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清廷于统一台湾后翌年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采纳工部侍郎金世鉴、靖海将军施琅等人奏议，解除了“寸板不许下海”的严酷禁令。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负责商船进出口验放和征税。内地商船可以从厦门正口验船出洋，往南洋各国贸易，主要往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三宝垅（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北岸的重要港口）、马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南岸港口）、丁家庐（又译丁机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因德拉吉里）、实力（新加坡）、暹罗（泰国）、赤仔（在马来半岛今泰国境内）、柔佛（在今马来西亚南端，隔柔佛海峡与新加坡相望）、吕宋（今菲律宾首都）、宿务（今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中部的岛屿）、苏禄（今菲律宾岛屿）、柬埔寨、安南（越南）等地。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绸、纱、绢、棉布、瓷器、本屐、雨伞、纸箔、刺绣工艺品等。进口货物主要有犀角、羚角、番木、暹罗米和吕宋米等。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台湾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地方，盗米出洋，透漏消息，偷卖船料诸弊，禁止南洋贸易”（据道光《厦门志》）。
  禁的只是本国船只往南洋贸易，“东洋（日本）行走犹可”，“外国船只听其自来”（据康熙《起居注》）。行禁的主导思想是怕国人“私聚吕宋、噶喇吧（等）地方”，作出不利于清朝封建统治的举动。而结果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发展下去也就必然导致清朝封建统治发生动摇。
  蓝鼎元专重研究“经济之学”（不同于现在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实用学问），他的经济（学问）、道德、文章最为漳浦知县陈汝咸，福建巡抚张伯行等所赏识，召入省城鳌峰书院编纂教材。然而当了十几年秀才，九次应乡试（考举人）都落第。到雍正元年皇帝令全国各地举荐人才，他才得以优贡入太学，第二年作《论南洋事宜书》，是有影响的言论。
  蓝鼎元以他实际的见识，在《论南洋事宜书》（见《鹿洲初集》卷三）里论驳一些大臣禁与南洋贸易的主张，一开头就开门见山说：“南洋诸务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纲，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馀补内地之不足，此岂容缓须臾哉？昔闽抚密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巩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迁谫书生，坐井观天之见。……当时九卿既未身历海外，无能熟悉，闲散人等又不能自达至尊，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
  对这些禁与南洋贸易的“理由”，蓝鼎元一一摆事实加以分析、否定，并提出一些大臣还不懂得也不曾考虑到的，严重隐患不在南洋那些弱小国家，而是那些西洋“红毛”及日本。二百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蓝鼎元的远见完全正确。
  他在文章中说：“惟知海国情形乃可言弛张利害。海外诸番星罗棋布，朝鲜附近神京，守礼法。东方之国日本最为强大，其外皆尾问问序番。稍降则为琉球，大小岛屿断续二千里，外皆万水朝东，亦无他国。南洋番族最多吕宋、噶喇吧，馀大文莱、苏禄、庥六甲、丁机宜、哑齐、柔佛、马承、吉里问等数十国，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异念。安南，占城与两粤相接。此外有柬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诸国，而暹罗为西南之最。极西则红毛、西洋，为强悍莫敌之国，非诸番比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有英圭黎（英吉利）、干丝蜡（西班牙）、佛兰西（法兰西）、荷兰、大西洋（葡萄牙）、小西洋（葡占果阿）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噶喇吧本巫来由地方，缘与红毛（荷兰）交易，遂被侵占，为红毛市舶之所。吕宋亦巫来由分族，缘习天主一教，亦被西洋（西班牙）占夺，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时作乱，闽广江浙皆遭蹂躏，至今数省人民言倭寇者痛心疾首。南洋数十岛番，则也开辟以来未尝侵扰边境，贻中国南顾之患，不过货财贸易，通济有无。今日本不禁，红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满天下，且以广东澳门为彼盘踞聚族之区，而独于柔顺寡弱有利无害之南洋严禁而遏绝之，是亦不可以己乎？”
  接着，蓝鼎元指出禁与南洋贸易的害处和开禁的好处：“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致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驾驶则大而无当，求价则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栋梁以为弋，裂锦绣以为缕，于心有所不甘，又冀日丽云开，或有驰禁复通之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因不聊之状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惯熟船务之水手，不能肩担背负以扑一朝之食，或走险海中为贼驾船，图目前糊口之计。其游手无赖更靡所之，群趋台湾，或为犯乱。辛丑，台寇陈福寿之流，其明效大验也。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权宜之用，此其害非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
  对于与南洋贸易的疑惧问题，蓝鼎元说：“若夫卖船与番，载米接济，被盗劫掠之疑，则从来无此事者也。”他逐一用事实来说明那些疑惧完全是无中生有：
  关于卖船与番之说，蓝鼎元驳道：“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能卖值几何？商家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欲世世传之子孙。即他年厌倦不自出，尚岁收无穷之租赁，谁肯卖人？况番山材木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值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馀，即以我船赠彼，尚非所乐，况令出重价以买耶？”
  关于盗米出洋之说，蓝鼎元驳道：“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饶，原不待仰食中国。洋商皆有身家，谁自甘法网尝试？而洋船所载货物，一担之位收船租银四五两，一担位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而犯法，虽至愚者不为也”。
  关于海盗之说，蓝鼎元驳道：“历来洋船从无在洋被劫，盖以劫船之盗皆在海边，出没岛澳，离岸百十里，极远止二三百里，以外则少舟行，远出无益。且苦飓风骤起，无停泊安身之处。洋船一纵，不知其几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风波，非贼船所能偕行。若贼于海滨行劫，则上下浙广商船已可取携不尽，何必洋船？即与洋船相遇，而贼船低小，倚之且若高楼，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贼多不过二三十人，洋船人数极少百馀，且不俟与贼力战，但挽舵走据上风，可压贼船而溺之，何行劫之足虑？”
  蓝鼎元对于以上几个其实不存在的疑惧问题解说得很透彻，对清政府最害怕的问题，即是国人藉外贸船只私自居留海外的情况，说成“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劫窃为非之患。”对此，清政府早有严密管制，康熙四十二年《会典则例》规定：“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出洋渔船只许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手等不过二十名。并揽载客货小船，均于未造船时具呈该州县，取供严查，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佑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所造，造完，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仍将船甲、字号、名姓，于船大小桅及船旁大书深刻，并将船户年貌、姓名、籍贯，及作何生业，开填照内，然后给照，以备汛口查验。其有梁头过限，并多带人数，诡名顶替，讯口文武官员盘查不实，商船降三级调用，渔船、小船降二级调用。”“又如有富民自造商船，租与他人及寒薄无赖之人者，失察之州县罚俸一年，明知不禁者降二级调用。”（据道光《厦门志》）。但再严密的管制也有漏洞，因而有“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情事。
  蓝鼎元的精辟言论产生很大影响。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卓奏请，清廷批准恢复对南洋贸易。
  雍正年间对出洋船只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和管理，甚至船桅要截去一半。乾隆年间管理更严，主要都是为了不让国人侨居海外。对私自留居海外的，视为“自绝于化外”，孤立无援的华侨受尽殖民地当局压迫，乾隆五年（1740年）产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噶喇吧大规模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清廷又议论要“断绝南洋贸易以制之”。那时蓝鼎元已逝世七年，而漳浦又出了一个乡贤蔡新，他主张“不可”，“议遂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