钛铁矿、锆石均达工业品位。1962年，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曾对古雷东林的钛铁矿、金红石进行地质勘查，证实矿体于滨海海积中细料砂层和粘土层中，呈似层状、透镜状。层厚1米、长1600米、宽320米。金红石含量1.2公斤/立方米，锆石含量2公斤/立方米。
  钨锡钼本县钨锡钼矿产地已发现5处，其中小型矿床1处，即塔山。
  塔山钨锡矿，位于旧镇北东塔山，为石英脉型钨锡矿。石英脉产于燕山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与中细粒花岗岩接触带及两侧，矿脉呈北东向延展。脉幅37～66厘米，矿石中金属矿物以黑钨矿、锡石为主，伴有辉钼矿、镜铁矿。含W030.7～0.71％，含Sn0.03～0.14％，晶位变化大，含矿不均匀。探明W03602吨、锡112吨。该矿床民采多年，采量不大。
  稀土矿本县稀土矿主要是长桥东风和绥安棕口，属南方花岗岩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稀土矿。
  长桥东风场稀土矿由本县组织有关人员于1986年自行勘查，探出工业矿体一个，蕴藏量187吨，稀土总量占0.06％，其中含高（Y20339～46％），钐、铕、含量6～8％，重稀土总和56～59％，属重稀土型。
  漳浦铝土矿的最初勘查和采用
  谢家荣
  编者附注：漳浦铝土矿经勘明储量近百万吨，部分已开采利用。从前俯露地表，俯拾即是，人们以为那是一种无用的“腌臜石子”，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建省土壤调查所派员到漳浦调查土壤，将漳浦东部沿海“砖红壤”上报，当时抗战正进入艰难阶段，虽经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采样进行分析，知道是三水型铝矿石，但未作实地复勘。至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才派专家谢家荣、殷维翰、沙光文等从南京经厦门到漳浦实地复勘，初步查明主要矿区和矿石质量，正好台湾炼铝厂在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以后缺乏原料不能生产，乃发动赤湖、深土一带群众捡拾出露地表的铝矿石，由台湾炼铝厂派轮到将军澳收购，装运到台湾炼铝。
  本文是谢家荣所作铝土矿复勘报告和用轮船装运台湾的可行性建议。文中并对佛昙、赤湖、深土一带地质作出初步探索，虽不若新中国勘探的成熟，然而属于创举，现将其作为历史资料摘录刊载。谢家荣是著名地质专家，从前在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后在新中国地质部工作，为石油矿藏的勘探做出贡献。
  原文题目：
  福建漳浦县铝土矿复勘报告及探采计划
  （1947年）
  一、发现经过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福建省土壤地质调查所派宋达泉、俞震豫二先生调查闽南沿海土壤时，在漳浦县佛昙、赤湖一带发现砖红壤，并于此中采得若干结核，经分析后，知其含氧化铝及“灼失”量均甚高，而矽气甚低，堪称为铝土矿，以供制铝之用。斯时作者正在贵阳研究黔省之铝土矿，方以其成分之属于一水氧化铝而不适于“拜耳法”之制炼为病。闻此消息，深为注意。据宋君报告，漳浦之砖红壤及铝矿俱由玄武岩风化而成，颇与印度之矿床相似；又因含“灼失”量独高，可为三水型铝矿之证，故久思派员前往测勘，以窥究竟。
  胜利复员后，即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派殷维翰、沙光文二先生前往漳浦调查。采样分析之后，有三种矿样，成分优良，颇合制铝之用。作者又用显微镜研究，发现含Gibb-Site（灼失）甚多，确属三水型氧化铝。斯时台湾铝业公司开炉在即，而矿石尚无着落。如往南洋采购，则申请外汇颇为困难，如闽矿合用，则实为理想之配合。作者乃决定亲往测勘，以解决此当前急迫之问题。
  本年（1947年）9月，作者偕沙光文、王承祺、龚铮三君飞厦转赴矿地调查，台铝公司亦派乔振离、黄真之二君相随。作者于历查佛昙、赤湖、东吴山三区之后，乃知东吴山矿赋生地面，开采最易。矿量约计可得二三十万吨，为数虽不多，已足够台铝数年之用。其他二区尚待施探。乃采集矿样多种，飞返南京，一方面磨制薄片，用显微镜研究，一方面加以分析，结果乃知东吴山之矿成分优良，颇合炼铝之用，此急迫之矿石供给问题，遂获解决。而地质学家服务之有助于工矿业发展者，此又是一彰明之例子矣。
  二、位置及交通
  矿区包括佛昙、赤湖、东吴山一带长约十五公里宽约五公里之地，俱属沿海地带，距海滨不过2～3公里。佛昙位于厦门之西南，水程约60公里，目下因无定期班轮，故需乘轮先赴白水营，约3～4小时可达。然后经马坪而至佛昙，陆行凡18公里。故自厦门至此，一日可达。赤湖在佛昙之南9公里，东吴山又在赤湖之南67公里。路途平垣，步行甚易。昔有公路通马坪、佛昙、赤湖以达漳浦，但今已拆毁，修复不易矣。
  将来矿石运输，俱可由海口出口，计东吴山至海边南境仅2～3公里，该处可停留2030吨之小船。自南境驳运将军礁亦仅3～4公里，该处可停泊装载数百吨至千吨之大轮。赤湖出口在战岗、灯火湾，佛昙至岱嵩、井尾，相距俱各在3～4公里左右，故言交通，极为便利。
  三、地形地质
  区内地形，除沿海沙滩，及冲积平原外，尽属高约一二百公尺之花岗岩丘岭，惟向西十余里外，则为灶山及其连续之山，高约三四百公尺，峰峦峭削，形势险峻，甚地质亦俱为花岗岩。
  花岗岩露头显著，风化后多成浑圆平滑之巨块，远望即能辨识。在此项石块丘陵之中，则有红土或露头不显之黄褐色土阜，则为玄武岩所成，如佛昙、赤湖入东吴山一带所见者是，而铝土矿亦即产于其中。玄武岩山恒平整如台（如佛昙北之红土岭）高距附近谷面仅三四十公尺。虽未见层次，但应属平层而未受褶皱，可无疑义。赤湖东吴山间沿海一带，多有砾石及砂层所成之低岭，上覆红土及风碛砂层，有数处并有风化及未风化之玄武岩，覆于砂砾层之上，如在东吴山及将军澳等处所见者。
  本区地质、殊为单简，最老者为侵入花岗岩，大部份粗粒结构，有成斑状结构并微示片麻状构造者，如马坪以此所见者是。花岗岩之输入时代，在本区不能厘定，因尚未见及被侵入之岩层也。据福建土壤地质调查所报告，似属燕山期。花岗岩之上为玄武岩，二者之接触，颇为平整，花岗岩且深受风化，富含红色粘土，如在佛昙及赤湖所见甚明。因此可知花岗岩生成之后，必先经风化剥蚀，夷成壮年期地形，始有喷发玄武岩覆于其上。换言之，二者间当有一浸蚀间断也。
  在佛昙西北之园中央附近，前殷维翰、沙光文二君曾发现一粘土层（呈黄白色风化后则变为褐色）含植物化石甚多。此粘土与粗砂相间成层，最上一层粗砂出露山顶，常多铁质之胶结物，而山顶及山坡则多玄武岩之巨块，不知其来源何自，盖过此以北，俱为花岗岩之低岭，并无玄武岩也。
  上述关系，颇难索解，但自观察东吴山之剖面后，则恍然大悟，盖东吴山之最高顶点尚遗留风化之玄武岩一薄层，厚仅一公尺，其下则为砾石层（砾石以石英及石英岩最多）与砂层相间，如东吴村附近所见。此层总厚可达三十余公尺，显可与沿海之砂砾层相比拟，更可与园中央之砂层夹含植物化石之粘土层比拟。果尔，则玄武岩之前，除若干处与花岗岩直接接触外，在东吴山等处，尚有一沉积间断，造成砂粒层及粒土夹层，此层兹定名为“佛昙层”，显属一种古河冲积层。就所采集之植物化石，大致观察，似属第三纪中期或晚期之物。因此观察，又可证明园中央山顶之玄武岩巨块，乃属原来玄武岩浸蚀残余之物，而顶部粗粒砂层之特富铁质粘结物者，系当时玄武岩中之铁质，被溶下移，沉积于沙层中之所致。在百余公尺之玄武岩山顶及高坡上，常见大块新鲜玄武岩，在低阜及平坡，则除深受风化外，常有红土层之盖复，如佛昙北之红土山及赤湖附近之龟山一带均是，铝土矿所产于红土之中。玄武岩之风化过程，大致如次：（一）黑色沉重致密之新鲜玄武岩。（二）稍受风化则外表变为黄褐色，但内部仍为黑色。（三）球状剥蚀，成为灰黄色之土，内多白色柱状微晶，但若干巨形球之内部，则仍为未变之黑色玄武岩。（四）风化最深，宛如泥土，呈灰或灰黄色，但白色柱状微晶仍可见及。此类土中及常含黑色豆状圆粒，于土之裂面上偶见蓝色盖皮，似属含锰钻之矿物，由玄武岩风化残积而成。玄武岩风化之深度，可于赤湖北之松仔岭见之，该处为一公路所经，两旁壁立二十余公尺，俱为风化之玄武岩，无坚石可见，但原来玄武岩之显著柱状节理仍显然可见。
  上述之佛昙砂砾层亦经切割，而成深达十余公尺之谷，其切割较宽者，则河流泛滥，阡陌连云，为肥沃富庶之区。东吴山及其东沿海小山，皆此切割作用所遗留之孤山也，在此项河谷或原野中沉积者亦为砂层，与“佛昙层”易致混淆。又深受风化之花岗岩亦可成散砂，而与上述二者相混，凡此皆须在地形上及矿物成分上详细研察始能辨别也。
  四、矿床概况（略）
  七秩春秋 英才辈出
  ——记漳浦第一中学
  郑汉琛
  漳浦县第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府，规模由小到大，不断发展，至1996年，全校占地面积近百亩，学生2100多人，教职工200多人。有办公楼、教学楼、科学楼、教师宿舍楼、图书馆、大膳厅、生理化教学实验仪器齐全，还有语文实验室、微电脑室、电教室。图书馆存书3万多册，订阅报刊一百多种。建校以来，培养出数以万计的高、初中毕业生。已成为省重点二级达标学校、省重点体育传统项目（田径）校和全国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
  一、初创阶段
  漳浦一中前身县立绥安初级中学，创办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暂以黄道周讲学处“明诚书院”为校舍。校长余高坚在漳州另有职务，不经常在校，设备因陋就简。这一年正值“南北战争”白热化之际，学校诞生在北洋军阀垂败的不稳定环境中。年末，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地方人士黄荣昌、蔡春晖等组织绥安中学委员会，公推蔡春晖（旧镇美孚行老板蔡崎的长子）为校长。翌年春迁校于射圃之址。1928年以后，恢复校长负责制，继任校长先后为叶嘉隆、蓝长泽、陈大道、黄则吾、黄沂浣，除陈大道是顺昌人外，都是本县早期大学毕业生。1934年春季，黄沂浣任校长时，学校改名漳浦县立初级中学。1934年夏，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到任，认为漳浦是一个农业县，而耕作技术落后，为改进农业，应办农业职业教育，经报省政府批准，于1935年秋季改为漳浦县立园艺职业学校，调专员公署农业技士陈达元（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为校长。只办一年，便因经费问题停办。校舍被用为驻军旅部。
  二、复办于抗战期间
  园艺职业学校停办后，虽有私立纯美初级中学接着开办，使县境中学教育不至中断，但“纯中”偏处佛昙，距县城有90多华里之遥，出县至漳州就学则在100华里以上，尤其抗战期间学校内迁，公路破坏，莘莘学子求学困难，地方父老吁请恢复县立初中，教育界名士陈则蔡于1939年呈请县政府转请省教育厅批准复设县中，并委陈则蔡为校长。陈接受委任，即向驻军索回校舍，积极筹备，1941年秋开始招生上课。他任职至1946年秋辞职，6年间扩建校舍，增建大礼堂，充实设备，广招学生，都在抗战期间县财政困难情况下进行，大部份建设费由他运用社会关系向殷商富户劝募。抗战胜利后他筹办道周高中，任董事长，辞初中校长职务，推荐黄沂浣接任。1949年春，蔡启昌接任校长。
  三、解放后的发展
  1949年秋漳浦解放，人民政府接管学校，仍由蔡启昌任校长。1950年秋，蔡启昌调龙溪农校任教，陈子义接任校长。1951年由陈长泰接任。1952年黄宗锦任校长，增办初师班，招生50人。
  1953年秋，许周泽任校长，招收第一届高中班，学校扩大为完全中学，改校名为“漳浦第一中学”。1954年起，县委相继派党员陈金龙、蔡地发、蔡新生、梁统业到校工作，加强领导。这时期虽然办学条件还很差，而师生目标明确，团结一心，教学秩序井然，各项工作配合协调，教学质量明显提高，1956年秋，第一届高中毕业生41人，当年考入高等院校24人，占60％。1957年，第二届高中毕业生66人，当年考入高等院校31人，占47％。虽初办高中，条件差，经验不足，而成绩却颇显著，受社会好评，对以后各届也有好影响。
  1956～1966年，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师生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变化，学习的自觉性更高。1959年高中第四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物理成绩名列全省第四。1960年高中第五届毕业生考入大专院校的达90％以上。1958年秋，学校增设速师班，招生90人。1959年毕业，统一分配到全县各小学任教。这期间，学校为国家培养近千名高中毕业生，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成为专家、教授、工程师、著名人士，有的成为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模范、能手，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间，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受破坏。曾几易校名为“城关五七中学”、“城关中学”、“漳浦中学”。1971年春至1976年，又有四届高初中学生毕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恢复原名为“漳浦第一中学”。师生精神焕发，学校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1980年秋，林丰年任校长，一批教学骨干被提到领导岗位上，加强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由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学校面貌发生极大变化。高中毕业生升学率逐年提高，尤其是81届和85届成绩更显著。初中生的优秀率和及格率也逐年上升。几年间，学校先后被评为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勤工俭学先进单位、县优秀党支部、县工会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及报刊发行工作先进单位。3年间，教职工中受到各级政府和部门表彰的有119人次，其中全国表彰2人次，省表彰5人次，地区表彰17人次，县表彰95人次。一批批教学骨干与工作骨干先后被吸收入党，全校党员数从10人发展到41人，于1985年6月成立党总支，由胡清南任总支书记。学校注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人才，学生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全优生、三好生逐年增加。1992年林丰年校长退休，由何重印任书记兼校长。
  学校办起簿籍印刷厂和微生物实验厂，把教学、科研与勤工俭学密切结合起来。微生物实验厂荔枝保鲜北运、复方三十烷醇等科研项目受到部门及专家的肯定和好评，分别荣获龙溪地区行署1982年及1984年科技二等奖和三等奖。
  学校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八十年代，县电力公司、鹿溪糖厂、弹簧钢板厂、县科委、科协、统战部、丝钉厂、合成氨厂等单位踊跃集资，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华侨柯汉扬出于爱国爱乡爱母校的感情，于1984年为浦一中母校设立“春晖奖学金”，激发了学生为“四化”刻苦攻读的积极性，在校内外产生良好影响。1986年又献款数万元，在校园荷花池旁建造“春晖亭”，进而辟池、亭附近一片土地建设“柳园”，美化学习环境。接着，1991年县拨款建成科学楼。1996年，县再拨款建成宏伟的教学大楼，于70周年校庆大典举行剪彩仪式。
  自1988年以来，办学效益更加稳步持续提高。1995年高考，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考上各类大中专的人数达436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上省专线以上的135人，居漳州市同类重点中学的第二位，上线率居第一位。中考“四率”均超过省教委下达给二级学校的指标要求。1992～1994年，连续3年被漳州市誉为“办好初中先进校”。自1987年以来，教师有21人次获省表彰，有8篇教学论文获全国奖，9篇教学论文获省级奖。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几年来，有4人次获全国奖，28人次获省级奖，210人次获市级奖。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成立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如微电脑、无线电、航模、书法、声乐、乐器、舞蹈、美术等组织和武术、田径、男女篮球队，既活跃校园生活，又挖掘培养技能专长。田径队每年参加福建省重点传统校田径赛，团体总分均居前三名。自1987年以来，有7人次获全国奖，137人次获省奖，522人次获市奖。为各类体育院校输送160名体育专业人才。1994年暑假，田径男队代表福建省赴烟台参加全国传统校田径赛，获团体第十名。音乐美术舞蹈比赛67人获市奖。为高校输送88名音美专业人才。由于各种人才涌现，被誉为全面发展且有特色的学校。语文教研组指导学生读书写作成绩卓著，曾创办《读与写》小报，推广及于各校，每期发行万余份。
  漳浦一中以显著的办学效益赢得荣誉，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省文明单位”、“省教学常规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省青年教师创优评优活动先进集体”、“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单位”、“省新风杯奖”。学校党建工作、计生工作、校园治安工作、女工工作、文体工作、团队工作多项获市级表彰。
  漳浦一中所发挥的效益越显著，就越发得到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得到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华侨和寓居台湾人士的赞助。柯汉扬于1993年逝世后，“春晖奖学金”由其夫人杨淑惠继续办理。1995年起，一中老校长陈则蔡的儿子、美籍华人陈中民博士及其四弟佑民（台湾银行家）又在一中设置奖学金。1996年春，一中70周年校庆将临之际，历届校友和各界人士热烈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掀起集资办学热潮，共捐献100多万元支援一中改善办学条件，可见全县人民及海内外人士对漳浦一中寄望之殷切。
  四、英才辈出
  70年来，漳浦一中为海内外培养了千万名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著名的有：
  王增炳 1948年在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为名教授，曾任厦门大学教务处长、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教学、科研与学校行政工作。主编《陈嘉庚兴学记》等6本专著，与人合作编写专著8本，发表论文20余篇。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杨志坚 1948年在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指挥学院院部师职研究员。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曾参与编写《现代军事院校管理》一书。
  李书成 1949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曾调任驻日本国大阪总领事。著有《日本列岛》、《日本人的一生》及中日文注释丛书。
  许福熙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上海肿瘤研究所所长。获过上海科技奖，《光明日报》曾报导他的先进事迹。
  阮三河 1951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曾任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两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现任漳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林照道 1951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主任医师。曾任广西首届内科消化学会副主任、厦门大学医院副院长兼内科主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出席过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编著《戒烟、防癌癌、益寿》一书，发表论文30余篇。1993年起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现退休。
  林庚金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内窥镜室主任。毕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各种教学杂志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参与全国性高等医学教材编写工作。
  林武存 1956年漳浦一中毕业。现任第三军医大学医教部主任。四川省科普协会会员，曾参加《全军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识》等4本专著的编写，发表医学论文和科普作品30多篇。
  卢继传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高级编辑、名记者、科普作家，著作涉及各门类学科，有多部专著、译文出版，在国内各报刊杂志发表100多万字文章。现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曾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菲、德等国。
  陈孔明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国家对外经贸部副司长，并受聘为北京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有《利用外资务实》等专著问世，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曾出访美、日、德、以等国，其论文风行于国际。
  陈添元 1960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青岛海军潜艇学院防救研究室副主任，大校军衔，从事海军教育事业，编写教材一百多万字，发表论文13篇，多次获奖，荣获先进军人、优秀教师称号，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成果三等奖，海军授予三等功。
  余满松 1960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军医、医院副院长。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人民军医出版社社长，正师职军官，大校军衔，博士生指导教师。先后著书3本在全国公开发行，发表学术论文25篇。两次获军队科技三等奖。曾出席日中学术会议。
  曾镇南 1964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专职评论家，曾获文艺评论奖。著有《泥土与族藜》、《生活的痕迹》、《蝉蜕期中》、《当代作家话》、《未明集》等。
  吴协生 1968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福建省青年书画家协会副会长、漳州市文联副主席，职称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发表《书法的“形”“神”探讨》等多篇论文。首创“双管齐书”艺术，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作为国家珍贵礼品远送美、日、英、法、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台等地区，为博物馆、艺术馆所收藏。
  杨百屯 1974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会秘书长、副主席、博士部部长、博士生党支部书记等职。现在英国讲学。
  张群豪 1985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国家“八五”重大攻关项目《冠心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主要负责人，治疗冠心病的国家级新药“血管通”的主要研制者之一。在国内外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多篇，编著（HNESEPATENTMEDICLNE（英文版）及《当代名医临症精华》等专著。
  林武强 1985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获全国帆船锦标赛第一名，1990年获“帆船运动健将”称号。
  邵少蕙 1947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福建省亚热带果树研究室主任，对华南柑桔缺硼问题及“花而不实”研究取得一定成就，获省科学大会成果奖，发表过多篇科研论文，其事迹刊登在《福建日报》、《人民中国》等报刊上。
  吴开云解放前漳浦一中初中毕业。曾任漳浦县委副书记、云霄县委书记、漳州市委统战部长等职。现退休。
  许振祖 1947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厦门大学海洋系副教授、亚热带海洋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海洋游生物学》、《中国海洋挠足类》等书和科研论文，曾获省水产科技奖。
  陈翠年 1949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1991年起被选为致公党北京市委常委、海外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女教授联谊会副会长。曾出访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等地进行文化学术交流。
  卢拱照 1949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广东省惠阳卫校副校长。编写过40多万字参考书。1983年被国家卫生部聘请为《儿科学及护理》教材主编，1983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称号。
  陈为桢 1949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宁德地区医院五官科主任医师。1981年参加中国医疗队往西非塞内加尔工作，获塞国国家级狮子勋章和证书。
  王宗开 1951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航空工业部125厂设计员、工程师。1983年获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国家经济委员会新产品金龙奖，1983年获全总、国家经委优秀成果奖，60年代参加编写《电蚀加工》一书。
  蔡定国 1952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从事医学科研工作。至今共完成科研报告和论著48篇，向国家科委上报科研成果一项。
  王永川 1953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藻类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20多篇论文。1982年曾应加拿大科学院邀请，前往加拿大大西洋地区研究所工作。
  许崇安 1954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为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漳州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会员、福建新闻协会理事。1984年被评为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阮仲铭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被选为漳浦县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漳州市第七、八届政协常委。现为中国农学会会员、高级农艺师、漳浦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先后主持和参加科技推广项目16项，其中《全国野生稻资源普查考察和搜集》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科技成果技术改进一等奖。1993年10月起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洪阿实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是知名的同位素海洋专家，兼任全国同位素地球化学委员会委员，为美国质谱学会会员。曾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百篇，与人合作出版专著一部，有数十项科技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奖励。多次出访，获联合国原子能机构IAEA和美中交流协会证书。
  胡良彬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在南京大学任教，著书一本，翻译国外书籍2本，在全国性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5篇，曾获国家科技奖。
  陈士年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贵州省市政建设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参加过180多项工程设计，编著许多规划讲义、专著。
  林智祥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高级农艺师，曾任副乡长、县人大常委。1963年培养出“漳浦一号”番薯优良品种。1978年获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孙伟汉 195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地质矿产高级工程师，任漳浦县地震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委员。著有《福建某地蓝宝石》等论文10多篇。主编地质矿产报告数十份。1985年在福建某地发现并评价蓝宝石等宝石矿，填补了我国该类矿石发掘研究的空白，获地质矿产部找矿一等奖。1993年起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陈睦传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从事细胞生物和显微电子镜技术教学和研究工作，任教研室副主任。出版4本专著，发表多篇科研论文，获高教部及省高教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郭仲珂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教授，任北京宣武区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兼书记、北京市老人医院院长，兼任《中国防痨通讯》杂志编辑，曾被评为北京市先进个人。
  许龙江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科研秘书，为工会主席。其学术论文曾在全国声学会宣读，曾获山东省1980年科技二等奖。
  曾伟强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在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曾于1979年领导一个研究项目获天津市科学技术一等奖，1984年又获“核磁共振遗传物质研究”应用成果奖。
  蔡汉章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副主任医师，在漳州任国家体训基地医务所所长，曾发表十多篇有关女排医护保健的学术论文，多次受国家奖励。
  许元隰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厦港变电站负责人，曾获省电力系统先进工作者和省“五一”劳动奖章，立三等功两次。
  黄以结 195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编著或主编《赵家堡》、《漳浦史话》、《漳浦文化志》等书。1995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柯选火 1958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历任漳州市政府秘书、科长、漳州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现任师院办公室主任。
  陈高捷 1958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中学政治处主任，1985年起任漳浦县机关干校、电大工作站、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漳浦函授站、漳浦成人中专党支书、专职副校长等职。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吴信魏 1958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福州军医后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所长，现任福建省卫生厅药政处处长、省药检所所长。其科研成果“坑道战备贮水研究”、“检水检毒研究”、“营养需要量研究”、“眼睛适应调查研究”等多次获全军、军区科技奖。著有《实用医学统计手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法》、《卫生手册》等书。
  林炳文 1959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工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工程师。曾设计二个科技项目，分别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被评为科技先进工作者，立过三等军功。
  石守勇 1959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厦门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激光导光技术课题组长、《激光》杂志审稿人、编委。为发展我国物理科学技术作出贡献，填补了我国某些科技项目的空白，多次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李晚 1959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北京钢铁设计总院工程师。参加过我国及援外大中小工程设计和试验研究12个项目，获冶金部优秀设计奖、发明奖，通报表扬。
  吴溪春 1960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曾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漳州支队长，参加过保卫祖国领海的战斗，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扬。现退居二线。
  杨玲 1960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漳浦四中校长、副县长，选为福建省第四届党代会代表。现任漳浦县政协主席。
  巫宏毅 1960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漳浦县教育局局长，多次获省、市、县表彰，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刘牧童 1963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漳州支队边防分局中校局长，荣立过三等功。现退休。
  柯兆利 1963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厦门大学学报编辑。著有《宋明理学史》下卷、《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等。已故。
  林志民 1965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漳浦电视台、广播电台转播台台长。1979年制作地下线探测器，获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三等奖。
  许火 196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漳浦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曾参加我国核试验飞行和新机种试飞，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一级飞行员称号。
  朱惠兰 196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漳浦县“中百”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曾被选为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获全国总工会优秀积极分子称号。
  谢淑女 196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在漳浦县绥东小学任教，198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1985年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现任漳州芗城区实验小学教师。
  王亚忠 1966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现任漳浦绥南无线电厂厂长、上海恒达电器公司董事长。自1984年以来分别被评为县、市、省优秀青年厂长、省优秀农民企业家。1985年赠送母校漳浦一中学习机键盘及黑白电视机数台，先后支持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十多万元。
  吴锡镇 1974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现在漳浦县卫生防疫站工作。
  陈汉扬 1961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时自请支援边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从事钻井、行政、综合管理等工作三十多年，自1991年至今任管理局副局长，主管全局日常生产和后勤工作。
  刘炳麟 1963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中共三明市委委员、市集体林区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市林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国林业学会森林工程学会常务理事。1991年起先后分获中国林学会“劲松奖”、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司“ABT生根粉研究与推广特等奖”、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省柴节煤先进工作者、全国林业系统“引进人造板生产线达产达标先进工作者”称号。
