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对杨纯美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尤其是独资创办纯美中学的义举，我早存敬仰之心，但他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纯美中学开办不久便再南渡瓜哇，翌年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瓜哇，杨氏父子以曾资助祖国抗战而被日军捕禁于集中营，至抗战胜利后，杨氏于1947年回国，我才有机会见到他。那时佛昙镇各界及纯美中学师生热烈欢迎杨氏回乡，我是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又是福建省参议员，当然应该来拜访这位久孚众望的华侨领袖。但我已被省参议会推选为驻会委员，不久就到福州驻会去了，与杨氏未作长谈。
  我在省参议会协助议长丁超五先生处理日常事务时，接到杨氏来信，要我代为接洽增办高中部立案事宜。因为增办高中部须增加学校基金，存入国家银行。这却存在一个问题，杨氏在办初中时已按规定存入三十万元法币于厦门中国农民银行（当时国家银行之一）。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元流通，当时币值稳定，以基金利息为学校经费，绰有馀裕。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物价猛涨，太平洋战事发生后，侨汇断绝，学校艰苦度日。抗战胜利后，发生内战，币值跌得更利害，这时三十万元几乎一文不值。若再存入法币，不久可能等同于废纸，所以杨氏愿将以前经营的白竹湖农场及佛昙港海埭两处献为校产，以此为增办高中部申请立案，却因为不符合规定，未获邀准。我接杨氏来信，即往谒见教育厅梁厅长，说明实际情况，才允变通办理。我想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因为私立学校没有立案，教育厅不予承认，毕业证书不予验印，不能升学，对造就人才不利。而我因此与杨氏有了交情。
  1950年春我离家到香港，写信给杨纯美先生，他即连来两信，邀我去印尼。他通知雅加达分行经理骆先生，在我上岸后略事休息，即乘飞机送到万隆总店。我在店中得到礼遇和优待，本来没有什么事做，后来叫我处理一些中文书信和簿记，工作非常轻松，闲来便做他的谈伴。他将艰苦创业和热心公益的经过详细说给我听，意在鼓励我。
  杨氏说：他出身贫寒，只读私塾两年，粗识文字，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四岁便只身南渡，船费还是向客头先借的。初到万隆，入店当学徒，天天赤脚，挑水给头家冲凉，让头家差使做各种杂务，晚上才能洗脚穿木屐，睡在木箱改装的床上。头家供给伙食，每月薪金只两盾半。当了三年学徒，学会说当地话，懂得经商要诀，他的胞叔杨文川才资助他当小贩，每天清早肩负布料，奔走于穷乡僻壤，叫卖兜售。靠着辛勤粒积，小有资本，叔父见他可以造就，增助资本，在万隆日惹兰开设布店。他更加辛勤，小心经营，不两年已初具规模。
  成家立业的基础打下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氏十九岁，在叔父主持下，与陈珠娘结婚。岳父陈阳黎是华侨前辈，广有资财，为这位新女婿在万隆倡设“平安堂”中药铺，出资扶助。由于经营得法，不几年已成小康。杨氏乃集中资本在万隆新巴刹街开设新义成有限公司，专售布匹棉纱。后又在马南梦承盘一家薯粉厂，加以扩充，颇获利润。
  杨氏有感于读书无多，为事业发展的需要，努力自修文化，不耻下问于公司职员，数十年如一日，对历史和时事多所谙悟。时值清末，政治腐败，祖国受列强压迫。华侨没有强大祖国为靠山，在殖民统治下备受欺侮歧视，杨氏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启导，加入同盟会，出钱出力，赞助革命。
  辛亥革命，民国初建，派特使金一清至南洋宣慰侨胞，杨氏热忱接待，并献金支持革命。
  民国政权为袁世凯所篡夺。民国三年，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杨氏自动汇日银400两济助；民国六年，孙中山回广州就任大元帅，杨氏汇1000两银交邓泽如转交，不久又汇1000两由林焕庭转交；民国八年再寄700两由陈照凡转交，孙中山一一函复嘉勉。该项墨宝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奉令寄交国史馆珍藏，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授予金质华侨爱国一等奖章一枚及奖状多幅。
