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壬申岁末，由李林昌先生撰写，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九十九峰起伏漳浦史》发行问世。这是一部记述漳浦自有史以来，历代盛衰起伏朝代更替故事的新书，作者以丰富的史料，通俗流畅的笔调，把漳浦数千年来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教育、政风官制、浦人开发台湾等事件浓缩在十八万字的册子里。这是一本很好的乡土历史读物，难得旅台乡亲陈则蔡、陈建仁、张缉熙和印尼华侨乡亲柯汉扬、旅港乡亲刘逸年等先生乐意为其作序写引。正如题记所言：漳浦历史/如梁山九十九峰起伏/似鹿溪九十九湾曲折/漳浦有黄金时代/也有贫困日子/愿此书能作您/历史的借鉴/深思既往/探索未来。海内外的漳浦人读漳浦史，倍觉亲切；忆漳浦事，百感交集，思绪万端，激发多少赤子爱乡之情，激动几多青春少年拳拳之心。怪不得此书一投放市场，就拥有众多读者。
  这是林昌先生近年之力作，也是他数十年辛勤笔耕点滴积累的结果。当前，李先生一面继续负责《漳浦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一面整理漳浦掌故，漳州掌故，祝愿他的第二本乡土历史读物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李林昌先生，1922年12月6日生于漳浦县城西街的一户书香世家，先代祖先李宝弓，明崇祯年间任两浙监盐御史等职，明亡后清朝征为御史，他以母年老为由婉辞，住故乡办公益事业，与康熙漳浦知县陈汝咸交谊甚笃，人人称他“李老爷”。他广有田产，民间有“西街李饿不死”之谚。后代多有读书考中者，以第五代孙李实贲中雍正进士任翰林检讨为最著名。林昌之父李序宾为民国时期漳浦地方绅士，家境富裕，养尊处优的生活养成林昌豪放直爽的性格，喜自由发挥而不受拘束，拙于理化，在语文方面则在少年时代已崭露才华，1934～1935年就读于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时两次获全县高小学生国语演说竞赛第一名，得奖赠许多书籍，从此养成阅读兴趣。1936年夏升学佛昙纯美初级中学，这是一所印尼万隆华侨领袖杨纯美先生捐资创办的中学，1936年建成并首届招生，校内设施较为齐备，图书馆藏书丰富，林晶在校涉猎更多书籍，为写作创造条件，开始在报刊发表文艺习作。1938年春转校龙溪中学，时值抗战，为避日本飞机轰炸，龙溪中学从漳州迁长泰县岩溪（后再迁漳平永福、南靖水潮）。其时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闽南前哨的金门、厦门也相继沦陷。国难当头，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林昌平素也接触一些进步书刊，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情感，决心到“社会大学”去锻炼，为抗日尽一份责任，于1939年停学，义务参加由漳浦县商会理事长陈则蔡为主任委员的“漳浦县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当团员。陈则蔡先生本在漳浦、集美、福州等地中学任教导主任，是抗战发生后才从福州回漳浦从事抗战的后援工作的。抗敌后援会是各界群众的联合团体，有宣传、慰劳、募捐、救护、消防、纠察等工作团，其中宣传工作团（简称宣工团）成员多由教师和停学的知识青年组成，以戏剧、演讲、写标语、绘漫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去宣传发动民众，唤起民众。“宣工团”一度轰轰烈烈，他们不单在县城宣传演出，而且常深入乡下农村，向广大农民兄弟宣传抗日，颇受欢迎。林昌作为其中一员，热情参加活动，又由于林昌兴趣文字工作，由陈则蔡主办，“宣工团”团长曹起凡主编的《漳报》吸收他为助理编辑，协助总编辑曹起凡处理稿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为以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础。（当时柯汉扬任漳报记者，蔡启昌任编辑）。
  抗日战争开始时，国共两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后来不断发生摩擦。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各地的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都有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加入，1939年春，国民党福建省党政当局下令，规定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由县党部负责人兼任，以加强控制。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黄慕周接收了抗敌后援会后，这一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就在无形中消散了。“宣工团”成员星散，《漳报》因经费问题停刊。林昌往漳州考入驻军75师战时服务团（类似文工团）为团员，时年17岁。在服务团工作半年多，因不满现实乃辞职回家。