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德二国先败，接着，日本也在他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我读过纯美初级中学，没有职业，听说“华安军”（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是为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而训练的特种部队，就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阴历二月前往华安参加，编入第四营第三连当兵。营长杨卓夫，连长雷晋善。
  那时，占据金门、厦门二岛的日军在盟军海空封锁之下，给养困难。陆军德本光信联队近千人，是在海上受空袭退到金、厦的残部，与原驻厦门的日海军不和，要从闽南陆路流窜粤东日占区汇合，于1945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开始渡载在海澄县港尾乡白坑登陆，会齐人马后将越漳浦县境南下。这些情况是长官在我们出发阻击前作动员报告时说的。
  “华安军”全部4个营3千多人从各自驻地出发，同时负阻击日军任务的还有驻军75师一个营。我们第四营从华安出发，经浦南，靖城、小溪、南胜、五寨，阴历五月廿九日（阳历7月8日）在象牙庄攀龙村缩一夜，翌日到达漳浦县城北郊霞潭村，华安军指挥部驻在这里，班主任陈达元坐镇指挥。
  阴历六月初一日（阳历7月9日）我们第四营在霞潭村待命。夜里，有浯江乡深水坑人林同毅（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未久）来到我们第四营，由营长集合部队听他训话，他慷慨激昂，说：“日军已进入我们漳浦地面，一路奸淫掳掠，我们怎能忍耐？是漳浦人的站出来，我们要与漳浦共存亡！”站出来的漳浦人共有50多人，都签名加入敢死队，当夜要由林同毅带领，去偷袭已进入佛昙的日军。但据报日军已离开佛昙继续流窜，因而打消偷袭计划。
  阴历六月初二日（阳历7月10日），我们第四营从霞潭村准备出发。出发前营长宣布，本营任务是镇守倒亭隙附近的深水坑。那是海滨与漳浦盆地交界地段。漳浦盆地四面环山，独那一小段是山谷地带，为盆地一“隙”，从前有亭供路人休息，后来倒了，故称“倒亭隙”，是从沿海入县城的古大路隘口，二十年代佛昙一一旧镇一一县城公路通汽车，这条古道较少人走，抗战后公路破环，行人又大都走这条小路，因为路程较公路短十多里。
  我们第四营奉令守深水坑，于古历六月初二（阳历7月10日）上午11时出发，当时午饭已煮熟，菜未煮，顾不上吃饭就走了，可见是指挥部临时发下的紧急命令。我们没有经过县城，而是抄小路从北郊油车村，经东郊新亭村、塘脚营村。我们第三连为尖兵，下午一时许到达浯江岩山下的北叶村，在荔枝树下休息。可能是营、连长认为日军距离我们还远，所以没有即速进入距我们休息处仅几百步的深水坑阵地，也不派出哨兵警戒。
  这时荔枝已经红熟。有一个浯江乡江头村人林某（我是浯江苑上村人，认得他，但不识他名）挑着一担荔枝鲜果匆匆从我们旁边经过，要挑去卖，怕我们当兵的白吃，看到我这个本地人，向我打招呼。按本地人打招呼的客套话，问我“要去那里”。我说要去守深水坑。他告诉我，他已看到日军来到乌石大厅，距深水坑很近，要注意！我即将这情况报告连长，连长才知道情况严重，连忙命令离开这地形极不利的峡谷地带，分三路搜索前进。第一排走中央正路，第二排抄左翼山脚，我们第三排走右翼山脚，才走上几百步，便发现情况，我们第一班班长陈湖北（又名文玉，县城三房巷人）喊口令：“前面是那一部份的？”连喊两声不见回答，我们排长陈日晖命令开枪，即受到还击，一场激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相距不上一百步，我们排长陈日晖暴露了是一个前哨指挥员，首先被对方击中肩胛倒在血泊中，接着列兵蔡水湖（霞潭村人）中弹牺牲。陈排长初次受伤不是致命伤，我们连的传令兵（通讯员）王好元（英山村人）来背他，但王好元只十七岁，背他不动，只好放下。日军又瞄准他连发数弹，他就牺牲了！如果当时有群众配合，事先通报情况，我们不至如此惨败；要不是江头村那个挑荔枝的告知情况，引起我们警惕，我们全连都会被围歼殆尽！战地如果有担架抢救，我们排长不至牺牲！
