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对杨纯美先生创办纯美中学等公益事业的义举早存敬佩之心。后来我由他牵引到印尼，效法他艰苦创业的精神，在经过奋斗有了积累之后，也效法他的奉献精神，对社会做出些微贡献，如在万隆襄办“三一学校”等。
  我在万隆受到纯老的礼遇和优待。万隆人操巽他族语言（巫语的一种），1950年春我从香港初到这里，如耳聋口哑，在纯老的批发行中，什么也不会做，只陪他闲谈和自己披阅华文报章。唯一的工作只是每天早晨九点钟与一位漳州人伙计带钞票乘汽车到银行存款，下午将要关店时，陪财务清算钞票，把钞票整理齐整，放进保险柜，准备明早去存银行。我感到太闲，不好意思，有时近在巴刹里的客户或附近商店来补货，我主动与其他伙友肩负布匹送布，纯老还夸奖我有尚武精神呢。后来纯老叫我担任书记，记录中文账簿，写些中文书信。工作很轻松，常做纯老的谈伴。他把本身经历详细告诉我，意在鼓励我（详《我所知道的杨纯美先生》一文）。
  后来纯老帮助我和他合作在雅加达开一家批发布店。纯老叫我与他的两位儿子一同到雅加达店中任职。我夜间常到从前读龙溪中学时的校长王秀南教授（暨南大学教授）那里坐谈。这时他任商业高级学校校长，被推为中华教师联合会主席。许多华校请他代为物色校长、教员。他要推荐我担任雅加达福建中小学校长，这是印尼有影响的华校，我颇心动。但纯老劝我经商致富，他知道我在祖家有负担，不赞同我弃商从教。我不好意思违背他的栽培，只好放弃这个机会。
  我在万隆时已与杨淑慧热恋。到雅加达一年后商量结婚的事。结婚需要住处，王秀南校长推荐我到锡岛勿里洞中小学任校长，新婚的妻子任教员。我向纯老说明情况，得到他赞许，就到锡岛任教去了。这所学校建于二十世纪初叶（民国初年），是荷兰统治时期锡矿公司协助建筑的，图书馆藏书相当完备，学生多是锡矿公司的子弟，教师和学生的程度都很好。整个锡岛多是闽粤人，世代相传都讲客家话，也保持浓厚的唐山风俗习惯。我专心教育工作。课馀在图书馆博览群书，更喜欢研究历史传记书籍。不断写稿去新加坡和香港报刊发表，经常写到三更半夜，稿费由新、港报社转寄故乡老家补助生活。
  自1953年至1956年，我们在美丽的锡岛过了三年平顺的粉笔生涯。但我们不甘心在这小岛上度过一生，就与第三次怀孕的妻带着两个在锡岛出生的小孩，应聘到雅加达福建中小学任教务主任了，还是王秀南校长荐引的。可是不久我病了，经医生检查，说是肝炎。住进雅加达天主教医院，经过三个月折磨，才断定是胆结石，要割除胆囊，作了四个小时手术，添了十瓶血液，经历生死搏斗，痛苦情况非语言所能形容。手术后经过一个多月才出院。住院时学校按规定停发薪金，我贫病交迫。
  在病后体弱的情况下，我回福建中小学校任教。雅加达福建会馆会长庄成立先生是王秀南校长的同安小同乡，我课馀义务为他编了一巨册《福建会馆史略》。他很满意，为感谢我的无偿劳动，有意帮助我脱贫致富，表示他的“又光明”电器公司要结束，可转让给我，他好专心在茂物主持火炉厂和兼顾“真乐都”花园旅馆。为了赚钱养家，我稍予考虑之后就答应了。
  可是岳父母关心我病后的身体，承他们美意，我离开炎热的雅加达，回到天气较凉爽的休养胜地万隆，住在岳父母家中。不久又住院了，因为在雅加达天主教医院做的手术有些错误，后遗症复发，住进一家基督教安息日会办的小型医院，医生断定我必须重新开刀。又做了四小时手术，医生修好我胆导管的伤痕，一个月后，我出院了，身体恢复较快。
  稍事休息后，我感觉儿女成群，必须立即谋求解决生活问题，虽然身体还是孱弱，迫于要生存，也不计一切了。我在万隆与友好协商筹款之路，以便接下庄会长要出让给我的电气公司。幸好同乡佛昙人杨硕珏先生愿意借给我三万盾，每月利息二分。我把唯一多年积蓄的一辆小客车变卖了，也得到三万盾，同学友好也协助我鸠集银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十几个同乡友好参加银会。同时也得到纯美伯的特别帮助，这样凑集起来的款项，竟然得到庄会长的优待，把店中全部电器货物和新厂出产的火炉样品分别寄给我。印尼生产煤油，价钱便宜，大家多以火炉煮饭烧火，所以火炉销路不错。我就在JalanTamim（达民巷）顶下一间小店，挂上“永光”的招牌。就这样开张做生意了。其实我对于电器本是外行，只好马上学习必要的技术。
