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三十年代有机会受中等教育的漳浦人还不多，所以往往不同校不曾见面也能互相知名，尤其后进者常把先进者作为羡慕的对象。陈万年先生长我五岁，我进初中时他已是高中生，1937年我由侨办佛昙纯美中学转校省立龙溪中学（简称龙中）初中部时，他已由龙中高中部转学福建师范（简称闽师），但尚在龙中高中部的柯汉扬等同学常说起万年在龙中高中部读书时的事，从而使我知道万年是一位诚恳待人而又厌恶坏人坏事的青年。
  我早年辍学，1940年与未婚妻王宝珠在漳浦县下楼村办战时国民学校，一开始招生上课，发现许多学童已略识文字，能唱抗战歌曲，一问，才知道在我之前这里已办过两次学校。最初，学校是共产党办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下楼村曾是中共漳浦县委的公开驻地，闽粤边区特委朱曼平、漳浦县委书记梁培德及洪椰子等领导人在这里领导各乡镇的抗日宣传工作，在下楼村办战时国民学校，洪椰子及梁培德的爱人陈其丽，还有统战对象郑士成等都曾在此执教（当然不只是教书而已）。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福建省教育厅召集高中及师范二年级学生施以短期训练，派到各地搞“民训”，接着又派到原籍县作“民教”，就是办“战时民校”。陈万年被派到下楼，那时刚发生过“郑士成事件”（漳浦县长吕思义热心宣传抗战，与中共漳浦县委有默契，受国民党漳浦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卢德明检举“通共”，为保乌纱帽，派保安中队长吴玉如到下楼村，当着朱曼平的面逮捕郑士成，以军法判处死刑）。国共合作情况有所变化，中共漳浦县委移驻下楼附近的小村。那时，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派来的学生陈万年接办了原来共产党办的战时民校。朱曼平及其他工作人员仍常到下楼村，不时到陈万年那里坐谈，给予安慰和勉励。
  我与妻（从未婚至结婚）在下楼任教两学期，县政府便下令停办下楼国民学校，将我俩调到溪南任教。后，我于1942年经普通考试及格，被吸收到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系受训。训练团设在三元（今三明），三民主义青年团福建支团部也设在三元，那时，万年已于福建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员后来三元，参加省支团部举办的青干班受训后留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福建省支团部任职，同乡陈建仁也在那里任职。人一到外地，总是与同乡特别亲热，我们来受训的几个漳浦人有几次到万年、建仁那里坐谈，初次建立感情。我受训三月期满，派到云霄县政府任教育科员，几乎同时，万年离开三元，到小溪双十中学任教，在那里教二年书后又到云霄简师任教。1945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漳浦分团筹备处成立，杨拔萃当主任，陈建仁任书记，陈万年从云霄调任第二股（组训）股长。那时，我已从云霄回来，在漳浦民报当记者，报社与分团部隔街相对，经常聚谈。但万年在分团部任职只几个月，便再到云霄简师当教员去了。及至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在台湾省产物保险公司任保管股长。
  1949年初，万年回赤湖家乡，在那里自己掏钱买书报，办一个阅览室，团结一些回乡的中学生，以力所能及为桑梓做一点贡献。下半年漳浦解放，万年被第六区区长胡爽吸收参加工作。第六区区政府设赤湖，辖区包括湖西、深土等乡，他为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陈万年由胡爽推荐入县工作，得到县委书记吴越飞及组织部长张存友、县长柯永麟重用，负责筹备成立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4月16日隆重召开，18日闭幕，做出一些关于民主建政和地方建设的决议，是漳浦县各界代表参政议政的开始。来自全县的各界代表二百多人济济一堂，选举十多人为常务委员，成立常务委员会，选县委书记吴越飞为主席，县长柯永麟为副主席，陈万年以爱国民主人士被选为驻会常委，在正副主席领导下主持日常工作。全体代表会议每三、四个月至半年召开一次，常委会每月召开一次，讨论决定全县重要工作。休会期间处理代表及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将各界人民的意见和合理要求向有关部门反映，及其他事务，主要由万年处理，工作量很大，他都认真处理得有条不紊。翌年（1952年）代表增加到四百多人，增设专职副主席和秘书各一人，万年应选为副主席，驻会专职工作。年底进行改选，成立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正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在1952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柯永麟为县长，暴占昌为副县长及人民政府委员15人，报由省政府任命。陈万年当选为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县人民政府委员。这第二届任期只一年，1954年3月间，全县的普选完成，共选出代表二百多人，1954年4月4日，普选产生的漳浦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柯永麟为县长，吴运琳、陈国俊为副县长，陈万年等十多人为县政府委员，并选举张存友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柯永麟、陈万年、林成章等三人为副主席，其中陈万年是专职副主席。至1956年4月1日，陈万年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漳浦县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全国政协曾自1949年9月成立起至1954年9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春，漳浦县的民主建政已经完成，普选结束，4月成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成立了政协漳浦县委员会，是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统一战线最高形式。开始时，由县委书记兼主席，由陈万年任专职副主席。
