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在封建礼教束缚下
  漳浦从前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封建思想浓厚。自唐朝开县至明、清时代，无论官府或封建族长，都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却苛求妇女“三从四德”（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要求贞顺，妇言要求有礼，妇容要求庄肃温柔，妇功要求善理家勤纺织）。妇女从小缠足，以三寸金莲支持体重，移步艰难，不但市镇妇女足不出门，就是一般农村妇女也不参加田间劳动。没有经济权，一生处于受支配地位。妇女的任务，除了上述理家、纺织之外，就是生育子女。也有人只把妇女当泄欲工具。
  妇女言行必须十分谨慎，若有一点涉嫌，往往招致打骂甚至杀身之祸。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七《杂志》记载一则实事：陈真晟先生受聘在一家塾馆教书，这塾馆教授主人子弟兼收别人子弟寄宿就学，一天，家塾主人之妻正在缝制自己的绣鞋，一个学生的母亲来看望儿子，这时陈先生外出赴宴，主人之妻手中拿着绣鞋陪那学生之母到作为教室兼先生卧房的西轩，忽然听说先生回来，这两个妇女便匆忙离开，主人之妻将绣鞋遗忘在西轩，主人发现了，认为这便是妻子与先生通奸的证据，持刀要杀妻，妻有口难以辩白，悲哭要求丈夫认真考察。晚上二鼓时分，先生正在改作业，忽然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在叫门，不予答理。女人继续叫门，先生问：“夜深了，有什么紧要事吗？”女人回答：“我是主人妻，没有要事，特来向先生问好而已。”先生说：“你的丈夫不在，私自来见我，岂不有辱名教，赶快走吧！”其实这是主人持刀督促妻子来叫门以试探真假的，主人听先生的话，才知道冤枉。先生还以为主人妻不贞，为避免是非，辞去教职不干。幸亏这陈先生是一位“君子”，否则，当夜被叫开房门，便会与主人妻一同成为刀下鬼。《县志》记载这事，为了褒扬陈先生，却可以从中见到明清时代妇女地位的一斑。（陈真晟生活于明末清初）。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进步人士已在呼吁“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漳浦城里也有一些被称为“番仔秀才”的男学生三五成群挨家逐户，劝说与强制兼施，使青少年妇女解去又长又臭的缠脚布，受新风气影响，许多父母已不再为女孩缠足，而未婚姑娘在脑后拖一条长辫，已婚妇人在后脑杓梳一个发髻，据说是明朝遗制，一直未改。妇女一般只有到娘家做客，或到寺庙拜神才出门，一律要穿长裙，年青者着红裙，中老年着黑裙。当时还有一些人家，女儿养到出阁年龄，邻家还不知道他家有这么一个女儿待字闺中，是媒婆串户了解情况，从中说合婚嫁。
  二、被迫出来的女能人
  然而，民国初年已经有少数妇女迫于生活出来经营小本生意，她们都是丧夫寡妇，或被丈夫遗弃，被迫担负起家庭重担。虽是小本营生，由于勤俭刻苦，经营相当成功。
  当时经营某一行业而著名的，便被人将其职业冠在人名上称呼，本来只用于男人，如卖卤肉的“卤肉山”，卖汤面的“水面有”等，后来居然有妇女也被这样称呼，如“粜米笑”、“鸭蛋姆”等。
  民国初年，那些能冲出旧礼教束缚而首先出来经营商业的漳浦县城妇女寥寥无几，据所知记述于下：
  1、勋姑。县城西街金芳巷蔡家之女，夫吴顺系马坑人（入赘），早年守寡，继承祖业“德安药房”，在门市把戥，按中医师开出的药单配药售药，并如法炮制各种药材。由于药店开在西街中段，当时是最热闹的街市，又由于她童叟无欺，生意甚隆，售出补入频繁，因而她的药材比别家新鲜，比别人利市。她还自制明目散、药橄榄等成药出售，很有名气。当时一般已婚妇女都以丈夫的名字称某嫂某婶，而她独以自己的名字被称为“勋姑”。培养独子吴蔡辉继承其事业，人称为“药店辉”。
  2、富姆。原籍四川，小时被人贩子带到漳州，卖给人为婢女，后漳浦商人张富娶为继室。按当时风俗，婢女没有缠足，以利劳动，所以她是一双大脚。早年丧夫，以针黹女红为生，发展成为缝成衣出售。这是漳浦最早的成衣铺，无人竞争，生意颇好，但当时没有缝纫机，每一件衫一件裤都由她一人一针一线缝成，个收入也就有限。而她刻苦将二女一男养大，其中一个女儿张景还进入中学读书，这在漳浦也是开风气之先。独子张兆基是最小的，小学毕业后进“吃饭不要钱”的师范读书，毕业后当小教师，生活清苦，解放后经函授进修考试，得福建师范大学毕业资格，历任漳浦二中教师，县芗剧团团长，县委宣传部干事等职，退休后受聘为县志主编，不幸于1993年先老母离开人世，虽已年逾古稀，仍属遗憾。现（1994年）富姆已高龄一百零七，为漳浦最高寿星。县委书记王良才于老人节特地到她家中慰问。