翌年（1940年，18岁）考入漳州师资训练班受培训三个月，派回漳浦任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教员，先后在鹿溪、龙美、榕树等校当教员，在下楼、溪南等校当校长两年。1942年20岁时参加普通考试及格，被吸收到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系受培训三个月，派充云霄县政府教育科员。1944年22岁时，由柯汉扬（当时以国民党漳浦县党部执行委员任执委会秘书，襄助书记长许元瑜办《漳浦民报》）荐引，回乡任《漳浦民报》记者，一方面向省请调，得准调任漳浦县政府教育科员。林昌一时间拿不定归属何方的主意，双方兼任工作，不久便因言论触怒县长何永德，被调任霞美校长，林昌不赴任。从此任漳浦民报记者，一年后改任编辑。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漳浦民报准备迁厦门出版，改名南潮报（因许元瑜病重命危，报社没有迁厦，而报名已改）。许元瑜病逝，柯汉扬接任书记长，当选省参议员，升李林昌为总编辑。柯汉扬被推选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往福州驻会，又升林昌为南潮报社长（柯为发行人，即负责人），将报社事务交李林昌代会为主持。当时报社全体员工只二十来人，一半为印刷工人，三分之一为业务人员（兼对外经营印刷业），编辑记者只占三分之一（4人），林昌既管理社务，又负责一半编务，报纸为三日刊（一度改为日刊，因经费问题复为三日刊）发行一千份左右，报费收入不敷支出，靠兼营印刷业弥补，林昌吃苦耐劳，不负汉扬重托。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的能力甚低，所以能得到汉扬信任，只是由于肯刻苦认真而已。汉扬极力支持我，我当时年少气盛，在言论上得罪不少人，汉扬都全力支持，妥善排解，在社务上有失当之处，他也不加责怪，处处谅解。”抗战胜利后，“南潮报”改名“漳报”，林昌仍为社长兼主编，报纸出版至漳浦解放。其间，林昌与陈建仁又合办过“南天报”于厦门。
  在旧社会，李林昌走过了一段起伏曲折的路。从中，仿佛可看到旧社会一个知识份子对文化工作的执着追求，以及社会现实所注定的波折、困惑和彷徨。林昌有着痛苦的选择与磨炼的过程。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影响他的人生观，这，于今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求责备。
  林昌从旧社会走过来。由于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漳浦解放后，他便投笔从农，坚心劳动，安分守己。决心将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表现颇好。
  林昌在农余始终保持阅读书报的嗜好，从未间断。一个时期，报刊杂志难以订阅，西街邮电局门口的报刊橱窗前，每天中午或晚间总有他光顾。他还参加县政协每星期一次的晚间学习，为县政协主办的《漳浦文史初稿》撰写稿件，至“文革”文史工作停顿才搁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为林昌带来生机和活力。这时他年届花甲，体力已开始衰退，但脑力不减当年，而且由于“久违”文字工作，一旦有了重新执笔的机会，大有“夕阳无限好”之感慨，有心趁有生之年，对过去的荒废做一些补偿。基于这个观念，便释放出一股能量。1980年，县政协聘请林昌协助文史工作。自1980年至1992年的十一年间，共协助编辑出版《漳浦文史资料》十一辑。每成一辑，林昌从征集、阅稿、修正、复写呈送审核，直至付印校对，几乎一揽到底。每一篇文章，每一辑资料，无不饱含他的汗水和心血，其一丝不苟的精神，为知情者所钦佩。在编辑文史资料的同时，他还陆续撰写许多“三胞”与祖地关系的文字，在各地报刊发表，并经常与台湾、香港、国外诸多老同学旧同事通信通话联系，热情介绍祖国、家乡实况，为爱国统一战线，为和平统一祖国，为我县改革开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近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和单位赏识林昌的工作精神和编写水平。他先后被聘参与漳州市和漳浦县地方志的编写，主编漳浦县水产志、民政志，协编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选送他到福建师范大学修志学习班培训，参加龙溪地区组织的资料组到省档案馆采录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
  林昌先生膺选为政协漳浦县第六、七、八届委员。今已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铄，身板健朗，工作热情与效率均高。“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古稀之年笔耕不辍。今年又继续承担第十二辑文史资料的编辑，还腾出时间修订第二部著作，准备在不久之后付梓。
  晚年的林昌先生，是他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成就，对社会最有贡献的“黄金时代”。“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更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