  在民国三年至八年（1914—1919），这几年间杨氏之所以有能力奉献3100两银这样的巨款赞助孙中山革命，是由于这时已成为巨富。因为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历时四年多，欧洲战乱，生产破坏，物价飞涨，这时是南洋的“黄金时代”，杨氏经营的薯粉外销获利奇丰，纱布价格也猛涨，缘此，杨氏成为巨富。他就在万隆市中心购地，大兴土木，建成一条街，被称为“纯美街”。后又添建纺织厂，成为万隆首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政府为弥补战争损失，在殖民地向富商摊派巨额“巴却税”，杨氏感到寄人篱下，殖民当局操剥夺之权，筹谋回祖国另谋发展，命长子玉树总揽万隆商务，本人回国。玉树虽尚年轻，而聪颖过人，经排难擘划，业务日益进展。
  杨氏回国后，在厦门购置楼屋数幢，独资开设和平绸布庄、源益当店（鼓浪屿）、万镒当店（厦门），并投资厦门兆和酱料厂及鼓浪屿中华电灯公司、漳州漳嵩汽车公司。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杨氏在祖国发展工商业的筹谋未能实现，仍回万隆重操旧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北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全国兴起交通建设，杨氏响应号召，返故乡倡建公路，组成“漳浦县官督民办汽车路公司”，任董事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辟旧镇至佛昙及漳浦县城至象牙庄二条公路。改汽车路公司为“华侨商办汽车公司”，购车通行，与龙诏（漳州至诏安分水关）千线衔接，商旅称便（抗战时破坏）。同时开辟白竹湖农场，发展果林畜牧业。
  民国二十三年杨氏再次回到佛昙故乡，筹划创办纯美初级中学，并围垦两大海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开始招生。纯美初中的设立非常及时，因为本来全漳州地区（当时为第五行政区）除漳州城以外只有漳浦县有一所县立初中，恰好因经费问题在这一年停办，要不是纯美中学衔接起来，漳属各县除漳州城以外就连一所中学也没有了。漳州城、泉州城、厦门市中学虽多，也是不能满足闽南各地莘莘学子求学的需要，因此，当时纯美中学学生主要来自漳浦、海澄、云霄、诏安、东山，也有不少来自长泰、同安、惠安、石码等地。建校之际，千头万绪，诸多维艰，杨氏废寝忘食，进行筹划，建设校舍，并特地到厦门礼聘在厦门中学任教务主任的教育界名士（曾任漳浦、南靖教育局长）李克柔来担任纯中校长，授权李校长延聘优秀教师，按部颁标准购置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至学校开学，一切就绪，杨氏才回万隆。
  抗战胜利后，杨氏与长子玉树回乡，增建校舍，增办高中部，并设立奖学金委员会，赞助优秀清寒学生升入高等学校，造就更多人才。
  杨氏在故乡捐资兴学，桃李遍布海内外，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他在侨居地也热心公益事业，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为广大侨胞所爱戴，先后被推选为万隆中华总会主席、中华商会会长、中华会馆主席、名誉主席、华侨慈善会主席等职，倡办福利事业，兴建学校，捐助祖国赈灾。抗战军兴，领导侨胞爱国运动，筹款资助抗战，贡献尤大，为群众所称颂。日军侵占爪哇后，大肆搜捕爱国侨胞，对华侨领袖人物更不放松，杨氏与长子玉树均被拘禁，历尽折磨，至日本投降才获释。
  杨氏素性诚朴，平易近人，宽容大度，虚怀若谷，不因财旺望重而稍现高傲气态，故善与各阶层人士结交。处世乐观，常对左右说：“若遇不如意事不用愁苦恼恨，那只徒伤身而已。凡事须博取经验，排除困难，勇往迈进，才能开辟康庄大道。”
  他虽成巨富，生活仍然俭朴，绝不浪费，而对公益事业则慷慨解囊。他的座右铭是“人之美”，一生恪守不懈。1968年7月14日因病逝世，享寿九十三岁。弥留之际，对其手创之纯美中学尚耿耿于怀，遗嘱设立教育基金。翌日在万隆故居举行追思仪式，各族友好均盛赞其为人。出殡之日，子孙百馀人护送灵柩，执绋者人山人海，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