  3、粜米笑。丈夫王摆仙早逝，她接下丈夫的米店行业，粜米兼卖柴炭，以买卖公平面取得商业信誉，因为名“笑”，卖米出名，长辈称她“粜米笑”，晚辈称“笑姑”。经营得法，家道小康。子王佐长、王佑长业商，长女王母，适蔡国桢，次女王蕉，适林有德，今后辈都长进，家境良好。
  4、鸭蛋姆。县城人，早年嫁鹿溪村胡姓，被丈夫遗弃，回娘家自谋生计。她丈夫叫什么名，鲜为人知，但并非名“鸭蛋”，她自己姓什名谁，人们也探究，但因其买鸭蛋出名而称为“鸭蛋姆”，她多年经营鸭蛋以至操作十分纯熟，笔者虽未目睹，而听说她能将一箩鸭蛋端起来倒过另一箩中，笔者曾就此事的虚实探询他的孙儿翁化清先生，翁说“小时曾协助祖母抬一箩鸭蛋倒进另一只箩中，但鸭蛋是熟的才能这样操作，生鸭蛋不行”。原来她是购进生鸭蛋，煮熟提出去兜售，没有开鸭蛋店。她很会钻窍门，那时，漳浦县城有很多榕树，为白鹭鸶栖息之所，人们认为鹭肉“臭生”，没人把它捕捉煮食，也没人捕去养着玩，所以鹭宿榕树愈来愈盛。但每当台风暴雨来临，榕树上的鹭窠往往被摧毁，鹭羽被淋湿，且风大不能飞翔，纷纷落地。这时人们非不得已不愿出门，而鸭蛋姆顶风冒雨去收拾落地鹭成担挑回家中，加工调制成为美味的“卤鸭”，到军营以廉价兜售，一本万利。她所做都是诸如此类的劳苦营生，十分忙碌，经常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而她的家财逐渐富有，在南水门建造一座平屋四合院为住宅。她膝下无男儿，独生一女。三十年代漳浦县保安大队长翁必达（乳名猪母）是当时权势人物，却被她招为女婿，生子翁化清、翁保生，都出人头地，在县城西街建了楼房。但她没有去享受翁家的荣华富贵，经营小商贩如初，仍然勤俭过日子，蓬头垢面的习惯不改，至跌伤不能出门，劳瘁而逝。
  三、革命妇女
  自“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运动开始发展，尤其在1925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形势下，革命力量所及，必有妇女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以后，共产党人部林英曾主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有一名妇女干部主持妇运，提倡女权，倡导移风易俗，促使许多妇女放足（不再缠脚），翌年由于国共分裂，党部改组，国民党统治区的妇女运动有名无实，而在革命老根据地则蓬勃发展。1935年，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由特委委员张华云主持妇女工作。特委设立妇女部，先后由郑静其、陈树连主持。三十年代，我国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步步进逼，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云霄，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许多乡村建立妇女会和妇女小组。中共靖和浦县委委员林素兰和妇女部负责人吴珠清主持妇女工作，漳浦杜浔乡苏维埃政府和白云黄井乡苏维埃政府都成立妇女组织。杜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洪骞，副主席蔡母。漳浦许多妇女为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绩，详见本辑《投身革命战争的漳浦妇女》一文。
  四、女知识青年崭露头角
  三十年代，漳浦一般家庭还不让女儿上学，有钱可供子女上学者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知识青年走入社会现象尤其抱批评态度，自然不愿送自己女儿进学校；没钱人连男孩都不可能上学，更不用说女儿有上学的机会。
