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们的父亲张兆基出生于1924年农历8月24日。八个月后，祖父逝世。祖母做女红维持生活，支持父亲上学读书。小学毕业后，父亲考进省立南靖师范学校（即龙溪师范学校前身），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先后迁移到和溪、南靖山城、闽北建宁。为了读书，他小小年纪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肩挑行李，翻山越岭，长期跋涉。在校期间，他勤工俭学，夜夜攻读到深夜，他积极参加歌咏队和戏剧演出宣传抗日。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被学校留用于龙溪师范附小当教员。
  1948年，他受聘任《漳报》副刊编辑，经常冒险刊载进步文章。有一次，因转载进步人士李济琛的讲话，被人将报纸检送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告发，报社受到追查，从此他离开报社还乡当农民直至解放。解放后，他重新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绥安中心小学、县二中、三中教师，在教学中，他严格要求自己，从未误点误课；认真改进教学方法：以渊博的知识，生动、形象的语言给每个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教学效果突出，被评为县教育先进工作者。为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以顽强的意志边教书，边自学进修，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福建师院中文系本科文凭。后调任县工业局、文教局干部，转任县芗剧团团长，1972年调任县委宣传部干部。
  我们的父亲于学生时代即喜爱文史研究，对有关福建的地方史料尤感兴趣。他把平时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钱购买有关书籍，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实地与群众探讨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对予实同志所写的《闽南话中“仔”字》一文提出质疑，并撰写了《闽南话中的“仔”并不那么简单》一文，此文1956年在全国性的杂志《语文知识》（第50本）上刊登，并于1958年被编入《方言与普通话集刊》出版。
  1960年，他被借调到漳浦县新县志编委会担负编写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撰写了《漳浦人民革命斗争史》、《漳浦县自然、地理》、《漳浦县历史沿革》等新志（约六万五千多字，原稿打印保存在县档案馆）。
  在漳浦芗剧团任团长期间，他移植《东方解冻》等许多剧本，丰富了演出节目。他亲自担行李道具带领演员到山区、老区演出，受到群众欢迎，剧团因此被评为“红旗剧团”。
  文革初期，他受冲击被殴打，可他不仅没让我们家人知道，还教育我们，应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下放农村后，他和社员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组织集体科学养猪，办政治夜校，在农村中起了示范作用，受到公社领导与当地群众好评。
  1970年，他在扬美水库政工组期间，深入工地，日日夜夜了解工地情况，写了大量的广播稿，通过广播宣传，提高民工工作积极性。他特别重视工地施工安全，注意险情，及时向民工进行安全教育，使水库在施工过程中无一人死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漳浦县委宣传部担负写宣传材料工作，编印《学习参考资料》二十多期。1979年经群众评议，他符合“工作成绩特别突出的职工”的规定，获得提升一级工资的奖励。80年起，他选辑了周恩来等二十多位老革命前辈有关模范言行和生活作风的小故事三十多篇，编印成《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宣传资料三期。他搜集了几十个历史人物的小故事，经过改写，加上按语编印成《历史故事》八期，这些资料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在配合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此后，他又为县广播站撰写了有关漳浦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建设等长篇稿件40多篇，合计十四万字左右。
  1981年他膺选县政协委员，分工任文史组副组长，除协助审阅文史稿件外，他还写成下列作品：《郑成功的活动及清政府“迁界”在漳浦的影响》，人物传记《蓝理》、《黄性震》、《漳浦畲族探源》、《黄性震与湖西堡》、《漳浦畲人与陈元光》、《黄道周与东林党》共计约一万六千多字。这些作品先后在市、县各种刊物上发表。这时间，他还为即将开写的《漳浦县志》拟出了详细的纲目。由于他做出了大量的工作，1985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并得浮动一级工资的奖励。
  他在平时就很注意广泛搜集文史资料，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待材料上手后，即着手撰写文章，仅1986年就在省、市、县各级刊物中刊载过下列几篇著作：《赵家城》、《漳浦教案始末》、《清初定策经理台湾的功臣蓝廷珍》、《经世之才、一代名宦蓝鼎元》、《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蔡世远》、《一代才女蔡玉卿》、《清初浦民赞颂的好知县陈汝咸》等。合计三万多字。
  漳浦县志编委会成立后，他即接受了标点校勘清康熙年间重修，清光绪间续修、民国二十五年翻印的《漳浦县志》任务。这部古籍有二十二卷，共三十五万言。在无多种版本可资核对，又缺乏工具书的困难情况下，他采用自校和理校的办法解决。在标点时，为了力争做到标点后的字句能够讲通，又能符合古代的语法和音韵，而且内容符合情理，又能忠于作者原意，他遇到难点总是反复推敲，经过大半年的辛苦，终于完成了这部古籍的标点校勘工作。在复印以前，他还代县志编纂委员会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前言》，并写了七条《点校凡例》。漳浦建县一千三百周年之际，这部经过点校的康熙《县志》誊印本在内部发行，不上三个月就基本售完（此书曾上送市方志办和省方志办）。
