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中世纪（封建社会）办学形式主要有官学、书院、社学、私塾。书院和官学始于唐而盛于宋，明、清两代不衰。社学始于元（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按规定应有社学，虽未必社社设学，当有不少社学，但漳浦元朝社学情况县志失载），明清漳浦社学无多，私塾则许多乡村都有。
  地方官学及两京国子监（明朝有北京、南京，均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均为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设，其学生必须先经过社学学习到一定水平，由于社学不能普及，群众自办的私塾便起了社学应起的作用，尤其对传播文化和提高群众识字水平起到更广泛的作用。
  科班出身的文官最初都经历过社学或私塾阶段，以学习有成就，经考试录取入县学或府学，称“生员”即秀才，名额有限，已是十分难能可贵。其中参加乡试（省考）中为举人的更为稀罕。举人参加全国会试录取又经过殿试中进士的简直如风毛麟角。据清康熙《漳浦县志》及光绪《再续志》记载：从唐朝到清末废科举为止漳浦县考中进士者235人（其中文进士217人，武进士18人），考中举人者775人（其中文举618人，武举157人）。其中出唐朝的文进士仅3人，宋朝也不过26人，元朝只1人，而明朝有145人之多，在出武官较突出的清朝，文进士亦有41人。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进士都出在前期，自道光年间起一个也没有。那时期民间盛行械斗，大都顾不得读书了。
  以下简述封建时代漳浦各种教学场所：
  官学漳浦官学始设于宋朝，招收官宦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入学。天圣三年（1025年）县令（宋袭唐制，县令为县最高长官）陈坦然把学宫迁至东门外印石山。因有虎患，庆历三年（1043年）县令吕璹将宫学迁至县北（今武装部附近）。以后几经迁徙，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始定址县南官塘（今公安局，地名官学口至今沿用）。明洪武初年，知县（明清政制，知县正七品。为一县最高长官）张理将学宫扩大，建屋28间（分为教室、宿舍、膳厅、学官住所）。发展至清康熙中叶，已有各类斋舍数十区（单元）。同治三年（1864年），除祀孔子的大成殿外，皆焚于战乱，至光绪年间始陆续修复。
  书院书院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集讲学传授学问、散布学术思想、进行学术研究等诸种活动为一体的处所。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官办的书院以收藏、校勘经籍为主，私人书院以传授学术为主，讲学者多是名流，一些学习已有成就而欲求深造者往往前去求学。也有个别书院作为生祠、忌祠。据有关资料记载，漳浦历代书院、书堂、精舍有：
  梁山书院，唐朝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漳浦最早进士潘存实（官至侍郎）曾在这里读书。早废。
  梁山书堂，宋朝元丰五年（1082年）吴与所建。早废。吴与漳浦人，著名藏书家。
  鸿江书院，在县东十七都（今佛昙镇），明洪武元年（1368年）乡人陈则夷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毁于寇，后裔子孙重建。
  紫薇书院，在乌石浯江西岸紫薇山，明嘉靖间，乌石林姓族人所建，聘名儒卓先生为师。明、清两代造就大批人才，其中登进士者9人、举人6人。今遗址犹存。
  崇正书院，在陆整所城，旧为白云岩，明嘉靖二年（1523年）学道邵锐改建为书院，用渡租供费。已废。
  文明书院，在县城东郊，明朝名儒黄道周讲学处，原名“东皋书舍”，崇祯十七年（1644年）其学生集资扩建成三进院落，改名明诚书院，又名明诚堂。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封道周为文明伯，赐书院名为“文明书院”。道周殉国，书院后楹祀其神主，前楹为和尚所居。清康熙年间知县陈汝咸驱逐和尚，尽撒佛像，另募附近居民看管，置义田为经费，延师继续讲学，群众称为“讲堂”。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曾用为初小校舍，后辟为“黄道周纪念馆”，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馆内尚存一座当时石砌教具“天方图”，俗称“天地盘”。