  然而，女知识青年终于在漳浦破土萌芽，这主要归功于两所学校：在小学阶段，是基督教会办的养正女校，该校创办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初只是教未读过书的青年妇女识字，兼办蒙学堂（幼儿园），后来按照我国学制创办女子小学，起初招收入学的只是基督教信徒的子女，后来由于吸收老学究（前清岁贡生）陈敦（字克仁号勿斋）为国文教师，并且传教士尽量引用孔子言论以证基督教义，虽然属于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总是起到人们对“西洋教”抗拒心理的缓和作用，一些人虽然未信基督教，看到养正小学只收女生，管理严格，不准男性（除少数教职以外）进入校门，也就放心送女儿进该校学习。当时受新潮流影响，一部份人已认识女孩也应读书，不愿送入教会学校的，则送到县立第一小学（简称县一、后改名培文小学）和第二小学（简称县二、后改名培英小学），这两所公办小学男生占98％，女生寥寥无几，小孩子男女同学原也无碍，真是“县一小，县二小，两小无猜”，但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男女应从小隔离。教会另一所小学名“逢源”，专收男生，这适应了当时大部份人的心理。在中学阶段，则应归于漳浦县立初级中学（一度名为绥安初级中学），该校创办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漳浦各小学女毕业要升中学的，大部份进这所学校，绝大部份是县城人（或父母已在县城落户）当时乡村女子能进中学的如凤毛麟角。养正女小的毕业生一部份进鼓浪屿基督教会办的怀仁幼师和毓德女中，有的读过初中去学护士、助产士。县立初中的女生毕业后大都去受师资培训、或升学集美师范成为小学教师。
  漳浦早期女知识分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叶家庄”。叶家庄的得名是由于：长桥橄榄林（又写作青果林）村一些人开风气之先，最早接受教育，如叶尚德、叶尚年、叶天赐、叶活水、叶家德、叶家隆、叶家骏等，其中家德、家隆、家骏三人是亲兄弟，他们又有新姐妹五人。家骏、天赐、活水、尚年学医，为漳浦最早的西医，不但因治病救人而为人们所尊敬，自己也因行医售药而家道丰裕。家隆为漳浦早期大学毕业生，曾任漳浦中学校长，尚德曾任县教育局课长、县立第二小学校长。除尚德、尚年、家隆早逝家道中落外，叶家都把大部份子女培养到中专及大学毕业。尤其对女儿的培养，在当时是比较稀罕的。叶家骏子女最多，有三男六女，长男早逝。次男士俭，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龙溪师范漳浦分校主任，后在厦门执教，退休居厦。三男士明，福建医学院毕业，为漳浦名医（已逝）。长女宝琼，夫黄士豪，曾任云霄中学校长兼简师校长（已逝）。次女宝珍，曾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随夫薛小生去台湾。四女宝仁福建音专小教师资班毕业，一向在本县任教（已退休）。五女宝钟，在南靖任医师（已退休）。六女美叶，现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漳浦早期的知识分子大都与叶家有裙关系，如纯美中学首任校长（燕京大学毕业，早先曾任漳浦县教育局长）李克柔之妻叶臻聪是叶家骏的五妹等。
  三、四十年代漳浦女子读到高中或师范的不多。升入大专院校的更少，据笔者所知只有五人：一是叶宝懿，著名西医叶天赐的长女，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专科毕业，曾任漳州进德女中音乐教师，福建音专教授，抗战胜利后偕夫蔡继琨（原福建音专校长）往台湾，后侨居菲律宾，叶已病逝。一是黄素贞，福建医学院毕业，任医师，已退体。一是蔡丽娟，著名西医蔡良泽之女，福建音专业毕业，曾任漳浦中学音乐教师，抗战胜利后偕夫汪精辉（原南靖师范音乐教师）往台湾任教，至任教授。一是陈爱华，赤湖人陈及峰（曾任龙溪中学教师、集友银行漳州分行经理）之女，福建医学院毕业，为石码著名西医。一是许丽影，石榴人，福建音专毕业，任漳浦中学教师，已退休。
