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县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1955年，为了配合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文化馆文物干部到各建设工地，实地学习，漳浦由刘两全参加了东山的水库发掘工地学习。回来后就下到各水利工地现场调查，省博物馆也经常派员下乡进行指导和重点调查，由于水库的选址位置常都是古人类喜欢选择的居住区，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和发掘工作。
  1957年2月，于杜浔祖妈林水库建设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省博物馆很快就派员下来，采集了一些石锛、石戈、有肩石斧、砂陶、泥陶片，以及铜斧等，证实这里原是古人类主要的生活区和墓葬区，并发现了一座宋代的瓷窑址。之后厦门历史系的老师也前来，采集的一些标本，一直作为人类博物馆的展品。1957年12月，在赤土眉力水库工地上发现部分陶器残片，省文管会、厦门大学先后派人来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称“石路遗址”，并清理出残墓四座，出土石戈、石锛、石环、石镞、陶豆、罐、垒、钵、壶、陶纺纶等。这是漳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始。
  1958年3月，霞美刘坂大山水库工地发现一座大墓，由省博物馆林宗煌和县文化馆刘两全等联合进行清理。出土镇墓兽俑、立俑，动物俑、盘口罐、瓷碗、壶、木梳、铜钱、铁棺钉等113件。该墓葬作长方形，砖迭涩锥形墓顶。有前后墓室，两边各有五个壁龛，形制较为规范，定为唐中期至五代之间。清理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这是漳浦县文物发掘资料的第一次发表。
  之后，文化馆文物干部亦多次配合基本建设，作了一些调查和清理工作，但均因项目较小或没有留下正式报告，出土文物也在十年动乱中散失殆尽，成果难以评说，其中尚有所闻的有火烧埔蓝廷珍墓，大南坂元代、明代墓葬，旧镇造船厂商周墓，以及祖妈林水库发现晋纪年墓砖，石榴畜牧场发现商周彩陶罐等，都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其中晋纪年墓砖和彩陶填补了闽南考古的空白。
  进入80年代，工作进入正常化，重要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不断被发现，其中有院前山商周遗址，罗宛井宋代窑址，南门坑南宋窑址，竹树山宋窑址，澎水明窑址。
  1986年初，湖西的农民在鸡母石山开山时出土陶俑，被乡政府收回并报文化馆前往进行清理，出土陶俑30几件，陶罐、瓷碗、罐等十几件，经研究为五代土坑墓，清理报告在《福建文博》发表。
  同年6月，省文管会在漳浦召开了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会议，12月，省考古队王振镛，粟建安等10人与漳浦文化馆，各文化站组成文物普查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地下文物，特别是商周时代遗址以及一些地面文物系统全面的普查，普查工作为期10天，发现了56处商周时代的遗址及一些地面文物。基本查清了漳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及类型，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普查。
  1987年7月，盘陀镇汤坑庙埔村一古墓被盗，至第七天清早，村民赶到现场，赶走盗贼，自行进入被挖的女棺室，取出随葬品，村委准备将这批文物出卖，作为修建桥梁的经费，后被派出所发现没收，乡书记许展文亲自将有关材料和墓碑文送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认定为明万历间的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夫妇合葬墓，经电话报省文管办同意，7月8日，由县文化局黄以结，带领县文化馆杨和祺、王文径、刘两全等人员，在盘陀派出所的配合下，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形制甚大，前有50米长的墓道，分列五组石像生，墓碑后四米才为墓葬封土，三合土封土层厚达2.0米，其中外层0.6米为三合土夹青花瓷片层，内1.4米为质量极高的糯米浆三合土，硬度相当岩石，且有极好的韧性，最后只好采用炸药爆破，经炸了八次后，才露出券顶砖室，在进行表土清理时，于墓碑室之间无意中发现了总督两广军务、兵部尚书戴燿撰写的墓志，对于后期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字材料。卢维祯的棺木至当天下午5时左右才抬出墓室，用八个人抬到公路边，晚上近九时才运到县城，保存于旧县堂里。
  9、10两天，研究启棺方案，考虑到可能是一具干尸，或可以保存的尸体，对于防腐保存的问题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并请来了县医院杨南泰主治医生，做了尸体解剖的准备。
  11日早上开始在旧县堂里进行启棺清理，数百人参加了围观，公安部门在门外进行维护秩序和保卫。只好用椅子在县堂内又隔开一个空间，由王文径、刘两全以及1名“土公”进入现场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包括厦门大学考古系吴诗池副教授及6名学生，录相、摄影人员等都在椅子外观看。启棺后发现最上层的，深褐色的裹尸布下罩着一个清瘦的老人，揭开裹尸布后，发现尸体其实已经全部腐烂，只剩因水银的作用而变黑了的骨头。由于棺中纺织品的填充和支撑，人形和随葬品的位置没有改变。便依次从腰部开始，取出墨盘，木算盘、紫砂壶。腰带，印章，健身槌等文物，其中有一个曾被误认为是书籍的布包里，原来是一个木奁，装着明仿汉的昭明连弧铜镜，以及木梳，牙托筒。整个清理工作到了下午才告结束。