  柯云瀚 197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中共漳浦县委宣传部长。现任漳州市文联副主席，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自1993年以来分别获第五十四回国际书法交流赛银奖、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大展银牌奖，作品收藏于日本、美国、韩国、香港、台湾等处博物馆。1990年国家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先进文化馆长”称号。
  柯志明 1977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曾任共青团漳州市委书记、市青年联合会主席，市人大常委、团中央十三大代表。曾获福建省“基础组织建设先进个人”、“优秀团干”称号及“育苗奖”。现任中共云霄县委副书记。
  蔡森民 1959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新华社福建分社通讯室主任兼供稿中心副主任。
  林仲文 1973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为福建省政协委员、漳浦县政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书法作品参加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览获“全国奖”。
  张弓 1966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吉林大学漳浦县应用技术研究所副主任、菲利克斯机电制品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总经理。所研制完成的国家火炬项目“旋转永磁退磁机”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安全磁力手”于1994年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995年被列为“县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许惠渊 1963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乡镇企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兼中国乡镇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乡镇企业、国际贸易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曾赴美国学习、考察。发表过《乡镇企业经营管理学》等专著19部，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承担多个国家级课题研究。
  蔡和睦 1952年漳浦一中初中毕业。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曾任福建省农委副主任，现任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曾被选为省农协常委、省政协经科委副主任、中共省“六大”代表。曾被聘为国务院农村发展部及农业部特约研究员，主持过国家科委及省多项研究课题，多次获奖。发表过论文数十篇，主编出版专著多种。
  张贵后 满族。1960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保健食品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对虾、河鳗、甲鱼及珍禽人工饵料中生物活性物质添加剂”和人体保健食品、饮品等十多项，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在国家专业性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黄建闽 1974年漳浦一中高中毕业。现任教设部驻香港综合有限公司事，高级工程师（正处级）。
  职业教育的奇葩
  ——漳浦职业中专学校
  吴银生 张惠阳
  金漳浦的梁山鹿水之畔，有一处钟灵毓秀，起凤腾蛟的宝地，虽无丹桂飘香，绿荷滴翠，却绽开着一朵艳丽夺目的职业教育之花，以她绰约的丰姿装扮着一方热土，这就是漳浦职业中专学校。校址建在县城北郊的虎山下，环境优美，而又位于国道324线与省道牛旧线交汇处，交通利便，讯息灵通，是读书学艺的好去处。这所学校还很年轻，而自办学15年来（至1996年）已向社会输送近3000名合格毕业生，以自已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漳浦职业中专的前身是漳浦职业中学，创办于1981年。校园辟自荒野，起初只有孤零零一座教学楼，外地学生在校外租住民房，教师在校内也无住处。上体育课要到离学校一公里远的县体育场，其他设施也少而且简。政府不断投入资金，社会各界热烈支持，校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师生员工，自力更生，迎难而上，陆续筑起综合楼、教师住宅楼、学生宿舍楼、学生食堂、校门、围墙，铺设水泥校道和运动场，建立电脑室、电教室、电工室、语音室、练功房、模拟餐厅和客房等，配备许多专业教学设备，单PC386、486电脑就有60多台。设有幼师、财务微机、涉外财会、财税、旅游服务、电子电器、计算机应用、畜牧兽医、美术、装璜、广告设计、烹饪、服装等十几种专业，在校学生近1200人，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千人校”之一，办学规模居全市县级职校之首。1995年4月25日，经省教委批准，正式升格为漳浦职业中专学校。
  全校教职员工立志把这所学校办成培养大批德智体美兼备的中等专业人才的基地，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把德育放在首位，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学校得天时、地利、人和，靠胆识、智慧和拼搏，从艰难中崛起，成为漳州市一所知名度较高和吸引力较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骨干职业学校。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涵养素质，艰苦创业意识和职业道德意识，以及改革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要求学生努力打好文化课与专业理论课基础。突出强化专业技能训练，提高学生手脑并用能力。校领导及全体教职员工认真探索教学改革思路，有幼师、财会、旅游、电子计算机、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等8个专业和学科加入省、市校际教研中心成员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涌现一大批优秀骨干教师。并从社会上招聘一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来校任教，加强教学力量，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学生以能吃苦、业务精、适应能力强著称。自1991年至1996年的5年间，财会类专业共培养出130多名国家级珠算能手，其中2人达到国家能手一级水平；幼师专业开办9届，参加全省统一录用考试，已有39人被国家正式录用为教师，其余毕业生也都活跃在城乡各地幼儿教育战线上。在1994年和1995年两年，该校有28名毕业生在对口招生考试中被高等院校录取。该校学生还在各种专业技能比赛中创造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1995年10月，在全省职校财经专业四项全能比赛中，该校代表队荣获第7名，这一成绩居全市之冠。在省职校第8届幼师专业技能竞赛中，余静同学获声乐一等奖，填补了我市空白，陈翠锦获钢琴独奏二等奖、李通英获舞蹈三等奖。历届毕业生走上社会后的良好表现引起社会各界纷纷来向学校预约聘用。学校根据人才市场需求信息来设置专业，培养社会各界需求的人才。并拓宽办学道路，与县财政局、卫生局、土地局、社企局、计生委、税务局、旅游局、畜牧中心等部门合办财务微机、涉外会计、财政税收、西医士、地政、电子电器、计生服务、旅游服务、畜牧兽医等专业。
  为把学生推向社会，学校成立以校长吴银生为组长的学生就业指导小组，深入社会，热情为毕业生牵线搭桥，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近几年来，到厦门航空宾馆、厦门海鲜舫、漳州天缘阁酒家、漳浦天福茶庄等处实习的旅游学生被招聘一空。广东东莞启德电子厂、泉州恒安集团也不远千里而来，招聘两批共40名电子电器专业学生。畜牧兽医的专业生全部对口就业。旅游专业两名学生经过近百关考核，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被厦门航空公司录为空中小姐。
  学校正在进一步发展办学规模，拓宽办学道路，优化专业结构，改革办学模式，完善教学设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扩大校园和校舍面积。一座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综合楼正在加紧建设，秋季可投入使用。学校上下一致，正在努力增创新优势，朝着省级重点职专和省级文明学校的目标迈进。
  干部培训基地
  ——漳浦县委党校
  许德胜陈兆正柯登金
  中共漳浦县委党校是一所党委培养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学校，也是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
  1949年9月23日，漳浦解放。10月1日，中共漳浦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月，县委设立青干班；同年12月，改称为农村干部训练班；1952年2月，改称为县委干部学校；同年12月，改称为县委干部训练班；1953年9月，改称为县学；1956年改称为党训班，县委干部学校；直至1959年6月才改称为县委党校。
  校长 张维正（1955.9～1956.2）
  副校长李山（1953.9～1954.6）
  副主任王和亭（兼，1954.5～1955.6）
  吴荣圭（1955.11～1956.6）
  詹昭德（1959.5～1968.9）
  叶添涛（1959.6～1959.10）
  黄奕鼎（1964.9～1968.9）
  县委党校及其前身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无定址办公，1957年才设在旧广播站的两间平房（现县委会前左侧，已拆除改建）办公；1961年改在原漳浦农校（绥安镇辕门村）；1962年改在原漳浦初师（址在埔顶今解放军团部）；1962年改在原农展馆（现县电影公司）；1973年租用县第三招待所（现县委会）等处办公；1975年6月址在绥安镇千秋楼东。
  1949年10月，为了解决新解放区任务艰巨而干部不足的问题，县委、县府决定公开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培训，学习当时的形势，党在新解放区的任务、政策，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应树立革命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观点、新作风等。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一段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到县、区党政机关工作。这批干部后来不少成长为县、区工作的骨干。
  1950年9月，县委举办两期乡干训练班。鉴于当时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出第七舰队进犯台湾海峡，台湾国民党军蠢蠢欲动，派遣大批特务到大陆组织200万政治土匪，攻打区、乡政府，残杀基层干部，基层干部中不少人思想动摇，对敌斗争意志受挫。因此，县领导组织全县乡级主干集中进行当前国内外形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剿匪反霸保卫翻身果实及剿匪的方针政策等教育。通过教育，帮助基层干部坚定立场，鼓舞斗志，树立抗美反蒋斗争必胜的信念；广泛发动群众支援抗美援朝，投身剿匪反霸斗争，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宣传。同时进行土改政策和工作部署的宣传教育，以鼓舞广大农民群众的斗志。
  这两期乡干训练班，每期11天。训练对象：乡长、农协会主席、武装队长，每期185名左右。
  1951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年12月作为草案在党内下达。1952年，县委为了宣传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交流土改各区试办互助组的经验，为今后大规模的开展劳动互助、爱国增产运动打下有利基础，举办了4期乡级五大主干和互助组长训练班。从1952年9月14日开始，到同年11月18日为止，举办4期训练班的人数计2753名。由于县领导重视，这次典型试办基本是成功的，达到了摸索经验，锻炼了干部，为今后全面开展训练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党中央确定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先后作出两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第一个是1953年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二个是1953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0月，县委举办有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参加的总路线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及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学习后组成大批工作队下乡宣传总路线，推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1955年，县委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为了提高乡干部的政治质量和政策水平，共举办7期训练班，每期9天左右。1～3期训练对象为54年下半年新吸收的和55年计划发展的党员积极分子计1200名；4～7期训练对象为党支部书记、委员、乡长、民兵队长、区一般干部计1126名。训练内容：（1）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3）党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4）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5）农村党支部的主要工作任务；（6）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1955年6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随后中央作出相应决议。同年10月底，县委举办会训结合的学习班，参加对象为县、区、乡三级党政领导，抽下乡的合作化工作队员等近千人，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央的决议及我县全面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的任务、政策和方法。
  1956年4月10日到10月4日，共举办7期训练班，每期7天左右。各期训练对象分别为乡文书（160名），妇代会正副主席、委员、代表（268名），团支部正副书记（278名），财政干部、学校教师（111名），农业社正副社长、乡生产主任（509名），乡文化干部（88名）。训练内容：（1）过渡时期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2）当前农村的基本任务；（3）党的干部政策；（4）革命的人生观；（5）业务学习。
  1957年1月20日至11月26日，共举办7期党训班，每期12天左右。1～2期训练对象为农村党员（1100名）；3～4期为农村合作社正副主任（1550名）；5～7期为村党支部委员（550名）、农村新党员（550名）、渔业社正副主任、农业社妇女副主任、乡妇联主任、团支书、民兵队长、乡政委（550名）。培训内容：（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农村的阶级斗争；（3）工业和农村的关系；（4）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5）合作化政策任务。
  1958年4月2日至11月，举办乡干部与积极分子训练班。训练对象为党支书、乡长、社主任、乡一般干部以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等258名。训练内容：（1）目前的形势与任务；（2）党的干部政策；（3）革命的人生观。接着又举办4期党员训练班，训练内容：（1）国内外形势；（2）总路线；（3）农村的新形势和宣传工作的新任务；（4）党的基本知识。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所以在此阶段举办的县委训练班的教学较切合实际，对基层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各项中心任务起了一定作用。同时，训练了一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和党的基层组织骨干，为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培植“土改干部”“合作化干部”的干部作风，如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艰苦朴素等一代干部新风做出一定的贡献。1958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接踵而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运动冲击教学，最后发展到停止办学搞运动，使党校的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59年5月，县委委任詹昭德为党训班副主任。同年6月，党训班正式改称为县委党校，詹昭德任专职副校长。1960年2月，县委任詹昭德为宣传部副部长兼党校副校长，从此以后詹昭德同志一直任党校副校长、校长、常务副校长，直至1995年4月退休，他为党校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60年，为了培养提高工农理论教育队伍，深入开展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运动，从2月6日开始，陆续举办10期党员训练班，受训人数1767名。训练内容：（1）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2）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4）怎样做党的驯服工具；（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着手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对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1961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党校各类班次学的重点是大力宣传中央的“八字方针”、“人民公社60条”、中央关于甄别定案，纠正“反右倾”“拔白旗”等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教育干部团结起来向前看，在干部作风上，加强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等传统作风教育，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先进模范人物活动，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中苏关系交恶的原因、性质及对策的教育。因此，尽管总体上“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还存在分歧，但从当时基层党政干部的工作热情、生活作风、干群关系看还是比较好的，为当时克服三年暂时困难，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一定作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各级党政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撤销县委、县人委及其所属工作机构，党校当然也被撤销了。当时设立一个县革委学习班，把原县委、政府的领导及各工作机构的干部集中学习八个月，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理论、方针进行灌输、进行清队和斗批改。
  1971年7月30日，县委恢复成立。1973年12月25日县委党校恢复成立。
  校长刘琏振（县委书记兼任，1973.12～1974.11）
  黄步翔（县委书记兼任，1974.11～1983.3）
  副校长詹昭德（1973.12～1988.3）
  蔡大兴（1973.12～1978.5）
  陈伍才（1984.1～1991.6）
  余顺和（1986.6～1991.6）
  1987年3月，县委书记承光大表示不兼任党校校长，县委于1988年4月任命詹昭德为校长。
  1973年至1977年，由于批林批孔、反派性、“反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此起彼落，教职员或抽下乡抓中心，或到县直参加运动，党校无法办班。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举国同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由此结束。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澄清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要开展“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办好党校，把办好党校作为党的一项事业看待。
  1977年，党校举办4期农村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央关于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件和拨乱反正的政策精神。
  1978年5月开始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校举办各类班次，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再次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提高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认识，使我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得到大解放。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9年以后，县委党校举办了各类班次的训练班，科局领导、乡镇领导及乡镇干部、村级干部都受过训练，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完整。党校举办培训班、轮训班、分期分批组织县、乡、村干部进行培训、轮训，学习“中特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几乎每年都举办3～4期的理论班（每期3个月），学习形式以集中辅导与自学相结合，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的基本知识等。
  1985年，接上级指示（经省委组织部、省教委批准），县委党校举办全日制党政干部管理专业中专班。学员经全国成人中专入学考试录取后脱产学习两年。学习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党建、语文、数学、地理、法律等，共举办三届：85级中专班41名（班主任何耀昌、林玉枝），86级中专班15名（班主任陈兆正），87级中专班26名（班主任林玉枝）。
  1988年改办中专班为专修班，学制一年，共举办两届：88级专修班31名（班主任张文强），89级专修班36名（班主任何耀昌）。
  1988年11月，上级任命原副校长兼办公室主任余顺和继任办公室主任；任命张文强为办公室副主任；任命原教研组长何耀昌为教务处主任；任命林玉枝为教务处副主任。
  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级党校要努力办成轮训和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
  根据中央统一规定，县委副书记黄河俊（1991.5～1992.12）、胡寿春（1992.12～1993.12）先后兼任党校校长。詹昭德为常务副校长（1991.5～1993.12）。1993年12月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欧友祥兼任校长；1995年8月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育闽兼任校长；1996年5月由县委书记刘子维兼任第一校长，张育闽继任校长。
  此时期先后任副校长的有：
  余顺和（1986.6～1991.6）
  柯云瀚（1992.3～1993.10）
  许德胜（1993.10～1995.4起主持工作）
  林作良（1995.8起）
  党校党支部：书记许德胜，副书记林作良，组织委员何耀昌，宣传委员张文强。
  从1992年起，党校每年举办一期青年干部党校学历班，学制3个月，脱产全日制学习。学习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党建、法律、思想修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等。第一期学历班学员45名（班主任何耀昌）；第二期学历班学员49名（班主任许耀和）；第三期学历班学员41名（班主任陈兆正）；第四期学历班学员46名（班主任柯登金）。
  1989年，经上级批准，县委党校设立函授站，招收省委党校函授大专班党政管理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学员经成人高考录取后入学，学制三年。
  1989年招收经济管理专业9名，毕业9名。
  1990年招收党政管理专业28名，毕业25名；经济管理专业21名，毕业19名。
  1991年招收党政管理专业7名，毕业6名；经济管理专业26名，毕业20名。
  1992年招收经济管理专业16名，毕业8名。
  1993年招收经济管理专业14名。
  1993年起，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县委党校设函授站，当年招收党政管理专业1名，经济管理专业22名。
  1994年招收经济管理专业43名。
  1995年招收党政管理专业54名；经济管理专业44名。
  县委党校在党委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教育培训干部，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领导干部。
  1991年培训10班次，培训1624人次。
  1992年培训13班次，培训2850人次。
  1993年培训9班次，培训2086人次。
  1994年培训《邓小平文选》三期1708人次，还举办如下班次：科级干部508人，妇女干部38人，岗位培训208人，非党青年干部49人。
  1995年除各类班次外，还对全县中小学青年教师近2000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
  1996年1月至6月底，分三期举办了二个主体班（基层党员教育骨干培训班30人，村委主任培训班即小康建设骨干培训班245人。同时选派四位教师到九个乡镇场和四个县直单位讲课，上半年共培训党员、干部2480人次。
  1996年录取中共中央函授大专班学员123名（其中党政管理专业71名，经济管理专业52名）。
  县委党校校园面积15.2亩，总建筑面积4303平方米，有教室、办公室、图书室、礼堂、会议厅、食堂、学员宿舍、教师宿舍等。图书室藏书5100册。
  县委党校现有高级讲师2人、讲师4人、助理讲师4人、教员2人、行政人员4人、后勤工作人员3人。有党员18人（包括离休人员5人）。
  县委党校正在制定1996～2000年的发展规划，我们相信，党校将越办越好。成人教育事业的丰碑
  漳县机关校
  ——“田大
  杨志云
  漳浦县直机关干部业余学校，是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的一所复合型成人教育学校。自创办（复办）16年来，一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跟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主动适应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办学规模、水平和效益不断发展壮大，在为我县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已发展成为集岗位培训，职业资格培训、继续教育和多种证书教育为一体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中、高等成人教育办学主体。
  此校的前身是县直机关一个文化补习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81年初，由老一辈成人教育工作者林有壬、王举才主持，克服缺师资、缺校舍、缺经费的困难，复办了这所学校，规模小，条件差，仍然摆脱不了供干部、职工初、高中文化补习的性质和地位。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心扩大这所机关干校的办学规模，加强校务委员会，并调陈高捷来任专职副校长，着手解决了办学基地、教师配备、经费来源等问题，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于1985年底，经由市教育局验收合格，开办了常年业余高、初中教学班，可以颁发与普通中学同等效力的高、初中毕业文凭。
  随着改革开放和教育形势的深入发展。县政府和主管局决定在机关干校的基础上创办干部职工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在各级领导特别是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专职副校长陈高捷率领全校教职员工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克服了教师、设备、经费等诸多困难，于1986年获省教委批准开办了漳浦县干部职工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统一领导，首批招收86年级财会专业学员60名，1989年改名为漳浦县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漳州分校漳浦工作站，始建于1982年，当时由漳浦机关干校和教师进修学校负责分工管理。于当年招收英语学科生33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30名。1985年8月，电大工作站实行独立建制，由林有壬任站长，办学条件有所改善。当年招收党政千部管理专修科一班34人（脱产学习两年）。1989年11月，鉴于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漳浦机关干校与成人中专学校、电大工作站合并，实行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体制。这样，机关干校的高、初中、大、中专的办学层次和结构已初步形成，标志着我县成人教育事业迈向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特别是1992年以后，为适应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各级各类高、中级人才的需求，机关干校一班人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努力外引内联，开拓进取，办学规模不断壮大，办学渠道不断扩宽，办学效益不断增强。1992年，干校与县财政局取得联系后，即马上组织创办以财政局副局长周秀华任站长、陈高捷任副站长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漳浦函授站，几年来，共招收学员195名。同年11月，干校主动与漳浦（竹屿）盐场实行横向联合办学，创办漳浦成人中等学校企业管理专业竹屿教学班，招收学员30名，漳浦盐场由此获得1994年度全国企业职工教育先进单位的殊荣。由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漳浦成人中专学校于1994年被省教委授予“合格学校”称号。1993年9月至1994年4月，干校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办电视中专计生管理专业和土地管理专业，共收学员100名。1994年以后，干校经过集思广益，取得多方支持，租用县电影公司一幢面积400平方米的办公楼为教室，购进39台486电子计算机，克服设备、经费、师资等诸多困难，顺利创办了成人中专普通班（全日制）和电视中专普通班（全日制）。每年可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纳入全省普通中专招生计划。1994年度和1995年度，共招收公关与文秘、法律、旅游、财会四个专业学员共160名。1996年度计划招收公关与文秘、法律、财会、电算化及工业民用建筑等四个专业学员共200名。干校还在1995年起至本世纪末，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全县青年干部外语培训工作。1996年初，又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下，从1996年8月起，干校承担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执法培训任务。
  漳浦机关干校发展至今（1996年）已拥有11个大、中专的专业设置。逐步形成了岗位培训与职业资格培训，继续教育与多种证书教育、业余教育与全日制教育配套成龙，相得益彰的办学结构和网络体系，现有在校生1504人。规模与水平已挤入全省同级同类学校的先进行列，并且挤列于全漳州市同级同类学校的前茅。为漳浦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铺搭了一座人才的金桥，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县成人教育的中心基地。
  漳浦机关干校有着较为健全的领导班子，组成了由主管教育副县长林清波任兼职校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孟恩、宣传部副部长何友麟、教育局局长巫宏毅任兼职副校长、陈高捷任专职副校长的校务委员会，日常工作由陈高捷主持。干校还建立一支思想文化素质较好，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专职和兼职教师队伍，为干校的继续发展奠定较为坚实的人才基础。学校的教学设备逐步充实和完善。现拥有三间教室，两间办公室，一间图书室，共320平方米，有录像机两台、彩色电视机两台及收录机等配套教学和办公设备。美中不足的是，随着学校规模、层次、结构的不断壮大和拓展，办学基地已显得局促和狭小，日益成为学校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制约因素。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
  人民教师的摇篮
  ——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
  柯清元
  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前身是1954年9月成立的县教育科教学研究组（简称为县教研组）。其职贵是负责全县小学的教学研究、改革工作。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业务范围扩大，教研组于1960年2月扩办为“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校址设在实验小学校园内一幢三小间加天井的平屋里（已拆建），教职工12人，分设小学教研组、函授组、工农教育教研组、幼儿教研组。1965年函授教育归云霄师范负责，校内原来的函授教育组随之撤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被迫停办。1973年起复办，改校名为“漳浦县教师培训班”，由县财政拨款在一中校园南侧建一幢三层的办公、教学两用大楼。培训班的任务仍然是担负着全县学校的教学研究与教师的培训。从1974年到1977年政治运动频繁，教学、培训工作难以开展。1978年8月恢复原校名“漳浦县教师进修学校”，嗣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校址左侧再建现有这座四层大楼，1980年8月，新校舍落成启用。当时进修学校除负责教研、培训外，还附设云霄师范漳浦分校；并设中师班，安排录取经统考及格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1982年毕业120人，1987年毕业75人，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在本县任教。
  嗣后，学校经过1985年和1995年两次较大的调整，加强班子建设，充实骨干力量，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建校以来学校的主要工作是：
  一、抓紧师资培训：师资培训是进修学校主要任务之一。培训的对象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与学员来源源而定。分在职与离职（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培训。“文化大革命”前举办三期，学员300人，每期学习半年左右，着重提高学员的文化素质。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学习省编的中师函授语文、数学教材。1961年9月至1962年7月继续举办一年期的教师培训。设2个教学班，学员100人。学习语文、数学、理化、生物等科，以求扩大学员的知识面。1981年到1985年举办5期，对退休教师的补员子女，文化程度较低的，予以集中培训，学员220人，学习内容有小学语文、数学教材教法等。1985年举办师范班、在、离职函授、小教自学考试函授班等，计12期，达到中师毕业水平的742人。1958年，龙溪地区教育干校函授部撤销，函授师范教学下放由县负责，从此，函授教育成为进修学校主要任务之一。1985年县组织高中66届毕业的在职小学教师299人参加中师自学考试，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两科，有235个学员各科考试均及格，获中师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进修学校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小学语文教学骨干教师培训，学习教学大纲、新教材、汉语拼音、教材教法、自然、体育、音乐等教材，还有幼儿园教养员参加的各类型培训，时间7天至1个月不等。参加培训者从1978年至1986年共1091人。1978年起举办中学教师短期培训，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时间少者1周，多至1个月。其中以英语科培训最为突出，从1978年至1983年每年坚持假期培训。这一段时间参加各科培训的教师共1604人（次）。此外，还举办小学行政干部培训班，有校长、教导参加。学习内容有政治（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常识）、教育学、心理学等，参加培训者43人。（各类培训情况参见附表）。
