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三十年代漳浦教育经费短缺，小学教育很不普及，在县城虽有县立第一、第二小学（后改为培文、培英小学）和基督教会办的逢源小学，一度还有私立集友小学，在乡下则只有旧镇、杜浔、佛昙、官浔、赤湖、马坪等集镇才有完全小学，重要乡村如长桥、霞潭、梅林、石榴坂、乌石等地才有初级小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福建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专员朱熙兼漳浦县长，对文化教育事业比较重视，翌年，除设立民众教育馆、幼儿园；将培文、培英二小学并为第一中心小学，为全县小学示范以外，举办一所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朱熙自兼班主任，指派教育科长章安世负责主办，招考吸收男女学员柯庆有、刘琼璋等四十多人，培训三个月，毕业后分派在没有小学的乡村开办“短期小学”，使偏僻乡村失学儿童得到就学机会。每校只派一人，校长兼教员兼校丁，每月薪金18元，由县发给。校舍利用祠堂、庙宇，课桌椅由学生自己从家中搬来，放假期间搬回家中。县里发给的开办费只够买一块黑板和一些挂图、粉笔而已。课本是教育部统一编印的民众识字课本，免费发给。学生入学除自己应用的笔墨练习簿外，无其他费用。学制一年，仅属扫除文盲性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省教育厅在全省农村推行二年制义务教育，要用二年时间使学龄儿童达到初小毕业程度。全省各行政区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那时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已迁设漳州（专员不再兼县长），省立第五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设漳州，教育厅派督学李品粹来当班主任，向“漳属”（第五行政区）九县招收学员。漳浦考送郭泽章、林汉梁等十多人到漳州受培训，为期五阅月，毕业后回本县分派各乡村办短期小学。第五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办第二期时已是“七·七”抗战爆发以后，为避日本飞机干扰，该训练班内迁到平和小溪，改称福建省立平和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负责人仍旧。漳浦县考选黄昆玉、黄梁、郑文川和我等十多人前往受培训，毕业后亦回县分派到各乡村办短期小学。这时义务教育略具雏型，教育厅已有编印短期小学课本，专用发行，免费供给。
  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季，改义务教育为三年制，易名为“简易小学”，对设在较小村落，地处偏僻，学生稀少的，予以停办，对设在较大乡村，学生数较多的，给予充实，扩大规模，每校增加到一名校长一名教员，或二名教员，校址大都设在联保办事处所在地，县政府委派简易小学校长兼任保甲辅导员。简易小学采用初级小学课本，着重语文、常识、算术，省略其他，以三年读完四年课本。采用复式教学，几种程度混合在一班，轮流授课。
  当时省教育厅又推行“战时民教”，一方面召集高中二年级学生到福州集训一个月，然后派到各县农村办“战时民校”，对学童和成人进行扫盲，一方面命令各简易小学、初级小学兼办战时民校。1938年秋季学期结束后，即1939年初的寒假期间，省派员在漳浦办“漳东兼设战时民校师资训练班”，以西街李姓大宗祠为班舍，并借用中山民校（兴教寺），召训漳浦、东山二县现职简易小学、初级小学校长、教员，结业后回原校兼办“成人班”，即夜校，政府发给津贴供买煤油之用，由省教育厅供给“战时民众识字课本”。参加“漳东兼设战时民校师资训练班”召训的学员共50多人，其中40多人为漳浦人，10多人为东山人。东山学员中有一个许其和，擅长国画，先后被漳浦绥安中心小学和县立中学聘为美术教员。
  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又提倡“保训教合一”，省设“保训合一千部训练所”于沙县，招考训练联保主任，各行政区设分所，招考训练战时民校校长教员，县设“保训合一千部训练班”，召训现任保长，联保军事训练员、简易小学校长，期间一个月。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漳浦城内受过日军飞机几次轰炸，县保训合一干部训练班迁设于罗山村附近的酆都庙。此次训练结束后已是学校开学时间，全县所有简易小学一律改为“战时国民学校”，除了原有读初小课本的“儿童班”外，并于夜间增办“成人班”和“妇女班”，读“战时民众识字课本”。“成人班”施教对象为壮丁，妇女班施教对象为“妇女队”，他们一方面都要受县“社训总队部”（后改为国民兵团）派来联保的“壮丁训练员”和“妇女训练员”给予军事训练，因而壮丁训练员和妇女训练员也是战时国民学校的军训教员。