  原来日军以便衣队为尖兵，早已发现我们，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偷偷向我们包抄过来。我们凭着山石掩体，与日军激战两小时。我们很被动，处在不利地位。我们的武器是美国装备，用的是射程短的卡宾枪，没有远射程的机关枪配合作战，而日军用的是远射程步枪，并用机关枪掩护炮兵作战，用迫击炮轰击我们后继部队，使我们这支前哨部队与后断部队联系不上，我们在低谷中的一连人面临覆没的危险，营长发出撤退命令。我们本来是分路前进的，大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撤退时就走散了。
  我们连撤退后，深水坑战斗还在继续，我们营还有两个连，在尖兵连发生战斗后，后面两营人都进入高地，日我双方各据险要阵地对击。后来听得浯江乡一带老乡说，是役枪声一直持续到入夜，可能是趁夜色撤退，情况我不知道。据第一营营长汤涛在《堵击日寇流窜闽南纪实》一文里说：深水坑之战，华安军牺牲班长陈文义、陈日晖，士兵死伤十多人。（合订编者按：陈日晖是排长，不是班长，而深水坑之战，华安军确只遗下两具尸体）。
  我们连在深水坑走散，我与战友林天时（攀龙人）沿小溪后撤，走到草埔村，是黄昏六时许。来到一户农家门前，一个老妇正煮好一大盆番薯稀粥，招呼我们吃，我们各喝两碗。来到虎须埔公路边，正好逢到原先在霞潭村组织敢死队的林同毅，向我打听前线情况，并叫我们两个一同再去深水坑，他说负有联络任务。我说深水坑不可去。他说：“你们不去也罢，但要在这里等我，不论等到什么时候，在我未来以前，不要离去。”我答应了。等到他从深水坑前线转来，已是半夜十二时许。我们同他去县城，街上毫无动静。我们从县政府大门进去，后门出来，全无人迹。我们出北门，到油车村，天刚麻亮，找到了我们的第四营。
  我们第四营在油车村附近的树林里休息一天，夜里再到霞潭村，华安军指挥部还在那里。这时蔡水湖的父母来问我水湖为什么没有回来。我起初骗说是走散了，但她一定要问清楚，她说：“昨夜梦见水湖回家，遍身鲜血淋漓，我惊醒不见他回来，他是不是受伤了？”我想瞒得一时，瞒不得许久，只好实说“牺牲了！”她一家大小哭作一堆，使旁人也为之心酸掉泪。事后我才知道，就在这天早上，我的父母到深水坑战场探视，见两具尸体，其中水湖的头部血肉模糊，以为死的是我，也哭得死去活来。经别人提醒，认到死者没有与我一样镶补门牙，才相信不是。两具尸首由海乌乡（后为浯江乡）农会主席林阳和出资备棺就地埋葬，立墓碑纪念。
  事后我知道，日军曾打算渡旧镇港经杜浔下云霄。前哨部队到北岸时，开炮向南岸轰击，受到驻守南岸后埭山的华安军第一营用机关炮还击，而且旧镇港船只都跑光了，无法过渡，才转回走深水坑经县城越盘陀岭一条路，当时驻守旧镇港南岸的华安军第一、三两营就经杜浔入云霄盘陀岭南麓岳坑乡截击。二、四两营负责盘陀岭阻击。
  日军在深水坑之战的次日，即阴历六月初三（阳历7月12日）越漳浦县城（东门进、南门出，沿途拉挑夫，未逗留）至盘陀一带，抢粮夺牛驮运，夜宿山头。
  阴历六月初四日（阳历7月12日）日军便衣队抢先占领盘陀岭高地，然后以山炮掩护部队过岭，我们第二、四两营的短射程卡宾枪完全失去作用。只有两架美国飞机曾发挥威力，但这批日军是久经战阵的，他们懂得掩蔽，被飞机上的炸弹和机枪炸死射死的，大部份是被强征来的金门民夫。在飞机炸后，我们营捕到金门民夫17人，起初当“伪军”审讯，据供：日军流窜之先，向金门强征民夫二户一人，或以一驴（或马）抵役。在漳浦沿途又掳去一些挑夫和掠去一些耕牛代马。
  将日军“赶”过盘陀岭以后，我们第四营不再做前头部队，与日军无大接触。听说：配备有机炮排的第一营在岳坑高地之所以再次失去那杀伤日军的机会，是因为机炮排是美军掌握，那天是13日，洋迷信那天是忌日，美军不愿作战。这次日军流窜至广东沦陷区，所受最大伤亡在分水关，美机又来轰炸，死伤日军近百人，马几十匹。过了分水关，他们便实现了与潮汕日军的汇合。这事距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个多月。
  抗战结束后，随着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华安军”也解散，只留一营人改编为交通警察，我便回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