  漳浦早期女知识青年多数都留在本县工作，少数在外地工作，有的从事医药卫生工作，有的从事教育工作。她们大都出身于养正女小和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该中学创办于1926年，1936年因经费因难停办，10年间培养了许多漳浦早期的知识分子，对早期女知识分子培养尤其开浦风气之先。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最后改为园艺职业学校）停办之时，刚好是侨办佛昙纯美中学开办之日，这使漳浦中等教育不至中断。纯美中学的早期女生如时宝仁、王宝碧、王宝珠、陈翠琴、陈淑女、陈瑞娘、李碧秀、杨美珍、杨美玉、杨秀丹、吴翠鸾、卢谦逊、黄丽珍、黄丽娇、李德品、蔡金莲、刘金兰、林秀明、陈月英等。纯美中学开办后受中等教育的漳浦女子己不再局限于县城，而已有许多乡镇女子挤身其间，尤其因为学校设在佛昙，女学生中间以东区（当时漳浦分中、东、南、西、北五区，以佛昙、马坪、赤湖、湖西一带为东区）人为最多。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祖国大地，凡有血气者均认为，国家兴亡，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漳浦原来闭塞的风气为之大开，读中学、师范的妇女大量增加。那时县城没有中学，纯美中学偏处一偶，于是，有许多女生出外就读于双十中学（厦门迁平和小溪）、进德女中（漳州迁小溪），龙溪中学（漳州迁长泰岩溪、再迁漳平永福、又迁南靖水头）、南靖师范（原龙溪师范，由漳州迁南靖山城后改名）等校。如陈素香，先岩溪，后小溪，张秀弼、陈长华、柯桂招、黄素秋、蔡慕莲、林燕如等皆“负笈”小溪，丁碧月、林文秀、王舜琪、柯桂英等皆负笈山城，战时闽南公路破坏，出门都要步行。1939年漳浦县立初中复办，求学者免跋涉之劳，受中等教育的漳浦女子就更多。抗战胜利后，内迁的中学都迁回原地（漳州、厦门），虽公路尚未修复通车，而旧镇港、佛昙港与外埠已恢复通航，漳浦许多中学生转往厦门求学，女生有柯桂英、林秀美等。南靖师范迁回漳州，复名龙溪师范，于1945年增设漳浦分校，招收一年级三班，但只办一届，第二年起不招收新生，这一届（三年）毕业后分校停办，改办道周高中。龙师漳浦分校毕业的女生有施谦逊、蔡丽锦、陈希珍、王锦芳等。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海外交通恢复，这时正是战时漳浦女中学生走出社会之时，行踪遍布海峡两岸，及于海外。到台湾的有杨美珍、黄素秋、王舜琪、陈素香、张秀弼、柯桂英（后居美国）等，还有战前已经大专毕业的叶宝懿，战时大专毕业的蔡丽娟等。到印尼的有陈翠琴、陈淑女等。
  纯美中学早期女生及与其同期到外地就读，以及1939年漳浦中学复办后的女生，即抗战时期（超前超后）的漳浦女中学生，为数较多，但她们已不算是漳浦早期的女知识青年。漳浦中学，即绥安中学（1926-1936年）的女生及同期（或更早）出外受中等教育的女生，才是漳浦早期女知识青年，为数寥寥，而在漳浦妇女历史上有其重要地位，据一时记忆所及的较著名者有：
  一、医药卫生界
  陈保护、县城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开业于县城西街，信誉卓著，已逝。夫何萃芳，小学教师，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教，已逝。子何大成，现在漳浦县台湾工作部工作。
  吴素秋，县城人（原龙岭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终生不嫁，抚养侄儿如已子。八十年代定居香港，享九十高龄而逝。
  黄秀锦，县城人（原长桥人），由助产士至成为著名西医，解放后曾任县妇幼保健站站长。终生不嫁。已逝。
  黄素娇，县城人（原长桥人），医土，已退休。热心基督教会事务，任长老。除此而外，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属“贤妻良母”型。夫黄植基，原晋江人，定居漳浦，一向从事会计工作。夫妻年届八十，均健在，其婚姻为“钻石婚”子孙满堂，皆有作为。
  黄素贞，素娇三妹，福建医学院毕业，医师，已退休。
  王锦秀，县城人（原桥内人），原助产士，后受人民政府培养，选送进修成医师，精于妇科，已退休，而找她医病者仍络绎不绝。夫郭庆云，军官学校毕业，任营长时率队开拔台湾，退伍寓台，已逝。子郭杰夫。
  林葆萱，县城人，医士。夫黄芳远，农学院毕业，任浦中，龙溪农校教师。夫妇退休居漳州。
  黄碧秀，县城人，医士，已逝。
  李碧玉，县城人（原马坪人），护士，已逝。
  王碧青，县城人（原盘陀人），医师，已逝。
  二、教育界
  叶珍贞，县城人（原橄榄林人）师范毕业，小学教师，夫陈修祖，均已逝。子陈士年，女陈翠年，现在北京工作。
  何佩珍，官浔人，师范毕业，曾任城镇初级小学校长，夫陈祖武，均已逝。
