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闭关锁国的清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后开放至内地商埠），英、美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开始到我国各埠传播基督教，逐步打入内地穷乡僻壤，闽南的基督教便是从厦门传入内地，漳浦是较早传入基督教的地区之一。
  西班牙则早已在菲律宾殖民地传播天主教，通过华侨在闽南传教，在“五口通商”之后又来了洋教士。漳浦最早的天主教基地在江口南方楼（今前亭乡顶埕村）。甘霖村是天主教一大据点，洋教士则是法国人余纳爵。
  由于洋教士凭藉帝国主义势力传教，以及群众信仰不同等原因，一开始便产生教会与一般群众的矛盾。同治八年（1869年）漳浦知县娬敏的诗，除了反映民间贫困和械斗的惨酷，并反映了基督教会欺凌平民引起反抗的情况。他在《穷民叹》里叹道：“哀哉此穷民，如何复构狱？缘有西洋教，散布遍乡曲。异言与奇服，经卷类天竺。传授秘密戒，男女我同宿。生前致温饱，死后免鬼录。或信或不信，邻里相抵触。秽言肆丑诋，忿争破其屋。官知不可治，命吏削其牍。调停两可间，赔偿因彼俗。扬汤水仍沸，抱薪火更续。不能清其源，惭愧为民牧”。又在《自乡间鞫狱归，感而有赋》里写道：“胚胎此祸李唐年，景教流行势蔓延（注：景教为古基督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由波斯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下诏禁佛教，景教也受禁失传）。共道长城当勿坏，未闻卧榻可鼾眠。徙薪曲突犹妨晚，揖盗开门况已然。燕雀惟知依大厦，杞人空解抱忧天”。（诗见清《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
  从娬敏的诗可以知道，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漳浦已经有教案发生，只是还无大案，经县官拘办破坏教会房屋的群众，令其按对方要求给予赔偿。但那只是“扬汤止沸”，矛盾逐渐激化。娬知县是进士出身，必然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对基督教有抵触思想。他看不惯洋教士的“异言奇服”和不同的生活习惯，对处理教案受洋人挟制更抱不满情绪，因而有：“男女同宿”的蔑词。他痛心于国家主权丧失，但朝廷既“开门揖盗”，又有那么多人去依附外国势力，他这个七品芝麻官只好叹息无须“杞人忧天”了。当时有“番仔（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番仔”的谚语流传下来，读娬知县的诗，当同情“官怕番仔”有其苦衷。
  洋教士是怎样藉帝国主义势力传教的，有一则典型事例：佛昙白石村有一个“子弟戏”班班主杨爻，是还了俗的和尚，常到马坪礼拜堂听讲，自己信了基督教，又牵引几个同村人去听讲信教。同治六年（1865年），有一艘英国轮船在白石村附近触礁搁浅，财物被哄抢。英领事照会漳浦县。知县陆墉前往查办，群众遭殃，教徒同样受刑。杨爻请英牧师杜嘉德出面交涉，当面责备知县，并请英领事照会上峰，陆知县被撤职。白石人感到教会势力可以凭藉（即民间所谓“藉教”），献出民房为礼拜堂，从此教会大盛。
  洋教士将基督教传入漳浦穷乡僻壤是煞费苦心的。这里参考一些早年与洋教士有密切关系的华教士著作，综述基督教在漳浦传播的经过。
  最早到厦门传播基督教的洋教士是美国归正教会牧师雅俾理、波罗满、罗啻、打马字，先后建立新街及竹树脚礼拜堂。英国伦敦公会继之派教士到厦。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医生用雅谷、牧师宾为霖、仁信又继之到厦，不另设教堂，而以设医院、办学校吸引了不少信徒。新街、竹树二教堂由英、美教士共同主持，选长老四人，成立堂会，后发展为“中华基督教闽南长老会”。