  这次发掘、清理出土卢维祯随葬品及女棺被盗、后来移交的文物共一百多件，其中明时大彬制款紫砂壶、菱形珠木算盘，橄榄形木漆健身锤，青玉笔架，银带板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时大彬制紫砂壶列为中国文物精华。这次发掘清理，是漳浦依靠自己的人员进行的较完整的考古工作，且资料完整，年代和墓主身份材料准确，清理过程录相，摄影和文字完备，更主要的是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几项填补了空白，此后清理报告在南京博物院的《东南文化》发表，部分珍贵文物在国内外十几种刊物上介绍，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11月份，省文化厅和公安厅还为此联合在漳浦召开了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犯罪活动的大会，盗窃此墓的案情也有了完整的了结。
  卢维祯墓的发掘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年后的同一天，即1988年7月11日，霞镇冷冻厂工地上又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工程要求，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该墓为砖室券顶双室，墓主为明万历初，广东参政刘霖父刘大成。但仅出土了青花瓷罐，汪东川制墨条，木算盘珠等几件文物。同年8月，旧镇甘林村又一古墓被盗，文化部门进行清理发掘，和刘大成的棺木一样，都运到黄道周纪念馆中启棺，也出土真川林子墨、圆瓷砚、折扇、毛笔、铜镜等。该棺木和纺织品随葬品都保存得极为完好，甚至裹尸布上的纸钱也保存原折叠的形状，只是尸体充分腐烂，分析该墓的地理环境，封土情况，棺木质量等都符合最佳防腐条件，尸体完全腐烂的原因是其死亡季节和入葬时间欠佳。
  80年代后期，是漳浦地区盗掘古墓之风极盛的时期。此后又有了几次较小规模的清理发掘工作，1988年12月，清理了位于官浔镇赵厝村后的明崇祯五年（1632年）次吾夫妇合葬墓，仅出土了一件木质发束。该墓葬式较特殊，土坑中有椁有棺，上复灰土四层，大有古风，在闽南同时期葬式中仅见。1989年2月，清理了石榴镇后埔村一明代中期的券顶砖式墓，墓在村中，移到村后清理，出土了一件马蹄形铁器，作用不详，一件鸠头形木杖，说明墓主的死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4月份，又应该村村民和派出所要求，清理了学校一座多次被炸，严重危及村民和学校安全的清初墓葬，出土石砚、木奁盒、须夹等文物十件。
  1989年8月，盘陀镇庵前村一古墓，因水土严重流失，三合土封土完全裸露于地表之上，多次发生盗贼企图炸墓，危及村民安全，为此对此基进行了一起较大型的清理活动。墓为三葬，其中一葬已于早年被盗，封土外层石构，二层三合灰土，内为券顶砖室，于男女棺中出土银腰带，木算盘、三层石砚，余仰制墨等文物，其中木算盘为目前已知绝对年代最早的算盘。墓主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广东佥事的陈梧。
  1989年10月，在湖西又相继进行了两次清理发掘工作，一是湖西后山村一座明祯十一年（1638年）古墓被盗后，于墓上三合土层中发现大量青花瓷碗，总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件以上，但质量甚差，清理进度很慢，仅取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类墓葬有一定的特色，且对陶瓷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清理报告也发表于《南方文物》。
  1989年11月，鉴于陈元光的祖庙问题一直没有肯定的结论，于是对漳浦威惠庙进行全面的调查及局部的试掘，揭露了六个探方，一百多平方米，发现了三层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下至明清各代瓷陶残片、各类石构件，各式瓦当等。初步查清威惠庙平面布置情况，认定其建筑年代在唐中期。这次调查清理形成报告，参加了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受到各界的认同，从而使漳浦威惠庙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
  90年代初，可能境内的明清墓葬已经被盗掘得差不多了，所见大多是早期的墓葬，仅在503台、检察院工地发现和清理了二座唐墓和一一座明墓，在赵家堡边发掘了一座明代中期的墓。直至1993年9月，博物馆人员在文物调查中，听说有人从山上取回一件有刻字的破砖，当即前往进一步调查，在深土灶山上找到一座被盗的石室双葬墓，遂用了三天的时间，开展进一步清理。该墓用条石构筑，各有一个前室和十个壁龛，在壁龛中出土了四十几件未被移动过的陶俑，并收回了被盗有买地券，多咀壶等文物，这是漳浦地区第一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唐墓，对于校正不少墓葬的年代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买地券，因有明显“大唐国福建道”的字样，对于研究福建在唐代的行政设置和区划有重大研究价值，历史上一直认为福建属于江南道和江南东道。只有近代学者朱维幹提出唐代福建也曾设道的论点，漳浦这件买地券的的出土，是对这一论点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