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清朝早期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然而封建统治造成无数贫民无以为生。尤其闽广一带，田地较少，人口大量增加，很多人去台湾垦殖和出国谋生。清皇朝出于维持封建统治的考虑，对赴台垦殖有严格限制，但闽广贫民还是大量偷渡赴台。皇朝更不允许国人居留国外，然而贫民还是通过商船偷载，冒充水手等办法，船户买通关卡，私载出洋，大都在南洋一带（东南亚各国）谋生。
  中国自唐宋以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航海事业已经很盛。明初永乐三年（1405年）派“三宝太监”率庞大船队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最远达到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比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到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早83年，比1492年哥伦布为寻找中国而误到“新大陆”早87年。船舶之大及船队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他们。然而由于明清二朝对航海的限制，以后中国航海事业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我国“康雍乾盛世”封建统治束缚了经济发展，而西方一些国家在同一时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开始产业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海盗式的劫掠和欺诈性的贸易，进而侵占“落后”国家领土，掠夺巨量财富。十七世纪初叶（我国“康雍乾盛世”），荷兰组成东印度公司，荷兰国会授予独占贸易，铸造货币，拥有武装和宣战等特权。他们击败葡萄牙、英国的武力竞争，占领爪哇、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马六甲、钖兰等地。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即噶喇吧，今雅加达）进行蔗糖生产，大量华侨在那里种蔗为生。由于华侨和爪哇土著的辛勤劳动，蔗糖产量大增，价格下跌，1740年（我国乾隆五年），荷兰殖民当局（东印度公司）用削减蔗糖生产的方法以保持高额利润，强迫当地华侨往钖兰（今斯里兰卡）种植园劳动。华侨多不愿往，荷兰殖民者竞将拒绝往钖兰的华侨尽行推入海中淹死，进而烧毁华侨房屋，洗劫华侨财产，滥杀华侨。华侨忍无可忍，同时，爪哇土著也深恨荷兰人对他们的压榨，于是，相约起义抗击荷兰侵略者。各地纷纷响应，起义蔓延到整个爪哇岛，包围三宝垅达四月之久。终于受荷兰军队镇压而失败。华侨被杀一万多人，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溪水，史称“红溪惨案”或“红河事件”。（据印尼柯汉扬先生来信说，现在雅加达福建会馆附近有一条街道叫“红溪街”，即从前红溪惨案遗址）。
  翌年福建封疆大吏得知爪哇发生华侨被大量屠杀事件，上报朝廷，建议禁止与南洋贸易“以困之”。朝廷上对此议论不决，当朝大学士方苞是侍郎蔡世远的好朋友，知道世远的堂侄蔡新有“经济略”（蔡新，漳浦下布村人，乾隆元年即1736年进士，改庶吉士，当时任翰林编修）。方苞写信征求蔡新关于禁或不禁与南洋贸易的意见。蔡新复信说：“南洋事诚不法，然汉商素违禁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实无大伤。闽粤洋船不下百十号，每船大者造作近万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则船皆无用，己弃民间五六十万之业矣。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一旦禁止，势必亏折耗蚀，又弃民间数百万之积矣。洋船往来，无业贫民仰食于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资，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已，此重可忧也。愚以为未须遽行议禁，且令沿海各文武官，于商船回时再加询问，果其悔悟前非，加意周旋，是彼不敢与汉商为难，又何责焉。如果轻侮汉商，则但禁噶喇吧不与通，其馀南洋诸国，如君代吗、宋居劳、柔佛、六昆等处，仍听从民便。”朝廷采纳了蔡新建议，没有实行“禁与南洋贸易以困之”的政策，因为要困人先困了自己。蔡新的开放主张是开明的，但他仍然认为华侨违反清廷禁令居留国外是“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对于大批华侨受惨杀无动于衷，认为“揆之国体实无大伤”，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的口吻。这是清朝前期的基本国策之一，是导致华侨于孤立无援境地受人欺凌的主因。蔡新后来官居大学士（拜相），认为经过康熙、雍正二朝创制，清朝制度已经完备，墨守成规。后来的嘉庆、道光朝也认为祖宗制度不可更改。然而生齿日繁，民生日蹙，贫民无以为生，大量被骗上“猪仔船”，被洋老板强迫在卖身契上盖指印，运往各殖民地出卖做苦工，受尽折磨，闽南俗语“给人卖去吃还不知道”就是由这种事引申而来。清朝后期虽有护侨措施，如设领事馆，派员视察侨情等，然而国势已衰，所起作用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