  同时我的妻子也感到现在火已燃眉了，就在家里以仅有的一架缝衣车替人缝衣服，赚取一些工钱补贴。她在学生时期学习过缝纫的，我们邻居妇女们也有几家是专做女成衣在巴刹摆摊兜售的，可向她们学习。
  提起我们的住家，说也惭愧，原是一家旧工厂，以竹篾隔成多间，出租给多户小家庭居住，我租用两间。大风雨来时，房子常会漏水和摇动，邻居讲话我们都能听得清楚。在印尼乡下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因为在热带地方这样通风的房子更为凉快。我们为了避免太通风，用风筝纸糊在竹篾墙上，然后粉刷成白色。我写了“檐低不碍云，窗小能留月”的一副对联，和从画报上剪下图片，贴在所谓客厅里，并在睡房里写贴陶渊明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聊以解颐，也算是高过邻居一筹了。住了一些时日，实际的景象导引我作了一对好联语：“风吹墙动，且贴风筝纸；雨来屋漏，好排八卦阵。”因为紧贴风筝纸，再涂以白灰，可使竹篾墙牢固少通风，减轻随风摇动的势头；屋漏时到处点点滴滴，煞是热闹，初用小桶、小锅承水，竟如合奏，后改用旧布袋排满漏处，既能吸水又少声音，起起伏伏如排八卦阵，联语确是写实，虽不合格律，也是有趣，可称为“打油联”。
  要紧的是向邻家学习缝制女成衣，他们都是近亲，乐意指点。可是要买布和缝衣车，哪儿来的本钱呢？好在有一位专门经营保险业的方先生来店里闲谈，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他竟慷慨开了一张三万盾的支票借给我，说：“你分期摊还给我好了”，方先生确是雪中送炭的人。我们赶快买了两架缝衣车和几匹布及花边饰物等。就这样由我妻子剪裁，雇了两位女工一位男工，就在我的所谓客厅里开工了。到了年关，薄士敏土（水泥）铺成的地板给缝衣车的铁脚弄得破洞如麻面，只好买了几斤士敏土，亲自动手填补，怕太给朋友笑话了。
  慢慢地把家中缝制的女成衣也张挂在店中，把未剪裁的布匹也排在店里，居然也有销路。妻子把女童衣成品批发给巴刹里的摊贩，那时刚好是接近印尼人的新年（回教徒禁食节），小孩子们都要穿新衣过年，所以销路不错。因此，我们再添置缝衣车，多买布料，当然也多请工人。又请了一个女孩子帮我妻子剪裁，在夜里要工作到十时以后，准备明天给工人缝制。
  店里电器生意因为没添新货，又把本钱移到成衣部门去，生意渐淡了，只有火炉还是继续补货。我的想法是慢慢把生意转到布的方面，因为我从十多岁时就在我父亲“瑞记”布店里帮忙，并且在我读初中时。我父亲因病不能来店。我不得已停学近一年，全心主持店中生意，曾亲自到漳州去补货。读书时假期也有时到店中帮忙父亲，所以对于日本货、香港布料、上海出品的布料，甚至英、日出品的高级哔吱绒和绸缎我都很熟识，只是在印尼名称不同而已，而且这里多些欧洲出品的高级布料。我想，我要做一间布店老板是够资格的，而要经营电器却差得远，就决心渐改入布途了。可是积欠的电器款又乏款可付，深感对不起庄会长，乃坦白与他商谈，他愿意为扶助我，就接受我把一部份电器退还完账，这样，我就感到轻松多了。从此放去电器生意，专心经营布业和成衣。
  后来我们也添制男童衣和大人的恤衫。工作人员增多，只好利用空地，扩建厂房。那时正是1960年代，苏加诺总统为了国内经济困难，原住民不满华裔做生意生活较为富裕，为取悦人民，竟然颁布轰动的总统第十号命令，不许华商在县以下的乡村居住，要他们迁居或返回中国。事实上那么多世代久居乡村的华裔在往哪里去谋生呢？政府采取强迫迁移，因而发生意外流血事件。各埠亦常发生不愉快事件，以致华商大都休业。甚至学生暴动破坏商店，烧毁汽车、货物。华商只好售完存货，将款购置寒衣、手表及金、钻等贵重物件，准备万不得已时回归祖国。祖国的接侨船来过几次，接回数批难侨。还有不少暂居于都市的寺庙、学校，或公共场所。
  苏加诺被选为终身总统，反对派之握有军队者起而反对，形成割据局面。因此国内发生战乱了，也因此迫迁遣侨之事逐渐搁置了。但政局不稳定，经济困难愈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盾值一再贬值了。华裔们也感到坐食山崩，大家只好重新开始活动。我家也重新招来工人再动工制成衣了。我喜欢看外国画报杂志，学了些创新的灵巧，我们也学做外国所流行的牛仔裤，和用女人做裙套和内裤的鲜艳日本尼龙丝来做男士的短袖运动恤。我亲自到商店和路边的招卖场所去兜售，晚上又骑自行车带着现货到火车站广场和跑马场附近广场，和那些排地摊的游击商贩打交道。创新的货物居然畅销，以后甚至有很多商贩经常到我们小型工厂订货，我们也就添加工作人员，增备货色。