  二、教研工作：教学研究工作是进修学校又一项主要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前县的小学教研人员以实验小学为教研基地，定期深入到各学区、中心校蹲点，走遍全县各地，包括革命老区的龙岭、山城、车本和海岛岱嵩、整美，及于与邻县交界的官浔、北旗等校，巡回听课，然后将各小学校长集中到学区通报听课后的情况，总结经验，找出存在问题，共同探讨如何掌握各科教学规律和提高教学质量，巩固学额和办好学校的途径。“文化大革命”以后，小学教研人员由原来3人增加到现在的11人。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从一年级起步和六年级毕业班的语文、数学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带动其他班级。利用寒暑假集中各学区的骨干教师到县进行教学研究，以讲话、听课为契机，推动教改工作的开展。推广邱学华的小学教学尝试教学法。1984年暑假开始，教研人员主要工作放在各年级语文、数学练习卷的编写上。1986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教研工作的重点放在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教研人员以县实验小学和绥安学区各小学为重点，每周二深入课堂听课，推动教师进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思维训练为主线”的课堂教学改革，其他时间教研人员则分片负责各学区、中心小学，深入课堂听课，还抓了实验小学进行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语文教改实验班（自1984年9月开始，进行了四个学期）。赤岭的前园小学、白竹湖的顶城小学采用中央教育部科学研究所编写的语文教材，按集中识字，加快识字量，达到提前读写的目的。（自1985年9月开始）。
  此外，还开展各科教学竞赛活动，以丰富教研内容。1985年上学期组织小学语文、数学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竞赛，选出语文、数学两科一等奖、二等奖各6名，合计22人得奖（含其他奖）。自1979年至1985年，各科竞赛得奖师生共54人，（其中集体奖12个）。
  中学教研活动由学校的中学教研室具体抓。从1978年春才开始（过去教研工作只抓小学）。学校配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科的教研人员，开展这5科的教研活动，当时因为政治运动频繁，人员调动、正常的教研活动难以开展。1984年8月，调配英语、物理、化学专职教研员，工作继续进行。教研内容主要是抓初中各科任课教师教材教法的进修与考核。以六所完中（第一至第六中学）招生区为主轴，分为六片中学各科教研网络，进行课堂教学、听课活动，探索改革教学方法，研究各科复习考试，特别是初、高中毕业班教改与升学指导等工作。中学在教改方面的尝试有漳浦一中初中语文采用中央教育部教科所编写的初中语文实验课本（阅读、写作与汉语教材分开）和漳浦一中、漳浦二中采用中国心理学研究所编写的初中教学辅导教材的教改实验班，实验后与普通班比较，教学质量有一定的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比较强。
  1994年8月，学校整顿班子，新的领导班子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重整办学新模式，排除或减少非教学性研究、培训的活动，专心在提高教师素质、教育质量上用功夫。现（1996年）学校办有各类在职培训班23个、学员达到1537人，其中公办、代课教师中师函授班学员540人；幼师函授班122人；小学教师大专自考助学培训班860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49人，其中专职教师44人，内含高级专业技术职称7人，中级专业职称20人，占专职教师总数的65.8％。近年来，学校深化内部管理改革，以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效益质量的提高，现已逐步形成校级决策，处级监控服务、组织实施的良性管理网络，实行校组二级目标、二级考评、二级奖惩的管理体系，保证了学校基本建设，教育教学工作和生活服务的高效益、高质量、高水平。几年来学校教师撰写的教学论文发表在省、市以上刊物的18篇，其中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12篇，达到省级以上水平的论著和教学用书四部，学校中学教研室被评为福建省教研先进单位。
  漳浦县体育运动概况
  林祥瑞
  漳浦县体育运动源远流长，历史上各种体育活动很活跃。
  明初，在学宫建射圃，把体育活动列入教学内容。明中期以后，尤其是嘉靖（1522～1567）年间，倭寇祸患惨重，民众为自卫而兴起练武之风；明末战乱，清初郑成功长期在漳浦一带与清廷对抗，民间练武习拳之风继续发展。所以，明、清两朝武科人才辈出，民间拳术活动也极为盛行。其他民间体育尚有棋类、龙舟、舞龙、舞狮、风筝等项目。据《漳浦县志》风俗篇记载：“五月，舟人竞渡角胜，中流箫鼓，先抵岸者夺锦标为乐。”“九月，儿童于郊原以长绳系纸鸢为戏，风中纵之，高可入云。”足见这些民间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
  光绪末年，进行学制和教学内容改革，漳浦县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将原来官学办成“中西学堂”，增加许多从西方传入的教学内容，其中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有足球、网球、柔软体操等。
  民国元年（1912年），在官办的小学中开设体操课（后改为体育课）。民国18年（1929年）5月，在兴教寺广场举行全县高等小学生运动会，这是漳浦县首次举行全县性体育比赛。三十年代中期，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设在漳浦，促进漳浦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县城新路尾近“倒城隙”的西城边开辟一个具有6道400米环形跑道的体育运动场。民国25年（1936年）是“福建省体育年”，5月，在漳浦县举行第五行政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把漳浦县的体育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漳浦县积极组队，参加比赛，获团体总锦标第1名和学生组总分第1名的好成绩（请参阅第11辑《福建省第五行政区体育运动大会》一文）。至民国31年（1942年），漳浦县共举行四届全县运动会，并选拔运动员参加福建省第四、五两届运动会，有1人参加远东运动会。抗日战争期间，县专设“体育场”机构。抗日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党团斗争剧烈，影响体育活动的发展。
  民国时期，较著名的田径运动员有蔡峻德、刘芳海等，蔡峻德于1927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10000米成绩列第6名。刘芳海于1935年9月参加在厦门举行的第五届全省运动会，获得男子跳远第4名；著名球类运动员有陈明川、吴兰芳、蓝炳煌等。陈明川善踢脚球，吴兰芳善打篮球，蓝炳煌（后改名明光）为排坛后起之秀。民国时期还涌现第一批女运动员，如曾敏英、叶宝仁、王宝珠等，曾敏英善篮球，叶宝仁善赛跑，王宝珠在福建省第五行政区运动会上夺垒球比赛冠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漳浦县体育活动蓬勃发展。1951年11月，成立漳浦县体育支会筹委会。1956年5月，成立漳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并成立各种体育协会。在机关、学校推行工间操、课间操和“劳卫制”体育锻炼。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漳浦支行被评为省群众体育先进基层。自1949年至1966年，共举行四届全县运动会，首届职工、青年运动会，四次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和多次体育比赛。并组织代表队参加龙溪地区第一、二届运动会和田径运动会，取得较好成绩。至1966年，全部刷新民国时期全县田径记录。有26人次入选龙溪地区队参加福建省一至五届运动会，共荣获11枚金牌和1人破全国记录的优异成绩；有6人入选省体工队，并代表福建省分别参加第一、二届全国运动会，取得1个银牌、2个铜牌和1个第4名的好成绩；陈万枝获自行车200米银牌、自行车300米铜牌，陈惠军获4×100米接力铜牌。1966年11月，陈万枝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自行车比赛，获1公里个人第1名和4公里团体第1名的优异成绩，为国争光。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8月，漳浦县男子排球队参加在龙岩举行的福建省排球乙级联赛，勇夺冠军，晋升为省男排甲级队，使漳浦县男排步入省男排强队的行列。这一时期是漳浦县体育开拓时期，为以后的体育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教学都停止活动，体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1972年6月，恢复漳浦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并正常开展工作。1973年9月，成立漳浦县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简称“少体校”），抓紧群体工作和致力于人才的培养。1974年8月，建成具有2500个座位看台的灯光场。1975年和1978年，有6个单位被评为省体育先进集体，有2人被评为省体育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自1972年至1978年，举行多次群众体育比赛和三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组队参加龙溪地区第三、四届运动会，田径成绩由全区中游跃居上游，共获得11枚金牌，13枚银牌和16枚铜牌的好成绩；有10名运动员入选龙溪地区代表队，参加福建省第六、七届运动会，并取得较好成绩。这一时期，漳浦县体育事业与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从挫折到复苏阶段。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体育工作获得新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到漳浦县视察，给全县的体育工作以极大的鼓舞和促进。1983年6月，重新整修县体育运动场，建成具有8道400米环形跑道标准田径场。1984年5月，县体委贯彻国家体委《关于加强县体育工作的意见》的精神：“把创体育先进县活动切实开展起来”，制订“五七”规划，体育场地要达到“两场、一池、一房”标准的配套建设。1985年，体育工作按照“党委领导，体委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共办”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推进体育社会化。1986年6月，漳浦县创建体育先进县的条件业已成熟，县政府向国家申请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1987年，漳浦县被命名为“省体育先进县”。县体委在抓紧群体工作的同时，也认真做好体育宣传工作，扩大社会影响，加紧推进体育社会化的进展。1988年3月，由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体育先进县”检查验收小组一行四人，来漳浦县进行检查验收。9月3日，漳浦县获得“全国体育先进县”的光荣称号，县长王良才到北京中南海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并领回金光闪闪的铜匾。至1991年，全县有5人7次受国家表彰和奖励。有16个单位、26人次受省表彰和奖励。学校体育方面：体育教学逐步走上正规化，师资质量提高，队伍扩大，进一步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增强学生体质。1985年至1989年连续四个年度被省体委评为省体育锻炼“达标”先进县。
  竞技运动方面：漳浦籍高级教练蔡添响出任国家射击队主教练，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第24届汉城奥运会和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上，为祖国立下大功；漳浦籍运动员3人5次参加国际比赛，获得优异成绩；任虎参加香港篮球邀请赛，获埠际第1名、国际第3名。陈合成参加菲律宾排球公开赛，获男子排球冠军。张娅芬参加新加坡国际帆板公开赛，获M场地赛第一名、三角绕标第2名和参加香港国际帆板公开赛，获三角绕标第2名；有9人入选福建省代表队，参加第四、五、六届全国运动会，荣获金、银牌各1枚和3个第7名；陈合成获男子排球金牌、林武强获帆船飞行荷兰人型银牌；有17人入选漳州市代表队，参加第八、九届省运会，荣获4枚金牌、4枚银牌和3枚铜牌的好成绩；组织体育代表团，参加漳州市（地区）第五、六届运动会，各项团体成绩获得1个冠军、2个亚军和4个第3名；1989年9月，举行第五届全县运动会，有20个代表队1400名运动员参加11个大项目的比赛，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竞赛项目和运动员最多的全县运动会。同月，县政府通报表彰县体育先进单位50个，体育先进个人100人，这在本县尚属首次。
  人才输送方面：各中学和业余少体校培养大批人才，至1991年，向省体工队、省体校和大中专院校输送体育人才共223人，其中省体工队32人，省体校20人，高等体育院校99人，体育中专72人。
  场地建设方面：1983年和1986年，进行两次全县体育场地普查，至1991年，县体委系统有标准体育场、室外游泳池、有固定2500座位看台灯光球场和室内篮球房各1个；全县各地有6道400米环形跑道田径场1个，小运动场15个，足球场1个，篮球场69个（其中灯光场4个）和排球场73个。
  此外，成立县体育辅导站、县体育教学中心教研组，办“漳浦体讯”和开设体育宣传栏，加强体育科研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漳浦县体育事业正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兴旺地发展。
  1992年至1995年，漳浦县体育事业巩固和发展“全国体育先进县”的争创成果，进一步增强体育事业的总体实力，使体育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向着高标准的“全国体育先进县”健康地发展。1992年3月9日，原国家体委主任、现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李梦华到漳浦县指导工作并题辞。7月，漳浦县通过“全国体育先进县”检查合格。1993年8月，盘陀镇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使漳浦县体育事业向农村深化地发展。9月，在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漳浦一中、县少体校受国家体委表彰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1994年12月，成立漳浦县体育总会，为深化体育事业的改革做了实质性的工作。1995年，县少体校被省体委评为91～94年度福建省体育业余训练先进集体，2个田径教练被评为优秀教练员。
  1992年至1995年，体育战绩辉煌，并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92年7月高级教练蔡添响出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射击队主教练，参加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1995年，蔡添响第四次出任国家队射击主教练，准备参加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为国争光。1994年8月，漳浦籍运动员朱阳河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帆船锦标赛，获莱塞级第4名。1995年1月，漳浦籍运动员朱河阳、林长福参加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四届海湾国际帆船锦标赛，分别获得莱塞级第1名和第3名；有5人代表福建省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取得1枚金牌、第4、5名各1个和2个第6名。朱阳河获帆船莱塞级金牌，是漳浦县第2个全运会冠军；参加全国比赛取得前3名的有：1992年4月，全国少年儿童田径选拔赛在福州举行，漳浦籍运动员林乔青获少年组女子800米第2名。1993年8月，李智萍获全国少年儿童田径分龄赛跳远组四项全能第3名。1994年7月，林智生参加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重点中学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赛，获100米第2名，成绩10″9，破市记录，使漳州市男子100米成绩首次突破11大关。1995年5月，在全国少年儿童田径分龄赛中，蔡小宝获13岁四项全能第1名，洪荣飞获14岁组四项全能第2名和跳远第2名，胡育才获14岁组短跳组四项全能第3名和跳远第3名。7月，全国帆船锦标赛在浙江舟山举行，漳浦籍运动员黄培练获芬兰人级第1名，林武智获飞行荷兰人级第2名，孙惠君获女子激光级第3名。又少数民族运动员蓝必涛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获得两个第2名和1个第3名。1992年10月，漳浦县14名运动员入选漳州市代表队参加福建省第十届运动会，取得3项第2名和1个第3名，有1人破市女子成人组记录。1992年10月和11月，漳浦县举行第六届运动会，分县直系统和乡镇场进行比赛，有8个系统，23个乡镇场参加11个大项目的比赛，是漳浦县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县运动会。
  绥东老年人协会规模为全县之最
  林河清
  绥东老年人协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各级领导重视关怀和香港同胞支持赞助下，会务迅速发展。会长张炳南、副会长李田生带领全体理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认真贯彻上级指示，按照协会宗旨，努力开展“五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活动，成绩卓著。会员人数开始时200多人，至1995年发展到825人，包括农民、居民老人，其中有退离休干部、职工254人，成为全县规模最大，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村、街一级老年人协会。3年间被市、县评为老龄工作先进单位、老龄工作示范点，获“离退休职工管理之家”、“关心下一代”等光荣称号和表彰。
  具体表现在：
  一、修饰会所，购置娱乐设备。由该会名誉会长、香港慈善家李庭光献赠29寸彩色电视机、录相机、投影机、录音放音收音三用机、乐器等，并有康乐球、棋类、麻将牌等，达到“老有所乐”。
  二、订购报纸、书刊、创办老人学校，经常学习文化和法律知识、时事，并练习健康操、舞剑、太极拳、香功，达到“老有所学”。
  三、提倡敬老尊老。3年间举办老人讲座、儿女讲座25期，受教育者2600多人次，学习《福建省老年人保护条例》，要求共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取得效果，出现许多孝敬老人的事迹，尊敬老人成为风尚，如刘钦赐在春节贴春联：“家有老人家幸福，国有老人国强盛”，代表一般人心声。个别有不孝敬父母的，做好宣导、调解，使尽起扶养老人责任，确实困难的，给予补助，使“老有所养”。并且每年分四季各一次为老人集体祝寿，由名誉会长李庭光设宴款待，送红包和礼物。
  四、设立义诊室保健室，由李庭光捐赠各种医疗设备，聘请医师，专门为老人义务诊病、检查身体，不取分文，药费按成本价优待，确有困难的，给予补助，使“老有所医”。
  五、发动老人发挥余热，配合村委会、居委会，认真做好家庭调处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协同宣传，落实计划生育，实行晚婚晚育，并及时为老年人排忧解难，会员“老有所为”，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力所能及的贡献。1995年，绥东村、街有22户被镇人民政府评为五好家庭，有25人被评为好老人。村、街有很多幸福老人，至1995年，有“金婚”夫妇35对，“钻石婚”夫妇5对，有百岁以上寿星1人。
  慈善家李庭光与绥东老年人协会
  林河清
  李庭光是香港著名慈善家，原广东省汕头市郊人，13岁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到香港谋生。勤劳俭朴、艰苦创业，经半个世纪奋斗，终于事业有成。他致富后热心慈善事业，任香港普贤佛学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长。
  1984年冬，李庭光在漳浦找到抗战期间失散的胞弟李田生，李田生谈起，他退休后唯一饶有兴趣的事是参加老人协会。李庭光从胞弟口中得知绥东老人协会办得很红火，正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医”目标迈进。他深受感动，说：“爱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1993年春节前夕，李庭光从香港汇来港币3.5万元委托绥东老人协会给每个会员贺年送红包，并于元宵设宴送礼品，从此开始了对绥东老人的关心照顾。绥东老年人协会聘他为名誉会长，并推选他的胞弟李田生为副会长。
  李庭光平生行慈善、广济博施，惠利群众。他身居香港、心向祖国大陆，早年已在广东祖地投下大量资金，为贫困群众做了大量好事，深得各界群众赞扬。自获悉漳浦县绥东老年人协会是健全的群体组织，便决心通过这条渠道来实施慈善，支持和赞助老年人事业，自1993～1995年的3年间，先后汇款21万元，给绥东老人协会维修会址，购置桌椅、彩电、录像机和一批乐器，为老年人娱乐提供设备，大家经常欢乐一堂，看电视、录相，听音乐、合奏乐曲，笑语欢歌，其乐融融。
  李庭光先生为提倡敬老尊贤，自1993年冬起，每季来款来电，按春、夏、秋、冬四季为绥东老人举行一次集体祝寿，设宴为老年人“做生日”，还赠送寿面、蛋糕、布料等作为寿辰礼物，恭祝老年人健康长寿。广大会员笑逐颜开，如72岁的会员曾桂激动地说：“我吃到70多岁，做生日还是第一次”。她的子女知道后，感到羞愧，对她说：“娘，今后我也给你做好生日”。她的媳妇也更加孝顺起来，现在一家和睦，出现孝敬老人新风尚，使她过好晚年。在李庭光先生尊老敬老精神感召下，推进了社会文明新风，尊敬老人、孝顺长老蔚然成风。
  为关心老年人健康，李庭光在一系列关心老人的举措的基础上，1993年～1994年共汇来人民币共8万元，用于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翌年7月又添置一台日产106型心电图，以及其他先进医疗设备，供绥东老人协会建义诊室，聘请一名县医院退休主治医师和一名护士，专职为老年人诊脉看病，药费按成本价优惠，诊疗、检查、化验等均免费。义诊室成立后，即给全体会员作健康检查（其中有156人进行心电图体检），以后定期进行常规体检和跟踪检查，发现症状，立即开方配药，及时治疗。会员刘建和已80多岁，身患高血压，瘫痪多年，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义诊室发现后，何医师即登门诊治，设家庭病床，经一段时间治疗，刘建和的长年固疾终于痊愈，不仅能走路，生活上也能自理。他激动地说：“李庭光先生真是救命恩人”。
  由于医生、护士精心为老人服务，赢得会内会外群众好评，如今外地农民也纷纷慕名前来求诊，义诊所一视同仁，概按会员优待。据1995年统计，应诊患者已达5000人次。共颂李庭光先生功德无量，心存济世，“李庭光义诊保健室”已成为漳州市第一所老协保健室，名扬各地。
  1995年4月2日，绥东老年人协会洋溢一股热烈气氛，在镇、县、市各界有关人士参加下，“香港李庭光先生扶助基金会”宣告成立。这个基金会采取长期扶助和临时资助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对老协会员中的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26人给予定期补助，解决其衣、食、住、医、葬等问题。另有因遭天灾人祸的特困户也进行一次性的生活补助。单身汉会员林长安患病期间，老协会安排专人照料，理事会领导多次带领医师登门慰问和治疗，年初病故，基金会担起后事，并组织会员举行送丧仪式，体现“病有人看，艰苦有人帮，死后有人葬”。该会成立以来，已发放扶助基金23.5万元。1996年起基金会扶助范围从绥东老协会员扩大到社会上，县内石榴、官浔等地和归国难侨，省内云霄、南平和广东省的一些地方，受到基金会扶助人数达150多人次。
  李庭光先生举办扶助孤苦老人基金会，行善积德，声誉远播，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中华老人报》、《福建老年报》、《福建老年》杂志、《福建侨报》、《闽南日报》等报刊都予以报导，表彰他的功绩。
  绥南老年人协会“四个全县第一”
  叶艺
  漳浦县绥安镇绥南村（街）位于县城南隅，总人口5250人，60岁以上老年人486人，其中农民176人，居民310人（包括离退休干部职工）。1988年成立群众老年人组织——绥南老年人协会，当时会址在村委会，会员110人，会长詹坤玉。1991年老协会重整机构，修整在南街的“詹御史”祠堂，作为老协办公和活动场所，有四间平房一大厅，150平方米。现有会员392人，占村（街）老年人总数的80.2％。1991～1996年5年间，协会首先调整充实领导班子，选举退休的原村党支书柯炳坤任会长，原副支书黄秀梅、原居委会党支书曾美、原城关供销社经理陈竹林为副会长。协会为理事制，由会员大会民主选举65名会员组成理事会，选举11人为常务理事，主持协会工作，每天轮流值班和负责处理协会日常事务。设出纳、文书、保管各1人。聘请村支部书记王日清当名誉会长，退休县职中校长詹金龙为顾问。常务理事中共产党员5人，老村（居）干部5人，退休干部4人。他们都是热心老龄工作，有威望、有奉献精神的原领导千部。理事会下设4个工作组：民事调解组、福利事业组、财务计划组、文娱活动组。由正副会长兼组长。（1）民事调解组负责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调解老年人财产、赡养纠纷的事。单93年就调解14起，1994年下降到4起，1995年又处理两起“老大难”的赡养问题，做到老人、子女、亲属三满意。由于老协会做好教育、宣传，使全村基本实现无虐待、遗弃和赡养老人事件；（2）福利事业组：经常走访会员，关心他们的辛苦病痛，对长期病和特困户老年人进行慰问；探访住院会员；为逝世会员送葬送花圈。每年重阳节、春节登门为80岁以上老会员送红包、新衣。（3）财务计划组：负责把好财务关，勤俭理财，保证基金会增值部分70％资金用于老人福利事业，全心全意为老会员服务。（4）文娱活动组：负责每天早晚会员的“香功”锻炼，老年大学上课，老年人日常用字的教读，教唱革命歌曲及《老年协会好》等方言芗曲；排练文娱节目；放映录像，播映电视；组织弦管乐、击乐、弄狮等活动；组织节日文体活动等。
  平时协会的事务分工合作，各负其责。而财务问题，重大活动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集体研究。协会还按住宅区划分10个会员小组，各选出正副组长，负责召集会员开展各种活动。协会每年发展会员一次，有健全的入会程序：由个人填表申请，理事会审批公布，使每个会员树立当个协会会员的光荣感，加强组织观念，更加热爱协会。
  协会重视自身建设，做到有章程、有活动中心与设施，有活动经费。
  一、有规范的章程。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保护、自我服务为总则，充分体现老年人自治群体的职能。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等“五个老有”为奋斗目标。把协会的宗旨、性质、组织原则、领导、任务和会员权利与义务用6章21条明确规定，由会员大会讨论通过执行，并公布上墙，民主监督。
  二、有自己的活动中心与设施。协会办公室做好建档工作，设立一卡（会员基本情况登记卡），二册（会员花名册、60岁以上老年人花名册）、四簿（会议记录簿、好人好事登记簿、重要活动议事簿及各种总结汇报簿）、活动中心厅上布置大方、美观、整洁，墙上挂上《条例》、《会章》和活动中心7条规范制度及全体会员团结争得的各级奖状。灯光、风扇、音响、电视录像设施齐全，《中华老年报》、《闽南日报》、《福建老年》、《法制报》等十几种报刊杂志供老年人阅读，乐器、娱乐用具供老人演奏；还有象棋、扑克等老年人娱乐玩具。做好卫生和茶水供应，使活动中心真正成为老年人喜往的“老人之家”。
  三、有活动经费来源两基地。村两委重视老年人协会建设，于协会成立时即拨10万元人民币作为老人福利基金会的铺底基金，1993年拨30亩果林场作协会创收基地。每年又拨600元供活动中心茶水费。1994年4月，县第一个老人福利基金会“绥南老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群策群力，使协会“两基”经济实体巩固，协会各种活动有经费保证。
  1992年3月，绥南老年人协会成立关心下一代协会（简称关协），1995年3月改名关工委，充实领导力量，聘村委书记王日清和退休老校长叶美云为名誉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吴锡鑫为顾问，小学校长和理事为领导班子成员。绥南关工委带领全会老人关心下一代，做好青少年教育工作。1992年秋在绥南小学设立小学奖学金制度，属全县首创。3年间，共奖学179人（次）、3471.50元，获奖人数逐年增加，获奖项目从应试考分扩大到体音美比赛获优胜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出现许多在县、市、省、全国各种竞赛中的优胜者。以机智勇救人的学生柯金贤于1995年获漳州市“十佳好少年”称号。
  1993年创办“绥南家长学校”取得较好办学效果，办学经验于1995年在漳州市家教工作研讨会上作过典型介绍。为拓宽家教领域促进两代人教育，尽祖辈对子孙教育之责，1995年协会在老人中办“爷爷奶奶家长班”，通过家教知识学习，提高了家长的自身素质，使家庭教育工作有“五个转化”：（1）家长从片面追求分数向培养全面发展，支持子女参加“第二课堂”活动教育观念的转化；（2）家长从怂恿、迁就、溺爱向用“闪光点”正确鼓励教育子女方法的转化；（3）家长从不关心子女学习和变相体罚子女向关心辅导、耐心说教的教育方式转化；（4）家长从言行不检点向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教孩子做人的行为转化；（5）家长从反对买家教课本向自觉购买家教知识丛书行动的转化。学生家长们还经常帮教“违纪”学生和社会上的“违法”青少年。以参加绥安镇“少年法制学习班”的15个青少年为帮教对象，建档分工负责，落实帮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还主动帮助班科任教师工作，使学校出现新面貌，校园治安防患也作了协调，创建良好学习环境。
  协会有自己的“老年学校”，为全县最早的村级老年学校，附属于县老年大学。在政治上、心理上、科技文化方面，帮助老年人学知识、炼身体、陶冶情操、保持晚节。提高老年人“为”的素质，丰富“乐”的内容，增强法律意识，改善医养条件，让老年人晚年更有生命力。（1）讲政治、讲计生和老人卫生保健知识，提高老年人思想觉悟和自护能力；（2）讲家教知识，认识家教的重要意义，学习家教方法，帮助爷爷奶奶学习正确教育子孙的办法；扩宽家教领域。（3）学法，学习《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福建省老年人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条款。学法、懂法、用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使家庭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和睦家庭、邻里关系。（4）建立有线广播站，每周六、日两次播送《条例》、《纲要》。为扩大教育面，带动全镇宣传工作，协会无偿将转录磁带送给东、西、北和南门老协广播。（5）自编课本：A、收集印发《婚姻法》、《继承法》等等有关条款40条的小册，作为方法教材；B、编印日常用语文字识字课本；C、编写《老年协会好》方言芗曲；制订敬老、养老、尊老八条标准作为村（街）乡规民约，以丰富学校学习内容。
  1994年6月，以老协为基层成立绥南老人体育协会，是全县村级第一个老体协，成立大会上，由县老体协授牌。结合老人卫生保健课开展体育锻炼，坚持两年“香功”活动，收到良好效果。1995年被省老体协评为基层老年体育活动先进单位。在1994年全省拳功操万人汇演和1995年县老年运动会上表演，得到好评。
  4年来，绥南老协会不断发展，成为一套领导班子6个牌子的老年人自治群体，创建四个全县第一；村老年学校、老体协、老年福利基金会、小学奖学奖教金制度。还有绥南关工委、离退休职工小组都做了不少工作。老年学校创造性的经验在漳州市老龄教育会上作典型介绍，绥安镇老龄工作、关工委工作现场会两次在绥南老协召开，由詹叶撰写的《办好老年学校造福桑梓》文章刊登在《福建老年》杂志上，也为市老年教育年会材料。老年基金会不断壮大，现拥有近20万元的活动基金，投放闽燕啤酒厂，收息作为协会活动经费和老人福利。1992年至1995年连续5年被评为老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治安调解先进单位。1995年群众文娱活动连获三次奖。1996年被评为福建省老年协会先进单位。
  绥南老协会将再接再厉，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为创办规范的“托老所”而努力，登上老龄工作新台阶。
  绥西老年人协会的发展
  曾永茂
  绥安镇绥西村村民居住在西街、麦市街、兴教巷、青年路、西门、西湖自然村、埔顶自然村一带，后来发展到龙泉路、仙阳路，既近在闹市，又在风光优美的好景山（虎仔山）之麓，西湖之滨。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有发展，1988年人均收入850元，村财收入20万元。同时，老龄人逐渐增多，1988年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2870人的7.8％，在所有580户中，有的每户有一两个老年人，有的因分家而几户共有一两个老年人。昔日为社会出过力流过汗的主要劳动力，这时进入老年人行列，村“两委”关心他们的晚年生活，逢年过节为他们送红包，但还没有一个安逸的老年人活动场所，热心的老村民和社会人士倡议成立老人娱乐室，村两委大力扶持，先拨款5000元维修驿内庙（宋“仙云驿”，元、明、清为“临漳驿馆”，至民国仅存驿庙，新中国成立后曾为绥西农业社办公处），后再拨款购置一些娱乐用具，成立老年人娱乐室。当时参加的老年人只37人。白天在那里闲谈、娱乐、消遣，晚上听说书。有的老人自献茶叶，供应开水，有的从家中搬来桌椅、茶具、煤油灯（当时还没有装电灯），就这样因简就陋地逐步开展活动。漳州市委宣传部吴玉辉等同志来县检查“一扫二反”（扫除丑陋习俗，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铺张浪费）工作，听说绥西村有老年人娱乐室，很感兴趣，由县有关部门领导人陪同来参观、指导，鼓励说“开拓老龄人事业，你们先走了一步，要发挥优势，加以发展。”他回漳州后即寄来许多书籍、画刊、杂志，供老人阅读。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
  经过积极筹备，绥西村老年人协会于1988年10月5日正式成立，会址仍在驿内庙。这是较早成立的老年人协会，当时省、市、县、镇老龄委均未成立，村之上还没有老龄人工作的专门指导机构，我们初步组织老年人协会又缺乏经验，仅仅是“土法上马”。但我们宣告成立之后，即得到县人大及文化、体委、政法、新闻、广播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赠送各种不同的娱乐用具和读物，出生于绥西的寓台同胞蔡国达先生回乡探亲，见有这么一个老年人协会，即购赠彩色电视机、三用机、电风扇。
  村两委大力支持老年人协会，经常开支实报实销，每年为老人协会支付经费20000元左右，会员交纳会费专款用于老人福利，不足部分由村委会拨款补助。财务管理遵照制度，并按月公布。桌椅、用具由村委会拨款购置，连同各界捐赠的，都造册登记，并公布。
  驿内庙面积一百平方米。两边墙上辟有老人写作园地，供会员抒发感情，发表意见。阅览室有各种图书、报纸、杂志。娱乐室有彩电、三用机及其他娱乐用具，会员可按自己的爱好选择活动项目。
  由于其他各村未有老年人协会，所以许多邻村的老人和街道居民中的老人加入绥西村老人协会，会员数迅速增加到673人，及至各村相继成立老人协会，按照尊重其本人意愿的原则，一部份改入于所在地的老人协会，一部份仍留在绥西村老人协会，至1996年上半年，绥西村老人协会会员516人，其中退离休干部58人，退休职工125人，居民152人，村民181人。在所有会员中有知识分子106人。协会全称“漳浦县绥安镇绥西村老年人协会”简称绥西老人协会。设理事会，聘请名誉会长1人，顾问2人，设会长1人，副会长4人，秘书长、副秘书长、会计、出纳各1人，理事19人分掌人事组、理事组、文宣组、调解组，及老年人体育协会、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退休干部管理服务组、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妇女辅导组。名誉会长李松辉、顾问李林昌、林惠国（台胞），会长李传来（村支部书记兼）、副会长林树森、戴凤舞、陈清江、陈安成、秘书长曾永茂、副秘书长陈仲甫、会计余清溪、出纳蔡宗，理事李传来、林树森、戴凤舞、陈清江、陈安成、曾永茂、陈仲甫、余清溪、蔡宗、戴秋金、蔡良、蔡葛龙、曹耀九、蔡康惠、陈丽芬、陈素心、杨秀凤、蔡南华、朱惠。又按会员居住地点划分为10组，各设组长1人，调解员2人。
  省、市、县、镇各级老龄委相继成立，绥西村老年人协会在上级老龄委指导下，按照国情和本地实际情况，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为目标，展开老年人工作。关于“老有所养”，按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及法律，前辈负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后辈负赡养老人的责任，按照《福建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条例》给予宣导，有因小事家庭不和睦的予耐心说服、调解，都能化解矛盾，共享天伦之乐。有少数孤苦老人，由村供养，或报政府给予救济。实现“老有所医”是目前农村没有公费医疗制度情况下一个比较不容易完满解决的问题，村里只能重点帮助解决特别困难的家庭为老人治病。平时结合敬老养老宣传，要求村民对家中的老人注意养护，使能健康安度晚年。村民经济情况一般不错，对一般医药费的负担大都没有困难。在老有所为方面，一般老人还是有所作为的，大都能从事一些田间的辅带劳动或家务劳动，有的还在经营小商贩，有的还在发挥专长，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老有所乐”方面，老人不过喜欢听音乐、看电视、听故事、下棋、玩牌，这些在老人活动室里都能解决。有时老年人协会组织会员出发旅游，村两委大力支持，发给租车和其他费用。在“老有所学”方面，阅览室的书报不断补充，每天均有许多老年人在那里阅读。1995年成立老年学校，每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利用绥西小学放假时间，借用其教室上课，学习文化、法规、卫生保健知识、国内外时事、音乐等，聘请退休教师前来授课，并于每天清晨集中到县体育场学习健身操（包括关节操、木兰剑、木兰扇舞等）。学员学习情绪甚高、成绩显著。老人学校一切活动费用由村委会负担。