  清咸丰三年（1853年），英牧师宾为霖与新街教堂会友林德全同到厦门对岸的集镇白水营及附近村庄传教，已吸引不少人。翌年，他一度回国，美归正教牧师罗啻、打马字二人继续前往传教，吸收五人施洗入教，七月再吸收七人，十一月吸收五人，初具教会雏形，由美归正教管理。至咸丰四年（1854年）底，英、美教会划地分工，以鼓浪屿为总机关处；以厦门、同安中部、顶安溪及漳属之西溪（龙溪、平和、南靖）为“北方”，为美归正教传教之地；以漳属南溪（海澄、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县）为“南方”，为英长老会传教之地。因此，白水营教会改属于英长老会。基督教利用白水营的集镇地位，以经商者为媒介，并由英教士自己深入，传入石码及漳浦北区（官浔）、外东区（马坪、前亭、佛昙）及中东区（赤湖、湖西）一带。
  与白水营只隔着一道陈仓岭的马坪一带乡村，村民经常往白水营做买卖。有庙兜村人陈太乙，在白水营教堂听讲，信了教，引来传道师林清泉住他家中，在马坪一带传教。后又引英国牧师宾为霖与白水营信教青年陈日森到马坪后康村传教，吸引了不少人，乃在后康新墟典一间店屋为讲堂，为最初马坪教会的雏型，也是基督教在漳浦开展传教的开始。基督教从这里向漳浦外东区传开，并传入中东区。
  当初，英国牧师宾为霖、仁信从厦门轮值来马坪传教。尤其宾为霖最为经常，他不但学会讲闽南话，而且穿中国式衣服，留辫子，吃中国一般人吃的粗饭和廉价的咸光饼，并且尊重中国乡人的风俗习惯，途中遇到妇女从不睨视，被称为“留辫子的番仔圣人”。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初到后康村传教，与先信者陈太乙、陈行教、陈清泉到“脚风”患者陈溪泉家中做礼拜，代为祈祷，给服中草药石壁藤。溪泉长年积疾痊愈，摒弃其原所信仰的玉皇上帝，改信基督，热心教会事业，培养儿子陈宣令为牧师。
  基督教自咸丰四年（1854年）传入马坪，翌年有四人领洗入教，越年又有十人领洗，咸丰十年（1860年）已有会友几十人，成立堂会，并分设支堂于龙文时、杨尾桥、江口等处。龙文时是个小小村落，同治五年（1866年）入教者已廿四人，单独设立堂会。马坪则与杨尾桥、江口、白石三支会合为马坪堂会，聘李神道牧师主持。光绪十四年（1888年）因经费不足，二堂会合并为马龙堂会。光绪六年（1900年）又分析为二堂会。马坪堂会辖江口、镇海、港尾、前亭等支会。龙文时堂会辖杨尾桥、湖西、白石、赤湖等支会。后来龙文时因村小且僻，堂会迁设佛昙镇，改称佛昙堂会。
  基督教从厦门传入漳浦的第二条路线，是从白水营传官浔，并分设于省炉及溪野鸡母岫。而最成功的是从长桥乡小山村坑尾发端，时间虽较迟，而由于传入县城，建立中心据点，转传云霄及诏安之林头，和平之五寨等地，影响较为深远。
  坑尾，在罗山上（今甘塘行政村辖内），是偏僻小村。清同治四年（1865年），足疾患者朱石赴厦就医于英基督教长老会所设知识堀（猪屎堀）医院，听传信教。足疾愈后引英牧师宾为霖、杜嘉德到该村传教，成立坑尾堂会，与马坪同为漳浦基督教鼻祖。堂会聘泉州人吴坝（封浚）为牧师。至漳浦县城成立浦邑堂会，吴坝转任浦邑牧师，坑尾另聘陈玉杨，后由杨约西继任。本来长桥、掷石、桥内、龙溪（今南浦乡）村民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往坑尾作礼拜，后来都自立教堂。
  下列各地基督教都由坑尾传播而来：
  长桥是一个大村，于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支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升格为堂会。宣统三年（1911年）杨允信来任牧师，创设学校，培养出黄则吾及黄卫民兄弟等早期大学毕业生。
  桥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继坑尾之后设立教堂，同治末年从坑尾析出成立堂会，辖后埔（在石榴坂附近）、新内（在今石榴乡东山行政村）、掷石（在今中西林场辖内）、龙屿（在今石榴乡胜利行政村）、龙岭（在象牙庄山区）等支会。