  南溟书院，即朱文公祠，在铜山城内（今东山铜陵镇）瞭高山上。明嘉靖五年（1526年）巡海道蔡潮奉令所建。同年建文昌宫即魁星楼，又名东璧书院，在风动石前。清初迁界时全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乡绅唐朝彝倡议重建，二十七年漳浦知县杨遇竣其役。三十五年（1696年）知县陈汝咸重修，设义学于此，以渡船税供费。
  月湖书院，清雍正年间漳浦绅民为纪念陈汝咸任知县期间政绩，自愿集资所建。
  梁峰书院，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知县孝凝就文昌宫旧址拓建为梁峰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知县李若琳重修。已废。
  义学、社学社学属于地方政府辅助基层组织所办免费小学，始于元朝，但元朝漳浦社学情况无考，据县志记载，漳浦明朝嘉靖年间，县城（在坊）有仁字、义字、礼字、智字等4所社学和各都（乡里）12所社学，清初俱废。继之而起的是义学，有官办和地方人士倡办，经县批准，以渡租、公产租为经费的，有乡里宗族以族里公产租为经费的，学生免交学费。著名的有：一、城东义学，在县学东偏文昌宫后，康熙二十四年（1635年）知县杨遇建，聘庠生（秀才）陈麟趾为师。康熙三十六年知县陈汝咸聘廪生蔡祚燕为师。二、铜山义学，在铜山所城内，以渡租为经费，知县陈汝咸聘增生王亹为师。三、云霄义学，在朱子祠，由地方绅士陈天达发起，经知县陈汝咸批准，以公溪泥泊租为经费，聘岁贡生吴璐为师。又：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县陈汝咸在县城四门及杜浔都设义学。清末光绪年间，马坪乡溪东村秀才陈烈扬在村里倡办义塾一所。
  私塾按办学形式，由富裕人家出资聘师在自家教读子弟及其亲戚子弟的叫“私馆”或“教馆”、“坐馆”；贫寒人家临时合资聘师利用私房或祠堂、庙宇设立的叫“村塾”；塾师在自己家中开办的叫“家塾”，其“束修”（学费）由学生家长缴交。每间私塾一般只有一个塾师，学生人数不定，一般十多人至二十多人。学生年龄不一，一般为十岁左右学童，名义上男女兼收，但女生极少。没有固定学制，程度参差不齐，学习年限长短不等，采取逐个轮流授课办法，施教时塾师在学生课本上逐句以红朱笔圈点，每次教读份量有的仅数句或十多句至一页，视学生接受能力而定。教材大体上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入门，由浅入深，依次教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有教读《诗经》、《易经》、《古文观止》、《左传》、《笠翁诗韵》等。学生作业以读、背、写课文为主。最初要求死读硬背，不能背念不能过关。在熟读之后塾师才讲解字义和文意字义，指导学生造句，对“对子”，逐步学写文章、作诗。写毛笔字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由描红、仿写入手，以后练写大楷、小楷。学生字写得好坏，是衡量学习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私塾有一套严格的封建管理方法，凡顽皮和愚钝的学生常要受体罚，常见的有训斥、谩骂、罚站、罚跪、拧耳朵、打手心、打屁股、“画嘴箍”、“关学”等，这种野蛮手段，学生和家长大都很反感，也有个别家长认为严师才能教好学生，忍受子弟受体罚。
  私塾老师一般由在乡的名儒如秀才、贡生担任（受聘或自己办学），集镇的师资较充裕，程度较高，穷乡僻壤的村落需向外地聘请，程度较低。课堂一般只有一间，各种程度混在一起学习，各读各的。课堂课椅由学生自带，课本自己去买，老师除了一副椅、红朱笔墨砚和打学生用的“戒尺”或藤条，没有什么教具。除塾师薪金外，几乎不用其他经费。薪金靠学生“束修”供给。逢年过节（春节、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孔子诞辰等）“东君”要设宴款待塾师，并送红包，礼数多，费用大。乡间并有学生于节日或迎神赛会时给塾师送糕馃的习惯。尊师是传统风俗。
  私塾都按封建礼教的传统施教，不必立案，官府不管。只要一个老师，一间房屋，便可招生受业，人数不限，程度不拘，不要考试，去留自愿，不计学籍，以其办学条件简便，故生命力颇为顽强。清末，有“科第世家”雅称的乌石36个自然村就有18所私塾。民国期间小学教育未能普及，乡间私塾仍盛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调查统计，全县有私塾103所，学生2005人，其中已改良的（塾师接受政府举办的短期训练，部份课本采用国家审定教材）31所，学生1261人。其后民国政府明令取缔，才逐渐敛迹。
  上述资料是根据有关史、志、牒、谱综合编成的，内容粗糙，请前辈贤达及行家们补充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