  绥西老人协会得到各界支持赞助。特别使会员感动的是：浦一中校长何重印于每年重阳老人节带领师生来慰问老人，并送礼品，绥安镇中学、绥西小学常来为协会清理环境卫生，为老人祝福。
  绥西老年人协会自1988年8月成立至1995年底的8年间，主要活动有：
  1、不定期地举行多次大型讲座，宣传移风易俗，新事新办，破除迷信，反对铺张浪费。宣传婚姻法，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协助村两委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制止“普渡”陋俗。
  2、于各种节日发动会员，根据其爱好和特长，写字、绘画、作诗词、文章，张贴于《老人园地》，交流学习心得，发挥感情，起互相学习和宣导作用。
  3、发动会员创作书画、盆景、根雕等艺术品参加各处展览。
  4、选拔象棋能手赴县、市、省参加比赛，均得过一等奖。
  5、于传统节日由男舞狮队和女舞狮队、剑舞队、气功关节操队及男女古装戏曲表演队、乐队作文艺踩街表演。逢老人节，除老人这些自己的表演队伍外，并有绥西小学的学生铜鼓队、县实验幼儿园的幼童舞蹈队参加活动，老少同乐，极一时之盛。
  6、组织会员到漳州等地参观，参加文娱、体育活动。
  7、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备有茶点、水果，以茶话会形式召集老龄妇女参加庆祝活动，欢聚畅谈。是日，女舞狮队、女剑舞队、女扇舞队作踩街游行表演。晚上由协会招待看电视或戏剧。
  8、为老人服务：如有会员生病，由组长到会报告，即备下水果、罐头、营养品，派出代表到病者家中或医院看望、慰问。如有老人病故，发动会员送葬、送花圈。
  为会员代写信，代办保险。
  为会员办“三优证”使出外旅游、参观受国家规定的优待。
  9、敬老尊贤：每逢春节、老人节，派人带礼品、红包登门向百岁老人拜年、问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大会，为全体老人送礼物，表彰“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励积极分子，为金婚、钻石婚老人送匾。
  绥西老年人协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8年间，前后接待省、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及厦门大学教授和各地学术单位学者、新闻记者、省内同行、台湾同胞一百多人次的参观、指导、慰问、采访。活动事迹多次为福建日报、福州晚报、闽南日报、金浦乡讯报、省、县广播电台所报导。协会成绩前后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表彰：漳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开拓老龄工作事业先进单位，授予红旗奖。省地震局评为科普先进单位。漳州市体委评为体育先进单位。县政府评为体育先进单位。县老龄委评为开拓老龄事业先进单位。县法院、县局法局评为调解先进单位。县文化局评为“芳草”文化示范点。漳州市评为开拓老龄工作市级示范点。工作人员和会员受各级表彰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好老人”的也不少。
  绥北老年人协会在前进
  陈育嗣
  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国民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央及各级政府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号召地方基层协助和支持老人组织成立老人协会，让老年人安度幸福的晚年。绥北党支部、村委会执行上级指示，动员原绥安镇常委（退休）程红婴筹备成立老人协会，经过一番努力，于1992年11月宣告成立。首任会长程红婴、副会长陈元亨、谢松家（兼会计）、秘书长黄以诺。会址暂设北街土地庙，会员100多名，成立大会在县实验小学会议厅举行，老县长柯永麟、县公安局长王作祥、县老龄委郑光星、镇人大会主任林炎辉、村支部、村委会领导及各界人士、代表300多人参加了大会。
  老人会在土地庙办公，人神共处实在是一种讽刺，但毕竟是暂时的。村支部、村委会早有计划建老人会场所，为老一辈造安乐窝。书记、村委主任抓住县铸造厂停产，车间倒塌的机会，向铸造厂负责人协商收回一部分土地，并付出资金砌后墙筹建老人协会，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村财政拮据，只好暂告一段落。
  1993年10月间，旅台同胞林惠国先生回乡探亲。某日，应柯炳坤先生之邀，林惠国、林炎辉、笔者三人同行，路过老人会，林炎辉介绍老人会情况，并一同进入土地庙，林惠国面对这样穷相的办公场所，有点凄凉之感，林炎辉解释老人会已计划建办公和活动场所，已砌了后墙，因村财政困难，无法建造，您能不能助一臂之力；惠国生于绥北、长于绥北，虽然离乡别井四十余载，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但老人们的脸孔是熟识的，血浓于水，义无反顾，毅然答应筹集一笔资金，由老人会发倡议书，林惠国深知笔者在台湾有不少亲朋好友，有一定影响，所以要笔者在倡议书上署名，三人一拍则合，1992年10月5日绥安镇老龄工作委员会聘字（北）001号聘书正式聘任陈育嗣为绥北老年人协会名誉会长。老人会遵从林惠国先生意见，编印倡议书，由名誉会长、正副会长联名，交林惠国先生备用。不久，绥西旅台知名人士蔡国达先生返乡，笔者与林惠国一同造访，彼此深交故旧无话不谈，谈及绥北老人会缺乏资金问题，蔡先生问需要多少钱，笔者深知蔡先生在台湾是个慈善家，回家乡也做了不少好事，为联谊大厦个人就捐助20万元台币，向他求赞助的人不少，我说钱是多多益善，但不能开口就要大钱。绥北老人会房屋已由村支部、村委会筹建中，现在需要内部设备资金，估计3万元人民币则可，蔡先生为人爽直，答应半个月内回台湾，一个月后通报消息，蔡国达一言九鼎，返台湾后一个月内就筹足10万元台币，再次回乡时交给绥北老人会，笔者发现捐助者芳名中，蔡氏以子女三人名义各捐5000元台币，其余捐助者有东北籍、上海籍、本县籍，足见其为人慷慨大方、交游广阔。台湾漳浦同乡会理事长陈建仁及陈汕、张缉熙等乡亲对绥北老人会也大力支持，林惠国为绥北筹集资金走南串北不遗余力，当人们踏入绥北老人会门槛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幅放大像，那就是陈建仁（中）、蔡国达（左）、张缉熙（右），像片下镜框里书写“饮水思源”四大字，记录着捐助者芳名。悬挂墙上的影片，林惠国参加老人活动的镜头也不少，还有台湾同乡会“为善最乐”的巨匾，洪祥麟先生“硕德高风”墨宝，还有本县各单位的镜屏、锦旗，这些琳琅满目的一切都成为历史见证，台湾同胞的恩德既感动绥北老人，也给村领导一大鼓励。书记胡元龙、村委主任林金章在村财政困难下，立即动工建造老人会办公活动场所。
  1993年元月13日，在村支部、村委会、老人会共同主持下举行隆重的新屋落成典礼，蔡国达、林惠国、林炎辉、蔡启昌、陈万年以及各界代表400多人参加了盛会。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告老人会成员：名誉会长陈育嗣、顾问蔡启昌、陈万年、正会长程红婴、副会长陈元亨、谢松家（兼会计）、出纳许寿山、秘书长黄以诺，秘书张鹏云，保管胡明火、胡明怡。聘请林仁富医师、陈素华二人为保健顾问，定期为老人检查身体，最近因工作需要又新增程随元为副会长。会员400多人。
  经过多年来努力，老人会不断发展壮大，1995年加盖二间娱乐室，现有办公室、会议厅（兼电视厅）、娱乐室、台球、象棋、卜克、纸牌、麻雀牌等多种娱乐器具，还有一支如龙似虎的舞狮队，每日活动人数平均50左右人次。每年老人节、春节村支部、村委会备礼品向老人祝寿，每月补贴茶水费并负担全部电费。镇中学、浦一中学生每星期六主动为老人会洗刷地板、举行联欢会，敬老爱幼气氛十分浓厚。老人会为会员排忧解难、调和家庭纠纷、教育青少年走自学成才道路，取得良好效果。1995年老会长程红婴因身体衰弱，退居顾问，村支部推荐原支委陈风阳接任，给老人会注入新生力量，老人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齐心协力向光明大路前进。
  哑吧能说话 眼盲会复明
  ——漳浦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
  杨甲寅 杨万福 陈俊生
  漳浦县有各类残疾人3.42万人，占总人口的4.5％。县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残疾人，尤其自九十年代初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八五”计划纲要》起，残疾人康复、就业、教育等工作更上新台阶，使残疾人在政治上能平等参与，在经济上给予优惠和扶持，在组织上建立为他们工作、服务的专门机构：1990年成立县残疾人联合会（简称残联）；1993年成立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1994年县政府成立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简称残工委），由一位副县长分管，县残联主办，负责协调各部门共同做好残疾人的康复、特殊教育、劳动就业、扶贫、救济、活动等工作。
  康复医疗
  县人民政府为推行残疾人康复医疗工作，于1989年组织成立残疾人康复领导小组，由一位副县长分管，每年召开1～2次协调会，研究制定实施方案，解决具体问题。1991～1995年，县财政拨专款9.3万元为残疾人康复经费，主要用于白内障复明及小儿麻庳症矫治手术、聋儿语训等经费及困难补助。
  县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自职能，通力合作，积极为残疾人康复服务。县卫生局为保质保量完成白内障复明和小儿麻庳症娇治手术任务，从县医院、县中医院选派专科医师4人到省、市培训，并拨专款2万元增置专用器材。二家医院都成立残疾人康复医疗技术领导小组。由卫生局一位副局长率领二家医院医师6人，配合县残联干部，分赴20个乡镇为康复对象体检，建立档案，作为治疗的根据。
  对康复对象从经济上给予优惠和补助救济，手术费减收50％；县残联对小儿麻庳症患者每人补助手术费200～500元；民政部门对有困难的康复对象给予救济。1991～1995年，全县共做白内障复明手术462例、小儿麻庳症矫治手术193例，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经1991年和1995年全国及省二次检查验收，白内障复明脱盲率达95％、脱残率达85％；小儿麻庳症矫治有效率达90％。
  从聋儿语训到培智学校
  漳浦县以前将聋哑儿童送往漳州聋哑学校学习，未免不周到，而且所学习的只是一种“手语”，虽然也能学文识字、学技能，毕竟与一般人不尽相同。把聋哑儿童教到能听会说，于1990年从深土幼儿班开始。1991年，县残联在深土试办聋儿语训班，有16名聋哑儿童变成能听会说的健全孩子。县残联发动各机关及社会上的热心人士捐5千多元，购置用具，将聋哑语训工作推广到全县，共办5个班，不但做本县的聋儿语训工作，且为全漳州市各县培训聋儿语训教师。
  1994年6月，县开始筹办培智学校，配备教职员工10人，其中教师6人，都是从各小学抽调的优秀教师，经过泉州师范特教部和漳州市聋哑学校专业培训的，并学会漳浦所独创的教听教说方法。暂借用空出来的一座兵营为校址，10月8日正式开学，设聋哑、弱智各一班，招收聋哑儿14人，弱智儿12人入学。学校隶属县教育局管理，享受中心校待遇，县财政每年发给经费4万元。筹办阶段，县教育局会同县政府办公室、县残联、财政局、卫生局、劳动局、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11单位，向全县发出倡议书，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培智学校，培智学校教职员工分赴各企事业单位宣传发动，得到各界热心支持：鹿溪糖厂、绥南无线电厂、旧镇镇政府、杜浔学区等单位共献款1万多元；盘陀及沙西学区的中小学师生省吃俭用，将节支的3千多元献给培智学校；台胞王永丰先生献赠10套校服；南堂印刷厂送来200多本练习簿；县邮电局免费代安装电话；市、县财政拨款，为培智学校的开办奠定基础。学生学习、吃饭、住宿三集中，只收伙食费，其他学杂费、课本文具费全免。
  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列入义务教育规划。全县各中小学都开展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并对残疾儿童优待免收学杂费。残疾儿童入学率逐年增加，1994年普查，全县在学的残疾儿童425人，入学率44.8％。1995年秋季，在石榴、旧镇、杜浔、佛昙、霞美5个镇学区各办一班残疾儿童特教班，使残疾儿童入学率达60％以上。
  残疾人劳动就业与救济
  在“八五”期间，县残联共发动创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25家，安置282名残疾人就业。其中有由伤残退伍军人办的三元民政食品冷冻厂，安排28名残疾人就业。各乡（镇）村有1020名残疾人从事个体服务行业，得到工商、税务部门在管理费和税收方面的优待照顾。自1994年至1995年，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各中小学共接收安置残疾人149名。1995年，县成立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负责对全县残疾人劳动就业进行管理、指导、服务。4月，在湖西举办一期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班，有40名残疾人参加培训。随后，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又与劳动局、县教委合办二期残疾人就业培训班，学习家用电器维修、服装剪裁缝纫等技术。
  1992年漳浦县列为全国康复扶贫试点县，1993年，省农业银行拨给康复扶贫贷款25万元，县残联根据省残联规定的贷款对象与用途，与县农行银行审查核定，报县政府分管的领导批准，将这批款贷给3家社会福利工厂，2年间共安置125名残疾人就业，就业者每人年均收入2200元，基本脱贫。
  全县550名残疾孤老列为“五保”对象，统筹供应其衣、食、住、医疗费用。7个月乡镇敬老院收养63名残疾孤老。
  人民政府逐年发放社会救济款，将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列为重点救济对象。1994～1995年，共发给残疾人困难户2765户救济款13.30万元。
  对残疾人的慰问与文体活动
  自《残疾人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每逢“助残日”及春节期间，县五套班子参加访、慰问残疾人特困户活动，亲临残疾人家中慰问，5年间共有县领导60人次走访慰问1200户残疾人，送慰问款物共6万多元。各乡镇分别成立残联和残工委，经常动员全社会参加“助残”、“手拉手”、“红领巾助残”等活动。
  清代漳浦育婴堂
  林菁
  自男权社会以来，重男轻女之风流传几千年，漳浦不能例外。女儿养大就要嫁出去，所以闽南方言称女儿为“走仔”。女儿未出嫁以前在生身父母家中所受的待遇与男儿大不相同，嫁到别人家中也往往要受虐待，有时还要连累娘家受辱骂，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民谣便是切实的写照：“挨罗挨，家饲鸡，饲鸡会叫更，饲狗会吠冥，饲猪可还债，饲牛拖犁耙，饲走仔嫁出去换人骂。”这简直把女儿看成鸡猪狗牛还不如。因此，很多人家不愿养亲生的女儿。有的一呱呱坠地便溺死，有的丢弃路旁让人捡，有的自己养一阶段卖给人家或白送人家当童养媳。童养媳方言叫“新妇仔”，就是养大后要当儿媳妇的意思，所受待遇比“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更苛刻。但穷人宁愿把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而抱养别人的女儿为童养媳，以免男儿长大后讨不起老婆。富人也有将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的，因为，女大当嫁，若不赔出比较丰盛的嫁妆，与自己身份不相称，怕人讥笑。
  最不人道的是溺死或抛弃亲生的女婴。虽然有些被抛弃的女婴被人捡去抚养，而饿死路旁或被野兽吃掉的不知多少。
  据《漳浦县志》记载，清代漳浦官府两度设育婴堂收养被人抛弃的婴儿，虽然由于经费问题，育婴堂存在的时间不长，还是值得一记。
  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漳浦知县陈汝咸查办“无为教”（邪教），没收其3处经堂，利用其中西门兜1处经堂为育婴堂，收养被抛弃的婴儿。后这个育婴堂因房屋坍坏而停办。
  第二次是光绪十年（1884年），知县施锡卫借用节烈祠（即烈女祠，在麦市街与北街衔接处）复办育婴堂，无固定经费，靠募捐维持收养婴儿费用，不久停办。
  “客馆”——漳浦近代孤儿院
  张草牧
  清末光绪十七年（1891年）基督教浦邑堂会于设立启蒙堂（后改为逢源小学）后设立孤儿院，院址在新路尾，紧靠逢源小学（今实验小学）西南边，收养被抛弃的女婴（有的将自己女婴送到孤儿院）。基督教会将收养女婴作为一项慈善事业，以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发展教徒。由英国姑娘（不结婚的教会女士）负责管理孤儿院，人们俗称孤儿院为“客馆”，称其所收养的女婴为“客馆孩子”，又称为“姑娘养女”。
  孤儿院经常收容女婴10多人，最多时20多人。幼婴阶段，由保育员（本地人）喂以代乳品，过哺乳期的，以吃粥为主。童婴伙食费每人每月银元2元多，连同穿、用，每人每月费用5元左右。伙食很节俭，经常吃稀粥，以腌菜、咸江鱼仔（小鱼）佐餐，吃干饭和鲜菜加猪肉的次数很少。所穿都是大孩子穿过不能再穿的，捐送给孤儿院的旧衣服。日常生活除由保育员照料幼婴外，并由较大的孩子照顾较小的孩子，很有秩序。
  孤儿院的房屋最多时有7间，床铺视年龄大小安排，除乳儿外，较大的女孩是1～2人1床，较小女孩是每床2～3人。孤女们到5～6岁要学习劳动，同时要入蒙学堂（幼儿园）读书，接受简浅的基督教义。礼拜六上午英国姑娘把孤女们聚集在会议厅做祈祷，然后令孩子们到姑娘楼附近寻找预先藏好的玩物，如小玩具、糖果、小书画、钱币等，搜出的玩物尽归孩子所有。下午由保育人员带往源梁医院检查身体。星期日较大的女孩都要参加礼拜。
  孤女们在蒙学堂学习一段时间后，可根据其成绩和年龄插入养正女子小学，至养正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基督教会办的中学，如漳州的进德女中、泉州的培元中学、厦门的怀仁女中深造，个别成绩优良的孤女，专门培养其进入神学院学习。学成后，有的回校执教，有的被聘到各处基督教会做宣导工作，她们自幼受基督教义薰陶，长大后成为坚信基督的教义传播者，如林玉印就是“客馆”出来的姑娘养女，毕业后即回到养正女校担任校长，负责管理学校。其他姑娘养女有的嫁后随丈夫前往国外，有的嫁给当时的地方新贵，有的嫁给外县的豪绅子弟，这仅是其中小部分。
  孤儿院的创办历时50多年，至民国33年（1944年）才告结束，最早负责人为英国姑娘安美瑜，最后为本县人林藻及黄启祥。结束时，孤女只有5人，被需要的家庭领去，黄启祥自己领回1人，当作妹妹看待，培养读初中。
  （本文根据访问年近百岁，亲历亲睹者余秀德、黄仁和等人整理而成）
  漳浦联谊大厦筹建经过
  李松辉
  （一）热心人士协力筹建
  1988年5月，漳浦县政协副主席陈柳枝、统战部长林笃诚二位同志和在社会上有影响，对“三胞”（海外侨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有关系的各界人士讨论，一致认为：本县素有“金漳浦”和“海滨邹鲁”的美称，是主要侨乡和台胞祖籍地之一，7万多根在漳浦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上21个国家和地区；开拓台湾的漳浦人，在宝岛至今传衍近百万子孙，这些同胞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优良传统，尤其自我国改革开放10多年来，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际地位提高，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10多年来，三胞来县寻根认祖旅游参观、探亲访友、经商贸易、投资办厂、文化交流，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者，络绎不绝，每年由数百人次增加到一千多人次，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为深交旧友，广交朋友，发展三胞联谊活动，做好接待、服务、引进工作，迫切需要建设一座海外联谊大厦，作为海内外乡亲联谊活动中心。
  1988年7月，通过协商，政府批准，成立漳浦县海外联谊大厦筹建理事会，负责筹建事宜。推选县政协副主席陈柳枝为顾问，侨办主任、侨联主席陈贻彪为理事长，退休的原政协副主席陈万年和政协常委李松辉、旅台同胞亲属联谊会会长沈淮森3人为副理事长，台属联谊会名誉会长蔡启昌、统战部长林笃诚、副部长邱友才、对台部部长陈锦铁、知名人士陈育嗣、陈犀锋、张兆基、王国英、吴永喜、柯阿可、陈汝英、黄沧海、李林昌、林进道、陈镜波、邱耀坤、蓝定角、吴淑琼等为常务理事、理事。会长陈贻彪统领会务；宣传联络组由李松辉、陈万年、蔡启昌、陈育嗣负责；工作施工组由沈淮森负责，由县政协三胞办副主任郑目兼施工员；财务组由陈育嗣兼出纳，陈犀锋兼会计，后由蓝雅丽兼任会计，文书由李林昌兼任。除给施工员补贴外，全为义务职。筹建理事会在县政协办公。全体理事都运用三胞关系，发挥优势，共同为筹建大厦而努力。
  （二）三次选址，择定“钻石宝地”
  联谊大厦是海内外同胞的联络枢纽，必须选择建在县城交通利便的中心地段。第一次于1989年由县委书记王良才、县长康天厚批准在青年路人民大会堂东侧空地，筹建会已购条石围墙，并请工程师设计制图，后来考虑到前面要建百货大楼，后面已建人大办公楼，联谊大厦夹在中间，缺乏活动场地，决定改换地址。第二次于1991年，批准在西大街与环城北路交汇处北侧三角地带，筹建会已建围墙，并于1991年11月19日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台、港、侨20多位乡亲前来参加。翁化清、柯炳坤二先生代表台北漳浦同乡会送来银盾祝贺。银盾正中浮雕“宏基永固”四大字，署名参加祝贺者：台北漳浦同乡会名誉会长陈则蔡、陈志谟、黄秉心、会长陈建仁、常务理事陈井方、陈文俊、柯和坤、卢涌泉、黄其贤、理事蔡国达、卢三让、刘敦煌、林竞锋、郑顺良、柯明喜、陈锡琛、陈中柱、陈玉祥、杨再生、王水旺、王舜琪、陈耀南、刘睦英、黄元宗、王坤土、柯化马、叶集民、监事陈耀汉、陈达财、陈延年、陈秉诚、杨西明等32人。后来为服从城市规划，该地要辟为广场，联谊大厦另行择址。第三次，于1993年批准在西大街与环城北路南侧交汇处蜜果厂拆迁地段，40米宽大街与民主路横街衔接处，用地面积680平方米，无偿使用（按价值人民币60万元），县长康天厚并批给换地搬迁补助费2万元。
  大厦用地更换二次（共三次择址）引起台湾乡亲误解。筹建会同仁，乘翁化清、柯炳坤、卢涌泉、蔡国达、张缉熙、黄其福、黄其贤、蔡奇男、洪垂青等先生返乡探亲会友的机会，为之解释，并请他们到新址参观。翁化清先生善观地理形势，称赞这是“钻石宝地”。由统战部替办申请立项手续，得到福建省计划委员会于1993年12月4日发下第5858133930064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许可证》。
  （三）三胞踊跃献建设费
  筹建会于1988年7月27日向台、港、侨三胞发出《为建造海外联谊大厦募捐启事》，并发动全体理事及台属联谊会理事，分别联络三胞朋友，扩大宣传。三胞乡亲接到《启事》和私人信函后，热烈响应，慷慨解囊，共襄盛举。
  筹集大厦建设资金，以多种方式多渠道进行。最先行动的是陈柳枝、邱友才二位同志，于1989年5月9日至17日，前往香港开展联谊活动，以短短9天时间，不分日夜，挨家逐户走访乡亲杨集文先生等51人，宣传劝募。香港乡亲一致欢迎，人人响应，即时解囊献款请陈邱二位携回。陈邱二位接着配合林笃诚、陈贻彪、王国英、吴永喜等同志向海外侨胞陈壬水、蓝赞绪等10多位乡亲劝募，得到热烈响应，一致乐捐。筹建会同志乘三胞返乡机会，做好接待、宣传、服务工作，先后得到海外华侨陈凯宁（台北乡亲陈汕的女儿）、吴成就、郑大进、杨淑惠（故柯汉扬夫人）、蔡水木、旅台乡亲王永城、商隆盛、林蓬莱及来祖地办天福茶庄的美国天仁集团总裁李瑞河等先生、女士热心解囊捐献。
  台湾漳浦同乡会会长陈建仁、名誉会长陈则蔡、陈志谟、黄秉心及柯和坤、陈茂春、卢涌泉、蔡国达、张缉熙、陈文俊、翁化清等先生热烈响应，多次集会讨论研究，决定按照家乡旧区域分头募集，绥安区域由陈则蔡，佛昙、湖西、金塘（深土）、马坪区域由陈建仁，杜浔、霞美、沙西区域由卢涌泉，旧镇区域由陈茂春，长桥区域由黄秉心，石榴一带由张缉熙，赤湖区域因陈志谟先生赴美医病，由陈文俊先生募集。由于这些名望人士发动，即在乡亲中掀起献款热潮。款项由同乡会总千事柯和坤汇集，造册载名献款者姓名、金额、住址、电话号码，送回家乡存查。
  漳浦台属联谊会名誉会长蔡启昌偕夫人林清秀女士于1994年3月赴台探亲，把募集联谊大厦作为中心任务，得到郑邦卿（已故）先生的夫人谢彩蓉女士等响应。谢女士即解囊献款。
  筹建理事会于收到献款后即发给捐资《留念书》，并列榜公布。款到齐后即铭刻于石碑，嵌入大厦厅堂主壁上，永久纪念。
  全部捐资者芳名款额如下：
  台湾乡亲（按故乡地区分列，金额新台币）：
  绥安区域：陈则蔡20万元、蔡国达10万元、陈汕8万元、柯和坤6万元、翁化清、柯化马、李致雨、蔡奇男各5万元，叶鸣林、叶集民、胡举和、陈湖波各3万元，陈志山、蔡光辉各2.5万元，柯元鼎、黄百年、柯炳坤、林竞峰各2万元，柯明喜、柯乌面、程建寅、柯凤舞、柯瑞益、蔡丽娟、戴红木、查石佛、胡润泽、蔡俊惠、王陈阿满、王水旺、胡常文、蔡福源、朱文贵各1万元，又王永城人民币7千元、商隆盛美金5百元、林蓬莱人民币1千元，加上柯和坤寄来集款期间存息台币1万元，绥安地区寓台乡亲36人共捐献新台币105万元、人民币8千元、美金5百元。
  佛昙、金塘（深土）、湖西、马坪区域：陈建仁、杨海佛各5万元，陈秀夔、陈达三、蓝成才各3万元，黄淑员、杨德辉、陈薰容、陈田溪、杨日发、杨令池各2万元，杨志伟、杨葛雷、杨仕英、杨培印、陈春雄、杨旺火、陈建民、陈藕水、陈临金、陈高明、杨西明、杨再生、杨星辉、杨子麟、杨汉文、杨维、杨晓璋、杨兆景、陈介斌、林绥安、黄观亮、郑长年、陈泰顺各1万元，陈子信、蓝吴玉莲各5千元。另：林启达港币8千元。佛昙、马坪、湖西、金塘寓台乡亲37人共捐献新台币55万元、港币8千元。
  杜浔、沙西、霞美区域由卢涌泉发动，募款献建漳浦第四中学图书馆“万卷楼”及漳浦联谊大厦，共募集新台币200万元，其中150万元给四中图书馆，50万元给联谊大厦，捐献者：卢毅挥15万元、林海清8万元、郭光辉7万元，卢六英、林通祥、邱阿川、洪垂青、卢三让、陈妈思、刘元德等各5万元，卢春德、陈水莲、洪祥麟、刘汶川、张玉达、林木连、林国达、林清洁（合陈荣华）、黄金如、卢志勤、卢永原等各3万元，陈荣是、陈草贞、陈清枞、陈志谟、林炽昌、李世泽、刘万寿、蔡泗马、沈贵盛、涂士乐、洪其求、洪文纲、洪子顺、洪木阵、洪成球、邱宝玉、邱河水、邱问坤、邱清荣、阮其阳、刘少喜、卢友云、黄家贵、卢如苞、卢元龙等各2万元，涂阿春、吴丁座、林耀、林祥发等各1.5万元，戴阿居、戴玉君、戴林邦、戴万、陈建仁、林元龙、陈寿源、洪玉印、洪查谨、洪澄士、洪德里、洪羚羊、洪水德、洪其中、吴乾益、沈水来、林秉秀、林文定、林礼智、林耀坤、林隆固、吴有国、黄四海、陈开排、邱协春、邱水金、邱两木、邱憨润、李坤生、黄水碧、邱城、邱添丁、邱竹城、邱百川、邱天生、陈柑、陈顺贵、李大谋、李良国、李杜扁、刘桂阳、刘万发、刘己、卢国仁、卢赞德、卢涌泉、林镇爱等各1万元。
  旧镇区域：陈茂春10万元，其子女陈斯兰、陈斯宇、陈思平、陈思苓、陈思伦、陈思荔各2万元（茂春及其子女共22万元），陈荣是2万元，林德水、张珠、陈炳海、蔡振成、林必显、陈素香、陈桐木、杨思敏、林玉昆等各1万元，陈茂大、陈茂道、陈荣国、林露志等各5千元，王坤土、王明钦各3千元，旧镇寓台乡亲23人共捐献新台币35.6万元。
  石榴一带：张缉熙、余广济、郑谢彩容各10万元，黄元宗、陈约道各2万元，王家瑄、王舜琪、叶宝珍、陈裕仁、许进益各1万元，石榴一带寓台乡亲10人共捐新台币39万元。
  赤湖区域：陈瑞和30万元、陈文俊5万元、陈海长2万元、陈玉祥、陈井方、陈达财各1万元，赤湖区域寓台乡亲6人共捐献新台币40万元。
  长桥区域：黄秉心10万元、黄其福、黄子斌、黄锄荆、黄丰泰各2万元，黄其贤、黄淡月各1万元、叶华5千元，长桥区域寓台乡亲8人共捐献新台币20.50万元。
  天福茶庄台胞李瑞和捐献人民币1万元。
  以上台湾同胞共捐献新台币345.10万元、人民币1.8万元、港币8千元、美金5百元。
  香港乡亲捐献（除注明者外均港币）：杨集文5万元、杨锡富1万元、杨太杰、柯桂英、蔡渭滨各5千元，陈惠卿、陈龙建各3千元，吴国泰、王奕镜各2千元，陈德元、林友树各1.5千元，杨仕章、吴金良、陈民耀、陈奕德、戴茂林、杨桂林、刘玉池、陈浩忠、周娟娟、陈春生、黄尚明、柯文源、柯华生、陈一石各1千元，蓝连有、蓝仕明、杨国珠、陈宗文、杨朝生、陈志邦、蔡朝明、杨淑湛各5百元，陈秀莲、杨腾强、陈芳远、杨汉英、陈忠盛、杨义仔、杨麒麟、杨桂芳、杨两成、杨天滋、杨其长、杨仲添、杨火珠、杨英明各4百元，陈道甫、许友竹各人民币2千元，赖吉林、郜荣金各人民币1千元，香港乡亲51人共捐献港币11.16万元、人民币6千元。
  海外侨胞捐献（除注明者外均港币）：柯汉扬2.5万元，陈壬水、蓝赞绪各2万元，蓝丰玉、蓝天龙、陈福荣各1万元，黄良寿、黄有才各6千5百元，蓝通源6千元，杨朝茂、蓝来成、黄曲发、吴成就各5千元，林仙桃3千元，杨合成2千元，杨瑞枝、陈汝英（侨眷）各1千元，陈锡铨美金5百元，陈凯宁人民币3千元，郑大进人民币2千元，蔡水木人民币1千元，海外华侨及侨眷21人共捐献港币14.1万元，美金500元，人民币6千元。
  三胞总计捐献新台币345.1万元，人民币3万元，港币26.06万元，美金1千元，共折合人民币145万元。
  原与承建单位签订合同，工程费为人民币180万元，连同增加项目，全部建设资金需225万元，所募资金未足。县委书记林奕斌对大厦建设非常关心，知道资金有困难，特批给人民币8万元补助。不足部分，经筹建理事会讨论决定自行筹措解决。电梯竖井已建好，安装电梯人民币50～60万元，候下一步设法安装。
  （四）安全施工，注重质量
  大厦工程按高质量要求。首先注重基础建设，1993年6月土地平整好，请漳州市地质钻探队前来钻探，深钻5.1米，钻探完毕，将资料送请北京机械电子设计院厦门分院设计。院长、总建筑师曾志强率领工程师到实地勘察，然后精心设计，起初设计9层，由于资金所限，改为7层。设计图纸全部送来后，本拟公开招标承建，后由为大厦筹款奔走两岸的寓台乡亲柯炳坤先生介绍，决定由漳浦第二建筑公司项目经理陈展火承包，签订合同，定1993年12月开工，1994年10月完成。
  开工后，施工组沈淮森和施工员郑目按图纸施工，严格认真。陈贻彪、沈淮森、李松辉、陈万年、蔡启昌、陈育嗣、李林昌7位同志组成监工组，轮流值日，现场监工，逐日将施工情况记入日记。
  施工过程中，沈淮森与县建委副主任陈荣耀为解决重要施工问题，多次到厦请教曾总工程师，曾总工程师也多次到现场指导。
  为使大厦更加堂皇，在原签施工合同上增加一些项目，采用高级铝合金窗和高级玻璃屏幕，楼梯扶手采用不锈钢，第一层大厅装饰吊顶，地板铺设高级石板材，在第7层加盖电梯室70平方米。
  主体工程建到第五层时，引起来往人群注目，从梯顶垂下一副红色布联：
  联谊通四海，炎黄子孙为家乡康乐皆欢庆；
  大厦媲金岗，梁鹿儿女于漳浦富强尽感荣。
  联谊大厦门额上“联谊大厦”四大字为陈则蔡先生所书。铜板特制，金光闪耀。
  大厦工程注重质量，经县建委多次检查评比，名列前茅。但承建方籍口资金周转不灵，拖延1年6个月才完成。筹建会同仁以工程质量得好评而感安慰，又为不能如期完成而遗憾。
  （五）隆重的落成庆典
  1996年4月5日，春意盎然，漳浦县海外联谊会成立大会与联谊大厦落成典礼接续举行。参加庆典的有：漳州市委副书记郑立中、副市长林奕斌、市政协副主席承光大、漳浦县委书记刘子维、县长洪德庆、人大常委会主任戴全成、政协主席杨玲及统战、对台、侨联、台属联谊会、各机关、团体领导人等。专程前来参加庆典的有侨胞杨嘉文、陈壬水、蓝天龙、黄良寿、陈建宗、杨仲生、黄元祥、曾淑金、曾玉金，香港漳浦同乡会会长杨集文、副会长吴天籁、蔡东阳、杨清溪、杨炳川和香港乡亲陈贯珩、陈龙建、吴委员、郜荣金、杨小龙、杨仲琪、陈河水、陈国强、蔡东汉、林水金，台胞李瑞河，台湾漳浦同乡会荣誉会长陈瑞和以及柯炳坤、翁化清、蔡国达、陈汕、林惠国、陈草贞、洪德里、郭光辉、陈裕仁、林蓬莱、魏宜、叶集民、陈德云、赵炳能等先生。
  庆典由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杨安乐主持，筹建会代表沈淮森报告大厦筹建情况。市委副书记郑立中、副市长林奕斌、市政协副主席承光大、县委书记刘子维、侨胞杨嘉文、陈壬水、台胞李瑞河、港胞杨集文等先生为大厦揭幕。
  发来贺电的有：香港漳浦同乡会，电文：“欣悉漳浦县海外联谊会成立，联谊大厦落成，并将举行隆重庆典仪式。我们谨代表旅港四千多乡亲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深信，海外联谊会的成立和联谊大厦的落成，将成为联络海内外乡亲的桥梁和纽带，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将发挥更大作用，谨此电贺。”台湾乡亲陈则蔡、黄秉心、陈建仁、翁化清、陈茂春、陈瑞和、陈井方、卢涌泉、柯炳坤、陈中柱、陈文俊、柯和坤等先生联名发来传真电报：“欣悉联谊大厦将于四月五日举行落成庆典，特电庆贺。筹建理事会诸乡长为筹建工作付出了诸多心力，借此用申最诚挚的敬意，并祝愿联谊大厦甲地徵祥，气象维新，区区微忱，敬祈亮察。”并由柯炳坤先生送来特大的祝贺镜一面。
  联谊大厦是三胞捐资建设的，从倡议、筹建到大厦落成，历经八个春秋，好事多磨，而种种困难终为两岸同胞所共同克服，结成硕果。应该感谢台、港、侨三胞乡亲的慷慨捐献，应该感谢县委、县政府、县政协、计委、建委、建行、电力、电讯、自来水公司、二建公司、万安公司、消防大队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深信，联谊大厦落成后，一定起着联结海内外乡亲，发挥海内外联谊活动中心的作用，为扩大联谊，繁荣家乡作出应有的贡献。
  侨乡马坪
  陈芳浦
  马坪，以在马山之坪得名（坪，丘陵区的局部平地）。马山号“朝天马”，状如天马行空，乡人以它为奋发腾飞的象征。自明、清以来，马坪人纷纷向外发展，以至成为本县主要侨乡和台胞祖籍地。80年代几度回乡谒祖会亲的华侨陈建宗、陈壬水等在祖祠附近竖立“根”字石碑；马坪开发台湾宜兰先人的后裔陈永瑞等几度组团回祖地寻根认祖，竖立“饮水思源”石碑留念。
  马坪旧称福兴堡，属漳浦县二十三都，是佛昙、白水二侨乡之间又一侨乡，地处漳浦、龙海二县（市）毗邻处。自始祖陈辉孙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300年左右）肇基以来，子孙便一直与天灾人祸拼搏，开发了数十个村庄，并自明清以来陆续出洋和到台湾谋生，传于东南亚和台湾的后裔比祖地人口还要多。
  明代出国者已无可稽考。清康熙至雍正、乾隆、嘉庆年间（1663～1820年）突破朝廷禁令从港尾卓岐偷渡往南洋各地的，也由于在番邦娶妻，后裔成为有中国血统的马来人。封建皇朝视违禁出国侨居为“自绝于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因而与祖地失去联络。
  清朝后期，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自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海禁，西方殖民者出于对开发南洋殖民地的需要，大量中国人出洋谋生。由于刻苦耐劳，中国人在南洋形成巨大的经济实力，便开始为祖地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清廷也开始重视华侨。至民国时期，漳浦的华侨也开始为故乡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做出贡献。马坪华侨一马当先。
  漳浦县最早的侨办学校“育才小学”于民国六年（1917年）在马坪诞生。创办人陈照馨是在侨居地贩卖猪肉出身的，勤俭粒积至开土产商行，便倾尽积蓄在故乡办学，自己出资1500银元，不足部份发动同乡华侨赞助，出资者主要有：一、陈福寿（又名土萨），少时读过私塾，出国后由肩挑小贩勤俭粒积发展到与人合营布庄，缘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工业停顿布价暴涨之机致富。他出资800银元赞助育才小学建校。二、陈添兴，少时在家乡读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爪哇帮助父亲陈文矮（同治年间出国的华侨）经营土产杂货店，后继父业而发展扩充（事迹见《漳浦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他出资200银元赞助创办育才小学。三、陈康寿（又名康卿），是照馨堂弟，出资400银元赞助创办育才小学。其他出资者还有陈玉规、陈玉宇、陈清河等40多人。
  陈昭馨于民国17年参加以杨纯美为董事长的“漳浦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任董事。该公司开辟自佛县至旧镇和自县城至象牙庄的公路。并由陈照馨主持，于民国18年建成自佛昙下坑至马坪的公路，通行汽车。
  第二、三代马坪华侨多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他们对故乡公益事业的贡献更大。著名的有：
  光绪年间出国经商的陈清印之孙化龙之子铭谦、铭川、女美钦、翠琴、淑女，都受过中学或大学教育。铭谦任华侨社团主席。铭勋曾任中学校长。1987年，翠琴、淑女及侄儿们捐资20万港币建马坪基督教堂，捐资2万港元支援“白（水）马（坪）公路”建设。1990年，铭川之子迪鹏与柯汉扬合资修建纯美中学旧校舍为“杨纯美纪念馆”，纪念杨纯美的办学精神，以励来兹。
  引人瞩目的是，1961年华侨集资建献马坪中学校舍1588平方米，主要出资者陈壬水、陈建发、陈建娘等。1985年，陈壬水、陈宝鼎、陈福荣等又献10万港元设立“育才奖学奖教基金”。
  陈壬水之父陈连丛（又名连璧），于民国15年（1926年）别妻出洋谋生，用脚踏车载布到山区兜售。壬水于父亲出洋后不久在家乡诞生，长大后父亲已渐有积蓄，寄钱回来供他读书，于1947年在龙溪师范毕业，在绥安、马坪二中心小学各任教一学期，1948年10月随父母出国，先在华文中小学任教，结婚后经营商业，历十多年奋斗，终于有成，以热心公益，被推选为社团主席。
  1985年回乡探亲，采纳陈芳浦“建设新马坪”的5条建议，与同乡华侨陈建宗、陈贯珩等共同发起协助人民政府建设“新马坪”，获海内外人士响应，在家乡党政领导下，首先发动同乡侨胞捐资支持办好学校，继则协助政府建设以“白马公路”为主的“十字”公路，辅以乡道，使四通八达，以利发展经济，再则协助建设马坪大街、鸿源街、市场，又出资建村路、机耕路、候车室。他先后共献80多万元人民币，用于建设“新马坪”。
  民国初年出国，从贩卖猪肉发展到经营屠宰场的陈柳罗，其子女是协助建设“新马坪”的一支重要力量。柳罗的长子陈建宗，前后在纯美中学读初中，寻源中学读高中，抗战期间受警官训练，战后派到台湾当警官，后回乡，然后去国外任教，兼任华侨社团秘书，多次募款支援家乡建设。弟建发，妹建娘，在国外经商致富，为马坪中心小学增建教室，并与陈壬水合资为马坪中学建“爱乡楼”一座，是陈壬水与同乡华侨为马坪中学合建的三楼之一（另二楼为“爱国楼”、“群贤楼”）。建发、建娘又为马坪镇侨联会会所建设及祖祠“鸠山堂”的主要出资者，并为乡村购置一些彩电、冰箱等设备。建宗另一位弟弟陈建民历任马坪中学校长，马坪镇侨联主席，对故乡多所建树。
  光绪年间出洋谋生，由小商发展到开布店的陈天宋之长子陈振昌，1921年生于侨居地，少时回乡，就读于佛昙纯美中学，抗战期间带同乡50多人出国侨居，1941年受同乡委托，携一批侨汇回乡，分送侨眷亲收，逢太平洋战争爆发，遂滞留故乡。解放后，向侨胞募款40多万元人民币，用于建设家乡。曾膺选漳浦县侨联主席、县政协委员、漳州市侨联常委、市人民代表。现经常往返居住于香港和故乡。
  光绪年间出国的归侨陈石水之长子陈清闲，民国时期当“客头”，带很多马坪人出国谋生；次子陈彩辉，由贩卖猪肉发展到经营“猪笼”（屠宰场），解放后多次献款赞助马墟村建电网，建马墟小学校舍、围墙，临终还献3000元港币为马墟小学造铁门；三子清钦，抗战期间毕业于重庆大学文学系，任驻华美军翻译，抗战胜利后任民国政府驻外领事，新中国成立后，转业经商，多次献款支援家乡建设（已故）。
  清末民初出国，先在其兄水群所开瑞成布店帮忙，然后自已大展鸿图的陈水银，以保证质量和薄利多销而发展为著名的布类进出口批发商，曾于民国六年献款支援陈照馨建育才小学。30年代，育才小学已改为公办的马坪中心小学，校长陈子中为免师生和行人涉水过玉庵溪而筹款建木桥，陈水银即寄50银元赞助。陈水银曾与马坪热心人士商议建中学，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实现。战后，水银病逝海外。其长子陈坤耀，于1959年回乡探亲，见玉庵溪石桥又已冲毁，即主动提出，捐献15000港元，建成一座有13座桥墩，长60多米的石拱桥，每拱桥面用特别宽厚的5条石板铺成，可通小车。（1974年溪流裁弯取直，为通汽车而改建公路桥）。
  1937年出国当肩挑布贩的陈潭源，发展到开布店，批零兼售。于1963年为母校马坪中心小学献款建教室一间，1981年又献款筑学校围墙，并献款赞助马坪中学的“爱国楼”及县侨联建设；1994年再捐建教室二间，并赞助玉庵社祖祠建设，共捐资8万多元人民币。
  与人合作经营织布厂的侨胞陈海泽、陈羊朝，也合作为马坪中心小学建教室一间，名“海朝室”。海泽多次献款修建马坪中心小学校舍。
  30年代出国当小贩，后经营灯罩厂致富的陈振成，献款赞助马坪中学“爱国楼”建设，并支援乡村通电及修建玉庵祖祠。