  为了保值，店中又购入不少应用的布匹，从前我们没有钱时，要买布料及辅料都是用现款，现在批发布商看我们资金增加了，也自动可以赊账了。世人多是锦上添花的，水涨船也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还是少提那些遭白眼的事吧，那是令人扫兴的。不用说，我们要遵守商业信用，这就是华人在南洋各地经商发迹的唯一根源。
  当时政府对内用兵，又得不到西方国家支持，外汇空虚，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也随之日日高升。政府采取严刑峻法，企望能压抑物价，甚至用军队查对商店存货、发票、物价等等，总之，商人经商有如惊弓之鸟。但是商人多采取一个保本原则，“存货不存钱”，如可赊账一月，有时一月后货价已涨了五十巴仙（50％）。那时我们的商店已全部经营布匹了，并且在所谓原子市场购置了一个摊位专门零售，把存货分散，避免注意。
  大概在1965年，我们经济基础巩固了，我们就顶了一座在商店附近的房子，离开那“风吹墙动、雨来屋漏”的故居了。那时孩子们都在读书了，初搬进新房子，孩子们十分快乐，睡在新置的床上，看看墙上所挂的大幅油画，摸摸新桌椅，也陌生也欣喜！
  从此不再作成衣了，专心于布匹的经营，添请帮手扩充业务。我也亲自到雅加达向大批发商采货了，也和银行有来往，自已可开支票了。
  那时日本已发明多种由尼龙织成的布和新式西装布，男女可用，既美观又便宜，日本人并在印尼国内投资设厂生产这类新产品。印尼也有不少厂商的年青一代（其中不少华人）敢于创新，在银行支持之下合资开厂。印尼人喜新厌旧，对于新布都趋之若鹜。我们也赶热闹专贩这种新花样的布匹，销路容易，我店变成二盘商。我每周一次去雅加达，清早起床冲凉吃粥后，趁五点班的巴士客车或火车，九时左右抵达雅加达，那时批发商刚开店。在雅加达可逗留的时间有限，好在布匹批发商都在小南门的两三条街上，就利用几小时时间凭你眼光的锐利，从五花八门中选购你最合销的货。批发商马上捆寄运输行上载，隔天早晨我开店时货已到达了。我们买货者当天下午三时乘车回家，这样一天往返三百多公里，坐车拥挤，又是在雅加达炎热天气的热闹街上往来奔走几小时了，我因经两次开刀之后，身体衰弱，又不好随便乱食，常叫我大儿子南亭请假（他正在读高中）陪同我随带茶水点心，同时也可商量选择货色，有时也做我的印尼语老师。
  这时有个最大的困难必须想法克服：我既没有大本钱，又不是大批发商所认识信赖的，而在印尼卖货买货都是赊欠的，一般都是一月为期。如何取得不熟识的批发商的信任，这是最需动脑的问题了。
  在那些批发商中，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所认识的同乡，可是要使这些认识我的人信任我更加困难，他们明白我的底子，晓得我本来是身无分文的，而且做过一官半职，他们的脑中“官”有两口，给吃掉怎么办？他们见到我倒是顶客气的，一直叫我“柯先生”，一般商人都是喊名道姓的，最多是称兄称叔之类，这“柯先生”的称呼便是见外了。我想买货时，他会笑嘻嘻地说“柯先生开张支票好吗？”陶朱公的经商法则也是教训人不可随便放账的。我支票放在荷包里，非是很必要不随便开的，因为我在银行可透支的数目不大，支票不兑现是犯法的，但我还是只好笑着说“好！好！”照开了。以后，每次必要向他们买货时，不等他们开口，我就把支票簿拿起来了。
  至于不认识的人反而容易对付。因为在雅加达小南门批发商中，最大多数是闽南人，其次是山东人，讲闽南话、国语都行，只有印度人一定要讲印尼语或英语。对闽南人、山东人用国语，我当然讲得流畅，而且能够说得有文化素养的派头，这样也加重他们对我的信任。中间有几个山东人和我有缘，而且成为朋友。其实，在商人中曾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少，在祖国读过大、中学校，过番后走进商界的，他们对我特别照顾。