  吴淑女，县城人（原龙岭人），出身于基督教会学校，任教养正女小。除本职工作及热心教会事业外不问其他社会事，属于“贤妻良母”型，享八十高龄而逝。夫杨惠芬，已逝。子杨一元（现任县职业中学副校长）等。
  蓝美纯，湖西人，鼓浪屿怀仁幼师毕业，曾任漳浦县立第一中小学教员。夫卢德明，寓泰国，已逝。蓝现已八十多岁高龄，居漳州。
  叶臻聪，师范毕业，曾任纯美中学女生指导员。夫李克柔，纯美中学首任校长。
  朱得意，县城人，师范毕业，任养正女小，绥安中心等校教师，已退休。热心基督教事业，任长老，其他社会活动很少参加，属“贤妻良母”型。今已八十多岁，健康长寿。夫李继文，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任职，已逝。
  郑秀贞，县城人，师范毕业，历任绥安中心等小学教员，属“贤妻良母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已退休，1984年病逝，享寿88岁。夫蔡竣德，上海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历任集美小学教员，漳浦第一中心小学校长等职，现已92岁高龄，健在。子蔡中南（漳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等。
  蔡月娇，县城富商蔡钟秀长女，集美师范毕业，历任绥安中心，石榴坂小学等校教师。夫早逝，独生一女。蔡于抗战期间曾带同女儿许丽影从事业余抗日宣传活动。蔡已八十多年岁高龄，健在。
  李菊英，县城人，集美幼师毕业，历任漳浦培德幼稚园园长等职，今已八十多岁高龄，身体健康。夫许木火，石榴坂人，漳浦中学教师，已故。子许五四（机修为业）。
  林勤慎，集美幼师毕业，曾任城镇小学教师。夫李松辉，均已88岁高龄，健康长寿。
  吴钦玉，县城人（原龙岭人）师范毕业，历任幼稚园及小学教师，曾在长泰岩溪小学与彭冲同校教书。夫蔡维汉，抗战期间曾是热心抗日宣传的小学教师，蔡吴当时是一对夫婚恋人，同台主演三幕话剧《八·一三的炮火》，剧本采用漳州芗潮剧社根据田汉的（回春之曲）所改编，不过将原剧历史背景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改为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蔡维汉饰侨生男青年维汉（演员与剧中人刚好同名），吴钦玉饰侨生女青年梅娘。全剧描述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的可歌可泣故事，华侨儿女的爱国热情和男女的忠贞爱情交织，催人泪下，激人心田。七十年代夫妻相继逝世。
  黄素怀，素娇二妹，曾任漳浦中学教员，抗战胜利后去台湾。
  曾敏英，县城人，漳浦中学毕业，福建省小学师资训练班毕业，历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师，绥南小学校长等职。夫沈雄，诏安人，曾在漳浦任教，已逝。曾敏英抗占期间热心抗日宣传，业余多次与柯汉扬、蔡维汉、吴钦玉、张淡月、蔡启昌、林清秀、陈仲甫、虞先聪、蒋美贞等合演抗战话剧。敏英曾帮助革命，解放后漳浦地下党办承认为”五老“。现年78岁，身体健康。
  张淡月，县城人，著名中医张文东长女，师范毕业，历任小学教师，夫陈定国已逝。独生女陈莲，婿阮国桢，归侨，万安农场作业区主任。
  黄玉真，长桥人，幼师毕业，曾任县立培德幼儿园园长。夫陈言廉，晋江人，军官，于任国民党的325师副师长时起义投向解放军。已逝。黄玉真现居泉州。
  蔡英兰，县城人，龙溪简易师范毕业，历任旧镇小学教师，绥南小学校长等职。夫柯汉扬，印尼实业家，已逝。子柯阿可、阿丙、华生，女阿加、阿甜。
  林清秀，原籍厦门，集美幼师毕业。随未婚夫蔡启昌到漳浦结婚，婚后逢抗战爆发，遂留在漳浦任绥安中心小学教师。与丈夫蔡启昌热心抗日宣传，业余演出许多抗日话剧，声名大噪。1940年，夫妇两人皆被二十师逮捕，由师军法处以“为异党宣传罪”判处死刑，经启昌胞兄（时任县商会理事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设法营救获释。蔡后任大南坂农场长，浦中校长，解放后调任龙溪农校教师。林解放后任浦一中教师。均已退休，现届八十高龄，健在。子蔡一清（县农业局干部）等。
  至于较后进的，即抗战期间（超前超后）漳浦的中学（包括师范）女学生，除上述往台湾和国外，以及往外地深造以至在外工作的以外，大多数在本县担任小学教师，解放后继续任教今己全部退休，如施谦逊、蔡丽锦、陈希珍、王锦芳等。解放后任银行工作的有蔡慕莲、林燕如，均已退休。