  出国谋生从小本生意发展到开百货商店的陈茂兴（又名长兴），也是“爱国楼”出资者之一，并献7000元人民币助建“白马公路”，又献1万元港币修理田里祖祠和赞助乡村通电。
  陈溪道及其子民源，为马墟小学献建“明兴楼”一座，并出资助建马坪中学“爱国楼”及县、镇侨联、支援乡村通电，先后共献款10多万元。
  陈港和之子荣民、荣辉、民丰三兄弟都为建“爱国楼”献款，并为中学添置图书、仪器、赞助乡村通电。
  资助学校和公路建设的还有陈振国的子女益生、益才、益振、船振、月英，陈汝根之子家福等，真是群策群力，共底于成。
  “四马路”即马坪通佛昙的佛马路，通白水营的“白马路”、通赤湖的“赤马路”，通仙都的“仙马路”在马坪墟交汇，那里立着一座铭记捐资者芳名的石碑，并竖起一座“骏马”雕像，作为马坪镇奔腾不息的象征。以马坪墟为中心，各种商店、厂房、邮电大楼及其他建筑物林立，与漫山遍野的果林、稻田相映成趣，真有一番“新马坪”景象，这由于政府和群众的努力，且得力于华侨的赞助。
  台胞对乌石祖地的贡献
  ——紫薇公园与长春中学
  高聿占 王文径
  一、乌石寻根
  八十年代初，台湾海峡的坚冰逐渐融化，这一变化似浩荡的春风吹暖了两岸炎黄子孙的胸怀，台胞纷纷回到大陆寻根认祖。
  1988年11月18日，台湾省台中县真生医院院长林瑶棋先生偕夫人赵品琰女士，从厦门驱车来到乌石。林医生随身带着他编撰的《西河青龙族谱》。族谱中记载着渡台一世始祖林良（字青龙）至十一世裔孙世系表（林瑶棋为第九世），其中有林良兄弟从漳浦乌石迁到金门沙尾后坑，又迁到台湾，之后除其长兄返回乌石奉侍父母外，250年来，林良一系在台湾已繁衍成数千人口的大族。根据有关资料，证实乌石就是台湾台中龙井乡林氏的祖地。
  族谱中也记载，为两岸群众所尊奉的“妈祖”林默与闽台林姓的世系关系。
  在《西河青龙族谱》的《自序》中，林医生写道：“夫树有根本，人有祖先，绵长世泽，当悉源流，本固枝荣，祖荣孙盛，溯源追远，应不愧为人之子孙”。林医生因有这种数典不忘祖宗的思想品德，寻根溯源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林姓宗亲的陪同下，林瑶棋先生夫妇游览了乌石紫薇山、海云家庙等文物古迹，并祭奠了“贞义祖妈”墓。临别前，他激动地说：“我回台湾后，一定要告诉所有的乡亲，要他们回来乌石寻根拜祖。”
  在林瑶棋先生的宣传鼓动下，1989年4月8日，台中县龙井乡“林开荣祭祀公业管理委员会”派出由林腾泽、林贻谷二先生率领的谒祖团，一行16入到乌石拜祖会亲，并朝拜祀在“海云家庙”里的“妈祖”，献1200元为筹建“天后宫”（妈祖庙）第一批奠基款。
  二、建“天后宫”和“紫薇公园”
  1991年8月，林瑶棋伉俪第三次到祖地乌石，详细了解乌石及旧镇的历史及现状，深为故乡历代文化鼎盛人才辈出而倍感光荣，立志协助故乡发扬祖德宗功而光大之，即倡议成立“青龙奖学金”，率先献4000美元以为倡导。同时，林医生再朝拜“妈祖”，见村人虽已为妈祖建了一间“新居”，却甚简陋，认为应该建一座宏伟壮观的妈祖宫，才配得上这尊干年圣像（乌石人林士章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中进士第三名一一探花，历任翰林编修、国子监祭酒、礼部左右侍郎等官，最后于万历九年（1581年）以南京礼部尚书归休，途经湄州朝拜妈祖，“请”回这一尊雕塑于宋雍熙年间的妈祖像，故称“千年圣像”）。林医生回台湾后，便撰写文章在台湾各报发表，宣传乌石的幽美环境和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以及有一尊“千年妈祖圣像”，号召筹建乌石天后宫，配合培育过很多人才的“紫薇洞书院”和佛教胜迹“紫薇寺”，加上园林，成为旅游名胜“紫薇公园”。县、镇人民政府赞同这个设想。当地群众积极协助，纷纷献款，共集资10万多元，合林医生乐捐的12000美元，先从建设天后宫后殿开始，于1992年奠基。在工程进行中，得到林瑞国先生大力支持。
  三、捐资兴学
  林瑞国先生的祖先世代相传，原籍金浦县东门外七都乌石乡，传到他这一代是第九世，居彰化，又移到南投草屯镇发展。早年从政，后投身商界，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由于他精力充沛，目光敏锐，性格豪爽，处事果断，且乐于助人，有很大的号召力，事业发展很快，身兼以其父命名的长春关系企业、台臂建筑有限公司、通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在彰化、南投一带商界中有很高声誉，是南投商界十杰之一。他对社会福利事业极关心，台湾大德高级工业企业职业学校就是由他为主创办的。海峡开放的大门一打开，他马上将眼光瞄向大陆市场，首先在广东南海、东莞一带开办企业。为了寻找更理想的投资地，他多次出游，考察了几个省份。1991年10月底，他与夫人从台湾专程到大陆寻找祖地，花了7天时间，走遍莆田、泉州、安溪等地，沿途边考察商情边查询金浦七都，在儿乎失去希望时，11月2日下午正准备回台湾，又在漳州市对台部联系下，找到漳浦县对台部接待科科长翁镇南，得到翁科长及有关人士的帮助，找到旧镇乌石，这才得悉，先辈梦魂萦绕的故乡金浦乌石就在这里，祖先当年耕耘过的土地就在海云山下浯江之畔。当他双手捧起浸透了祖先汗水的泥土时，不禁热泪盈眶。
  当天，瑞国先生参观了祖祠“海云家庙”、紫薇山、祖妈墓等古迹。他对林姓宗亲说，他的渡台祖先是东门外七都人，渡台后最初是到宜兰，后来到彰化，到他这一代已是第九代。他说：“任何人都有先祖，对先祖要尊敬，对祖地要热爱，我会再来的……。”
  1992年6月2日，林瑞国先生第二次回故乡，听说乌石天后宫正在兴建，马上沿着崎岖的小路上了紫薇山。他极为欣赏这里的地理环境，在仔细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时，得知资金缺口很大，马上拿出10万元台币。瑞国先生以其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对故乡山水的热爱，表示回台湾一定要与林瑶棋等先生一起，认真研究乌石天后宫的总体规划。8月23日他第三次回乌石故乡，重上紫薇山，再捐12500美元。1992年底，一座三开间的天后宫后殿便矗立在紫薇山上，1993年1月举行落成暨“妈祖入殿”庆典。林瑞国先生见紫薇山的前途初见，便再献款150多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天后宫正殿之用。（合订编者按，乌石天后宫正殿于1994年12月8日落成。）
  林瑞国先生十多次偕同夫人、兄弟、女婿及公司董事、经理等到旧镇一带考察。他更加热爱故乡这方热土，为旧镇镇党委、政府的真诚所感动，对旧镇镇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象关心自已的事业一样关心旧镇的事业，决心帮助故乡的宗亲早日振兴，早日富裕，因此，他的投入是无私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他以一个大企业家的敏锐眼光关注着旧镇的未来，根据他的设想，乌石天后宫一建成，便使紫薇公园形成更具规模的，内容更为丰富的旅游区，但更重要的是要为乌石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优越的就学条件，重振紫薇书院当年的鼎盛学风，为国家造不更多人才。在一次考察中，他看到浯江中学还借用海云家庙作为校舍，感慨万分，旧镇镇长王文平就向他介绍中学准备搬迁重建的计划，瑞国先生听了很感兴趣，即与在场的阮富贵、林武雄二先生表示，要捐资为乌石地区重建一座中学，并重修海云家庙。县、镇二级政府即与林瑞国先生等察勘校址，选择在省道漳云线边浯江平原的适中地点建校，用地60亩，经请专家设计，教学楼三层，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外墙以白条瓷砖贴面，宏大而凝重，明净而显朝气。林瑞国为主，阮富贵、林武雄为辅，共投入人民币165万元，于1993年1月3日奠基，1995年10月初落成，命名长春中学，即是原来的浯江中学。粉墙白壁，与紫薇山的红色天后宫互相辉映，周围是浩瀚的浓绿荔枝林，庄肃而又幽雅。
  1995年10月9日，长春中学举行落成庆典，林瑞国先生率领台湾的亲朋和公司同仁60多人，专程来参加这浯江之滨、乌石山下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庆典，漳州市副市长张向忠、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对台部、教育局、建委、体委、文化局、旅游局的领导、漳浦县委书记林奕斌、县长洪德庆、人大常委会主任戴全成、政协主席杨玲、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对台部、教育局、建委、文化局、旅游局等部门的领导，参加了剪彩仪式，对林瑞国先生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
  林瑞国先生正继续实施他的投资计划，重修海云家庙这一闽南地区最大的宗祠，并进行园林、亭榭等“紫薇公园”的配套建设。三大项目一完成，林先生的祖居地乌石，就将成为集旅游、宗教文化、教育为一体的区域，从而带动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林先生与公司同仁在对旧镇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认真的考察之后，已做出了在旧镇投资兴办企业的重大决策。
  一生育才的老寿星李克柔伉俪
  陈建仁
  李克柔老师，1901年出生于漳浦县马坪乡一个基督教家庭，至今年（1996年）已满95岁高龄。老伴叶臻聪老师与他同龄，俩人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遍天下。他俩今身体健康，在厦门安度晚年，人们都尊为老前辈，政府人员、老同事、学生们纷纷去拜寿，报社记者去采访，作出报导。我们在台湾的漳浦同乡出于对这一对老伉俪的敬仰，特由陈则蔡、黄秉心、陈建仁、陈茂春等二十多人致赠“辛耕勤耘，桃芬李芳，敬业乐群，福海寿山”大银牌，敬祝他俩福寿永康。
  李克柔老师幼受庭训，勤奋好学。1916年负笈于泉州培元中学，1922年冬毕业，1922年春应聘在漳浦逢源小学任教（陈达元是当时学生），1922年秋得培元中学助学金，入北京燕京大学深造。他深信“教育为立国之本”，以教书育人为职志，乃选修教育学系，经4年艰苦学习，于1929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从此，他一直站在教育岗位上。他不但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谆谆善导，而且亲历亲见清朝的衰败，亲受民国时期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阅历非常丰富。他常向学生述说这些事，激发学生的爱国情绪。他的中学生时代，国家内忧外患深重，内有军阀割据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压迫，每与同学们谈论国事，痛心疾首。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封建统治的热潮席卷全国，他出于爱国热情，激于民族义愤，与同学们热烈响应。暑假期间，与回乡同学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反帝反封建及破除迷信、废除缠脚等陋习和卫生防病常识。
  他在北京上大学时，发生过1925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英国巡捕开枪屠杀声援的学生和工人群众）。1926年3月，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日本军舰掩护军阀张作霖的军舰开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击退，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通牒，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令卫队开枪，打死47人，伤150多人）。这次集会游行以大中学生为骨干，李克柔参加在内，险些遇难。
  他大学毕业后回家，国民革命军已经北伐入闽，厦门有一家由华侨集资创办，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日十月十日（双十）成立，因而以“双十”为校名的中学，他应聘任教务主任，后转训育主任（陈建仁是当时学生）。该校有尊师爱生风气，工作轻松愉快。在“双十”多年，以卓越的才能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为福建省教育厅当事人所赏识，委任为漳浦县教育局长。任职四年多，增筹教育经费，进行了不少改革措施，诸如：1、改造私塾为初级小学十余所。2、开辟体育运动场，举行第一届全县小学生运动会。3、创设民众教育馆和规范幼稚园各一所。4、举办第一次学生成绩展览会和国语演说竞赛会。5、为提高教学质量，采用全县统一的教科书（当时教科书多家书局各有出版，虽是按部颁标准编写，经教育部审定，而内容各不相同，李局长经过详细对比，选择最优者为全县统一课本），考试由教育局统一命题，由全局人员分往各校举行测试，题目一律，同日进行。6、举行小学毕业会考等。以上各种措施大部分属于全省首创，教育厅以其成效卓著，特予传令嘉奖，并将其经验在全省推广。教育厅并于1931年1月派他前往教育较发达的江浙地区考察教育，惜因发生日军进攻淞沪的“一二八事变”而未成行。
  1933年全省各县教育局均告撤销，业务并入县政府（设教育科），李老师转任省立厦门中学教导主任（该校合教务、训育为教导处）。李老师对教学管理素极严谨，一丝不苟，处处以身作则，协助校长治校三年，成绩卓著。该校成为全省名列前茅的高质量学校。
  1934年，漳浦佛昙镇爱国华侨巨贾、国民政府侨委会顾问杨纯美携30万银元回国。在佛昙镇筹办纯美中学，特于1936年春到厦门礼聘李克柔回乡任首任校长。李欣然应聘，并受委托按照教育部规定标准，购置教学仪器、教具及大量图书。学校初办，校舍全部新建，自课桌以至各种器具，都按适宜学生身心健康的需要设计建置，大费精力，李校长有条不紊，都赶在当年夏季开学前赶办就绪，如期开课。杨校主见一切良好，才放心重返印尼。
  翌年（1937年）“7.7”全面抗战开始，李校长在佛昙区被各界推选为抗敌后援会主任，乃组织全校师生成立抗战宣传队，每星期六晚上到附近各村宣传，教唱抗战歌曲和抗战歌谣，表演抗日短剧，激发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
  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师生生活都很刻苦，李校长仍然严谨办学，重视学生素质，一丝不苟。他总是设法遴聘品学兼优的教师来校任教。在学校基金（存于国家银行）因法币贬值而又侨汇断绝，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他开源节流，勉力维持。全校教师仅六七人，每个教师几乎每一节都有课，还要兼任总务、会计、文书等职务，任务之繁重可想而知，而教师们在李校长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感召下，都不畏艰巨，尽力而为。学校一度因避日本飞机轰炸而迁入湖西，因山区“瘴气”不服水土致病者甚多，学校又迁回佛昙，迁来迁去，十分艰辛，李校长都能任劳任怨，团结师生，维持正常教学活动。学生克服困难，勤读成风，在八年抗战期，历届毕业生参加全省中学生毕业会考及升学率都居全省前茅。
  抗战胜利后，杨校主于1947年春回国，李校长以不负所托，任务告一段落，向校主恳辞校长职务，获得允准。时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从内地迁到厦门，聘任李老师为训导处主任。他以在教育界素孚众望，被推选为厦门市中学教职员联合会会长。以其言行在学生中树立威信，一度说服学生，缓解了学生与校长对抗的局面。1948年转任厦门大同中学教务主任。又曾专教数学、英语。至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停职，时57岁。21年后平反复职，已经78岁高龄了。
  李老师自燕大毕业后连续从事教育工作33年，可谓毕生为教育而奋斗，令人钦敬。凡经他教过的学生，都怀念他那勤勤恳恳诲人不倦的长者风度及高度的责任心和务实作风。他道德高尚，不追求高官厚爵，不谋求生财致富，处事严谨，待人和善，以身作则，推己及人。
  他今（1996）年已95高龄，精神矍铄，仍每天轻松地健步行走。87岁时曾独自一人往美国探视其女儿。1990年厦门市离退休职工联合会举办全市健康老人评选，他荣获健康老人荣誉证书。1993年敬老节，厦门市教委协同有关单位为70岁以上离退休教职员举办敬老祝寿大会，90岁以上者2人，他年最高。他的养生之道自小养成好习惯，与烟、酒、茶一概无缘，对玩麻将和打扑克，从不沾边，他作息有序，动静结合，工作之暇，以音乐和读书报陶冶性情，虽然他只会拉拉手风琴，为孩子们的游艺伴奏，并无很深的音乐造诣；他喜欢体育活动，学生时代是排球运动员，在1921年第一届全省运动会中显过身手，至老年还经常走动。更重要的是，他心地善良，不与人争权夺利，故能经常心情舒畅。他说：我以“忍”植德，以“乐”益寿，以“动”健身，以“静”养性，故得高寿。更为人们所仰慕的是，他的夫人叶臻聪与他同龄，集美女师毕业，前半生也一贯教书育人，至今（1996年）已结婚满70年，称为白金婚了，她现在除因青光眼失明外，身体同样壮健。这是现在全厦门市一对最高龄的人瑞。
  （本文部份资料由前纯美中学教师庄乃宜提供）
  海峡两岸的教育界老前辈陈则蔡
  李林昌
  陈则蔡，字半涯，漳浦县城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今（1996）年已届93岁高龄，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桃李遍天下。
  他的婚姻出自父母之命，夫人陈香芸大他2岁，虽出自书香世家，秀才之女，毕竟是乡下姑娘。她在父亲教导下读过四书，而后来学到能写能读，还是得力于夫君的教导。他对待婚姻的态度不是像当时一些“新学界”人士那样反对包办，看不起乡下姑娘，而是将妻子“改造”成“新女性”。夫妻以礼相待，从不曾拌嘴，早已是一对“白金婚”。他年轻时是公认的美男子，风度翩翩，教师范，许多年少貌美的女学生对他的好感超过师生感情，而他作为有妇之夫，从不把感情超越于师生关系之外。他道德高尚，性情温和，对人谆谆善导。从不发脾气，不特堪为人人师表，对子女的教导有方，更是子女学业有成，事业远大的基本因素。他待人宽恕，做事问心无愧，心广故能体健，且无不良嗜好，作息有序，动静结合，是健康长寿的一大主因。
  陈则蔡的生父蔡钟秀，为望族世家，民国9年至10年（1920～1921年）任县商会长。母陈随娘，为前任（民国7年至9年）县商会会长陈瑞安之女，亦望族世家。则蔡为蔡家长子，以“外甥继母舅”，3岁即过继陈家长子泗河为子，为陈家长孙，初名蔡则陈，后改陈则蔡。
  则蔡5岁入塾读书，时为清光绪三十四年。至8岁，学校兴起，乃转入漳浦县立第一小学。当时学制，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共7年，于民国7年（1918年）15岁时小学毕业，往漳州升入福建省第八中学。当时中学不分高初中，为4年制，民国12年中学毕业，年20岁，即担任小学教师，那时漳浦县立第一、第二两小学改名培文、培英，他被延聘为培文小学教师，也曾在鼓浪屿教小学，后任白石小学校长。教书多年，任过县教育局视学，然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预科。按当时学制，他先修预科一年，考试及格，然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4年毕业。
  他大学毕业后，于民国19年至22年（1930～1933年）先后担任集美师范教员、漳浦县立初级中学、集美幼稚师范、集美乡村师范教务主任兼教员。民国23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厉意整顿教育事业，敦请则蔡回漳浦任县政府教育科长，漳浦教育事业大为刷新，在各区区署所在地的县城、杜浔、佛昙、官浔、石榴坂设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心小学，以为示范、推动各小学教学的刷新，并创设民众教育馆，推行社会教育，附设体育场，提倡体育运动。民国24年，县教育科业务并归专署教育科办理，则蔡应聘赴福州任三民中学训育主任兼教员。
  民国26年“7.7”抗日战争爆发，陈则蔡以在家乡素孚众望，被推以县商会会长身份任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他毅然辞退教职，回漳浦领导抗战工作。抗敌后援会下设几个工作团，以商会为主负责募捐工作，以妇女会为主负责慰劳工作，又组织教员、机关工作人员、社会青年等组成宣传工作团，业余以演戏、演讲、歌咏、漫画、标语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又集合失学、失业青年组成巡回宣传队，由他父亲蔡钟秀（同彰布店老板）献布制成帐幕式的活动戏台，下乡巡回演出抗战话剧，教唱抗战歌曲，到处宣传抗战。对文字宣传尤有独到之处，抗敌后援会一成立，便出版《抗敌周报》，后发展成为《漳浦日报》，成立报社，自任社长，是漳浦有报纸的开始。后报份发展到邻县，为扩大影响，改名《漳报》，为民众喉舌，对宣传抗战起到很大作用。
  原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因经费困难停办多年，莘莘学子有向隅之叹，陈则蔡积极筹备，于民国28年（1939年）报经省政府批准，复办漳浦初中，被委任为校长，筚路蓝缕，修复、扩建校舍，广招学生，筹款建设礼堂，为今日漳浦第一中学的规模立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漳浦成立县参议会，陈则蔡被选为副议长，辞校长职务，推荐教育界耆宿黄沂浣继任，他进一步筹创道周高中，任董事长，利用文庙扩建为校舍，于民国35年开始招生上课，便利了学子升学。民国37年陈被选为县参议会议长。1949年9月迁居台湾。
  他到台湾后，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督学。他感到，台湾过去受日本殖民教育影响甚深，当时各级学校仍保留有日本教育风气，必须革除，便尽量介绍祖国教育制度、教导方法、训导规程，拟定改革方案，从建立阳明国民学校为模范小学着手，改革教学及训导方法，调整行政组织，取消包班制，实行分科教学，禁止体罚，倡导学校卫生，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和劳动生产教育，种种新措施卓有成效，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区、省内起而仿效。省政府予以嘉奖。
  1958年，陈调任北投中学校长，辟划经营，锐意革新，订有长程、短程计划，次第实施，扩建了教室，增建教职员宿舍，增加教学设备，改进教学训导方法，施行辅导制度，提倡科学教育，推行劳动生产教育，成绩斐然，闻名全省，各县市教育界相率组团到校参观，他也常应邀到各地演讲座谈。任职14年间，获台湾省及台北市记功3次，嘉奖5次，至1972年8月，以69岁退休。
  他颐养天年于阳明山风景区，子孙立业海内外，而他对故乡十分关怀，闻漳浦筹建海外联谊大厦，不顾年迈，积极筹款赞助，自身率先献款20万元新台币以为倡导，发动在台湾的漳浦同乡热烈捐献，共底于成。他时时思念回乡，子女虑其年迈，愿代回乡尽访亲会友之责，并于1996年夏由其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任人类学系主任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第三子陈中民博士、在台湾任“中央开发信托公司”副总裁的第四子陈佑民，在漳浦第一中学设置奖学金，每年奖额5万元人民币。陈校长关怀故乡之心稍安，但回乡之行仍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造福桑梓的侨生陈福荣
  陈芳浦
  侨生陈福荣，祖籍福建省漳浦县马坪镇后康村下厝社。父亲陈捷报、母亲庄氏对娘，于20年代出国，操养猪业，并当过挑猪肉下乡零售的肩挑小贩，1930年生福荣于侨居地。
  福荣和兄弟姐妹在父母教导下，说家乡方言，用筷子夹菜吃饭，不忘祖国家乡。父母每次回乡探亲，福荣争取跟随回祖居地马坪，寻根溯源，认识家乡，访亲会友。他与家乡孩童交游戏耍，领略家乡的风光美景，因而对家乡和亲友有深厚的情谊。
  福荣的父母识字不多，但他们却懂得华文教育是华人文化的根，为了捍卫自己的根，应让子女学习华文。于是他们将福荣送入中华会馆办的中文学校学习“唐人书”（中文）。福荣已初步懂得华文是华人母语，小学毕业后，向父母要求回国继续念华文中学，获父母赞许，回国就读于纯美初级中学，毕业后考读于厦门中华中学念高中，中华中学校址在厦门虎头山上。他在美丽的厦门岛就读，面向海上花园鼓浪屿，加深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认识和热爱。
  1949年暑假，他回到侨居地父母身边。接着厦门解放，新中国成立，海上交通受阻，他留在父母身边帮助发展养猪等事业。由于他有知识，又勤劳肯钻研，有吃苦耐劳精神，因而掌握了养猪知识和兽医技术。他凡事必亲躬，因而养猪事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和效益。于是他再购地皮数处，进行合理又科学的猪舍建筑。从养种猪（公猪、母猪）小猪、中猪，到大肥猪，存栏数常2～3万头。又自办饲料厂、建仓库。他既是养猪老手，又是兽医师、饲养员和清洁工。每天清晨即驰车到养猪场与工人一道打扫、冲洗猪舍，观察大小猪的饲养、生活、生长情况和精神面貌，发现问题，及时防治。对种猪、大小猪三餐饲料的搭配他都根据现实情况分别安排。他养猪精打细算，包了几家餐馆、饭店、饮食摊的卫生工作，以劳作换取残羹剩饭，每日早、中、晚，他都亲自驾车到餐馆门前，与工人一道，亲自穿背心短裤到餐桌上打扫残羹和剩余饭菜运回养猪。人们常误认他是养猪场的工人。
  他事业有成，不忘祖国家乡亲人。他说：人不可忘本，虽然我们已是加入外国籍，但作为华裔，更应该对祖籍地，也就是我们的“根”，要有正确和足够的认识。因他身兼数职，事务繁忙，分不开身回乡与家乡亲人团聚，共叙乡谊。但过年过节，他都亲自安排一定数量的财物寄回家乡赠亲友故旧，以表达他根连故里，心怀家乡亲友故旧之挚爱深情。
  “年华似水涓涓逝，故土情思日日浓”，当家乡60年代遇到三年暂时性困难，农业急需化肥时，他即购数吨尿素支援家乡发展农业生产。当80年代家乡教育发展须增建教室校舍添设备时，他认为“教育是立国元本”，华侨、华裔必须合力，联为一体，共同支持家乡办好教育，以培养出更多好人才。于是他多次捐资支持中、小学修校舍，建办公楼，添教室、围墙，增设备。并与侨胞陈壬水、陈宝鼎合资十万港元设“育才奖学基金”，受聘为马坪校董事会董事。又捐资支援建设马坪侨联大厦和县海外联谊大厦及后康村高压电网及“白马公路”、“骏马碑”；又与陈壬水等合购冰箱、彩电等赠有关单位。
  1987年，为实现自已对故乡眷念之情，他争取时间回乡探亲，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受到乡政府和亲人的热情欢迎与盛情接待。当他看到离开近40年的家乡，村道依旧狭窄，儿童仍然玩沙土；老年人照旧蹲壁边晒太阳取暖，于是他找来亲人，捐资17万多元建后康下厝新路，可通汽车、拖拉机以方便乡亲耕种和交通运输；又建“儿童乐园”，让儿童玩有滑梯、秋千、弄桥、摇篮、跷跷板、飞机等等玩具；又建“福寿亭”，让老年人休息座谈、下棋、“行直”、弹唱锦歌、南音等，成为老人理想的活动场所。当他知道亲人中有的居无屋，成家乏力时，就根据亲疏和实际情况与需要，支持其建楼房、大厦（俗称“三间两伸手”）和平房，并帮助堂亲10多户婚娶成家。
  1992年，他再次回乡探亲，为繁荣家乡经济并使乡亲福利有个基本保障，他又毅然捐资30多万港元建商住合一的楼房两幢（上下24间）和一座农贸商场（42个摊位），赠给后康村，以收入作公益和老人福利费用；还鼓励其子振华捐资支建乡侨联和马坪中学“群贤楼”。他们虽是第一、二代华裔，仍不忘祖籍地是他们根的所在，而爱乡护根，先后已捐资60余万元建设“根”所在的家乡的教育等公益事业。
  侨生陈福荣先生一生艰苦奋斗，爱乡护根，造福桑梓，关怀家乡老幼亲朋故旧之奉献精神，被乡亲称赞为马坪侨生热爱故乡的典范。
  职业病防治专家陈彩秀
  陈芳浦
  陈彩秀主任医师，女，漳浦马坪人，现任武汉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院长，为同济医科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医学会湖北省分会副主任。
  陈彩秀主任医师，1930年12月出生于马坪霞梧社，7岁启蒙于马坪中心小学，后经漳州进德女中初中毕业，护士学校毕业，在医院当护士3年。工作中，她全心全意为病者服务，多次受病者及其家属和医院领导赞扬。而她认为要救死扶伤，把一生奉献给医疗事业，必须继续考读医科大学深造，才能有较大贡献。于业余争取时间继续学习，钻研医学知识，然后于195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苦读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内科工作12年，重点在心血管科，并负责同济医科大学和武汉市第二医学院的教学任务，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带教老师。她个人也熟练掌握内科的理论及操作技术，为她后来的成就打下良好基础。
  1971年，因工作需要，她被调到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从事职业病临床工作，先后负责综合门诊，尘肺科及中毒科主任。1974年提升为主任医师，兼任同济医大教授。1975年，又学中医一年。工作期间，被评为湖北省卫生系统标兵，武汉市“三八”红旗手。
  1983年，武汉市洪水泛滥，危及武汉农药厂，厂中存有大量剧毒的农药原料，该厂领导及全体职工为武汉市及长江中下游千百万人民生命安全负责，及时将剧毒原料转移。因此于7月14日发生一场中毒事故，7位正副书记、厂长有6位中毒；厂机关和两个车间大部份党、团员，一百多位工人，陆续中毒，被送入医院抢救治疗。为了抢救中毒病人，彩秀医师不顾自已是支气管扩张患者，经常咯血，身体瘦弱，为抢救这一百多位中毒病人而急匆匆地在各个病房进进出出，两天一夜没有休息，中午晕倒了，护士们冲了碗糖水给她喝，不一会儿，她又到病房去抢救中毒病人。在武汉市抗洪救灾中，她又荣立了二等功。以后，十多次被市卫生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多次登于《长江日报》等报刊。
  1983年，上级任命她为武汉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兼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提升正院长兼正所长，仍兼同济医大教授。她还身兼（1）中华医学会职业病学会委员；（2）全国职业病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3）中华医学会湖北省分会副主任委员；（4）中华预防医学会武汉分会常务理事。
  她在任职期间，努力钻研管理科学，使医院社会效益，业务指标及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医院连续4年被评为武汉市卫生局先进单位。她任职期间没有脱离临床及科研工作，“七五”期间，她对慢性苯中毒各种治疗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并写成论文发表，其中有1980～1991年10年间职业病院收治或参与抢救的急性中毒669例分析，研究出中毒事故发生及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工人不懂得生产技术，违章操作，设备老化，维修不善；无防护设备和措施。分析中毒的种类分别为刺激性气体中毒416例，死亡3例；窒息性气体中毒49例，死亡5例；有机溶剂中毒18例，死亡1例：金属类中毒43例；有机磷农药中毒143例，后二类中毒无死亡。她在论文中并提出防护意见，认为须以预防为主：（1）从物的方面着手，应改善生产环境，维修或改进设备，配备必要的劳动用品；（2）从人的方面着手，应对工人和厂领导进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毒物及毒物对人体的危害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及防护意识，特别是对乡镇企业和民办工厂尤为重要，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以杜绝急性中毒的发生。她并提出劳动卫生的管理模式，她的见解在医学界及各厂矿交流推广，减少了事故的发生。
  她在工作中，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承担职业病及职业中毒多发病的治疗，组织医生对疑难病人进行会诊，收治病种逐渐扩大，过去只能收治苯、汞中毒及矽肺病人，现已扩大到收治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肿瘤、鼻病、化学灼伤、一般烫伤，放射损伤以及与职业病有关的各种疾病。1971年～1994年24年间共收治住院病人8521人次。经常抢救急性中毒和矽肺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达95％左右。
  她代表性的著作有《中西药治疗122例慢性职业中毒疗效分析》获湖北省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65例急性硫酸二甲脂中毒对心脏的影响》获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24年来卫生职业病防治的发展与管理模式的探讨》获全国厂企学会优秀论文奖；《医学模式转变与职业病康复治疗》获康复学会优秀论文奖。她从事临床工作与管理工作以来先后发表于《中国工业医学杂志》等报刊杂志论文20多篇，主要有急性职业病中毒的抢救，慢性职业中毒的康复治疗及管理模式探讨等方面的文章。
  陈彩秀主任医师把一生精力都奉献给职业病防治医疗事业。1995年9月，她作为医学界的专家及优秀人物入编于《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一书，该书由知识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50～80年代漳浦风、水、旱灾
  陈章兴
  我从1955年12月至1994年12月在本县水利部门工作，1984年3月20日，经县人民政府浦政电字（84）第80号文批准后，任县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经办每年防汛抗旱日常工作，较全面地了解各个时期风、水、旱灾情。这里仅将本人所掌握的资料，记述自50～80年代所受风、水、旱三灾概况。
  一、台风暴雨：
  漳浦县位于东南沿海，历年常受太平洋西部和南海热带气旋活动影响。热带气旋发展到风速每小时34～63海里、风力8～11级时，便为热带风暴，我国称为台风，风力12级及12级以上称为强台风。台风常带来暴雨（据国家气象局规定：日降雨量等于或大于50毫米为暴雨，等于或大于100毫米为大暴雨，在200毫米以上的为特大暴雨），若再遇上天文大潮，则引发江河洪水和潮害，造成房屋倒塌、人畜伤亡、水利工程毁坏、公路电讯中断、庄稼受淹被冲，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
  本县自50～80年代历次受台风暴雨袭击影响所造成的较大洪涝灾害：
  1952年6月14日～15日，台风暴雨，降雨量149毫米，受淹农田面积5.3万亩。同月25日又暴雨，降雨量164毫米，受淹农田面积6.5万亩。
  1953年5月1213日，台风暴雨，降雨量324毫米，受淹农田面积6.6万亩。
  1955年8月28～31日，台风暴雨，洪水泛滥，受淹农田面积11万亩。
  1956年9月18～20日，台风暴雨，降雨量239毫米，受淹农田面积3.8万亩。
  1957年5月23～26日和28～29日两次台风，连降暴雨，降雨量257毫米，毁坏各类水利246处，倒屋92间，农作物被冲压3.3万亩。同年7月2～5日，台风暴雨，降雨量306.5毫米，早稻已收割，灾情较轻。
  1958年7月16～20日，台风暴雨，降雨量349毫米，受淹农田面积4.66万亩。
  1959年8月19～23日，第3号台风（登陆厦门）、暴雨正面袭击本县，降雨量城关84.4毫米、湖西133.6毫米。倒屋571间，死43人、重伤6人，受淹农田面积2.75万亩，海堤塌坡决口470处长22.6公里，渔船破损241只。同年9月10～12日，一次降雨量390毫米，受淹农田面积6万多亩。
  1960年6月9日，第1号台风（登陆香港）带来暴雨袭击本县，降雨量255毫米（最大日雨量117.4毫米），石榴降雨量504毫米（最多），洪水泛滥，受淹农田面积33.8万亩，倒屋1263间，死5人、重伤12人，渔船损失344只，水利工程被冲毁451处，江、海堤决口483处，总长24公里（其中海堤长13.7公里），史称“6.9”灾害。
  同年8月8日，第8号台风正面袭击本县，9日暴雨，降雨量247毫米，受淹农田面积5.1万亩，冲毁海堤71处、江堤158处共长7.2公里。
  1961年5月19日，第3号台风于13～14时在香港登陆后，转东北方向影响本县，21日暴雨，降雨量城关107.9毫米，佛昙、赤湖300多毫米，石榴多达400毫米，县城南门水位超过警戒线1.5米，灾情比“6.9”灾害更严重。受淹农作物面积16.5万亩（其中受淹6昼夜水稻面积3.2万亩），海堤塌坡决口704处长6.8公里，山围塘损坏12座、渠道崩塌52处长500米、其他水利工程损坏338处，小船受损13只，损失海带115吨、蚶苗2000万多粒。
  同年9月10～12日连续两次台风（其中第22号台风在厦门登陆，本县风力11级以上），带来暴雨，降雨量分别为97.9毫米和121.4毫米，南溪官浔水位超过警戒线4米以上。历来未曾有过洪水的旧镇下蔡自然村，水淹公路33厘米以上。全县受淹村庄66个，受灾人口1.2万人；房屋倒272间、损坏793间；受淹农作物面积19.9万亩；山塘冲坏5座、渠道决口4处长546米、江堤决口746处长7.7公里，同时受农历八月天文大潮影响，海堤决口55处长627米。
  1963年6月16～17日降雨量273毫米（南浦多达529毫米），受淹自然村71个，死3人、伤21人，淹没农田面积9.2万亩，江堤塌坡决口2257处长10.4公里。
  同年7月1日，第4号台风（在广东澄海登陆）、暴雨袭击本县，降雨量346.4毫米（日雨量266.7毫米）。同月27日，台风暴雨，降雨量城关389.9毫米（日雨量278.3毫米），县城东溪在10分钟内水位涨高1米多，涌入东街，街道上水有1米多深，为从来所未见。全县被损坏山围塘80座、桥梁15座、公路16处长2.5公里，江、海堤决口5311处总长2603米（其中海堤长1261米），受淹农田面积12.9万亩（其中受冲压面积2.1万亩）。
  1965年7月26～27日，第10号台风（26日21时在泉州登陆）、暴雨袭击本县，26日14时至28日11时，降雨量389.9毫米（27日降雨量278.3毫米），梁山水库24小时暴雨量494.9毫米。降雨量较多的有：盘陀515.3毫米（27日15时至16时暴雨量102.5毫米）、沙西477.8毫米、城关421.7毫米（27日16时至17时暴雨量102.5毫米），县城南门桥27日24时水位超过警戒线1.33米。造成“7.27”灾害，受淹农田面积12.9万亩；水利工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山围塘194座、石陂148座、水闸123座和渠道塌坡决口长20.3公里；倒屋960间，死3人、重伤28人。
  1969年4月12日台风，19时至13日凌晨3时连降暴雨，降雨量城关、石榴、长桥在347～392毫米之间，鹿溪水位超过警戒线3米多。受淹农田面积4.69万亩，被泥沙冲压农作物面积13.94万亩，冲坏山围塘23座，倒民房59间、仓库3座、冲毁公路43处长1.69公里，长桥公路上水漫树梢。雷击死1人。
  1972年8月19日，第9号台风带来暴雨，降雨量城关397.2毫米。南溪水位超过1960年“6.9”灾害。全县倒屋1257间，伤8人：农作物受淹面积20.4万亩；江堤塌坡决口900多处、冲坏小型水利工程300多处和公路46处。
  1973年7月3～4日，第4号台风（3日14时在厦门登陆）正面袭击本县，5日暴雨，申内水库4小时降雨量279毫米，其他各地降雨量在90～130毫米之间。全县倒屋1202间，损坏房屋3520间、仓库158间，沉船98只，折断电杆356根，冲毁桥梁17座、山塘19座、海堤塌坡192处长4.5公里、江堤决口507处长570米，受淹早稻面积8.2万亩。重灾区石榴、城关、南浦等地，死7人、伤15人。
  1975年9月23日，第11号台风在东山县登陆，本县最大风速33米/秒，城关降雨量143.2毫长。
  1979年6月11日零时30分～12日凌晨3时，降雨量200多毫米。赤岭东坑果林场考池小（二）型水库（坝高9.8米，库容19.2万立方米），坝中溢流堰右侧与土坝接头的挡土翼墙倒塌，大坝顶决口长28米（中部长20米、底部长8米）、深11米（河床被刷深2米多），受淹农田面积270亩（其中冲压农田面积54亩、柑桔312株）和小水电站（装机容量1台26千瓦）1座。
  1980年第4号台风提前在5月份影响本县（正常年台风季节在7～9月份），风力10级以上，3天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发生“5.24”洪水灾害。7月中旬又受到第6号台风影响，梁山水库降雨量325毫米。9月19日3时，第15号台风在古雷半岛登陆，中心风力12级以上，正逢农历八月天文大潮，旧镇桥闸19日5时15分潮水位（黄零）5.6米（超过闸顶高程0.3米），比正常潮水位高1.4米，海水倒灌淹田面积0.2万亩。这次台风是1969年以来在福建省登陆台风风力最强的一次，破坏性较大，海堤塌坡决口长25.9公里（其中沙西长9.8公里、霞美长4.3公里、旧镇长7公里），占当时全县海堤总长的13.4％.