  1939年，战时国民学校增设到各重要的保。师资来源除原简易小学校长教员外，由设在漳州的“福建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所第五分所”（址设原龙溪职业学校，即今漳州二中），由第五行政区各县考送学员培训两期，时间各三个月。漳浦参加这两期师资培训回县到各乡村任战时国民学校校长教员的有林同毅、胡海鉴、阮国、柯炳坤等一百来人。还不够用，由训练所代招考漳州人简在意、苏春卿、陆侃等三十多人分配来漳浦任教。同时，省教育厅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应参加“保训合一”分所的师资培训，回原籍县任教战时国民学校一年，漳浦有陈益茂、蓝彰奇、叶国袖、何姗姗等二十多人。
  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漳浦县根据规定，于1939年起撤消联保办事处，将全县306保编属30乡（镇），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为六年制完全小学，保设国民学校，为四年制初级小学。统称为“国民教育”。于是，原战时国民学校一概除去“战时”两字，冠以保名，称“某某保国民学校”，设在乡（镇）所在地的完全小学一律称为“某某乡（镇）中心国民学校”。（1943年7月裁撤区署，全县30乡镇并为22乡镇，306保并为235保，翌年又并为15乡镇199保，是以有的乡镇有多间中心国民学校，其中一间为“辅导中心”，负辅导全乡镇国民学校责任）。至抗战结束时，全县共有中心国民学校30所、国民学校110所。师资来源除上述外，又有：①恢复省立南靖师范（战后迁回漳州，改称龙溪师范）的普通师范科（高师），增办艺师、体师等科，保持原有简易本科（小学毕业读四年），增设甲种简易班（初中毕业读二年）、乙种简易班（初中毕业读一年）、丙种简易班（小学毕业读两年）。战后，一度成立龙溪师范漳浦分校，为普通师范。②1944年漳浦县立初中学设简师班，属于乙种简易班，三届共培训师资150多人。③一些高中毕业、初中毕业生未经培训入小学教师队伍。总的来说，由于改变了三十年代全省只有一间普通师范（福建师范），各行政区只有简易师范的情况，合格小学教师大量增加，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得到充实，而经过短期培训和未经培训的小学教师程度参差不齐，其间固出现许多优秀教师，一般也不逊于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师资，但也有不少滥竽充数者。各保国民学校办学素质亦优劣不同。
  最成问题是教育经费。当时县财政主要靠屠宰税一项（货物税属省税，印花税属“直接税”），县税捐经征处派在各处的征收员舞弊成风，缴县金库不多，且不能如期解缴。抗战初期未实行“田赋征实”，未实行公教人员九十市斤口粮供给制度，物价上涨幅度虽还不大，一名小学教员薪金加上战时生活津贴（统称“津薪”）不过二十多元，生活已经够苦，却又不能如期领到。民国三十九年（1940年）各国民学校经费拖欠三月，各校长、教员于暑期集中在县“地方行政千部训练所”受训时，派代表往县政府找财政科长兼县税捐经征处主任林日初要求签“支付命令”，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全体学员动了公愤，于中午涌到新路尾林日初住处（租住许甘露楼下）请愿。许甘露楼房的通途只有一条小巷通新路尾，请愿人群拥挤在小巷里和新路尾基督教堂附近，只有少数带头人进入楼下大厅，请林日初解决学校经费问题。林日初还是说，县金库没有钱，我签发支付命令也没有用。代表们比第一次到县政府请命时态度强硬一些，说科长身兼税捐经征处处长，税款缴不上来，不能不负责。外面请愿人群见代表交涉无效，争相涌进屋内，呼喊示威。林日初见状，躲进房间，紧闭房门，打电话请警察前来解围，并持手枪从窗口射击。请愿群众听见枪声，纷纷倒退。这时，租住在新路尾吴素秋楼上的县合作指导员侯维钟（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楼窗口呼喊鼓励：“拿起石头，勇往直前，进行还击！”请愿群众停止退却。警察所一个巡官带一队警士赶到现场，驱散人群。率先进入许甘露楼房下的人们也退出。只有胡维新、蔡发达两人来不及走，被一名召到林日初身边当警卫的税警关起大门逮住，用驳壳枪挫伤颧骨等处，满脸青肿。
  事后，支持学员进行索薪请愿的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黄天器受到县长汪冰训斥。但他还是支持学员们印发“快邮代电”，向各地、各界、各报社揭露事件真相。并在学员面前批评汪冰为人“冰冷”。尽管这次请愿失败，以后学校经费当然要设法补发。
  在教育经费困难情况下，省教育厅要各县发动乡保建立“国民教育特种基金”，但收效甚微。以后，漳浦各保国民学校只有大部份由县供给经费，小部份由保自筹。凡保长比较负责的，“自筹教员”薪金有着，保长不负责的，“自筹教员”便拿不到钱。于是，产生保长干预国民学校人事情况，未经保长同意的“自筹教员”（包括校长）即使资历合格，能力高强也无法立足，经保长同意的，可不问资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