  1986年10月，他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仍受聘于漳浦县志编委会，1989年任总编辑。八十年代，他一直被聘为电视大学中文系的辅导教师，几年中间不论风雨，从不误课，教学深入浅出，辅导认真。他辅导的三届学生成绩都在全省名列前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材。
  1987年，他写成《漳浦县建置志》，史志资料《明多文士，清多武将》和《漳浦县历史上职宫设置》（约35000多字）。这些都刊登在《漳浦修志通讯》第五期。此后，他还编写了《人物志》、《军事志》、《宗教志》、部分《风俗志》、《工会志》计约二十万余字；修订《新县志总目录》、《工商志》、《民政志》约五万字；为龙海、东山两县县志审稿约九十万字。
  父亲对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有着真挚的赤子之情。他一生为抢救、保护和发掘宝贵的文物古迹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唐朝遗迹旧县堂的免遭拆除和被整修一新，湖西赵家堡和诒安城的发掘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与他殚精竭虑的考查、亲自上访和反复宣传分不开的。
  为促进漳浦与台湾的文化交流，他曾以《闽南“陈元光神系”庙宇及崇祀习俗初考》参加“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讨论。他的论文在会上获得好评。他的著作《漳浦名人传略》1989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他热心地向台胞详细介绍漳浦的风俗、地理、人情习惯，鼓励他们投资，支援家乡建设，堪称他们的优秀向导与活字典，难怪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漳浦通”。
  他历任漳州市第一届文联委员，漳州市方言风俗学会常务理事，市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市人物志副总编辑。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工作认真负责，由于成绩突出，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是漳浦县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是漳州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做为人大代表，他急群众所急，看到周围群众居住环境差，就亲自代表他们向政府申请修筑四条巷路计三百六十多米，并掏出自己平时节俭下的五百多元做为资助。走在平整清洁的水泥路上，他打心眼里十分高兴。因他又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群众们也更敬佩他，爱戴他了。
  正当他还在毫无保留地发挥余热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震憾了我们全家。经诊断，他患了不治之症。当时领导、同事们和我们家人都劝他好好休息治疗，可他还是以他的乐观精神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自1993年元月从上海手术回来后，就一边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化疗，一边忍着病痛投入他的事业：翻阅大量的文史资料，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实地勘察，废寝忘食地继续写或重写《政府志》、《建置志》、《方言志》、《大事记》约十三万五千多字；继续审稿和改稿《水利志》、《卫生志》、《金融志》、《工业志》、《税务志》、《财政志》约四十万余字。
  Ca晚期，他仍一边输液，一边强打精神修改各志底稿，医生、护士深受感动并极力劝阻他，家人也要求他好好休息。可曾有一段时间，为了方便写字、翻书，他竟然拒绝在手腕上打针输液，这就把全家人急坏了。领导上知道后，马上到我家来劝慰他，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工作，不完成，我于心不安啊！”后来，在领导的劝说安慰下，他才又为了完成工作而继续输液。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就让他的两个女儿在身边帮助他整理稿件。终于完成他所预期的工作。但他对自己的事业仍耿耿于怀，一直到1993年8月18日逝世。
  我们的父亲在生活上节约简朴，他以微薄的工资赡养祖母、母亲，培养我们五个子女。可他每次认购公债或义务捐款救灾，从不落后于他人。每次提工资，他总是先让别人（因为指标有限），以至退休时，他的工资仍偏低，但他却毫无怨言。
  他是尊老爱幼的楷模。夏夜，他亲自为我们的祖母驱赶蚊子，冬天为她盖棉被，每日里嘘寒问暖，一日四餐从不间断。在他及家人的无微不至细心照料下，老祖母今年一百零六岁而且身体健康，被誉为“漳浦百岁老寿星”。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全都成家立业，他现在有内外孙八个。他时常教育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要和睦相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为国家多作贡献。我们耳濡目染他的言行，学他孝敬长辈，五个小家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被居委会评为“文明家庭”。
  我们的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自己的大半生精力献给漳浦的文史研究事业，为漳浦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就像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给予人的甚多，留给自己的甚少，直到病危时，他还在考虑要为后代留下一小片土地，省下几米木材，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打破世俗观念，坚持用火葬，丧事一定要从简。
  我们的父亲一生清贫，他的全部财产就是满满的一大书架的书和壁橱、抽屉里的所有的他的著作的稿件。但我们却认为，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做为他的子孙，我们将以有这样的长辈而感到骄傲，也将遵循他的教导，努力做社会上有用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