  那时印尼国内厂商也渐多了。印尼政府为照顾国内工厂产品的销路，对外国输入的同类货品课税特高，但对国内未能生产者则减低税率。那时风行穿夹克外套御风取暖，而且这种布料是加上一层薄有胶，或是不漏水的降落伞布，都是外国输入，却很便宜。我认为做这门生意最上算，销路既多，获利又好，甚至有时能卖现款。三两年间，获利甚丰，资本增了很多，一次进货就是数千近万码了，所以再顶下一间商店，以楼上楼下都做仓库。有时连家中也堆满了货。自己买了一架汽车，来往雅加达就方便舒服了。
  再进一步，我就直接和输入商（即经营进口的公司）打交道，减少一道环节，价格便宜得多。印尼输入商大都是印度人，租住楼上的写字间，只有电话机和一些样品，而在仓库里，一样货常是几万码的。我取得输入商的信用，为能控制市场，壮起胆量，一批货常是三万五万码的进，然后分批卖。这些输入商给我赊欠的数目很大，我俨然与雅加达小南门的大批发商并驾齐驱了。与输入商来往久了，我特别问当中一位：当初次成交时，为什么敢相信我那么大笔的欠款。他说小南门的批发商常把我的支票转给他，都是能得兑现。不认识我人却先认识我的支票了。他还说“你印尼语都讲得不流利，却会讲些英语，可见你是华裔，而且是有学养的人，我断定你是可靠的人，我看你也没有骗人的本领呢”。我想他的论断也有些道理。
  生意扩大了，我又在旧店附近再顶了两间大店，也添置货车，可是为了不惹人注意，我仍在旧店做生意，人手不足，只好让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南亭跟我学做生意。经过失败的人特别洁身自爱，我时常警惕他和家人不可骄纵奢华。
  有了儿子的协助，如虎添翼。因为我的货源是直接来自输入商，所以批发价能与雅加达的批发商和盘，商店门市和巴刹摊贩喜欢来我这里进货。以后我发现那种贴合有胶的夹克布也有用为沙发布和制书包、手提袋之用，而且获利更丰，就多聘职员，随我大儿子南亭到东爪哇、中爪哇及苏门答腊各大埠去推销。我们又添做日本沙发布和香港、日本的牛仔布生意，每月进出的布匹都在数十万码之数。十数年间，我们变成大批发商，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
  后来，我们又兼做地产，买土地，置房子，并搬家到从前的荷兰区去，住到往日荷人官员的房子里去。同时，我们也雄心勃勃想自己开工厂，所以先购置了十二架针织机，暂租厂房，织造早期的沙发布，由次子南鸣儿主持。那时做厂的还少，销路不错，也颇有利。七十年代末，有朋友办厂，用新式日本机器织造沙发布，因为我们已做惯了外国输入的沙发布生意，所以也由我们代理经销。同时，我们也代理东爪哇大输入商输入的台湾产植毛绒和中国产灯芯绒，生意做得更多方面了。
  我们蓄意要开工厂，早在心中盘算很久了，只是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曾到新加坡找门路，要参观和学习经验，可是找不到门路。后来我们向已有大工厂的郭君参加一些股份，但合作不容易，就向郭君购买了十二架英制的针织机，向人家租厂房，自己没有经验，聘请两位技术人员，由南鸣儿主持，我也不时去巡视和安排十来个工人的工作。南鸣儿也很自爱，认真学习，学会如何使用机器和修理机器。那时做初期沙发布的厂还不多，销路好，获利丰。机器平常都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运转，鸣儿和技工们晚上倦了就睡在布堆上。
  那时，我们还是以经商为主，由南亭儿出外联络买货卖货，我和妻子在店中主持，随时以电话联络。但为工厂久远前途，我设法把在大学里学习建筑工程的第三子南茵送到日本专习纺织。他一面读书，一面在工厂实习，卒业之后还特地在工厂实际工作三个月。
  后来我们自己买地建工厂，起初只建三千公尺的厂房和几百公尺的办事处，慢慢增添购置日本有胶贴合机和德、英的新式织造沙发布机器等，于1980年正式开张工厂，命名为P.T.SinanAvsral，那时三兄弟同心经营工厂，店中由我夫妻和媳妇们料理。
  工厂方面逐年扩建厂房，以至近两万平方米的土地都建满，并且将最后的两座建为两层。工厂和商店既都获利，我们就在工厂邻近地方购置地皮近七万平方米，于1988年杪开始兴建第二厂，并派星儿偕一位女婿同到德国参观机器展览会，然后转英订购英、德、意等国各种新机器，最重要的是英制纺纱机、德制定型机及意大利织造大花草的机器，能使产品更适合输出外销。