  1981年第16号台风于9月22日（凌晨在广东陆丰登陆）影响本县，零时至6时风力9～10级，1时至2时风力11级以上。21日下午出现台风雨，降雨量集中在22日零时至8时，城关降雨量228毫米（1960年“6.9”洪水一次3天降雨量225毫米）；水库区降雨量：梁山水库457毫米（至24日降雨量518毫米）、后井水库313毫米、祖妈林水库263毫米（溢洪水深1.49米）、眉力水库256毫米。南浦降雨量283毫米（其中21日6时206毫米）。官浔康庄新厝自然村，水位超过1960年“6.9”洪峰水位0.18米；县城南门水位超过1960年“6.9”洪峰水位0.25米。这次洪水，降雨量集中、山洪暴发快、影响范围广、受淹时间长、破坏性较大。全县受淹村庄95个、6733户、人口34412人，民房倒塌2614间、损坏1088间，倒塌校舍57间、仓库172间，因灾死亡7人、伤554人。
  1983年上半年，阴雨多、气温低、暴雨频繁，出现历史罕见的“三个一百天”：即低温阴雨一百天、暴雨洪涝一百天（发生“4·9”、“5.12”和“6.19”三次洪水）和夏、秋干旱一百天。如“4.9”灾害，降雨量300多毫米，由于入春以来连续低温阴雨，山泉饱满，河流上涨，加上降雨时间短、雨量集中，引起山洪暴发。中、小《一〉型水库溢洪27座，祖妈林水库溢洪水深2.36米。洪水泛成灾，全县受淹村庄158个；春收作物受淹面积7.6万亩；冲坏山围塘41座、石陂172座、涵洞327座、渠道塌坡决口634处长24公里；江堤塌坡决口2931处长80多公里；倒塌和损坏民房2369间、仓库247间、校舍99间。
  在“4.9”灾害中，沙西南门岭小〈一〉型水库大坝发生漏水：3月29日水位28.6米、库容量141万立方米，大坝突然漏水3孔；4月8日至10日库区降雨量409毫米（其中9日暴雨量304毫米，17时溢洪水深0.3米），水位上涨至29.34米时，又漏水4孔；10日5时40分又新增漏水孔2处。据4月11日中午观测：在水位29.7米时，漏水总量10.51立方米/小时（最大）。同时，第二平台高程18.64米至21.9米处，发生烂坝面积259平方米。13日10时，2号孔与3号孔之间裂缝（从西南到东北方向）长0.2米、宽2米，局部有滑坡现象。与此同时，上游套库——月眉小〈二〉型水库〈正常库容47.3万立方米〉已溢洪水深0.35米，洪水泄入南门岭水库，大坝危在旦夕。县、市领导和水利部门技术员共60多人赶上水库，与当地干部、群众1110人（其中基干民兵510人），指导参加抢险；驻军32851和32855部队，闻讯也派去指战员200多人加入抢险战斗。经会诊采取五大抢险措施：（1）再加大泄洪量（卧管放水增加到4孔，涵洞泄洪量扩大到0.9立方米/秒）；（2）压载稳住大坝（背水坡导渗压载，垒叠沙土包1.5万袋，压载面积15000平方米）；（3）抛红粘土防渗（迎水坡抛红粘土800立方米，大大减少漏水量）；（4）大坝灌浆堵孔（打4孔总进尺329.6米，灌水泥浆5760公斤，并采用木桩护坝、破布堵孔、镀锌管导流和混合20％防渗药水封孔等办法，堵住漏水）；（5）洪道拆降2米（增加过洪量5立方米/秒）。终于保住大坝，使下游7个自然村人口1.2万人和耕地面积0.7万亩，免受淹没损失。
  同年7月25日15时50分，第4号台风中心在深土大店村附近登陆，最大风速45米/秒，六鳌半岛一棵千年树龄大榕树被连根拔；鹿溪糖厂一个重量600吨吊塔被刮倒。全县倒塌民房6686间、厂房121间（损坏496间）、校舍578间（损坏4328间），因灾死亡14人、重伤299人，船只沉没17只、损坏824只。10千伏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倒杆断线长192公里（占总长51.9％）；5座变电站避雷针和露天设备网络，都受到严重的损坏；用户变压器和低压输电线路，大部份都被摧毁，造成全县停电。即动员和组织各有关部门领导、技术员、工人共111人，投入突击抢修。
  漳州市供电局支援32人、汽车1辆，长泰县电力总站支援14人、汽车1辆，龙海县（市）电力公司支援8人、汽车1辆，南靖县电力公司支援19人、汽车1辆，诏安县电力公司支援18人、汽车1辆，东山县电厂支援15人。这支外援生力军，在晴雨交错、高温湿热的恶劣天气下，早出晚归，中午吃饭在工地，不畏艰险，爬杆操作，抢修输电线长49.8公里。南靖、诏安、东山三县协作，会战内湖水电站至城关变电站35千伏输电线路长15.6公里（其中新换杆43根、换接线长12公里），原计划7天，提前2.5天完成抢修任务。全县奋战1个月，于8月29日基本恢复了生活照明和工农业生产用电。
  这一年，省、市拨给漳浦县抗灾救灾资金487万元（其中水利电力99万元、民政96万元、教育80万元、农垦69万元、工业53万元）。同时，下拨柴油340吨、汽油100吨、水泥1850吨、钢材310吨、木材1800立方米、原粮100万公斤、化肥900吨和瓦片1000万个，支援灾区抢修水毁工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85年6月23～28日，第4号台风于24日12时从广东海丰登陆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在本县环流36个小时，风力8～9级，阵风11级以上，一棵树龄18年的桉树被拦腰折断，拆船厂万吨油轮被风浪推移18米，撞坏了码头石堤。台风带来暴雨，降雨量普遍在200毫米以上，梁山水库降雨量492.5毫米（水晶场水库降雨量561.5毫米），鹿溪、南溪两岸洪水泛滥，受淹和冲压农作物面积10万多亩。水利工程受到不同损坏。灾后，立即组织抢修，迅速恢复生产。全县投入劳力10.5万工日，完成土石方8.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4万立方米），国家补助材料费17万元，重点抢修渠道塌坡决口12处长649米、江堤塌坡决口5处长122米、海堤塌坡决口21处长430米，以及整修石陂陂6座、水闸5座和涵洞18座。
  1986年遭受第7号台风和“7.12”洪水袭击，普降暴雨，梁山水库降雨量284.9毫米。接着，受到第17号台风影响和农历八月天文大潮袭击，旧镇桥闸（八月十五日）零点20分潮水位（黄零）3.15米，比1985年同日最高潮水位增高0.35米。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抗灾抢险斗争，战胜了风、水、潮灾害，灾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仍达1.94亿公斤，比1985年增产100万公斤。
  1987年4月13日以后，出现罕见的低温阴雨天气。5月17日8时至20日8时，连降暴雨。祖妈林水库降雨量530.5毫米，水位猛涨10米，拦蓄洪水1608万立方米。大部份地区降雨量400毫米以上，发生“5.12”洪水灾害，受淹农田面积6.4万亩，受淹自然村43个，倒塌民房239间。漳汕线盘陀岭段塌坡土石方0.2立方米，300多辆汽车受阻（至21日上午10时才通车）。后汛期（7～9月），虽然再受第12号、19号台风和大潮袭击，但由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战胜了水、风、潮灾害。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21亿公斤，比增2750万公斤。1987年县防汛抗旱办公室，再荣获全省防汛抗洪先进单位。
  二、龙卷风
  龙卷风是一种范围小而时间短的猛烈旋风，常出现在发展强烈的积雨云下，风速可达100米/秒，移动速度每小时约数十公里，如达地面，破坏力极大，人、畜、器物常被卷至空中。本县个别年份在局部地区曾出现龙卷风：
  1977年7月25日15时40分～16时10分，前亭圩仔、大社两村受龙卷风袭击，风力12级以上，树木被摧折，瓦屋倒塌6间、屋顶被掀掉482间，轻伤75人、重伤14人、死5人。政府即拨款救济，伤者送县医院救治。
  1983年4月9日，石榴象牙地区受龙卷风袭击，中心风力11级以上，刮走屋瓦、拔到大树。
  1985年7月22日，官浔康庄村受龙卷风袭击，灾情较轻。
  三、干旱
  漳浦县虽号称雨水充沛，但降雨量时空不均，经常发生干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大大减轻干旱威胁。50～80年代40年间，发生干旱110次，其中旱情较严重的有26次：
  1952年10月25日～12月1日无雨，受旱农田面积5.96万亩。
  1953年7月7日～8月17日干旱（期间部份地区下雷阵雨），受旱农田面积13.6万亩。
  1954年9月11日～11月6日无雨，受旱农田面积31.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16.9万亩）。
  1955年4～5月旱，沿海旱情严重；9月11日～10月12日又旱，全县受旱农田面积12.05万亩。
  1956年6月16日～9月18日，旱92天，受旱歉收农作物面积23.5万亩（其中稻田面积9.15万亩）。
  1957年7月6日～9月13日无雨，受旱农田面积19.5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6.48万亩）。
  1958年11月1日～12月30日旱，受旱农田面积16.9万亩（其中水田面积3.4万亩）。
  1959年9月12日～1960年3月12日，干旱180天，受旱歉收农作物面积26.8万亩（其中水稻面积9.9万亩）。
  1961年5月28日～6月26日旱，受旱农田面积1.89万亩（其中水田面积0.61万亩）。
  1962年10月15日～1963年5月31日，干旱228天，受旱农田面积28.6万亩（其中部份绝收）。
  1964年10月15日～1965年2月4日，干旱113天，受旱农田面积20万亩（其中水田面积12万亩）。
  1965年9月下旬～10月26日旱，受旱面积9.5万亩。
  1966年8～9月旱，6条溪流断水，受旱农田面积28.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15万亩）。
  1971年3月干旱，受旱水田面积16.3万亩；同年7月～9月又旱，受旱农田面积9万多亩。
  1972年2月旱，受旱农田面积17.5万亩。
  1976年11月～1977年5月25日旱，受旱农田面积20多万亩。
  1979年秋旱60天。
  1980年春旱35天。
  1981年8月旱（上半月降雨量仅5.3毫米），受旱农田面积13万亩。首次人工降雨，8月27日～9月4日，在南浦、火烧埔和眉力、祖妈林、后井等水库，作业7次，发射三七炮弹80发、EJ—503小火箭240发，降雨量共108.5毫米，使受旱农作物面积8万多亩旱情得到缓和。
  1982年秋旱80天。
  1983年6月21日～7月24日、7月28日～8月17日，天气高热少雨（25～27日降雨量20～50毫米），干旱55天，受旱水稻面积15.4万亩；10月15日以后，又出现30天秋旱。
  1984年6～7月干旱，7月份地面蒸发量254.1毫米，比历年平均同月增加33％，受旱水田面积14.6万亩。
  1985年9月下旬～10月无雨，10月26日旱情升级为中旱，受旱农田面积9.5万亩（其中水稻面积3.5万亩、地瓜面积4万亩、甘蔗面积2万亩）。
  1986年7月中旬以后，发生夏、秋百日干旱，受旱农田面积22万亩（晚稻面积10万亩，其中晒死面积0.5万亩）。全县每天投入抗旱劳力12.5万人（其中县、乡镇干部0.5万人），出动抽水机509台4873马力和各种抗旱工具，兴修引水渠道88条长52公里和临时性抗旱沙土陂231座、沙堀堀378穴，加上水利工程供水，抢插晚稻面积23.95万亩、抢种地瓜面积8.9万亩、套种玉米面积1.2万亩。
  1988年6月上、中旬基本无雨（但局部地区出现“6.2”洪水），7月份受副热带高气压影响，夏、秋干旱，受旱农田面积16.7万亩（其中水田面积4万亩）。中、小（一）型水库发挥抗旱威力，灌溉供水量1.6亿立方米，保灌晚稻面积23.5万亩，确保粮食作物增产150万公斤。佛昙镇水利管理站，管好水利设施，做好抗旱工作，使全镇保灌农田面积扩大到3.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2％，1988年12月6日被评为全国（244个）区乡水利水保管理服务站先进单位。
  1989年6月上旬～7月份无雨，夏、秋千旱。这一年，降雨量1140毫米，比正常年减少1/3左右，但县管“七库、三闸、一渠”，为灌区19.7万亩农田抗旱供水2.18亿立方米，天旱地不旱。全县粮食年产量2.56亿公斤，比1988年增产3476万公斤，单产、总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受到国务院表彰。
  巍峨绵长的梁山山脉
  李林昌
  梁山山脉绵亘于漳浦县西南150多公里，上（西）与平和矾山、笔架山衔接，所以说梁山是闽西博平岭山脉自平和向东南的延伸。博平岭山脉向漳浦西北方向延伸的则有石屏山山脉。梁山山脉与石屏山山屏南北对峙，以鹿溪为分野，两山脉之间是广阔的鹿溪流域平原。鹿溪中游的一段古称李澳川（是溪名也是地名），在唐朝已成一大聚落，以其地理优势，自开元四年（716年）起被选择为漳州治及漳浦县治所在地（70年以后因漳州辖境扩大到闽西的龙岩、漳平、宁洋一带，为了地点适中，才将州治迁到龙溪县，即今芗城区），漳浦县治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以旧俗以石屏山山脉逶迤到县城北面10多公里处的后到山为县城的背山，以梁山山脉逶迤到县城南面20多公里处的金刚山为县城案山。由于梁山的巍峨壮观，不但漳浦人以她为生我养我的大地母亲的象征，就是在全省，梁山也为人们所瞻仰，所以《古记》说“梁山，闽之望也”（望，名望）。
  古代《名山记》只载梁山十二峰，唐朝怀恩县尉钟绍京增为二十四峰，宋吴伟诗云“梁山重回首，翠峰三十六”，都不过就最重要的山峰而言。明黄道周作《梁峰二山赋》说“梁山九十九峰高峭遐邈，一一与九华相似，或有过之，当无不及”，但他也只就已有的莲花、狮子、金刚、力士、双髻、长剑、七星、八柱、观日、临海、晋亭、青阁、双凤、玉乳、锦石、月桂、寿星、紫云、金鸡、丹灶、香炉等峰名以外增加金光、爵目、瑞屏、隼立、鸟翔等峰名而已。“九十九峰”其实只是一个概数，形容其多，大大小小的山峰是数不清的。据现有资料，梁山山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座，900米以上的有6座。
  莲花峰，在沙西镇与云霄东厦镇交界处。旧县志认为是梁山的中峰，但它不是梁山最高峰，海拔960米，仅居第三名。整个山峰由巨石构成，状如佛像的莲座。其中有一个突兀的奇石，称齐帝石，这是由于南北朝时的齐武帝萧赜（公元483年至492年在位）原是刘宋的赣县令，刘宋皇族晋安王刘子勋任江州（今南昌）刺史，发动叛乱，萧赜不从，被拘禁。当时萧赜的父亲萧道成是刘宋的禁军将领，乘刘宋皇族内战的机会掌握军政大权，主持平叛。族人萧兴祖攻破江州，救出萧赜，萧赜率部下一百多人起兵，因寡不敌众，避屯梁山（当时绥安县属郡治设在揭阳的义安郡管辖，故《南齐书》记为“揭阳山中”），聚众至三千多人，出兵打败子勋。萧赜的父亲萧道成利用平叛的机会篡夺刘宋政权，建立萧齐（即南齐）政权，即齐高帝，在位四年，由子萧赜承位，即齐武帝。因为莲花峰为齐武帝当初生聚教训之地，故称莲花峰的突兀奇石为齐帝石。
  莲花峰东北边有天然石洞，可住二百多人，可能便是一千五百多年前齐武帝避屯之处。革命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曾住此洞，故称红军洞，今尚遗存有石椅、石桌、石砌灶等生活用具。
  莲花峰东北五华里处有合水潭，渊深数丈，白沙溪瀑布泻入潭中，激起浪花一丈高，响声闻于一里以外，为一大奇观。此水流经“海金刚”山边，汇入祖妈林水库。
  莲花峰下原有白石庵（已废），为宋朝名士高东溪读书处。高东溪，杜浔宅兜人，到莲花峰仅十多华里路程。
  莲花峰之西为水晶坪，在盘陀镇界内。元朝大德年间曾派太监来监督民工大量开采。今为水库，库区附近仍有人挖采水晶。
  莲花峰东南为吴公坪，因宋末元初有一位姓吴士人隐居于此得名。后有杜浔丘姓人迁居于此，成为农村，为革命老根据地，后被国民党移民并村，田园抛荒，解放后杜浔文卿村在此建农场。
  吴公坪之南为吴公山，在杜浔镇界内，海拔579米，与大南坂农场界内的金刚山相对。
  莲花、金刚、吴刚三峰之间的山谷地带即吴公坪，曾经是“世外桃源”，山民有终生不曾到过县城的。盛产药材。杜鹃花布满山野，明末清初陈祖虞诗云“三月吴公春，杜鹃红于锦；七月吴公秋，杜鹃凄已甚”，形容其锦绣却荒凉的情景。
  玉里尖，即玉女峰，海拔986米，在沙西镇与云霄东厦镇交界处，与云霄将军山的余脉仙人峰隔漳江遥遥相望，玉女峰余脉则延伸到云霄大臣山，故有“将军对大臣，玉女对仙人”之谚。
  网棋石，海拔947米，在沙西镇界内。
  鸟嘴山，海拔996米，在沙西镇与云霄东厦镇交界处。
  鸡笼山956米，在沙西镇与云霄东厦镇交界处。
  （另一鸡笼山，海拔680米，在盘陀镇界内）。
  金公山，即金光山，一名海金刚，又名老人峰，海拔886米，在沙西镇西北，距土楼村5公里处。整个山体由大小不同的乱石构成。南面陡峭，高不可攀。北面较平缓，也少有人登上顶峰。东南有一石洞，洞口狭窄，仅容一人侧身而入，洞内宽达60平方米。清乾隆漳州知府金城在所著《浣霞摸心记》里说：梁山袤延至海滨，有一高峰名海金刚，层峦叠嶂，路径丛杂险要，内可通陆，外可通海，有石洞可藏千余人，一向为盗贼渊薮。
  狮子峰，海拔714米，在海金刚之北，沙西镇境内。远望像一头猛狮，近看才知道是由四块大石构成，故又名四粒石。
  狮石尖，海拔627米，也状如猛狮，在盘陀镇界内。
  梁山，海拔530米，在盘陀镇界内，南麓属云霄东厦镇界。山内原有内曾、中周、口黄三个自然村，因建水库移民于盘陀其他乡村。
  六齿山，海拔562米，在盘陀镇界内。
  笔架山，海拔479米，在盘陀镇界内。
  雀目山，海拔644米，在盘陀镇界内。远望山巅巨石形状似雀，头部有一空隙如雀目，故名，又作爵目山。其西为盘陀岭，是盘陀镇与云霄县火田镇的分水岭。
  笋石尖，海拔655米，在盘陀镇界内。
  洞仔山，海拔824米，在盘陀镇与石榴镇交界处。状如古代妇人发髻，故旧县志雅称为婆髻山。旧县志认为，梁山“脉自平和矾山，经大尖、小尖、婆髻诸山而至。”
  乒乓山，海拔699米，在石榴镇界内。
  金刚山，在县城西南方，距城15公里，大南坂农场界内。从县城角度望去，以为是梁山最高峰，其实它海拔只891米。金刚峰是一整块钟形大石，端立伸入山体的巨大盘石上，其周围山体海拔仅300多米，显得它格外突兀，状如金刚屹立，故名。但它的极顶并不似远望那样尖峭，而是一个30平方米的平台。它的东北面故然纯属峭壁绝崖，而西南面坡度55度左右，可缘石缝攀援而上，迂回经过几个平缓处，约一小时可从基部上达极顶平台上。峭壁间生石衣（石耳），为珍贵药材，以前有人结伙合作，择天气晴和无大风时辰，在平台上钻孔立桩，用大绳将有胆量者吊缒到半壁采收。
  香炉石尖，海拔742米，在金刚山之西。
  黑山尖，海拔567米，在金刚山东北。
  梁山，在古代是热带丛林的神秘世界，成书于汉代的《尔雅》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汉朝以梁山为界，分属闽越和南越两个诸侯国，在盘陀岭南北交通孔道上设关（因山间有许多蒲葵树而称为蒲葵关），对南北交通不无阻碍。
  然而为期不长，两个诸侯国都为汉武帝所统一。
  自晋朝永嘉之乱以后为东晋朝代，中原贵族、官吏、人民大量南迁，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设立绥安县，辖梁山南北。隋朝将绥安县并入龙溪县，至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平乱，就原绥安县地建立漳州和漳浦县，同样辖梁山南北。（唐、宋漳浦县辖域与绥安县相同，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一带）。
  由于绥安县治所设在梁山北麓的盘陀平原之东绥安溪边，梁山深处开始为人们所游赏。山上有凉亭，称晋亭，所在的山峰叫晋亭峰。传说葛洪曾到此山炼丹。
  梁山东南麓古今景观
  黄玉盘 黄玉昆 李林昌
  一、高山港、西庄港、杜浔港的历史存在
  梁山南麓赤岭山曾有一座天后宫，早年荒废，四十年代还残留颓墙断壁。“天后”即是为很多人所崇奉，信为能保庇航海平安的“妈祖”，天后宫即妈祖庙，一般建在港边，梁山下为什么有天后宫，是因为从龟山（高山）至西浯山之间的海积平原从前是一片汪洋。在宜隆附近有瓷窑山，又有地名叫碗窑，都有宋窑遗址，相传，在宋代，大船可直达瓷窑山，小船可达碗窑，运出瓷器。至清初，这一片海洋已部份冲积成陆域和滩涂，而自庄前、高山、屿头一线仍可停泊船只，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记载的十都（今杜浔、沙西二镇）杜浔港、高山港、西庄港便是这海湾上的三个港口。自二十年代以来陆续围垦造田，只留下东西两条溪道汇流入海：东溪，又名田墩溪，上游有村地名过洋，至今仍有一段咸水溪，溪水不能用于灌溉；西溪，又称徐坎溪，即杜浔溪，七十年代曾在此溪下游平原上出土船锭和海树，证实这里从前是海滩。高山、庄前、西庄（在屿头附近）历史上曾是渔、旅、商船停泊的港口。赤岭山天后宫随着这些港口的消失而颓废，而可从其遗迹印证旧县志记载，知道这些港口曾经桅樯云集。
  二、祖妈林水库风光
  祖妈林水库位于梁山南麓，1971年12月建成。址在古代高山港和杜浔港上游的雉川佳鸰门，距杜浔五公里。从杜浔乘车沿漳云线至田墩交叉路口，转向西北防汛公路，过赤岭山，便见到水库的银白色大坝。（祖妈林的建设经过和效益，《漳浦丈史资料》第十四辑有专文记迷）。
  祖妈林风光幽美壮丽，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几百亩的人工湖，碧波荡漾，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九十九峰青到眼”，高耸入云的有海金刚（老人峰）、莲花峰、玉女峰、鸟嘴峰、鸡笼峰、酒瓶嘴峰、网棋石峰，它们各具形态，以形态得名，还有仙桃岭、南天柱石、狮豹相雄等景观拱列于前，构成巨幅壮观的“青山不墨千秋画”。库区绿林成荫，清爽宜人。几座红瓦粉墙的楼宇掩映其间，错落有致，堪为避暑疗养胜地。
  步出林间小道，登临溢洪道消力池，可见到整条溢洪道是从岩层炸凿出来的，宽三十多米，深二、三十米，长数百米。中间有两座拱桥，一前一后跨越溢洪道，是大坝与水电站之间的通道。拱桥上可望见驼峰堰，登临堰上，可见到那里安装着三扇弧形闸门，每孔宽十米，高近五米。一旦钢闸全开，最大泄洪量每秒六百多立方米，飞泻直下，形成巨幅瀑布，水花四溅，巨响隆隆。
  溢洪道左边是大坝，高近四十米，长四百多米，是目前漳州市各中型水库中最长的大坝，以粘土为中心墙，用花岗岩条石砌内外护坡，坝基宽大，由下而上逐渐减宽，坝顶宽六米。初临库下时，向上仰望，宛如一座金字塔横断山谷，拦腰截住雉川溪流。从坝上俯瞰坝下，则如临深渊。举目坝内，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来时恰好春光明媚，湖平如镜，水碧如玉，梁峰倒影其上，偶尔见到野鸭戏逐，沉鱼飞跃。周围山峦叠翠，山花烂漫，百鸟和鸣，此情此景，怎不令陶醉。湖中有座小山，四季苍茏，红绿相映，远望酷似出水芙蓉。此山是落籍高山黄氏开基第三世祖妈——黄伯尧夫人陈氏墓域。她生于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年），卒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子孙于此山营造墓林，称“祖妈林”，有专人管理保护，至今将近六百年，原古木参天，有名贵的肉桂、檀香、樟木、楠木、柯木，间杂有藤、棕、药材、花卉，还有叶如头发而不知其名的亚热带稀有植物。可惜这些古木于五十年代建水库时全部砍光，只因水库以“祖妈林”得名，使后人于查问原委时知道那座湖中岛原是古林而已。
  水库东南干渠上有两座渡槽，南通沙西，东通杜浔灌区。渠道绕过赤岭山，又有渡槽跨越于赤岭山与松竹山之间，全长一公里多，如一条巨龙，盘越过高山村上空，渠水日夜奔流不息。从前，村民在干旱岁月梦寐以求甘露，现经常于更深夜静时听见雨声而不见雨，究实是渡槽排水孔泼下的潺潺水声，这情景令人想起，自祖妈林水库建成后，结束了流域民众历来为水利纠纷酿成械斗和争讼不休的历史。今沙西镇沙里村佛祖庙前仍保留一通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何洽远《断定官陂水利便民碑记》。官陂建在宜隆社东北鼎盖石，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记载：“官陂，在十都，源出梁山九十九涧，合流入海，灌田百亩”。随着海滩围垦造田的扩大，赖官陂灌溉的田地不只千亩，跛水供不应求，时常发生水利纠纷，虽经乾隆二十八年断定按时间供水方案，而立一块石碑不能有效制止水利纠纷、涉讼、械斗还是不断发生，延续至民国时期。二十年代，由杜浔丘自明发起，集资修海堤，筑水闸堵截杜浔港，后陆续围垦，扩展埭田五、六千亩，可是无雨即受咸害，雨多即受涝旱，大部份废为荒滩。而今，杜浔、沙西两镇三万多亩良田都为祖妈林水库所有效灌溉，遇到旱天不旱地，年年丰收，成为漳浦南区的粮仓。“官陂”已失去作用，只遗留“官陂头”地名。
  三、古刹海月岩
  海月岩即海月庵，在梁山南麓、沙西镇埔头村，距杜浔镇十三公里，背山面海，怪石千姿，海云百态，前眺波涛万顷，后望奇峰突兀，时隐时现于云雾飘渺之际。
  庵利用天然石洞修筑，屋顶是一片巨石，长三十一米，宽十三米。庵内正中岩壁雕刻释伽如来佛象。庵面向东海，月升照入庵内，日出也照庵内，分别称为“月升朗佛”和“日出窥禅”。
  海月岩是一座古刹，在“别有天”处有石刻：“创业已古，宋重兴”。康熙《漳浦县志》记载“相传为宋咸淳中建”。明万历年间，兴教寺高僧性德（号仰楼）来住持，进行重修，镌刻五十多处文字，广辟景点，更加闻名于世。
  海月岩胜景甚多，有内十景，外十景。内十景：落伽境、知止洞、无住境、卓锡桥、不二门、动德泉、大山岩、樵息石、苍松岭、时蔬圃。外十景：金刚拥翠、雷峰砥柱、月升朗佛、南浦窥神、铜海慈航、波澄珠圆、东皋春祐、南浦渔灯、海浮云寺、地涌温泉。以月夜景致溶海、月、岩为一体，最为游人所欣赏，尤其每逢中秋之夜，远近游客云集，狂欢达且。
  四、在潭水入海处
  漳江古名漳水，因唐归德将军陈政进军到云霄时对将士们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得名，以后陈元光建立州县于漳水北，便命名为漳州和漳浦县（初另设怀思县于漳水南，仅55年并入漳浦县）。据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篇《沿革》记载：“……陈元光……开屯漳水之北，中宗嗣圣三年（笔者注：即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疏请建州泉潮间以抗岭表，诏从之，因即屯所为州，漳浦附州为县自此始（原注：按州名漳，漳水汩杂有章，曰漳，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义此于此）。”康熙《漳州府志》卷四《山川》也载：“自西林出者为西林溪（原注：源出平和），南流过于云霄镇城之北，又南流东纳梁山以南诸水入于海，为古之漳水，亦曰漳江”。清朝府、县志都沿袭明朝府、县志之说。
  漳水下游河面宽广，溪海交汇，波澜壮阔。南岸自竹塔以下多丘陵，几个村庄都不大。北岸（梁山下）则有荷步、船场、东坑、浯田等大村落，属云霄东厦镇。与东厦镇相连的漳浦县沙西镇，更有许多大村落，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便立在北岐开漳圣王庙的《重兴大庙碑记》记载：“梁山为吾浦东南保障，峰峦美丽，蔚然深秀，山之南漳水出焉，由云霄流入于海，其滨海四处者村庄甚多，而安溪、油车园、下崎、后五社正在南麓之际……”（此碑尚存，抄文载《漳浦历代碑刻》），不用考据这些旧地名，现在的村庄就令人难数，主要有白衣、北岐、下埔、下寨、庵兜、沙岗、涂楼、屿头、河墘等等。人文之盛主要由于地理优势，这一带有山、海、田之利。
  这里的景观令游人流连忘返，著名的有：
  石矾塔
  石矾塔在漳水入海处，今漳浦、云霄二县界河主航道北侧，漳浦县沙西镇界内的一块礁石上。这里原来有一块垂直的奇石兀立，高数丈，状如笋尖，称为石笋，雅称石矾，形状如“华表捍门”。漳江中游北岸（今云霄县境内）是最早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所在地，云霄人认为“名山环映，独缺东南一面”，刚好在这门户处有这么一块石矾，足以“钟灵毓秀”，所以明代人物辈出，科甲鼎盛。（民间传说则以云霄为牛地，漳江如带，是一条牛绳，石矾是栓牛的石柱，靠它拴住云霄这头“牛”）。清初郑成功以沿海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反复征战，那石矾便成为扎系船只的天然石碇，后因台风，石矾被大船拖倒破碎，云霄人认为文物从此转衰皆因石矾破坏之故，乡绅（康熙九年进士、云霄溪美保人）陈天达募建一塔于原来石矾处盘石上，以补其缺，称石矾塔。但高不上一丈，低小不相称，后且倾颓缺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云霄诸生集于书院会议，分头募款，共得白银4700多两，于初秋动工，经4阅月，完成建塔工程。塔基扩大到7丈2尺，高8丈2尺7寸，成为一座空心7层石塔，八面玲珑。上辟四门，正门镌额“斯文永昌”。又以余款在漳江北岸的石蛇尾渡头（今属漳浦县）建石级十余丈，在漳江南岸乌丘渡头（今属云霄县）建津亭一座，这是俗称“龟蛇把水口”的漳江入海处对渡渡口，行人称便。嘉庆间，云霄厅同知薛凝度立《新建云霄石矾塔碑记》于北岸（今漳浦县界）。
  石矾塔自始建至重建时，云霄属漳浦县，石矾塔属于漳浦县文物，没有疑义。自嘉庆三年（1798年）云霄设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县，它是属于漳浦县还是云霄县的文物，便有争议。1994年经上级调停，两县协议，以石矾塔是云霄人集资所建，文物属云霄县保护，而其址在漳江主航道北侧，按历来该处滩涂均漳浦沙西人所经营的历史习惯，滩涂使用权归漳浦沙西乡（今沙西镇）。实际上，欣赏石矾塔最利便的还在沙西镇。
  下寨码头
  下寨码头在石矾塔西侧100多米处，是1982年底才建成的现代化码头，有500吨级两个泊位，轮船可紧靠码头，汽车可驶到轮船边，用机械装卸货物。它址在漳浦县沙西镇下埔村界内，所担负是漳浦、云霄、平和一带土产输出和工业品输入的任务，上通江浙、下通香港、汕头。对整个漳州地区的活禽活畜及鲜蔬鲜果输往香港，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颖的下寨码头与古老的石矾塔互相照映，海船出入，海鸥飞翔，蔚为景观，尤其从海月岩上眺望，更有诗情画意，以“雷峰砥柱”之名列入海月岩外十景之一。
  梁山西北麓古迹与今貌
  李林昌
  一、绥安溪、温源溪、县前溪
  自晋朝“永嘉之乱”后，中原大量移民南下，“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处人口增多，因而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设置绥安县以管辖这一带地方。梁山下盘陀平原地处交通要道，成为一大聚落，被选择为建县治的处所。盘陀东面有一条绥安溪，绥安溪上游有一段叫县前溪，县前溪之北有温源溪汇入。明《八闽通志》，明、清《漳浦县志》均记载：“八都有绥安溪，东流合李澳川入海”；“温源溪，在县西南八都境，两泉并出，一微暖，一极热，合流南入县前溪。”并转载宋《漳州图经》所说“唐嗣圣年间胡商康没遮经此洗浴”的事。两口温泉在今雀仔埔地方，合流为温源溪，向南流入官陂溪，可见官陂溪就是县前溪，据信以在绥安县县署前面得名，可以想见，绥安县县署是设在前有清溪，后有温泉的地方。
  二、蓝鼎元的理想在今日实现
  清初著名学者蓝鼎元与他的同学李杜（字逊唐，海澄县渐山人，后来中了进士，为蓝鼎元的妹夫）在未出仕时的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同游盘陀，作《盘陀宜城记》，却把这里记述得很荒凉，开头便说：“出浦南二十里许，无象、盘陀之间，有地宽旷，弥漫数里，置之荒烟荆棘者千余年矣。昔人就其西为市，市亦寥落，今未废。附近居民若晨星，数十里外亦无荐绅贤达、钜公名儒。地瘠薄而人鲜少，觇风景者之所不道。”
  蓝鼎元对历史有深入研究，他不说此地自古以来荒凉，而说：“置之荒烟荆棘者千余年矣”，是明了，在一千多年前的东晋至南北朝，即绥安县存在时期，这里曾有它的繁荣年代，后来因为“蛮獠啸乱”而成为一片废墟。自陈元光平乱，建立州、县，经济虽有所恢复，然而又历经元、明几次战乱，所以到清朝初期，附近一带居民还是寥若晨星。蓝鼎元与李逊唐两人深为这样“田土既多，溪水潆带”的好地方没有开发而惋惜，认为“允宜筑城以居”，设想把这里开发成“东南一大胜概”，设想的措施是：一、建一座城，将城西的旧墟市加以扩充，以招徕四方的商贩。二、西偏潴水为湖，湖边设书院，集四方学者“相师友其间”。三、城北种竹成林，建别墅于其中，道路两边种植杨柳，连接到北门。四、出城南跨水港，地当闽粤交通孔道，要沿路种松三十里，下接蒲葵关（盘陀岭），上达县城。五、盘陀东临绥安溪，纵舟顺流，可到达县城，沿溪两岸要发展种植业，使“桃柳联绵，红绿参错，依稀江浙景致”。六、城中要建祖庙、官库、社仓、住宅、学塾、楼台，各有次序，花坞、果园、水池、花卉、树木，各有不同。还有说不尽的，用“凡内外宜高者筑，深者浚，亭者亭，榭者榭，桥者桥，阁者阁，凡花之类无不莳，果木之类无不植”一句话概括。这样一来，不上十年，盘陀便“栋宇连云，菁苍畅茂，人民多则田地肥美，诗书盛则名贤奋兴，人杰地灵，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写到这里，蓝鼎元收住遐想，感叹道：“呜呼，何其快也！”并以“闻长安乐，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嚼”这句俗语自嘲。
  蓝鼎元所设想的盘陀城很宽广，西包括盘陀墟，东临绥安溪（盘陀溪），南至水港，北至梁山下。现在虽没有建城（因为现在城没有用），而市镇已在这平原上形成。市场的繁荣超过蓝鼎元的设想好多倍，有一个面积35亩的新型农贸市场；一条大街宽50米，从原来的盘陀墟通到官陂村，长一公里多。全镇有50多家工厂，有服装、印染、鞋帽、铸造、水晶宝石、竹木家具、建筑、装璜、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还有许多商店、服务行业。令人注目的是，祖籍漳浦的台胞、美国天仁集团总裁李瑞河先生在这里创办“天福茶庄”和为过往商人、游客服务的一系列设施，如休息站、餐饮业、茶座等，用管道引来温泉供人洗浴。过客可在此休憩、就餐、品茗，也可不花一分钱，在凉亭里随意旋开保温箱水龙头，用大杯盛茶喝个够。
  国道324线四车道的水泥路面，坦坦荡荡穿过盘陀岭隧道，南来北往的汽车每日夜7千多辆次。行人不须再“盘盘陀陀几盘陀”地跋涉了。这些，都不是生活在清初的蓝鼎元所能想到的。
  这里有桥有亭有阁有榭。果园、花卉更是红绿连绵，参错有序。稻田、蔗田，一望无际，新旧村舍粉墙白壁掩映其间。
  盘陀镇的教育设施超过蓝鼎元设想的书院、学塾好多倍，有颇具规模的中学、小学，造就很多人才。
  蓝鼎元如果生活到现在，重游盘陀，可以过着比“长安乐土”更惬意的生活，而不须用“出门向西而笑”的方法自我安慰；可以享受比肉更好的美味，而不须用“对屠门而嚼”的方法解馋。
  三、无象庵与无象铺
  盘陀虽自古是闽粤交通孔道，然而时至宋代，梁山仍然是热带丛林的神秘世界，宋龙图阁学士叶奭（诏安人，当时属漳浦）为漳浦西湖作记，首先说“浦五千户，梁山蔽其西南，属之海，特高秀，多异峰，相传时见巨人迹。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数，就啖者欲持之去，辄迷失道，其奇绝如此。”盘陀岭下野象出没，北宋彭乘所著《墨客挥犀》载：“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唯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骨肉糜碎乃止，盖独象乃众象中之最犷悍者，为群象所不容，故遇之则蹂而害人（现在人们明白，野象以素食为主，故一般不害人畜，母象喜欢成群，只有春天发情期才容许公象参入，完成交配任务后便把公象逐出象群，成为独象，以蹂践人畜发泄情绪）。”府、县志记载，葵岗（盘陀岭）下，宋时野象出没为患，有和尚吴祖华带徒弟来此建庵，引来群众聚居，漳州知州赵汝譡鼓励群众猎象，禁止官吏向猎户索取象牙，象迹渐绝。一说潮州知州黄定经过这里，题赠“无象庵”匾额而象绝，这不符合科学道理，应是象迹绝了以后，黄定题赠“无象庙”匾额。
  宋朝绍兴年间，漳州将一些“铺”（驿站）附设于庵，由和尚兼管铺事，因此无象庵也叫无象铺，后来庵、铺分设，铺设于产山，无象庵仍在盘陀岭下，淳祐三年（1243年）改称无象院（址在和坑，故称和坑院）。自明至清，设盘陀铺于盘陀岭下，改产山铺为无象铺，设在盘陀之东，从此该地以“无象铺”为地名，今讹音为“牛上铺”，蓝鼎元在《盘陀宜城记》中所说“盘陀、无象之间”的“无象”指现在讹音为“牛上铺”的地方。
  四、盘陀巡检司、忠勇庙
