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重要的地区，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南洋群岛，原以为凭藉1940年9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可以称霸世界。然而在意、德二国先败之后，日本本土及琉球、台湾等岛也在盟国海空包围之中了。困守金、厦二岛的日军补给困难，不但无油点灯，甚至拆毁民房取栋梁门窗当柴烧。陆军德本光信联队残部原是由华北从海路调防广东遭受盟国空军轰炸沉舰之残余，退守金、厦二岛，与原驻厦日海军不和，为摆脱坐待饿毙的困境，决定从闽南沿海陆路流窜与粤东日军会合。我军方得到情报，即通知各县戒备。
  漳浦县各机关奉令疏散。县长柯永德带一部份人往县城北郊寨仔窑村。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许元瑜患肺病，往东山村休养，职务交执行委员、秘书柯汉扬代行。当时我在县党部当干事，即随同汉扬带十几个人在县城宣传，动员百姓暂时撒往西北方向的乡村，并配合县政府、县警察局在东路赤湖至佛昙一线放哨，发现情况及时用电话报告。
  日军于1945年6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在海澄县港尾乡白坑一带登陆，经几天会齐人马，进入漳浦前亭。这时协助华安班（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指挥官陈达元工作的陈志谟已在漳浦县城社会服务处设指挥站，负责调动县保安队协助作战，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络任务。华安班指挥部则设在县北霞潭村，主任陈达元坐镇指挥。陈志谟本是漳浦县临时参议会议长，辞职去担任华安班漳州办事处主任未久，所以人们还称他“议长”，实际他是陈达元的“第二手”，负有联络各方面的任务，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
  9日，日军已从佛昙至赤湖，我随汉扬带一些人出发四股、浯江一带。他这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镇定、乐观的，这时虽然临近战地，随时有受日军便衣人员潜入袭击的危险，仍然从容工作，不失平时潇洒的风度。浯江处在一条赤湖通县城的“倒亭隙”捷径上，估计日军可能抄这条捷径经过（一天后日军果然从这里经过，与华安班发生“深水坑之战”）我们挨户劝导群众疏散。汉扬挥笔写了一些标语，我一面帮他在路边壁上、树干上张贴，一面与他谈笑风生。标语中有一条写“活抓敌酋德本光信！”我笑对汉扬说：“这是死诸葛亮惊活仲达。”汉扬说：“兵不厌诈，要能在沿途多设疑兵，给日本仔来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0日，我们在四股（赤土）接到华安班指挥部电话，来到霞潭村，已是傍晚，陈达元立即接见，问我们有多少人。汉扬答：“就这么十几个，带几杆土枪。”我补充说：“原来计划召集一部份狩猎队，后来考虑没有武器也没有用。”达元说：“打日军不比打野兽，你们没有训练，要上前线是不行的，保护百姓逃难则可派上用场。近城几个小村庄百姓怕受日军掳掠，纷纷跑到霞潭来避难，这里设指挥部，怎么可以容纳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元瑜兄在东山村，你们把这些逃难的人护送到东山村去吧。并替我向元瑜兄问好，说我军务在身，不能去看望他。”又补充一句：“如果路上遇到危急事，就鸣枪告警，我会立即派兵救援的。”我们来到“难民群”一看，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肩挑背负，有的牵着啼哭的小孩，还有老大爷牵着黄牛、水牛，我们感到要带这么一群人确实不容易，好在指挥官保证有事要派兵救援，也就壮胆。我们把人群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派一人负责带领，顺利转移到东山村。路途不远，但已入夜，移步艰难。
  在东山村见到许书记长。又会到漳浦民报社经理徐晓峰和主编李林昌，他们是按照汉扬的布置，把报社印刷机和铅字运到西郊新厝顶村陈氏祠堂，天天从陈志谟处获得军方消息，出版一小张号外，报道日军行踪，以促使群众警惕。日军迫近县城时，徐、李二人带领印刷工人将机件埋进早已预备好的地窖，然后来东山村。