  解放前漳浦一直没有女子担任政府工作，只有县党部一名妇运干事邵蕙君，原厦门人。也没有一名女参议员。连乡镇的女工作人员也没有，如果说有，那只是抗战期间“妇女队”的女训练员。可见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重男轻女”之风仍甚严重。
  更显明的是，当时“妇女解放”之声虽高，而能得到解放的妇女只是有钱人的女儿和妻子，困为只有她们有可能进中等以上学校读书，有了知识才能做救死扶伤而又收入可观的医务工作，人们自然刮目相待；当教师虽待遇微薄，然而当时有“尊师重道”之风，故亦受人的尊敬，总之，女知识分子有她的社会地位。而广大的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仍处在被压迫，被虐待、受男权支配的地位。
  三、人民解放，妇女大翻身
  中国共产党最注重妇女问题，自1949年漳浦解放以后，即雷厉风行地发动和支持广大妇女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解除束缚，参加劳动，争取自立。1951年，全县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村妇女有10923人，参加季节性互助组的妇女11843人，参加帮工组约850人，参加副业组的9406人。漳浦社会岐视妇女的风气即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大胆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民主建政、宣传贯彻婚姻法等工作。自1951年召开第一次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县、区、乡（行政村）都成立妇联会，指导妇女参加各种工作。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被选拔为乡干部，有的被培养为区干部。在第一批土改中涌现妇女干部9人，后在第二批土改中又提拔14位妇女为干部，至1952年6月，全县十二个区的妇女干部全部配齐。有许多知识女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受到重用，如青干班毕业的阮清珠任县妇联领导，马坪陈子中的女儿陈丽珍任第五（佛昙）区干部，赤湖陈启芳的女儿陈梅溪任第六区干部等。第三（官浔）区康庄乡林晓，从小参加农业劳动，在互助组时还只是一个半劳动力，在与人帮工中，三工才换取全劳动力一工，参加工作后被提拔至县妇联领导岗位。漳浦这些第一批妇女干部，有的一直被提拔到县的领导岗位上，如蔡月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凡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死亡或伤害者，干涉者应负刑事责任。《婚姻法》在漳浦雷厉风行地宣传贯彻执行，许多受压制的妇女得到解放，是漳浦妇女空前的大翻身（请参阅本辑《漳浦妇女的婚姻问题》一文）。
  妇女参军，在古代只有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才有可能。在解放后的漳浦，开始有林文淑、谢美英、张宝莲等穿上军装，直到投入抗美援朝前线，从事救护、医治伤病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漳浦妇女的形象。她们在复员回乡后倍受重视，如张宝莲，被提拔为城关公社医院院长。
  还有一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锻炼的老干部丛剑英，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在故乡山东省乳山县参加工作，人民政府培养她为医务工作者，于抗美援朝中担任医疗队长，在极端困苦和危险的前线为抢救伤病员做出卓越的贡献，复员后自愿来漳浦，她丈夫，县委委员老王与她是早年在故乡并肩作战的老干部，解放战争时南下的。她先后任县妇联主任、县医院院长，最后于任县卫生局局长时离休。