  盘陀巡检司也写作盘陀岭巡检司，设立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清康熙三年至六年先后裁撤漳浦沿海井尾、青山（在赤湖月屿堡）、古雷、后葛（在杜浔）四个巡检司，独留盘陀一司，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左右，盘陀巡检司移驻云霄，原来的盘陀巡检司司城坍废（康熙三十九年《漳浦县志》卷二《方域·上》记载：“盘陀司城，在八都，即宋迳心葵岭寨故直也，今废。”近有考古人员发掘考据盘陀岭下旧厝自然村附近的土楼遗迹，从残墙基部挖出明代瓷器残件，故断定该城建筑年代不早于明，城的形式为驻兵小城，以为即盘陀司城，载《漳浦文化志》。
  巡检司是县的派出机构，盘陀司设巡检一员、弓兵16名，负责治安工作，对付大股的强盗则无能为力。
  嘉靖年间，盘陀一带受过倭寇多次侵扰，见于县志记载的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倭寇犯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嘉靖三十九年，倭寇驻峰山，纵掠溪南，复移驻无象铺。嘉靖四十三年，总兵戚继光追剿倭寇至盘陀汤坑蔡陂岭，取得大胜利。这次是倭寇作孤注一掷的大规模行动。倭寇于嘉靖四十三年占据兴化城、平海卫，被戚继光、俞大猷克复，倭又集合二万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俞大猷解了仙游之围，追击倭寇南下漳州，翌年二月，俞大猷追击经平和，戚继光追击经漳浦，将倭寇残部追到广东海丰，合力将其歼灭。当倭寇窜到蔡陂岭的时候，见这里形势险要，企图占为负隅顽抗的据点，设埋伏以待戚家军。戚家军的尖兵中了埋伏，稍作退却，戚继光便指挥主力部队对倭寇进行包围、攻击，斩获倭寇首级数百颗，实际倭寇共死一千多人。戚家军也牺牲八十多人。隆庆元年，巡抚谭伦在盘陀墟南侧建立一座忠勇祠，祀阵亡将士，并立《大都督南塘戚公功德碑》于庙中，歌颂戚继光的剿倭功勋。一说祠为戚继光所建，碑为谭伦所立。地方官每年春秋二次备牛羊到庙中致祭阵亡将士。庙已无存，碑上调保存于省历史博物馆。
  五、盘陀岭古迹
  见于旧县志记载的盘陀岭古迹有：
  蒲葵关，是汉代闽越和南越两个诸侯国的交界关隘，因为那时盘陀岭有许多蒲葵树，所以叫蒲葵关。及至汉武帝将这两个诸侯国统一在中央集权之内，蒲葵关便不存在。
  漳浦驿，有驿楼，是唐朝陈元光建立漳州和漳浦县时设立的驿馆，负责招待过往官员，传递文书。至宋朝，改设仙云驿于漳浦县城仙云坊（今麦市街驿内巷）。在诏安设临水驿，撤销盘陀岭的漳浦驿。并自漳州至诏安设立十一个“随铺立庵”，由和尚主持的驿路分站，盘陀岭下有无象庵。
  鹿溪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
  李林昌
  漳浦县的主要河流现在全条称鹿溪，从前则是分段命名。上游自平和五寨至漳浦车田（今石榴镇）称西溪，其间有盘龙溪、大水溪（今胜利村之水）、东山溪等支流汇入。石榴坂以下至梅林附近，有九曲山，溪流顺山势蜿蜒，称九曲溪，有南来的绥安溪（盘陀溪）汇入，是中游的开端。稍下又有源自陈井、掷石的岩前溪自北而来，经查厝，至岭门转向西流，至乌潭埔与源自石古的马坑溪汇合，过博济桥（在西门外五里处，宋庆元二年建，长六丈），绕包仔山，汇入九曲溪，交汇处有一块状如浴盆的凹形天然大石，浴盆土名脚桶，故俗称此石为石脚桶，乡谈以“北水西来”为可贵，并因为双溪合流淌过该石，在一般情况下深浅恰到好处，川流不息，故有“一个石脚桶可供十万兵洗浴”之说，传为神仙所造。康熙漳浦知县陈汝咸写作大脚盆。石脚桶以下，溪水经高罗山绕县城西南至城东，为古李澳川，后名南溪，也写作南河。自城东五里以下的鹿溪桥村（宋庆元四年建鹿溪桥，明嘉七年重建，清朝桥圮，而村名鹿溪桥一直沿用）至柘港（在鼓山下）叫鹿溪，曾是舟楫云集的水运枢纽。鹿溪桥以下为下游，英山上下有后港、前溪（秦溪），入海处为旧镇港。
  古李澳川原绕县城西南，至炉尾会合流经城东的北溪，汇入鹿溪。唐代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选择将漳州州治兼漳浦县治从原陈元光屯军处迁移到这北面负山，东西南三面环水的李澳川（李澳川既是溪名又是地名），完全为了这里的地理优势。元朝至正十二年始建县城，三面以溪为护城河（北面挖壕为堑）。
  南溪（古李澳川）边有一个石厝畲，简称石畲，黄道周写作石邪，与始凿于宋嘉定八年的西湖同为游览胜地，是邻近的一对姐妹花（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石厝畲，在西郊三里许西宸岭之麓，有亭翼然，前临回溪，修竹环绕，有石几、石屏足供徙倚，飞流界练，风帆上下，诗人骚客游赏其间，石刻诗章久不可辨。”）从黄道周所说“石畲之涨纳于西湖，鹿溪之涨纳于泮水”这句话可以知道，在明代，海潮能将溪水顶托到城西以上的石厝畲一带，从斗门纳入西湖；并将溪水顶托入始凿于宋大观年间的傅公河，纳入县学里的泮池（今公安局内）。
  明朝万历年间，（以下按现在通称全条溪为鹿溪）鹿溪中游改道从地势较低的得仙坊（今鹿溪桥闸处）直至鹿溪桥村，只有少量余水仍绕城河（据黄道周于崇祯七年即公元1634年所作《双溪碑记》说“自溪改道以来已二十又四五年”可知改道时间在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1610年左右）。为保证地势较高的城西南一带农田灌溉，崇祯六至七年在梅林村下方（岩前溪汇入鹿溪处之下）建筑双溪坝，将水拦入李澳川故道（即南溪，又称南河）。
  至清初，双溪坝已被洪水冲毁（一说行船人偷挖坏），知县陈汝咸请曾任湖南布政使的归休乡绅黄性震捐银2770两重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动工，翌年五月完竣，并填塞大脚盆，另开一河分流。陈汝咸在《修双溪坝碑记》中说“双溪石坝虽筑而大脚盆不塞，坝虽筑无益也，大脚盆塞，不别开一河以顺其势而杀其流，虽塞无益也。”因为双溪坝未修筑以前“昔平和、梁山之水至于石坝，而今决于石坝、南靖、严前溪之水注于大脚盆，而今泄于大脚盆，顺流而奔，直出鹿溪，遂使绕城十余里之曲流竟成枯涸”。这是由于，不但双溪坝坍坏，而且溪道也比以前浅了，本来利用为石坝溢水口的大脚盆（石脚桶）已起不到应有蓄水程度的作用。“北水西流”的岩前溪之水一从大脚盆汇入九曲溪，立刻泄入新溪道，而不能流入旧溪道（南溪），所以干脆将这个溢水口填高，而另开一条渠道分水流。大脚盆填塞后，乡人称整个石坝为石脚桶，坝上蓄水丰富，就更传说为“万兵洗浴”处了。
  鹿溪因洪水冲刷而改道，然后以人力拦水分流入故道，自明清以来，鹿溪中游分成两条河道。一派是过得仙桥的主流（新溪道）。得仙桥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崇祯元年（162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乾隆五年（1740年）三度圮而重建，这可以从三道出土石碑（今立在鹿溪桥闸桥头）及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上》了解到。得仙桥之东（下方）有涂陂一座，因而俗称得仙桥为涂桥。得仙桥之西（上方）有大陂，“大陂”成为陂附近一个村落的村名，鹿溪中游另一派走李澳川故道（南溪），其间有梧桐陂、梦花陂、猪母陂，节节控流。这一派水绕过县城西南，出五凤桥（即南门桥，始建于宋淳珰年间，长30丈，明永乐及宏治年间两次重建），至炉尾汇入鹿溪主流（见康熙《漳浦县志》卷一《方域志·上》）。
  鹿溪中游主流溪道上拦水坝除双溪坝外都是土坝。至清朝后期，不但土筑的大陂，涂陂被洪水冲毁，就是石筑的双溪坝也只剩下基座，起不到拦水作用。农民于必要时筑沙陂抗旱，遇雨任溪水冲崩，遇旱再筑。
  民国时期，河道发生新的变化，马坑溪不再经过乌潭埔而直接汇入九曲溪；岩前溪不再经乌潭埔与马坑溪汇合经博济桥绕包仔山入九曲溪，而是经棕口、高罗山、入李澳川故道（南溪）。南溪上的梧桐陂、梦花陂、猪母陂等石坝已坍毁，群众集资建南溪坝于西湖附近，灌溉城西南一带农田。没有出资的农民要按地亩向石坝管理人缴纳“陂仔粟“，早晚季各一次。由于双溪坝已圯，一遇旱灾，南溪便无水可供灌溉，
  1951年12月，县人民政府拨款并发动民工重建双溪坝，投入劳力九千多工日，筑土石方3万立方米，挖渠道引水入南溪，1952年2月竣工，灌溉农田1500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双溪坝又只剩下基座。由于岩前溪（查岭溪）已不再汇入九曲溪（双溪坝之上的溪道）而改道从棕口、高罗山入于南溪，双溪坝原址已非双溪合流处，无第四次在原址建坝的必要。（双溪坝基座尚存）。
  鹿溪水源丰富，有灌田之利，然而一遇狂风暴雨，往往泛滥成灾。1974年12月起至次年2月，全县集中3万多名劳力，整治自梅林以下至英山的弯曲河道11.7公里，裁弯取直，缩短为8.3公里。共挖、填土石方716万立方米，将河床扩宽到130米，两岸堤高6米。这工程减轻了流域的水患。鹿溪桥闸建在原得仙桥与涂陂之间，集通车和拦水两种作用于一身。
  然而，在拦水灌田方面，鹿溪桥闸只能起到从前涂陂的作用，而代替不了从前双溪坝的作用。由于南溪的源头岩前溪被纳入鹿溪，南溪被平整为水田，只留下自西湖南侧以下至港仔口原来绕过南城下的一段利用为养鱼。原来靠南溪灌溉的城西城南一带“田洋”地势较高，即使将鹿溪桥闸的水位提高到足以将灌区的水田淹没，仍然不能灌到城西南一带“田洋”，南门一带水患是大大减轻了，却常受到干旱威胁。留下的一段“盲肠溪”正好在工厂和居民密集区，污染逐渐严重，于人民生活大不利。因此，于1978年在南溪源头之水纳入鹿溪处的“梧桐隙”上方建筑一座石陂，挖渠道引水，使自高罗山以下至绥西、绥南、南门一带“田洋”有水灌溉。又于1986年1月至8月，投入资金23.7万元，组织力量，对南溪进行整治，疏浚恢复（前被平整为田又被洪水冲刷的）旧河道和开凿新河道四段共长933米，使流经高罗山下、西庙洋、西湖洋、南门桥（五凤桥）至港仔口，将原港仔口经东城角至东门兜的土渠（历史上的护城河）改砌为石渠，直通东门溪，共挖土石方1.68万立方米。这样，就恢复了南溪“绕城廓”的灌田能力。然而由于当时经费不足，这工程未臻理想，径流量不稳定，南门一带的溪水污染问题未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
  1996年初动工兴建西湖公园，结合整治南溪，才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整治，岩前溪之水将以较大的水势绕过县城西、南、东三面，在东门外与北溪汇合，入于鹿溪。而过得仙桥（今鹿溪桥闸）的一派仍是鹿溪主流，桥闸上下已辟为游乐园。
  附：黄道周《双溪碑记》
  李林昌注释
  题记：双溪坝是漳浦县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它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黄道周《双溪碑记》记载建陂拦水入南溪故道缘起，康熙《漳浦县志》十八《艺文》有载。现尚存的康熙县志为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文字有错漏，且无作记时间，也就无从知道双溪水利工程的建设时间。这里根据乾隆刻本《黄漳浦先生全集》所收录者，有黄道周的学生洪思在篇首作小引：“丰城陈侯筑是溪，南埽方就绪，以衢州司李擢去；后龙游余侯日新来为漳浦令，始成其事，请予为之碑”。“埽”是用稻草或芒箕加土连成一条挡水线，以利陂堰施工，陈其赤代理知县时才在溪流涌向新溪道的南边筑好“埽”，便因为升任浙江衢州府推官而离去，后浙江龙游人余日新来接任漳浦知县，才完成双溪水利工程。另据黄道周另一学生张福和在文中加注：“陈公名其赤字石夫，江西丰城人，戊辰进士，以司常署漳浦。”陈其赤暂代漳浦知县三个月或五个月，康熙《漳浦县志》没有记载，据洪思所记，是在余日新之前，对照县志《职官志》，余日新的前任是胡一魁，可知陈其赤暂代知县是在胡一魁的任末，胡一魁于崇祯四年接任知县，为什么没有任满三年，而最后由陈其赤代理，县志无载，据传病故于任上，葬在今石榴镇境内。余日新接任的时间是崇祯七年，据此，陈其赤代知县的时间是崇祯六年。据《黄漳浦先生年谱》，黄道周于崇祯五年犯颜直谏被罢官，在历游孔林、孟林、黄山、白岳、九华、皖台、匡庐等名胜，并在余杭讲学后，于崇祯六年回到漳浦北山讲学，有时到漳州讲学，至崇祯十年才到北京复官。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黄道周于崇祯六年与陈代知县谈论、筹划双溪水利建设后，即开始动工，而完成这项工程是余日新任内的崇祯七年（1634年），黄道周作《双溪碑记》的时间也是崇祯七年。
  原文（括号内为注释）
  处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干城之色，此其人吾与之言经济矣。（蘧舍——即旅馆，原隰——平原和低地；干城——干即质牌，城是从前最大规模最有效力的防御工事，干城比喻捍卫国土的勇士，这里用来比喻本文所要说，在未发生灾害时就筹划防旱抗涝的陈知县。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或地方。全句意思：暂时寄居旅馆，而所想是百年大计；处在平原和低地，地势不利于防卫，而不失英雄本色，我们与这样的人谈论筹划了经世济民的大事）。浦故郡治，山水奥交。（全句意思：我们漳浦在唐朝是漳州州治所在地，山水广阔丛错）。双溪从西北来，至九曲引南涧东上，迤县阳十余里，乃与潮合。（双费——指西溪和岩前溪，西溪主流源自平和矾山，至县境会合龙岭、象牙、石榴等支流；岩前溪源自县北的丹井、掷石鸟嘴山，经查岭转向西流经乌潭埔，过博济桥，绕包仔山，至梅林附近会合西来之水，蜿蜒于九曲山下，这一段称九曲溪。南涧，指盘陀绥安溪。全句意思：西溪与“北水西流”的岩前溪汇合，连带南来汇合的盘陀绥安溪，出九曲溪，向东北，逶迤于县城西南一带十多里，东下与潮水汇合。）潮上下东自鹿溪，西至石邪。（鹿溪——从前仅指城东五里以下鹿溪桥村附近的一段；石邪——也写作石畲、石厝畲，在城西三里许，与西湖同为风景区，山水相连）。石邪之涨纳于西湖，鹿溪之涨达于泮水，环总衣带在阶除间，众流媵之，故称浦马。（泮水——县学里的水池，外有始凿于宋徽宗大观年间的傅公河，通南溪，南溪通鹿溪；阶除，屋前的台阶；媵，随嫁的婢女，这里用于比喻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全句意思：溪水受涨潮顶托到石厝畲，也就通过斗门纳入西湖；涨潮并能将鹿溪水顶托进傅公河，纳入泮池。流水好似衣带绕身，还有几条支流汇入主流，它们的关系好似陪嫁的婢女追随女主人。将县城比作一座屋宇，流水就在屋前阶下。因为地在水边，所以称“浦”）。明兴二百余年，浦人文最盛，则亦以是水故。（全句意思：自明朝建国二百多年来，漳浦文化、教育、经济空前发达，因为有这一溪流）。仆海外来，于今三十年，见诸溪流日益清浅，桥齿浮龈常四五尺。（仆——“我”的谦称。全句意思：我从海岛迁居县城，至今三十年，见到各溪流一天比一天浅，将桥墩比作牙齿，河床比作牙龈，已经浮龈四五尺了）。每从长老出西湖，访石邪之径，登东印，询传流之渚，率瀸沟浮，湛具名概而已。（全句意思：我多次随前辈经过西湖，查询石厝畲景观，登东门外印石山，观察查询溪道情况，所见流水断断续续，流量很不稳定，鹿溪之涨，石畲之涨，现在只徒具虚名而已）。考其故，则双溪与南涧合处，为小水引之南泻，南洼而东淤，脱故道而走新利，由是则勿论文治，即青白合漳，汇流为浦者，何以称焉。（南涧，指南来的梁山之水。全句意思：研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来、北来之水，与南来之水都汇合于九曲溪，从小股流水脱故道溢向地势较低的南边开始，导致溪水大部分向南倾泻，南边冲成水堀，而地势较高的东北面，原有河道淤塞，即是说，溪流改道了，不但人文和政治受影响，就是自然景观也改变了，怎么还能说“青白合漳，汇而为浦”呢。）豫章陈公以名进士雅善经济，来署吾邑，甫下车，问百姓利病及境内当除建者，于是，诸先生子弟率以请仆告。（豫章——以古郡名代称江西省；署——代理或暂任；下车——官员到任的代称；先生子弟——前辈和后辈。此句在句首“豫章陈公”四字之下有黄道周另一学生张福和的注文：“张福和曰：陈公名其亦字石夫，江西丰城人，戊辰进士，以司常署漳浦。”全句意思：江西名进士陈公其亦，善于经世济民事业，奉令来暂代我们漳浦知县，一到任，就调查群众处境的好坏和境内应兴应革事宜，包括老前辈和后辈的地方人士们都推我去与陈公讨论建坝引水入南溪故道的事）。诸先生日：“已矣，夫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筑江堋，咸以灌田利民而已，今溪水以全势注南洋，则南洋日腴，以其馀沥绕城渠，城渠亦不汛，是何害乎？”（夫，句首语助，无义；史起—姓史名起，战国魏襄王时的邺县令；李冰——战国奏昭王时的蜀郡太守，“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筑江堋”及以下说到的“倪宽凿六铺梁”和与六铺渠街接的主梁“郑国渠”、“召信臣为南阳筑钳卢陂”等古代著名水利建设，都记载于《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及《前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战国时代魏文候任西门豹为邺县令，有兴利除害的政绩，但水利建设不是他办的，至魏文候的孙子魏裹王任史起为邺县令，凿渠引邺城旁的漳水灌溉田地。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李冰任蜀郡太守时兴办许多水利工程，以江堋为最著名，江堋即都江堰，在四川岷江中游。全句意思：老前辈们说“算了吧，史起引漳水，李冰筑都江堰，都为灌田利民而已，现在本县这主要溪流全势奔向南边低地，南边田地更加肥沃，还有少董馀水绕城下河渠，城下河渠不至泛滥，这有什么不好呢？”）。陈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水，以漳水即在邺旁；今溪水南下，不复绕郭，则是使旁邺者来靳于旁浦也。李冰之筑江堋，使双溪通成都，中以达舟航；今双溪不得道南桥，南桥之下水褰裳可涉，则是使褰裳傲舟楫也。且是南渐洼，水争趣之，积久必成沮洳，使东上就故道，并力城渠，于势深壮，居人又甚利。”（靳——古代车上夹辕两马当胸的皮革，引为车马的代称；南桥——指南门外的五凤桥，始建于南宋淳珰年间，明朝两次重建；褰——撩起，裳——下衣，即裙或裤，褰裳——撩起裙裤。全句意思：陈知县说“情况不同，史起所引的漳水就在邺城旁，城下水源丰富，本县却是溪水南下，不再绕过县城，城下的河渠现在可以走马行车；李冰筑江都堰，使双溪通成都，可以通航船，而本县的双溪之水不再通过县城南门外的五凤桥，本来河很深，现在人们撩起裙裤可以在河中行走，行船却不便了，而在五风桥以南的平地被冲成水掘，流水争相涌往，积久必成一片沼泽，若设法使南流之水东上走故道，可使城下河渠的水势盛大，源源不断，满足居民的生活雷要”。）仆曰：“然倪宽为左内史，凿六辅渠；召信臣于穰县筑钳卢陂，其水皆在城南五六十里，皆职灌田，无损于县治，何也？”（倪宽——汉武帝元鼎六年任左内史，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六条小水渠，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灌不到的高地。郑国渠——战国时代韩王安为缓和秦国的军事威胁，派水利专家郑国为间谍，说服秦王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
  300多里梁道，自今3西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北汇合浊水，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河，受益农田4万馀顷，使这一带成为富饶之区，人们为纪念郑国的功勋，称此渠为郑国渠。召信臣——姓召名信臣，汉元帝时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郡利用水泉，开通沟渎，筑堤闸数十处，以钳卢陂为最著名，灌田3万多顷。穰县——今河南邓县，汉代为南阳郡治所在地。全句意思：我《黄道周》说“然而，倪宽任左内史时开凿六条辅渠灌溉郑国渠所灌不到的高地；召信臣在穰县筑钳卢陂，那些水梁都在城南五六里外，既起灌溉南部农田的作用，于县城一带也无不利影响，这又作何解释？”）陈公曰：“不然，西北都居皆高原，故远贵其通泽，东南都为水地，近贵其流恶，今使通泽者苦潦，流恶者苦旱，则异日之劳费有十于今日者矣。且郑国、南阳之水亦不幸在五十里之外，岂绝其衣带与之走险哉？”（全句意思：陈知县说“情况不同，本县县城西北面地势高，所以需要引水灌溉，东南面是水地，以流水不要太盛为好，现在却是南面水地苦受涝害，西北面苦受干旱威胁，若任其自然发展，将来治理费用要超过现在十倍，何况您所说的郑国渠和南阳郡的水渠，偏巧都在距城五六里外，却并不是使原来近水的地方缺水而将水引向不能有效灌溉的地区。”）仆曰：“然微公今日无所闻是言也，然仆犹难焉，倪宽为左内史，召信臣为南阳，皆四五年乃迁去，犹有所谓白公、杜诗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邑不过三五月，以三五月定千载之计，又以三五月荷二十载之役，异旌且下，吾侪嗷嗷指甘露为时雨，疏矣。（白公——汉潮太始年间为赵大夫，凿渠二百里，引泾水注渭河，灌田4500顷；杜诗——汉朝建武七年任南阳太守，修治坡地，广辟田土。全句意思：我（黄道周）说”陈公说得对，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样有独到见解的话，但我感到，建坝工程很大，倪宽任左内史和召信臣任南阳郡太守，任期都四五年，而陈公您不过奉令来暂代知县三五个月，用三五个月的时间来兴办二十年才能完善的事业，而且这是久长的大计，调令一到，陈公就要升任新职，我们县人恐怕很难盼来一位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的好官。）陈公曰：“是何忧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倪宽，杜诗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载，远者四五十年，犹之日暮也，今天下贤者在京辅无以自见，率乐为郡县相要害导利益，与士人夫讲论留注，惠鲜无穷，白公、杜诗亦何虑远乎？”（去——时间距离；日暮——早晚之间，比喻时间短。全句意思：陈知县说“这有什么值得忧虑？天下人才多的是，现在比从前更多，从前白公、倪宽的开凿水渠，杜诗广辟田土与召信臣兴修水利，时间距离，短的十六年，长的四五十年，现在有不少贤才在京师不能有所作为，都乐意到地方上来发挥才能，还怕像白公、杜诗那样的能人不会很快到县里来吗？”）于是，诸先生拜手颂言曰：“噫，陈公之虑周矣，夫自溪徙以来垂二十年更四五载，乐以吾侪嗫嚅不敢建白者，谓是数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走易之乐，城无环渚之利，就下者忧沼，流恶者苦澡，即使西门豹、翟子威起为治，吾侪又何赖焉？如子所云，处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干城之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子，对别人的尊称；西门豹——姓西门名豹，战国时代被魏文候任为邺县令，兴利除害，曾破除“河神娶妇”迷信，免去一年投一名处女入漳水溺死的陋俗；翟子威——姓翟名方进字子威，汉成帝时任朔方剌史，治理有方，后任丞相，封高陵侯。全句意思：老前辈们听了我（黄道周）转述陈知县的话，都表示赞成，合手称颂，说陈公的考虑很周到。自溪流改道以来已二十四五年，我们之所以不敢建议以人工补救，正是怕一任知县不能完成，没有人继续操办，听了这一席话，才明白事情不会这样。若是任溪水继续涌向新溪道，再无环城之利，而低洼的南面有涝害，即使如西门豹、翟子威这样的贤官来治县，我们县人又有什么赖以维持生活和发展经济的条件呢？如您（黄道周）说的‘处蘧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隰有干城之色’，陈知县正是这样的人啊！）于是，命仆复记其事，为之铭曰：为鸿语鹄，双溪当复。为鹄语鸿，双溪当东。西湖生波，傅公通河。梁峦含晖，其乐则那。陈侯规之，惠我人多。（鸿即大雁，鹄即天鹅，都飞得很高，常用以比喻志气远大；乐——爱好；那——美好；侯——对府、县长官的尊称。铭文意思：有远大的志气就能完成远大的事业，双溪合流之水恢复东上就故道，溪水随潮汐起落进出于西湖和傅公河，傅公河通泮池，池水澄清，有“梁山倒影”的景观，这为人们所爱好的美好环境，是陈知县规划的实现，无数人得到实惠。）
  乌石古道胜迹
  林祥瑞
  在未开辟汽车路以前，漳浦县城往东区的大路是：出东门，经黄仓街、新亭、草埔、塘脚营、大埔、北叶，过倒亭隙，贯穿乌石乡全境，通过浯江桥，往小境、示埔，直到赤湖、佛昙等地。这条大路没有经过荒山野岭，都是在平野田舍间穿行，即使是两山夹峙的倒亭隙，也是人烟密集的地方，所以这条大路自古畅通，少有强徒剪径拦劫情事，沿途村落的住民比较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情况较好，文化较发达，文物古迹较多，尤其在浯江（乌石）境内，文物古迹极丰富。清同治间，知县斌敏经此古道下乡，在轿中安适地观赏沿途景色，即吟一诗《舆中口占》：“山色堆乌石（原注“地名”），溪流带赤湖（原注“地名”）。堪怜硗确地，辛苦尔农夫。”
  这里将乌石古道沿途的胜迹概述于下。
  一、海云山之麓：出县城往东望，巍峨的海云山挺拔屹立，是漳浦县城东方的屏障。到距城5公里处的大埔村，已开始步入荔乡。距大埔不远，便是海云山西麓的石厝村。“石厝”并非因有“石屋”得名，而是该村原为石姓人聚居地，后来石姓式微，村落为林探花（士章）大兄林维祯后裔所衍居。是乌石宗林氏长房的长房，俗称“大房大”。
  过了石厝是北叶村，在古道左边，紧靠海云山，古道右边飞凤山下为南叶村，村民原都姓叶，是从佛昙白石迁移到这里定居的叶姓之后代，原有东、西、南、北四叶（东叶岩埭，西叶即今南北叶，也称倒亭叶，南叶芹山，北叶彭林），现在芹山为林姓聚居地，南叶、北叶也已是林、叶混居，而彭林社已荒废。
  过了北叶，迎面望见“倒亭隙”，古代曾在此建亭供行人休息，后来亭倒了，便得了一个“倒亭”的地名，由于地处海云山与飞凤山中间的低谷，漳浦中部中原四山环抱，独有这一“隙”，称为“倒亭隙”。这里有一座“惠民桥”，领导建桥者为明崇祯年间漳浦知县余日新。桥的上方，筑一石陂，建于清代，截坑水灌田，陂有闸门，有跌水（缓冲池），有小石渠，规模虽不大，在当时还属于少有的水利工程。
  过了惠民桥，步上荔枝园，路左边有两座并列的坟墓，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倒亭与日军战斗牺牲的华安军战士，一是排长陈日晖，一是列兵蔡水湖。
  往前不远，有一个土地公庙。这是路亭倒了以后乡人所建小庙，以代路亭，因此这土地公庙又名“复兴亭”，有对联云：“复奋驱驰，到此稍息；兴起不怠，继续前程”。
  出复兴亭往东走，迎面屹立的是雄伟壮观的“云岳钟秀”坊表。坊表顶部于清同治十二年被飓风摧毁。据《漳浦县志》载：“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飓风大作，飞瓦拔木，东、北二路华表、墓道多被摧折。”但此坊表基础坚固，四支大石柱岿然不动，上面横梁镌刻“大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冬十月吉日立。”石匾掉在地上，一面刻“云岳钟秀”，一面刻“科第世家”（现已收藏于乌石大厅）。坊表四周荔枝树浓荫蔽日，夏天，在树荫下乘凉，品赏荔枝，谈论乌石古代人文鼎盛景况，饶有兴味。在乌石遥望此处落日景观，即胜景“倒亭夕照”。
  离坊表百米处，道左翌立一石碑，记述明崇祯知县余日新建造深水坑、惠民二桥事迹。石碑后面的荔枝园中，有一个古代的兵营。倒亭隙北有海云山，南有飞凤山（《漳浦县志》称“马鞍山”），两山夹峙，形成隙口，既是交通孔道，又是军事要地。兵营早已撤守，后来居民进住，称为兵营顶村。又几经沧桑，兵营顶的民众又迁居别处，或出外谋生，现在尚留“兵营顶”地名。
  过了深水坑，又有一道坑沟，古石桥保持完整无损，有人说，此坑也叫深水坑。石桥西端竖立一道清广西两江兵备道林虎榜的神道碑。（林虎榜归休后居住县城“三世明经”府第，死后神道碑竖立在乌石故乡）。桥头又竖立一座“节孝”坊表，清乾隆年间为林日衍未婚妻许氏立。据说，林日衍是苑上林守让的儿子，与龙溪（南浦）许酆（即许湛官）之孙许忭一起到漳州参加府考，回家时同到许家，被留宿一夜，日衍与许忭之妹一见钟情，归家后立即托人向许家提亲，许家应允，即订亲行聘，但不久林日衍患急病身亡，许氏不改嫁，到林家守寡，抚育养子成人。她的侄儿，举人林维乔疏请表彰，朝廷准其在乌石立坊表，褒其节孝。大学士蔡新、御史蔡善述各为其题联，蔡新题联为“玉洁冰清，四代老姑仍处女；天长地久，九泉白发未亡人。”
  此处桥下坑水从海云岩佛寺前流下来，坑在近山处，有两石分立于坑两旁，形状一如狮，一如象，俗称“狮象把水口”，这是从前沿坑走上海云岩佛寺的第一关。海云岩寺就在海云山半山腰，俗称半山岩，胜景“海云夜月”便在这里。这佛寺在五代时已有，闽王妃子曾在此学仙修道。据传，到了明末清初，寺中出野僧，站在岩前白扇一招，过路女子就迷迷糊糊走上山，到寺上拜佛，一踏上拜石，触动机关，拜石能自动翻转，使女人陷入地下密室，受野僧糟蹋。用白扇招引女人之说不可信，而暗设机关密室坑害来拜佛的妇女则有之，后来官军来剿，将佛寺夷为平地，现在其遗址上尚可看到地下密室、活动拜石遗迹。这种故事在旧小说中常有，而现在还能找到遗迹的，怕只有这里了。胜景“灵龟观海”就在寺后峰顶，在半山望石龟，更加逼真，“龟壳”上的菱形形案看得一清二楚，石龟也好像延颈回首，向人们点头打招呼。
  再走不远，路右边就是大厢村，路边荒地上有一块正六面体的石雕，四个侧面都雕佛象，俗称四面佛。这原是佛寺经幢塔身的一段构件，其所以废置在这里，是自海云岩出野僧，为官兵剿灭，寺庙被毁后，民众将一些遗存佛象，包括这原属塔身一段的“四面佛”移到大厢村南边的岩下、丘厝村旁，建一间佛庵奉祀，称为“岩下宫”，到清末民初这“宫”才倒圮，至今附近老人尚能记述当年“做醮”盛况。“宫”旁有举人林维乔的宅第，称“顶大厝”，其东南方，溪的南岸有海云楼，是林维乔的祖父林守让所建。顶大厝和海云楼俱已坍毁。林维乔之父林桂芳在海云岩旧址旁的别墅“海云别业”也只存遗迹，仅存几个刻字的石匾而已。
  再行几步，就过一座小石桥，桥下流水源头在莲花峰南侧，那里有一个石洞，从前，洞内停息着成千上万的蝙蝠，方言称蝙蝠为密婆，称此洞为密婆空（孔、洞）。夏夜蝙蝠飞出，铺天盖地，都到荔枝园中吃荔枝果，为害甚大。现蝙蝠已不多见，而洞名尚存。
  前面是山兜村，村在路南。从这里北望莲花峰，孤拔挺秀，便是“莲花叶艳”胜景。
  过了山兜村，路转向东北，岩山在古道左侧，山下有一座小小的三王公庙，虽已无人奉祀，而“三王公”却成为此处地名。三王公原是隋朝时潮州一带奉祀的三山神，后被封为大王、二王、三王，所以称为三王公，漳浦古代曾隶属潮州，深受其文化影响，因此村社也多奉祀三王公。“开漳圣王”陈元光有《祀潮州三山神题壁》诗三首，足见三王公历史之悠久。
  过山兜村，路转向东北，步上荔园，便到十字路口，地名西坂店。这里有一条沟通旧镇与长桥的大路，与这县东大路交叉，从前有西坂人来此开店，供应茶水点心，故称西坂店，曾经很热闹，以至成为地名。西坂店的东南方，隔着一条小溪，是一个小村庄，名西坂，从前却是一大聚落，住着地方豪强蔡孟贞。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沙县邓茂七起义，派其重要将领杨福荣南下。“漳民张福荣、曾钦童、陈皓、蔡孟贞等应之，遂陷漳浦、南靖、长泰诸县。保定伯梁瑶、都督范雄擒杀漳民应贼者。”事载《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这个蔡孟贞是漳浦一个富家，投机响应起义军，最后遭受官军擒杀。据传说，受连累被杀者不少，其尸体就在西坂社后挖一大穴掩埋，称“骷麟塌”，后人怕厉鬼作崇，不敢开发利用，以至荆棘丛生，遗迹至今尚存，当地人称为“刺帕仔人客”，意为荆棘中的无主鬼魂，时常有人祭拜。但西坂人并没有被杀绝，仍有后裔传衍下来，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西坂人蔡明复中式进士，官至南京户都主事。其子蔡笃敬迁居莆田濑溪，衍族成村，以故里西坂为村名。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其后裔蔡震仲请漳浦人蔡新为其撰《莆田白沙西坂蔡氏族谱序》，文载蔡新《缉斋文集》。
  过了西坂店，走上东罐大桥，桥下流水从海云山大坑流出，是乌石小溪的另一水源。上游有顶陂、下陂两座古老的小型水利工程。再往上溯是水磨坑，从前有几座水磨，利用水力推动木轮带动石磨碾麦（或米）成粉，早已坍塌，而遗址历历可辨。水磨上方是大坑，丰水期出现瀑布，为“岩坑悬瀑”胜景。
  大坑上方有上下两处山坳，各有水田数丘，又有旱地种植茶树。有泉称铜井，因而田地称铜井田。在上下铜井田之间的大尖锋，有座古墓，碑文“明工部滨阳吴先生之墓”，据查，象牙崎溪人吴宗熹字伯焜号滨阳，万历七年19岁中举，翌年联捷登进士第，官工部主事，曾主考广西乡试，万历二十年卒于家，当时崎溪属南靖县，据传，吴宗熹之母林氏是乌石人，但他的灵柩为何葬在离家几十里的外祖家的海云山大尖峰，令人费解。
  大尖峰下是莲花峰，莲花峰之下有一座赤土山，名“赤脚落”，是由于陡坡在40度以上，下山必须脱鞋才不会被“马齿砂”滑倒而得名。乌石岩山遍山黑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土壤几乎全部流失，独这座金字塔形的山峰除东面有簇大石外，全是赤土，历经千万年而不流失，蔚为奇观。山下有一古墓，因山的形象而名“石狮披铁甲”。墓的前方300米处便是西坂店。
  过东墘大桥是顶厝村，村中有“云间读书处”，石匾额尚存。清初著名诗人赵潜在此读书，晚年寄寓松江之野，著有《冷鸥堂集》。松江旧名华亭，别称云间，所以人称赵潜为赵云间，著名书法家叶瑞钟为其题额“云间读书处”。
  二、芙蓉山之麓：古道从东墘顶厝村后绕过，转东绕过荔枝林，过田垅，便是芙蓉山南的落龙埔，一抹平川，有路往南，便是明清时代乌石武生童学习骑射的跑马道。跑马道尽处是一大片大松树林，松林东边是“御屏紫帽石”，如屏如乌纱帽，胜景“御屏松涛”即在此处。其东为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松林南边是后埔村，有兰亭书院、杨厝厅、铜钟井等古迹。
  芙蓉山是乌石的公墓地，现南边已辟为果园，种植荔枝近千株。山后有后垅、大油甘、石牛尾等村庄，著名的贞义妈墓、丹峰墓和清晏楼都在那边。石牛尾有清末兄弟二秀才建的住宅，两座四合院，各建后楼，连接两边“护厝”，是那时一种富裕之家的标准住宅，俗称“楼仔抱大厝”，俗谚“有石牛尾富，也无石牛尾厝”指的便是这两座并列的民居。
  从落龙埔到紫薇山西麓的鹊石山，道路几乎是笔直的。中间经过一片水田，田间有一口大潭，潭边有一用几片石筑成的小小土地公庙。据传，郑成功曾率军经过此地，在此休息，饮马于潭，所以人们称此潭为“国姓潭”。
  三、紫薇山之麓：沿古道走向紫薇山西麓，迎面见到一个小石亭，亭内立着林策（丹峰）墓道碑，所以俗称此处为石亭仔山。墓道碑上刻着“赐同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佥事、前大理寺右寺正丹峰林公墓道。”碑亭建于明嘉靖年间，经四五百年风雨，仍岿然屹立。沿紫薇山南麓向东行，便是石亭后边的鹊石峰，峰下有“客鸟过枝”墓，是乌石五世祖松轩之墓，其子“贞义公”亮庵附葬。“三凤”林一初、林一阳、林一新，林丹峰、林成纲（合称“五桂联芳”）俱为松轩六世孙，亮庵的玄孙。
  向前走不远，地名顶围，是举人林成纲故居，原为成纲祖父的书舍，即后来黄琮在紫薇山读书时居住的紫薇馆，后人称为紫薇书院，已无存。
  过了紫薇馆，有一座单拱的三板小石桥，石板已被走成凹形。石桥东端左边有山路通往紫薇洞佛寺及王公庙、文昌宫等处。王公庙祀“广惠尊王”谢安，谢安是东晋名相，指挥抗击前秦苻坚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使东晋转危为安，故受尊敬，后世皇帝尊封为王。文昌宫所祀“文昌帝君”即文曲星，从前是读书人崇祀的偶像。紫薇山在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综合共存，胜景“紫薇晓钟”便在这里。现增建天后宫，计划辟为“紫薇公园”。
  沿大路继续东行，至紫薇山东端，路转向东南，约半里许，便到浯江桥，这里原以桥头为墟，得了一个“桥仔头墟”地名，以至成为村庄名，后来此地不设墟，而地名沿用。浯江桥为乡人郭宽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所建，是县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古桥，原为十五拱石板桥，每拱长一丈以上（旧县志记载全桥长九丈）。后来东段被水冲毁六拱，剩下九拱，后人用木料补架四拱，其馀用石头和泥沙填筑。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石板桥之上用松木架设简易公路桥以通汽车，抗战时拆毁。现为石拱公路桥。从前溪道甚深，海船可直驶至桥前，小船可上达赤土、长桥一带，桥头墟边曾经舟楫云集，盛极一时，后溪壅塞，已不通舟。（合订编者按，浯江桥现已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大桥。）