  1989年初，我们赶建新厂，一方面购进日本新机器，用我厂所织布料自制新式日本式拖鞋。那种机器很轻便，我们很快改建仓库空房为工场，招训工人，马上开工生产，短短时间内便有产品外销，主销日本。这个拖鞋厂由女婿游氏主持，属于我们家族纺织公司的子工厂，原料采用我厂生产的布料。1990年，日本人投资在上海建立一个拖鞋厂，原料也由我厂与其订立合同负责供应。1989年杪，第二纺织厂建成，机器全部到齐安装。从此，产布量成倍增加，外销量随之增加。我们再购置土地，现在工厂面积总计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还有进一步扩建发展的馀地。近年来建成的高速公路刚好从工厂前面经过，天时地利，交通更加方便，地价也大提高。
  八十年代我们几次派儿子、女婿到各国参观取经，参加各地纺织机械展览会，学习先进技术，订购新式机械设备。现有机器大多数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大型新设备。从原子米纺成线粒、织布、染色、定型、印花、整润等工序都不出厂门一步，自己完成。生产计划、生产过程的控制及新产品的开发都实行了计算机化。工艺流程基本上自动化。厂内各单位都能请原机器生产国的技师为技术人员，现在工厂内不仅有印尼人、华人，也有德国、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台湾的专任人员。外籍人员薪金以外币计算支付。印尼政府为引进人才，鼓励本国产品输出，争取外汇，经申请核准后，外籍人员薪金政府负责一半。
  1990年，我们纺织公司各厂拥有职工1500人，分三班或二班工作，年生产各种室内装璜布、窗帘布、工艺布、坐垫布1800万米。产品出口澳洲、亚洲、中东和欧洲各国。印尼国内有十多位推销员，国外欧洲、中东及东南亚各国则由我女婿和儿子三人经常轮流出国推销。大陆及港澳地区则在香港设立广豪公司代理，由我两位内弟主持。北京召开第十一届亚运会时，各体育场所和亚运村装璜用布都向我公司订购，价格特予优惠。
  、积十年经营纺织公司经验，初步得出以下几条：第一，眼光要远大，要瞄准国际市场，不断开发新产品。新产品的开发来源于计算机技术和全体员工的创造力。拿得出新产品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需要，因此，我们舍得花钱在新设备的购置和新工艺引进上面，想方设法推出新一代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1990年我公司产品参加德国博览会展销，价廉物美，争取到不少欧洲新客户订货。第二，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这不是空话，而是要给予培养、照顾、体贴。你舍得花钱，他才肯为厂竭智尽忠，把点滴力量贡献出来。要马儿走，就得喂马儿嫩草，我们除优惠给予工资、奖金外，还贷款给职工购买摩托车、汽车，上下班一律由公司汽车运送，假期免费组织旅游……职工每年发两套制服。每人胸前佩上名章像片，都以能在这家公司工作为荣。最要紧的是我们与国家银行、私营银行、外国银行的关系好，在资金运用上随时得到银行支持。我们是道地商人，不走政治关系，孔夫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这“道”字该是包括办厂的领导艺术和商业道德。
  我公司是一个家庭集团企业。我当董事长，年逾古稀，精力有限，现在工厂的日常工作都由我的三个男儿和两个女婿主持，分工负责。两间商店由三个媳妇管理。厂、店都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共同遵守。我们老夫妇随兴之所至，这边走走，那边巡巡。朋友们戏呼我们为“总督”或“总巡”。不错，事业是我们夫妇用血汗白手起家的，总要让他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发展，我们总是放心不下止于“总督”或“总巡”的，要听取他（她）们的汇报，了解全面情况。他（她）们都学有专长，学历才千比我们强得多。相信他（她）是会团结一致，把企业大步推向前进的。我们必须振兴实业，对食于斯的印尼国家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