  共产党重视培养干部，在本地千部尚未培养起来以前，县妇联领导由上面调来的千部刘乃娥、孟树芬、冯兰香、申之珍、丛剑英、程惠荣先后担任，后由本地干部吴秀莲、林晓、蔡月、蔡秀卿、戴碧芬、何翠玉、陈桂花、高秀菊先后担任。她们卓越的成就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本地胡椒不辣”的旧观念。后程惠荣升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月升任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这在漳浦是“破天荒”的。
  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办夜校，用“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有许多农村妇女努力学习文化，至1957年，全县已有3700名妇女“脱盲”。有的进一步学习，被培养为干部、职工。有的由文盲变成教师，如盘陀一位青年妇女张秀藕，原是文盲，1957年成为民校教师，被评为省、县扫盲积极分子；赤湖一位50多岁的陈滚娘，原是文盲，1958年成为民校教师，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出席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深土乡塘头村62岁的林幼娘，由文盲至成为民办教师，出席县、省积极分子代表会；湖西岭脚村63岁的陈国娘，由文盲至成为民校教师，1959年被评为县工农积极分子，赴省出席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等。
  各村普遍建立小学，各乡（镇）场普遍建立中学，重要的村也建立中学，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改变，受中等教育的女子逐渐增多，她们有的继续入大专院校深造，有的投入文教、卫生、商贸、工业、科技等部门工作。
  广大农村妇女与男子汉同样劳动，同样承担养儿育子的义务，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男人再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们。
  女民兵的出现为妇女争光。尤其六十年代漳浦古雷下垵建立女民兵排，她们一手锄，一手拿枪，保卫海疆，建设海疆，打破了人们的旧观念。女民兵班的感人事迹受到广泛传播，以至扬名海内外，第二任排长林珍玉曾应邀参加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到朝鲜访问，曾任党政合一的县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常委，主持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第一班班长周雪凤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下垵女民兵事迹详见本辑（下垵女民兵》一文）。
  四、改革开放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浦妇女任干部的总数由解放初的7人增加到1991年的1370人，占干部总数的15.7％，男女比例提高12％。具有大专院校毕业学历的女能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有：林雪来，1994年起任中共漳浦县委常委；蔡燕娜，先后任副县长、宣传部副部长；杨玲，1983年任四中校长，1985年任副县长，1991年任政协主席，1994年连任第九届政协主席（任期五年）。1994年，在县五套班子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2人，在局级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28人，在文教、卫生、工交、财贸等领导岗位上的女干部46人。女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解放初大有提高，具有大专毕业学历的占28％，中专毕业学历占51％。还有许多女专业科技人员，占全县男女专业科技人员的17.8％。
  在各条战线上出现许多先进工作者，女能人，如：
  剪纸艺人陈秋日于1983年被推选往斐济，在“中国民间剪纸展览展销会”上，作剪纸技艺表演，从此蜚声国际。