  站在桥上向东看，有一个小小庙宇，祀“山西夫子”关羽，关羽的“忠义”精神为历代帝王所利用，至封为“帝”，民间称为关帝君。在一般的关庙里，关平、周仓和牵马军士只是配祀，此庙不同，关羽、关平、周仓塑像甚小，而左侧那牵马军士比一般人还高，民间称为“将军爷”，右侧的一头“赤兔马”也有真马那么大，面对紫薇峰，群众迷信那“将军爷”和“赤兔马”得了灵气，马会跑出去偷吃园中的番薯，前脚被打断一支，惹得“将军爷”大显威灵，群众称他“马王公”，多来朝拜，正殿的“帝君”反受冷落，不再称此庙为关帝庙，而称为“马王公庙”。这种喧宾夺主的情况，为此处关帝庙所独有。
  过了浯江桥，即跨出乌石地区，荔枝树逐渐减少，这主要由于土壤、季风、降雨量条件不同，也同耕种习惯有关。
  浯江桥之东就是古东窑寨，今称寨内村，现墟场就设在这里，是附近一带最大的农贸市场。路之西北有慎修楼。路之东南为上蔡村和下蔡村，是明代兄弟进士蔡升、蔡杲和举人蔡朋故里。
  沿大路继续往东，约二里处，地名小境，南边有锦江楼。小境有一条小溪，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下令“迁界”，溪之东为“界外”。霞陵城建在锦江楼东一里处（当时尚无锦江楼），是介于界外和界内之间的一个军事城堡。清统一台湾后撤走驻军，成为一座空城，后为乌石林姓所居。
  出了小境，到丹山（灶山）之麓的产树埔，今称示埔村，村旁丹山谷口建有著名的詹厝坡，传为明御史詹惠所建。
  沿丹山之麓往东，已少见荔枝树，意味着离乌石已渐远。
  漳浦县署前的“戒石”
  柯庆德
  我家在旧县衙门口（今文化馆宿舍斜对面）。从前，县衙门前有一座“仪门”，是进入县衙的第一道大门，一般人不敢乱闯。在我儿童时代（民国十几年，公元20世纪20年代）已经没有仪门，只用一道正中留着通道的矮墙围住县衙（那时叫做县政府）大门前面的一片石埕，卫兵站岗站在大门口，一般人还是可以经过矮墙内的大石埕的，因为那是从西街林厝巷经过“公界内”再经县政府前面，从“死人巷”通北街的捷径。我们一群小孩常在县政府门口游玩，看到县政府门口西边竖立一道碑石。大人告诫我们：在清代，这仪门内的石埕是不准一般人进来的，现在可以来玩，但千万不可动那块碑石，因为碑石下面的石板盖住一口古井，古井里有一条自古活到现在的“枯歹鱼”（月鳢），已经“成精”，它要升天，顿时天黑地暗，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地就要下沉，县人都要葬身海底，是一位贤明的县太爷用石板盖住古井，然后用这块碑石镇压在石板上，“枯歹精”才不会升天，要是碑石倒了，“枯歹精”就会升天，全县都要遭受灭顶的灾难。我们小孩对那碑石和碑石底下的妖物都感到十分神秘。
  民国23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漳浦成立，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专署与县政府合署办公。翌年，县政府门前墙外一片空地布置一新，东边筑钟楼（钢筋水泥结构），从已经无佛无和尚的兴教寺搬来唐朝大铜钟，挂在钟楼上。西边筑凉亭，周围栽花种草。清晨鸣钟为号，朱专员带领一群公务员在凉亭前练太极拳。从别处寺庙搬来两只大石狮，摆在县政府大门口两边。那神秘的碑石仍立原地，但它的威严已被它前面的石狮取代。那时我已二十多岁，当了乡村“简易小学”校长，有时到县政府接洽事务，才看清楚那碑石是固定在那里，基部埋入地下，而不是压在石板上，底下并无一口古井，所谓“镇压枯歹精”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我看清那碑石上的镌字，一边镌刻一行横书“民之父母”，一边镌直书四行：“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知道那是告诫官吏的铭语，立在官署大门右边，使官吏们每天上班，一进仪门便能望见，铭记心中。那是非常庄严的戒命，民众对它寄以“保护”的期望，传说为“镇压妖精”可以说是一种“寓言”。
  后来我眼界渐阔，见识渐多，知道那叫“戒石”，那四句铭语叫“戒石铭”，并非本县所独有，但外地所存已经无多，我只在泉州府衙见过一道，比漳浦的大得多，也许是府县级差之故。
  解放后，县政府改坐北朝南为坐南朝北，原大门处改建为房屋，那戒石被遗弃，后来被历史博物馆发掘出来，作为馆藏文物供人参观，才又引起人们对它的议论，但它的历史众说纷纭，大都属于附会。
  根据全国性的历史资料，戒石碑始创于宋乾德三年（公元966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各地官府竖立一定模式的戒石碑。但宋太祖的政令没有贯彻到漳浦（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陈洪进向宋太宗赵光义献纳他割据的泉漳二州，漳浦才正式属宋朝管辖）。戒石碑之设始于宋而盛于明，全国各地戒石碑并非都在同时竖立。有宋一代，漳浦可能未竖戒石碑，因为县志记载的宋朝县署前文物只有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赵师缙任知县时建的宣诏亭（在左）和颁春亭（在右）。明朝第一任漳浦知县张理则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县署的同时，在县署仪门内建有“戒石亭”。戒石牌是立在戒石亭里面的，当是亭与碑同时建立。正德年间（1506～1521年，具体时间无记载），县署为“寇乱”所毁，戒石亭当是于同时被毁。明嘉靖四十五年，知县姚东阳重刻戒石碑，一直保留下来。
  两个绥安县
  李林昌
  历史上有六个绥安县，地点和兴废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有两个绥安县，虽然兴废时间不同，建县时不同属一郡，但现在同属于福建省，容易混淆，有必要将这两个绥安县的建县历史背景、县域范围、县治地点、历史沿革等的不同情况列出对照，以便一目了然。
  福建的开发是自北而南的。东汉末年，孙策（后为其弟孙权）割据东南一带，五次派兵入闽，征服了地方势力（少数民族），派一员侯官镇驻今之福州（原设冶县已名存实亡），后来“侯官”成为行政区域名称，属会稽郡管辖。侯官管辖范围主要在闽东、闽北一带，对于闽南、闽西还是鞭长莫及。孙氏未称帝，还是沿用汉献帝“建安”年号，于建安初年分出侯官的北乡（闽北）设置建安（今建瓯）、南平（今南平）、汉兴（今浦城）3县。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析建安县的桐乡设置建平县（今建阳），及至“三国”局面形成，孙权之孙孙休（景帝）于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在闽设立建安郡，郡治在建安县，即今建瓯，除辖原有侯官县、建安县，改汉兴为吴兴县，从南平分设建平县，析建安县校乡分设将乐县，从校乡西偏分设绥安县，又增置昭武县（晋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东平县（未详），在闽南增设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丰州，晋改名晋安县，隋改名南安县）共10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侯官、东安二县设立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这时，龙溪（今芗城区及龙海市一部分）、兰水（今南靖）未设县，地属东安县管辖；现今的漳浦至诏安一带也未设县，地属南海郡（广东）的揭阳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6年）从南海郡分设东官郡（郡治在今广东宝安县西南头镇）。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建安郡的绥安县改名绥城县。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从东官郡分设义安郡，郡治设海阳，即今广东潮安县东北。义安郡辖海阳、海宁、潮阳、义招、绥安5县。这个绥安县就是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
  南北朝的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从晋安郡分设南安郡，从南安郡的南安县分设龙溪县和兰水县，辖九龙江北、西二溪流域一带。
  隋朝裁并许多郡县。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撤销绥城县建制，将其地并归邵武县管辖。开皇二十二年（公元602年）将建安、晋安、南安3郡合并为建安一郡，将全闽各县合并为建安、闽、南安、龙溪4县，兰水、绥安二县并入龙溪县（一说大业三年绥安并入龙溪县）。从此，故绥安县地（包括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一带）从广东方面移归建安郡（今福建）管辖。
  唐朝起，州（郡）县逐渐增设（与本文无关的略去不谈）。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设绥城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又撤销绥城县，将其地并属邵武县，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将故绥城县地分设黄连、归化2镇，是建宁、泰宁、宁化3县的前身。2镇升为3县的经过：唐开元十三年（726年）置黄连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宁化县。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设建宁军，五代南唐改为永安镇，又改为永安场，宋朝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福建尚在南唐管辖下，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在设建宁县之前，南唐于中兴元年（公元958年）升归化场为归化县，宋朝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改为泰宁县。
  隋朝并入龙溪县的绥安县故地，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设立漳州和所属漳浦、怀恩二县，怀恩置在漳江南，漳浦置在漳江北，附州为县。（漳江旧名漳水，明、清府县志都记载：漳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有章。）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怀恩并入漳浦县。同时，将龙溪县从泉州划归漳州管辖。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从漳江北移设于李澳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移设龙溪，漳浦县治仍旧。以后，漳浦县于元朝至治年间（约1321年）划出西部合龙溪、龙岩二县部份地方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南靖分设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漳浦县再分出南部设诏安县，隆庆元年（1567年）再分出东北部合龙溪县沿海地方设立海澄县，清嘉庆三年（1798年）再分出第六都设云霄厅（民国二年改县），东山县则于民国五年从诏安分设。
  总之，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地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等地，设立于三国吴永安三年的绥安县则已于东晋义熙元年改名为绥城县，以后分设建宁、泰宁、宁化3县。那个绥安县（绥城县）县治在建宁城西3里许，属于建安郡，由于建安郡后来改名建州，所以康熙《漳浦县志》称其为“建州之绥安”，此外，别无建置于吴永安元年的“建立漳州的绥安”。（康熙《漳浦县志》注文中“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与《八闽通志》所说“吴永安三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同是一个绥安县，不同古籍记载同一个县的建置时间相差两年是常有的事。无3年间同在建安县校乡西偏设两个绥安县之理；将它作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更无理由，因为漳浦不在闽北与江西交界处的建安县校乡西偏，而在闽南与粤东毗连处。
  显然，明万历《漳州府志》说“漳浦吴曰绥安、晋曰绥城”是将建宁县前身的绥安县（绥城县）的建县时间误为漳浦县前身绥安县的建县时间。万历《漳浦县志》也有同样错误。康熙《漳州府志》和《漳浦县志》已经加以纠正，康熙《漳浦县志》在注文中说：“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但康熙《漳浦县志》只说“绥安之为县，著于晋而废于隋”没有考据出建县的具体时间，说“不知何时建置”，还因为晋朝从建安郡分设晋安郡辖闽东南一带而误以为绥安县属于晋安郡。不过，比万历志翔实一些的是有一段注文：“又据潮阳志载，绥安属义安郡。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据广东志，大埔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曰高昌山，其下有绥安溪，注云，一名梁山，漳浦县界。”又在同一部县志卷十九《杂志》的《古迹》里说“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这等于从认同广东志书关于绥安县属义安郡的记载里找到绥安县县治在八都（盘陀）的根据。康熙《漳浦县志》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多说并存而有所侧重的方式。这部县志在卷十九《杂志》的《谈丛》里又说“潮阳志云，绥安晋属义安郡，即今云霄也。”
  康熙修漳浦县志比明朝修志较为进步的做法，是集七名秀才协助两位缙绅修志，并由知县主持，不似万历修志只由四个缙绅修纂，而且是以嘉靖九年只由一个进士主笔，两个庠生协助，以七个月完成的最早县志为基础。那部嘉靖县志的修纂方法是，采取《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的资料，并“稽以传记，参以见闻，订讹补缺，增加修辑，门分类别，综核诠次”，由于人手、时间、资料等因素的制约，造成不少缺点，误以改名绥城县的绥安县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便是一例。康熙漳浦县修志人手比较多，时间比较充裕，参考资料比较丰富。但对一些事的记载多说并存，可能是修志人员看法不一致之故。记事截至清末的民国《福建通志·地理志》卷三《沿革》核对各种古籍，作出比较简明的记载：“漳浦县（在漳州府南少西，冲繁难，本冶县及南海郡地，晋义熙九年分东官（即东莞）立义安郡，置绥安县，隋开皇十二年并入龙溪，唐垂拱二年分南界地濒于漳水者置漳浦县，隶于漳州，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县从之，二十九年省怀恩县入焉，贞元二年徙州治龙溪后以漳浦为属县，宋因之，元析地置南靖，明析地益海澄、益平和、入诏安，清析地置云霄厅。”
  这里顺便谈一谈我对绥安县治地点的看法：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成书于明弘治已酉（1489年）的《八闽通志》已经引据宋《漳州图经》加以记载，不是清康熙《漳浦县志》才有。八都即盘陀，而火田在六都，可见绥安溪即盘陀溪而不是火田溪。盘陀溪的上游有一段叫县前溪，县前溪的北面是温源溪，即宋《漳州图经》所载“唐嗣圣年间胡商康没遮洗浴处。”《八闽通志》和康熙《漳浦县志》都转载《漳州图经》这则记载，并载：“温源溪，在县西南八都境，两泉并出，一微暖，一极热，合流南入县前溪。”这两口温泉在今雀仔埔，其南为官陂，可见县前溪即今官陂那条溪，绥安县县署是建在后有温泉，前有清溪的地方，可能无建县城（至今未发现有实据可证明为绥安县城的古城遗址）。
  参考资料：《八闽通志》、《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建宁县志》、《泰宁县志》、《潮州府志》、《宋书·州县志》、隋书《地理志》。
  明代漳浦的倭寇祸患
  杨汉章
  一、前言
  倭寇，是以日本封建诸侯、大商贾所支持的武士、浪人、失业流民等组成的，专门掠夺财富的一种海上强盗。它不仅阻挠着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向中国沿海直至内地省份骚扰；在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数千里海岸线上，他们到处进扰，烧杀淫掠，犯下了滔天罪恶，给中国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于元代至正年间，到明代更为严重，特别是嘉靖年间，猖獗到了极点。地处“闽南之徼”滨临大海的漳浦，在倭寇疯狂猖獗，肆意纵横的年代里，与闽浙其它沿海地区一样遭受惨烈的祸害。
  二、明初漳浦的防倭措施
  在明代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年（1469年），倭寇就已经“数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①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加强东南沿海的国防力量，从洪武四年起，积极加强军事力量来防御倭寇的侵略，接着开始建设福建海防，据《明史》卷132《周德兴传》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二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周德兴经略海上，于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所指挥使司，在当时漳浦辖地设立镇海卫（今属龙海市），下分置陆鳌、铜山、悬钟三个守御千户所。陆鳌（今六鳌）“自乌石至于埭头西二十里沙岸通焉焉...…其地为船停泊之所。”②驻官兵898名。铜山（今东山县）“闽海重地也，其辖北自金石，接于浯屿，南自梅岭，达于广。”③由钦依把总镇守，称为把总水寨，设官兵1141名，备战船46只。悬钟（今属诏安县）“当闽南尽处”，设官兵1103名，有哨船24只。这些卫所，互为倚角，各防险要，控制横屿、井仔湾等易为倭寇海盗啸聚的沿海小屿。此外，设置月屿、古雷、后葛、盘陀岭等巡检司，共设弓兵720名。另外“沿海地方相度地里，远近各置烟墩炮台……贼至举烽燧为号，以便防御。”④正是由于明初在漳浦地方实行了这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倭寇屡有进犯漳浦，却难以得逞。
  三、倭寇猖獗的内因
  明太祖的防倭措施，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倭寇都不能得到发展，但后来昏庸的统治者放松海防，造成倭寇侵犯的条件。
  明王朝自宣德以后，政治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皇帝昏庸，耽于淫乐，不理朝政，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打击陷害忠良，贿赂公行，闽浙地区海防废驰，再加上蒙古内侵，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又如战哨船，铜山寨二十只，见在止有一只……见在者俱称损坏未修，其余则称未造。”⑤克扣拖欠边卒粮饷，“又如漳州卫与镇海卫，官兵月粮少派三个月……其余多寡不等，无一卫一所开称不缺者。”⑥“以至士无斗志，纷纷逃脱，出现行伍失额，铜山水寨，寨军原额1822名，逃亡人数达1190名，仅剩370人，失缺65％；悬钟水寨，寨军原额1133名，逃亡人数达476人，剩下657人，失缺49％。”⑦3样，一遇倭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就是儿戏！
  本地卫所无能，只好从外地调兵来御倭，然而那些“客兵”御寇无能，虐民有方，冒功请赏，遇到倭寇“则又逗留观望，直至贼去，乃稍尾其后焉，袭其余辎，猎其疲掳，掠其遗累，割其毙首，虚张战声，冒上功级，甚至掘已瘗之尸，椎独行之旅，掩守望之夫，戕创伤之羁，截其头颅，墨其面目，焚烧囟发，灭除网痕，以为真倭而市功焉，不可必得，则又下购募以觅之，盖民当其时，不死于贼，则死于兵矣！所过之地，鸡犬为虚，所止之处，门户为碎，至于贼方践蹂之后，复且大索一番，即贼所弃置不取者，兵尽收拾而贱鬻之矣！俗谓‘贼梳兵篦’，良有以也！贼去未俞舍，辄扬旗报捷，奏凯言归，诛求赍粮，需索赏稿，稍不如意，脱巾而呼！偶被汰还，群哨为乱，如往者邑北关外之变，几于缘城而入，可鉴已！”⑧
  朝廷腐败，兵防松驰，官兵不但没有尽到剿倭保民的职责，反而虐扰人民，加上一些游民、奸商与倭寇勾结，为虎作伥，这就是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蹂躏的内因，漳浦的这些情况，是一个缩影。
  四、倭寇在漳浦的侵略活动
  倭祸初起，江浙首当其冲，受祸极烈。江浙为财赋之区，明政府不得不调重兵来守。嘉靖三十一年，王抒巡视浙闽，采纳名将俞大猷的建议：“备倭于陆，不如备之于海。”于是征调闽船，招募月港及嵩屿人民为水兵。海防的加强，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
  倭寇在江浙受到挫折，便逐渐南窜，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倭变》中所说的：“方吴越之多事也，闽独晏然，至是材臣名将，尽起吴浙。贼屡败衄，度可脱祸者惟闽耳。”于是，从嘉靖三十四年起，福建倭祸便有增无减，日益严重了。
  随着倭祸从江浙南移至闽以来，漳浦的倭祸就逐渐频繁严重了，据《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八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乙末（初四日），倭二百余人，犯镇海。”此后，漳浦频频受到倭寇的侵扰和蹂躏。“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六都；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二月倭寇佛潭桥；四月倭寇驻峰山，纵掠溪南，后移驻无象铺；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月余，张琏陷檺浔（今官浔）土城，闰五月，饶寇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⑨
  倭寇的侵略行径是极其野蛮的，我们根本连想象也不敢想象，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官庾民舍，焚劫掠夺，少壮掘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哭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以胜负饮酒，积骸如陵。”实在是野蛮得令人发指！
  在漳浦的大地上，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极尽其烧杀淫掠之能事，见人就杀，见女就淫。许多烈女贞妇，不甘受辱，以死洁身的事例，在县志的《闺阁》卷中占了极大的篇幅，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倭寇的血腥罪恶。⑩
  倭寇疯狂屠杀漳浦人民的手段，罄竹难书，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对活人进行疯狂屠杀的同时，连死人的枯骨也不放过，他们在围攻县城时，“隆冬盛暑不休……多发人冢，携骸勒赎。”⑪结果“民不忍去枯骨，多自发冢取棺藏之，生民荼毒至此极矣！”⑫
  频繁的倭寇侵扰，给漳浦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漳浦人民备受流离失所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嘉靖三十四年至此（嘉靖四十一年），六七岁间，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往往逃匿山中，破突未黔，而贼又至矣，富者皆罄其所有赎身，贫者亦称贷求免，其虔刘于锋镝之下者，不可胜纪也！”⑬
  频繁严重的倭祸，生灵涂炭，伴随着天灾人祸，不仅造成漳浦人口锐减，而且极大地破坏漳浦的经济生产。漳浦本来就是“负山阻海，田畴稀少”的地方，在倭寇疯狂猖獗、纵横驰骋的岁月里，人民纷纷逃匿避祸，无法耕种，田园荒芜；滨海以捕鱼为生者，因倭寇纵横海上而不敢下海捕鱼，结果“积尸成陵、白骨遍地”的饥荒接踵而至，曾经一度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情况。
  五、漳浦人民的抗倭斗争
  倭寇对漳浦的侵扰，杀戮无辜、骚扰地方，破坏了漳浦人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漳浦社会经济的发展，激起了广大爱国军民的无比愤慨，纷纷起来保卫家乡。在抗倭斗争中，漳浦人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自卫措施。
  筑土堡当时虽然有县城、卫所等一些城堡，但由于人们绝大多数都散居在农村的各个地方，他们距县城或卫所近者数里，远者数十里，假如倭寇来侵扰时想要躲避于城堡之中，近者还行，远者如何来得及？况且县城卫所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畜物品。为此，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凡数十家聚为一堡，壁垒相望，雉堞相连。”土堡的作用不仅可以作为避匿之所，而且可以以逸待劳，实行坚壁清野，“贼之至也，将无所掠为食，以攻则难，以守则馁，弗能久居，势将自退！”⑭
  练乡兵面对倭寇的频繁骚扰，漳浦人民奋起自卫，组练乡兵，不少地方“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⑮乡兵灵活机动，“或迎其来，或蹑其去，或击其惰，或捣其虚。其攻也，手足足以相卫；其守也，声势足以相倚。”⑯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使倭寇闻风丧胆，途径漳浦境内一些坚强的城堡时只能“假道乞过，既假之道，尚不敢前，别寻间道，逾岭以去，盖相戒云：‘宁崎岖，毋或致他患也！’”⑰
  人民群众的自卫，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使倭寇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地纵横烧杀淫掠，扭转了漳浦的形势，但最终把在漳浦的倭寇扫荡涤平的则是抗倭名将戚继光。
  六、戚继光入浦平倭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打败围困仙游县城达五十天之久的两万倭寇，万余败寇于年关（十二月三十日）南逃。翌年二月，戚继光率军穷追倭寇来到了漳浦。
  戚继光治军严明，善于用兵，纪律严明，每出人莫测，或解甲犒师方兴，所在当道欢饮，忽从间道急趋，贼惊以为神；或围孤城，父老扶携登望女墙，翼援兵旦暮且至，见远烟数点，隐隐似旌旗状，忽炮响，则贼已狼泪死散，官兵且抵近郊，大破之矣！平倭平寇，继光之功与漳终始。”⑱由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漳浦平倭寇屡立战功，捷报连传，于是，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谚：“俞龙戚虎，杀贼如土。”⑲嘉靖四十三年，从仙游逃窜到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的倭寇，企图凭借蔡陂岭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作困兽之斗，“贼预度继光当至，设伏待之。”等到戚家军接近时，“卒然峰起，兵为小却，继光斩前怯者数人，身自督战。”⑳由于戚继光身先士卒，领导戚家军英勇奋战，结果“贼大溃，斩数百级。”㉑取得了漳浦抗倭史上最负盛名的蔡陂岭大捷。
  蔡陂岭大捷后，倭寇残部退入广东潮州一带，戚继光率军继续追击，在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的配合下，于嘉靖四十三年在广东海丰大歼倭寇。次年，倭寇全部肃清。
  入侵大陆的倭寇被歼后，尚有小股倭寇窃据海岛，伺机劫掠，故蓝鼎元说“倭寇与明朝相始终。”为防止倭寇卷土重来，留一部分戚家军镇守漳浦海防，因其兵员大多来自浙江，故称为“浙兵营”，与本县自招的土兵营轮流驻守陆鳌所和铜山所城外，定时在两所之间换防。此后，虽然还有小股的倭寇再来侵扰，但均遭到有力的回击，并未给漳浦造成危害。
  漳浦一带倭寇平息后，出现“海波不扬”局面。㉒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朝廷批准划龙溪、漳浦二县部分地方置海澄县，开放月港对外贸易。
  七、结论（略）
  注：①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六六
  ②③《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艺文·六》，陈元麟《海防记》
  ④《漳浦县志》十一《兵防志·烽堠》
  ⑤⑥⑦《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朱纨《阅视海防事》
  ⑧《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
  ⑨⑩《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
  ⑪《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注
  ⑫⑬⑭⑮⑯⑰⑱《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林偕春《兵防总论》
  ⑲《漳州府志》四十七《灾祥·寇乱》
  ⑳㉑《漳浦县志》卷十四《名宦志·武职》“戚继光”条
  ㉒《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
  林埙不依附奸王
  林志伟
  林埙字廷乐号雅庵，漳浦北街人，是明初以军籍自莆田来浦定居的“九牧之裔”林景谦的第五世孙。生于正统八年（1443年），自幼勤学，事父母至孝，立志为国尽忠，对他们旧族谱记载的，林姓始祖比干不畏死直谏无道昏君纣王的事十分感动。成化二十年（1484年）以岁贡进京廷试，选入南京国子监学习，两年后派到大理寺实习，期满回家等候铨选，弘治三年（1490年）服母丧，弘治九年部文催诠，八月赴吏部考选贡监，名列第十。弘治十年（1497年）秋，钦铨承德郎，授宁王府审理正。宁康王朱觐钧，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曾孙，承袭父亲封地，建府南昌，林埙赴任，受宁康王重用。不久宁康王病逝，其子上高王朱宸濠嗣位，林埙继续留在宁王府工作。
  朱宸濠擅自增兵，蓄谋反叛，在朝廷上勾结掌权太监刘谨，阴谋伺机夺取帝位，于自已属下则任用奸佞，擅杀忠良。在地方上勾结土豪劣绅，横征暴敛，强夺民宅、女子，收罗豢养群盗，劫掠于江西、湖广各地，当地官府不敢管。王府官员只有林埙敢予直言正谏，这就触怒了朱宸濠，在左右阿附官员怂恿下，对林埙施行廷仗。林埙请求辞职，劫被强留下来，他仍然依法办事，后进阶长史。
  孝宗皇帝朱祐樘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病逝，武宗皇帝朱厚聪继位，改元正德。武宗昏庸，常不理朝政，微服外出“游江南”，荒淫无道。朱宸濠加紧增兵，蓄谋夺取帝位，这时，林埙再次进谏无效，决意辞归，于正德四年请准致仕，回到漳浦，仍住北街老家，编纂族谱家乘，有时游山玩水，不问世事，作诗一首以表心迹：
  旧径开来抵碧林，西凤旅雁动归吟；溪山满眼成佳趣，禽鸟多时弄好音，
  宁府滥竽非素志，漳江垂钓见真心。殷勤纂牒成家谱，来世应知一念深。
  林埙归休时，人们不解他为什么有官不当，及至朱宸濠叛乱失败自取灭亡，人们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事情是这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宸濠集兵叛乱，号称十万之众，占领九江、南康，七月初出江西，战船蔽江直下，攻安庆，未克，汀赣巡抚王守仁闻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檄调各郡兵，攻破南昌，收复九江、南康，宸濠回师救南昌，中途战败被俘，解通州，正德帝下旨诛杀，从逆者无一幸存。林埙早已离开宁王府，不但免受牵连，而且朝廷还要再起用他，他以年老婉辞，在家安度晚年，仍好学不倦，操行端严，为人方正，每以忠孝自许。
  林埙所修族谱，记事谨严，惠安人张岳（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五省军务）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为之撰谱序，林埙撰诗一首：
  花甲当头八十春，真容写出却精神。官司长史勤居逸，事历贯诚受苦辛。
  宁府原来非素志，临漳赢得是闲身。顾予世次为宗子，家谱时修启后人。
  张岳对林埙十分尊敬，因为张岳的祖父张纶被朝廷任用为萍乡知县，上任途经南昌，寄宿林埙处，林埙与他原不相识，却予热情接待，不意张纶一夕暴卒，林埙予制衣、备棺、收殓，派人护送返原籍归葬，从此，林埙与张岳之父张慎（广东英德知县）及张岳成莫逆之交。后张岳登进士第。初授“行人”之职（掌传旨册封等事），时宸濠勾结掌权太监刘谨、幸臣江彬，唆使正德皇帝游江南，阴谋伺机篡位，张岳洞察其奸，同兵部郎中黄巩伏阙泣谏，劝阻“游江南”，遭跪曝五日，廷仗至险些丧命，被贬为南京国子监学正。至宸濠叛乱失败，张岳升知府，累官资善大夫，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川贵等五省军务，林埙则已归休。张岳及其父张慎，感林埙大恩，并崇尚他的品行，经常寄信到漳浦向他问候，一些诗、信编入林氏族谱，有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的价值。
  林埙享寿92岁，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二月逝世，葬于北门外蚵湖（今名考湖），殡葬时，官浔进士赵浑赠诗一首：“矗矗新碑大道边，路人争羡使君贤；脱身陷井真明哲，养志桑榆恣乐天。有限酒杯供笑傲，无边风月待归全；他时蝉脱罗山下，赢得清名百世传。”张岳赠联于祠堂：“尊君正宁，四方钦义士；爱国受杖，千载觉忠臣。”后地方奏经朝廷批准，林埙以“忠孝名宦”入祀县乡贤祠，享祀千秋。
  林埙胞妹适本邑徐辅。徐辅领乡荐（中举人）晋京考试，卒于途中，林氏年二十八，寡守抚育独子徐藻。徐藻英年早逝，妻周氏二十四岁守寡抚孤，“一家三世一孤，婆媳共守完节”，嘉靖四年（1525年）以“双节”族表其门，后敕立《双节坊》。林埙忠孝及其妹一家“双节”，《漳浦县志》均立传。
  漳浦北街林氏始祖林景谦世系，林埙所修族谱记载清楚，后人有续修，此派分衍县北东罗、盘陀象洞后厅等处，由于旧谱多数散失，后裔不明原委，有的误附于其他派系。东罗林氏家庙祠联云“九牧分宗，忠孝家声留北阙；两朝钦命，乡贤世泽耀东罗。”要不是读到族谱，也不解其意。现此谱仅存孤本，已被发掘出来，解开一些侨胞、台胞寻根认祖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