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县赤土乡溪东村果林场的福寿院遗址上，有一道明弘治十年（1497年）的敕谕碑，碑以青石雕刻，高210厘米，宽89厘米，碑额呈半圆形，额首60厘米高，两边和下边各有30厘米宽，5厘米高的浮雕式圆雕，作六条云龙，穿越于石碑的四周，雕刻工艺精湛，造型生动活泼，飘飘欲动。碑额首正中竖刻“皇帝敕谕”四字楷书；正文区宽51厘米，高150厘米，刻正文9行199字，楷书：
  “御马监太监邓原，今特命尔前去镇守福建地方，兼管银场，抚恤兵民，操/练军马，防御贼寇，禁革奸弊，凡一应合行事宜，须与巡按及三司/等官公同计议停当而行，不许偏执己见，有妨重务。遇有城池坍/塌，量拨军夫修理；草寇生发，即调官军剿捕。其馀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尔为/朝廷内臣，受兹重寄，务在持廉秉公，正已率人，尽心经理，必使军/民安妥，地方宁靖，斯称任使。如或操守不谨，措置失当，致令凶恶恣/肆，良善受害，罪有所归，尔其敬之慎之，故谕。/弘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原碑无标点，“/”号系一行终了）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明朝中后期，宫中同时拥有太监十万多人，其权势几乎无所不及。从永乐开始，太监就拥有了统率军队和监察各级官吏的权力。大量的太监被派往全国各地任镇守监，充当了特务和鹰犬的角色。为了满足皇室日益膨胀的宏大消费欲，这些分守地方的内官往往也兼领了督开矿场，收缴税金的使命。他们依仗最高统治者为靠山，肆无忌惮，凌驾于地方官之上，大量搜刮民财，以贪赃枉法，凶恶恣肆闻名于史。而邓原则可能是其中较为廉洁的，故见载于《明史》：“是时，中官多守法，奉诏出镇者，福建邓原、浙江麦秀、河南蓝忠、宣府刘清皆廉洁奉公，兵部呈其事，赐敕旌励。”可见，弘治间，太监的贪赃和凶肆还没有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从这敕谕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弘治对太监的行为是有充分约束的，唯恐这些人在地方胡作非为，超越权限，口气极为严厉。
  敕谕碑中所提到的福建银场，据查，有如下记载：“尤溪银屏山银场，局炉治42座，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永乐间（1403～1424年）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弘治元年（1488年）罢浦城废银坑银治”，直至“正德初（1506年）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这期间停开银矿的原因是，明朝廷为摆脱财政困境，极力搜寻地下富源，而开矿工程大，时间长，容易从中舞弊，朝廷岁入不多，常常得不偿失，有的地方根本无矿，宦官们也大肆鼓噪，寻机敲诈贪赃，所以明朝早中期，宦官们一直为开矿问题争吵不休，各地银场也多是时开时停，而弘治间正是浙闽一带罢开银矿之际，可见邓原来福建的使命，主要还不是为了银场，而是为了兵防。
  明朝福建沿海倭寇活动极为猖獗，民不聊生，同时一些反明的武装势力、海匪也在海上大肆活动，与倭寇互为呼应。正统十四年又发生了邓茂七兄弟起义。早在洪武间，朱元璋就派汤和、周德兴等到福建经略海防，设立卫所，建立城寨，防御倭寇。漳浦现在的六鳌城就是洪武二十一年建的。明朝中期海陆治安逆转，邓原来福建的主要任务应是“操练军马，防御倭寇”，“遇有城池坍塌，量拨军夫修理，草寇生发，即调官军剿捕”。
  那么，邓原何以将这座敕谕碑立在福寿院呢？据《漳浦县志》载，福寿院为元至正间僧锦江建，明成化十年僧云山重建。云山曾上京领取道牒，结识了司礼监太监卢亮庵，并劝其皈依释家。卢殁后，云山负其骨骸归，在福寿院边建一座舍利塔，安放骨骸。塔高2.2米，直径0.4米，七层六角，上刻“明司礼太监卢亮庵之塔”，塔现已坍坏，残件尚存。邓原初入宫，如例拜卢亮庵为师，学习礼仪，后被收为义子。邓到福建镇守后，感云山之义，遂捐献银钱，令云山重修福寿院，广造殿阁，并立碑于此，以示荣耀。
  太监是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阶级，目前国内尚存有关太监的碑碣多为墓表之类，其内容无非是一些阿谀奉迎、歌功颂德之词，像这座对镇守监的使命、职权范围等均有详细说明，且雕刻精美、保存完好的敕谕石碑，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