  东山薛保长为我们张罗了晚餐。随我们逃难而来的村民大都投亲去了，还有少数无亲可投的，和我们一同用餐。餐后，他们随我们继续爬上邻村“山坪顶”。这里只能腾出一间茅屋让我们投宿，我们只好让给那几个妇女和小孩住，我们这此男子汉就露宿在旷地上。时值夏天，我们赶路时满身大汗，这时正好清凉清凉。那里知道半夜里山风袭人，热汗化作冷水，加上寒露，浑身湿漉漉冷冰冰。五加抱来柴草，燃烧起来，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汉扬喟然长叹，我说：“英雄志短啦？”汉扬说：“不，我本来感到野营篝火很有意思的，但一联想到，敌人今夜可能在县城，若是纵火烧城，将是极大的灾难，因此叹息。”我们半夜醒来难再入睡，挨到天亮，已是十二日。我们正在早餐，忽然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递步哨”（乡保的通讯员），说日军已过城往盘陀流窜，陈将军交代，要你们迅速到寨仔窑村会同陈议长（志谟）及何县长（永德）回城处理善后。寨仔窑邻近霞潭，原来陈议长就在这里会同何县长指挥县保安队与华安班的协同作战，并联络盟国空军助战。两个美国佬也在这里担任联络工作。今日何县长要进城贴安民告示，特地要来三把轿，要把陈议长和二个美国佬抬进城。陈议长与我们握手言谈，两个美国佬却在那里坐轿轮流拍照作乐，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中国落后，原始的象征，我们正在气愤，空中出现飞机，美国佬放弃嬉戏，开始用无线电与飞机联络，但飞机还是找不到目标。陈议长叫人拿来长布，在山上作出箭头形状，指向盘陀岭，飞机才找到目标，向盘陀岭俯冲，即传来炸弹爆炸和机关枪扫射的阵阵声响。
  陈议长叫汉扬一同进城，交给我一条卡宾枪和几盒子弹，叫我带随同我们的十几个人抄捷径经梅林、蒲野去盘陀，一是了解灾情，二是把日军丢下的物资收缴上交。我说这条捷径看起来比较近，实际上小路弯曲，还是近不了多少，我们家在县城，不顺路回去看看是不放心的。汉扬赞同此说，陈议长也就答应。
  进入城里，一片沉寂景象，街上人影寥寥。我们沿北街、麦市街、西街、县前街绕城一匝，只听说县前街“老益美”、“漳源”二家糕饼店遭抢，居民幸而安然无恙，大家稍觉宽慰。我与五加告别汉扬，带几个人沿日军过境路线进发，到南门才知道有几个人被抓去当挑夫。原来日军从东门进城，沿城边的官学口街、南门街出城，不敢在县城逗留，只有少数人到县前街糕饼店抢食品，没有侵入其他街道。
  在往盘陀路上，触目惊心，尤其坐落在大路边的下阮村，遭受了惨重祸劫。原来昨（十一日）晚日军经过县城后即到这一带山头露宿，早上来洗劫这个村子，抢去粮米。有十三名妇女被掳禁一室，幸而后有追兵，日军急忙逃窜，她们才幸免于难。但农民赖以生产的黄牛、水牛几乎都被抢去驮载物资，损失惨重。
  下午来到盘陀，郑保长告诉我们：上午飞机轰炸时，日军掩蔽，一些胆大的挑夫乘机逃跑，有的被炸死和机关枪扫射死。日军有些损失，主要是马螺牛被炸死一部份，这些日军是久经战阵的，懂得掩蔽，只有牲畜暴露。与德本光信形影不离的一只猴子走散，被华安班捕去。日军没有受到华安班地面截击，华安班先头部队虽然比日军先到盘陀岭，但只是在沿路埋设地雷，以为敌人难越雷池一步，那里料到狡猾的日军不走正路，那些美造地雷都没有引爆，致日军一门钢炮用马驮进盘陀岭，占领高地，飞机轰炸过后，日军开炮掩护部队越岭向云霄方向流窜。华安班所用都是短射程的美国卡宾枪，而日军的步枪都是远射程的，华安班无法接近。日军过岭以后的事他不知道。我从郑保长手中接过两颗未发射的日军炮弹和几个炮弹壳，其余一无所获。（据华安班第一营营长汤涛后来的回忆文章，华安班只有第一营配有由美军掌握的机关炮，第一营奉命驻守旧镇港南岸后埭山，日军曾从旧镇镇炮击南岸，见该营开炮还击，乃改道由县城越盘陀岭，该营即经杜浔转到盘陀南麓的岳坑，因为那天是十三日，洋迷信视那天为凶日，美军机关炮排不愿作战，致未给日军以杀伤）。
  我回城后将所见所闻告诉汉扬，他自伤感一番。随即告诉我一个稍可解恨的消息：狩猎队在东门外黄仓街村抓到一个日军掉队人员，是一个有鸦片烟瘾的台湾人。抓到这个鸦片鬼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日军不过在黄仓街村作深水坑战斗后的短暂休息，即整队进城，大队日兵在公路上集合时，那鸦片鬼因整夜未眠困倦，没有及时跟上，狩猎队黄仓街村副组长陈和尚和组员张阿根二人以迅速手段将他抓住，没有被村墙外的大队日军发觉。何县长决定到黄仓街村举行庆功大会，发给奖旗、奖金。
  翁化清的妻弟叶怀文在草埔村当国民学校校长，日军在深水坑战斗时丢下许多信件，叶校长收集后来城交给汉扬（叶的妻子柯美仪与汉扬认亲），汉扬交给林昌，即请曾留学日本的陈果东译成汉文，以《敌兵书筒》的标题在《漳浦民报》连载。那是一些日本兵投入军邮而未寄发的家信，暴露出日兵思乡厌战以及预感将临末路的悲观情绪。省内外报纸竞相转载。
  抗战初期漳浦受过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倒了一些房屋，死了不少人。在这日本军阀将届穷途末路之际，漳浦又遭受日军流窜的浩劫，至今想起来还有无限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