  龙溪又名锦田，即今南浦乡，土地肥沃，水利较好，盛产粮谷、竹木。清初有巨富许湛官，生八子，筑九楼，子孙繁衍，有“四世十科甲，五代百书香”的称誉。清末（约1874年间），其后裔许憨于每星期日跋涉三十里山路往坑尾作礼拜，引导许多人同信，乃设教堂于赤楼（今名坑内），与长桥、桥内同是较有影响的教会。
  盘陀也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基督教支会由坑尾堂会分设，时间比漳浦县城还早，而在县城成立浦邑堂会后，从坑尾分出改属浦邑堂会。最初由李文界倡导，惨淡经营，教徒各捐助几斗几升粮食，建筑教堂。当时盘陀群众剧烈反对基督教，教堂才建屋墙，便有许多人抬大木头来撞，要夷为平地，不意用力过猛，反而误伤自己，死了一人，这事件使许多人不但不敢再阻挠建设，而且从此改信基督。
  漳浦县城是抗拒基督传入的最顽固堡垒。同治年间，坑尾村建立堂会后，华人牧师吴坝及英国牧师越约翰、佟显理，带同传道师杨井象、何土生，王蚶良、蔡择志等到县城传道，群众呼喊反对，有的向他们掷石头。他们不敢在县城住宿，每天晨来晚归，往返步行几十里。好容易说服一些人信教，于光绪年间在县城租一处民房，受绅士和群众阻止，不准租民房给教会。全邑三百六十号商店盖印公禀县官，请求下令驱逐教士。县官据绅民申请，将租房给教会者逮捕下狱。还发生群众殴打教徒情事。英领事交涉无效，因为这只是中人与中国人中间的纠纷。后有一个陈士成卖地给教会，又被绅士控诉为盗卖公地，被捕下狱。教会供给他生活费几个月，最后案件判决，仅以四丈八尺归陈士成所有，卖给教会。教会就在那地方建平屋一座，作为英教士住处。教会有了立足点，继续买到附近蔡姓大片土地，计有三十七亩多，建起了教堂、医院、牧师楼、医生楼、姑娘楼和逢源小学、养正女子小学等，规模之大为漳属第一。驻有英牧师、医生、姑娘（不结婚的教会女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坑尾分立为浦邑堂会，立吴坝为牧师。从此，基督教以漳浦县城为中心基地，派布道队四出传教。在六鳌建立支会，培养林明德为传道师，召入为堂会协理牧师。后派往云霄开辟新地，在云霄县城建立教堂，传及于云霄内山的龙头及诏安的林头等村，都设教堂。又因坑尾村小，地点偏僻，教会式微，调坑尾牧师驻旧镇，成立堂会。旧镇是除县城以外的全县最大商埠，会友不乏较有资财者，共同献款建起颇具规模的教堂，又分设支会于刘坂。南区集镇杜浔，基督教同时发展，成立支会，属于浦邑堂会，由英牧师咸显理给款二千元，建立教堂于丘、洪、卢三姓公共地点，信徒日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四日（阴历正月十一日），发生天地会（白扇会）会徒与甘霖法国天主教中国教徒冲突，教会捕人拘禁事件。天地会于捣毁甘霖天主教教堂后，纠众千余人进占漳浦县城，烧毁英国基督教堂、医馆。东山参将彭保清率兵前来镇压，捕杀十四人。英、法驻厦领事提起交涉，由知事卢元璋向各乡派款赔偿。赔偿数目，光绪三十二年《东方杂志》载：“英领初索赔十万两，后经再四磋磨，始允以三万两议结完案；其法教士所有损失若何赔偿，则尚未议定云”。《福建通志》（民初重篡）载：“英教士索赔四万元，法天主教索赔六千四百元，着令有匪各乡摊赔”。而当时流行的《仙拳歌》（柯宝山记录，载《漳浦文史初稿》油印本）则说“赔款八万四”。《福建通志》有官方档案为据，且所载“四万元”与《东方杂志》所载“三万两”（每元七钱二）接近，即英、法二国领事共索赔四万六千四百元，为可信。但当时大军压境，索取军需当不在少数，且地方也有费用，又难免中饱，摊派至“六万四”也当不是为民歌押韵而捏造。
  《东方杂志》说：“此事的发生，作为闽南基督教总机关处的厦门教会人士大为震惊，开会检讨，引为鉴戒”。从此，教会的有识之士已主张中华基督教必须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走自己的传教道路。
  参考资料：一、清《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二、民国九年许声炎《闽南长老会三十年》。三、黄圭璋《基督教是怎样传入漳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