  深土村幼儿教师董秀霞，自1990年起积极开展聋儿语训教学，经耐心细致循序渐进施教，有21名聋儿不再聋哑。她的成功受到群众一致赞扬，受到省、市、县多次表彰，评为全国扶残先进工作者，调到县里创办聋儿语训班，当选漳州市人民代表。
  女能人专业户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
  前亭乡楼下村妇代会主任陈面粉于1986年带领全家14人承包责任田20亩、荒山2000亩，发展多种经济，勤劳致富。
  佛昙镇下苏养殖女能手陈珠英投资9千元进行养，自1986年起每年收益2万元。
  前亭乡侨仔头村种果女能手杨得花于1986年与丈夫承包荒山500亩，开山种果并发展畜牧业，勤劳致富。
  六鳌乡妇代会主任杨素英带头，于1987年联合3个村民，申请世界银行贷款8万元，建虾池82亩，精心养殖，年收成虾80多担，值8万元，利润3万元。
  石榴镇崎溪村女农民陈亚细，于1991年向村委会承包水库养鱼，贴钱欢迎鸭群到她的鱼池放牧，每季倒贴每只菜鸭6元，母鸭每年贴6元，引来万只鸭子来与鱼儿结伴，鸭子游水为鱼池增氧，鸭粪肥水养鱼，养鸭户也得到放牧的利便。自1990年至1994年三年间，她共贴出2万多元，而养鱼收入8万多元，她的精明能干传为佳话，1994年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
  绥安镇大埔村女青年林荣花，初中毕业后日间种田，晚上钻研农业科技书籍，参加农业函授大学学习，以考91分取得作物栽培专业毕业证书，在本村办起全县第一个村级农函大班。她的140亩杂优水稻丰产示范片引起全村迅速实现水稻杂优化，实现吨粮村。她努力推广农业科技，主持举办实用技术培训60多场，使全村60％以上女劳力学会水稻栽培、荔枝管理新技术。她被推选为村妇代会主任，1993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双比双学女能手”称号。
  家庭副业方面有盘陀镇女村民蔡美花，自1989年3月起，带领全家人生产竹编篮子，每年收入3500元。年产圆吊篮、针格花篮获全国及省的“乡镇优秀产品”称号，外贸部门收购外销于东南亚各地。
  漳浦有著名的女厂长和经理，如县塑料包装厂厂长秦丽华，善管理，创优质产品，畅销海内外，早为人们所传颂。在个体经济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漳浦也涌现许多女老板，为人们所瞩目。
  值得称道的是“打工妹”们的创业精神和能力，如佛昙镇下苏村陈玉凤和石埕村杨芳华，出中学校门后于1990年到厦门外资企业针织厂打工，学得了技术和经营之道，于1994年5月回乡，在佛昙镇办起“旭联针织厂”，购置100多台针织花机，招收女工110人，进行培训后开始生产针织品，年产值5000万元，产品由厦门外贸公司销往日本等国。由“打工妹”联合办厂生产成衣的企业，在赤湖、旧镇等地皆有，产品销到各地。漳浦产品开始在外地吃香，原来迷信都市产品好的漳浦人也转而看重本地产品，这不能不说是“打工妹”办厂的成功。
  实际上，在国内外受广泛欢迎的产品如雨伞、服装等等，很多出自漳浦女工之手，漳浦近年来“三资”企业及加工企业大有发展，有数千漳浦妇女成为这些企业的女职工。
  妇女或工或农或商，与男子汉一样能养家兴家，有的超过男子汉。
  综上所述，可见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其本身的条件是分不开的：一、以勤劳取得经济地位，不再依赖男人，自然不会成为男人的附庸。二、有知识，能办事，道德高尚，于国家于社会有贡献，自然备受尊崇。三、掌握科技，自然会受重用。四、能适应时代潮流，敢闯敢干，留心学习，懂得了管理方法，能办厂经商，在社会上自有一席之地。
  尽管漳浦社会在妇女问题上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妇女合法权益仍有受侵犯现象，尤其是虐妻、遗弃、纳妾等事件仍不断发生，也有妇女不自尊自重，在婚姻上朝三暮四，多次与人非法同居，有的甚至沦为暗娼，影响妇女形象。但这些毕竟是少数。总的来说，漳浦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提高到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地步了。至于夫妻哪一方个性强一点，哪一方谦让一点，那己不是谁比谁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