  共产党是如此信任，重用作为民主爱国人士的陈万年，以至有很多人误以为他在解放前就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陈万年不辜负共产党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工作十分认真，使漳浦县政协一成立便呈现蓬勃朝气和融洽的气氛。
  县政协最初设在西街准提室（俗称佛母间仔），不久，迁到南水门陈我峰祠堂。
  最使我难忘的是县政协组织各界人士学习的热烈情况。县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工商、医务、归侨侨眷、宗教各界及社会人士学习，以城关学习中心组为核心，推动各区学习组的学习。城关各界人士参加学习的七十多人，每周学习一个晚上。这一晚，大厅里灯光辉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热烈而且愉快。学习内容有政治、时事，请各部门领导来宣讲各种政策，或请政协委员中的有专门学识者来做专题演讲。政协的各种活动，如参观视察、接待华侨、访问去台人员家属、协助对台宣传工作，发动写广播稿，搞爱国卫生运动等情况，也在学习中心组提出报告。并向学习成员征询参政议政的意见，是正确的，便向有关部门反映。
  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听讲之后有讨论，我曾经负责记录。
  每隔一段时间便举行一次文娱晚会，有讲故事、唱歌、诗歌朗诵、灯谜会等，丰富多采。
  当时已开始响应周恩来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的号召，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在学习成员中发动写稿，编辑油印成册。在老人中间抢救了不少自清末至民初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
  陈万年先生在这些工作中都是非常积极的。当时工作人员很少，他作为主要领导人员还参加各种具体而微细的工作。有一次召开文史工作会议，他在布置工作，参加讨论之后，亲自下厨做菜。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看在眼里，吃饭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既感到有口福，又感到“不是滋味”——并非滋味不好，而是感到堪不起由领导同志烧菜给我们吃。
  县政协第二届期间（1958年8月至1961年11月），大放大鸣之后，接着整风，反右派，陈万年被打成右派，被降为一般委员，而他继续坚持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停止活动，坐牢一年多，回家生产劳动以后平反，他被下放到南浦公社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陈万年得到落实平反，被安排做华侨工作。1980年漳浦县政协恢复活动，万年已经退休在赤湖老家，为工作的需要，经统战部长陈柳枝提出，县委召他回县政协工作，选为第五届常务委员。县政协恢复文史工作，万年分管文史工作，由他推荐，经既是统战部长又是政协副主席的陈柳枝同意，邀我来政协协助文史工作。那时，政协租用基督教会从前办过“养正女学”的红楼。万年与我都住在政协，日夜相处。我们的文史资料刊物改油印为铅印，发行量增加，扩大了影响。
  第六届县政协（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陈万年恢复为政协副主席，并选为漳州市政协委员。那时，县政协主席是杨燕诗。县政协建设了新楼，我们的办公条件改善了，有明窗素壁的文史办公室。
  我与万年共事一直到现在，我们互相尊重，融洽相处。有时遇到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看法不同，便平心静气地坦诚探讨，终于取得一致。
  除了文史工作，万年为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及去台人员与其家属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由于他有旧关系，联系面广。“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几乎就是“罪状”，在改革开放时是“优势”，他有很多“侨台文章”可做。1991年，他被推为“漳浦县海外联谊大厦筹建理事会”副理事长。后又被推为“漳浦陈圣王会”会长。他从不搞迷信活动，而是致力于将侨台同胞对祖地的深厚感情引导到建设故乡的轨道上来，他现在多方搜集漳浦与台湾陈姓族谱资料拟於最近编印《漳浦与台湾陈氏综合族谱》，为侨胞、台胞与祖国故乡之间的沟通搭桥，为寻根认祖，增强向心力，为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尽力所能及的贡献。
  现在（1993年）陈万年先生已经七十七岁高龄，虽然经过几次手术，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尽心尽力为“三胞”工作尽力，完全尽义务，不拿一分钱报酬，也不为名。他的崇高形象，可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