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县四十年来（1949-1989）的教育事业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在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但也有走过曲折的道路。现就几个主要方面回顾如下。
  接管各级学校，弃旧建立新制
  1949年9月底漳浦解放，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学校工作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指示各级学校“暂维现状，即日开学”，着手接管国民党时期所办的各级学校：普通中学3所，学生308人；小学93所，学生8200人；幼儿园1所，59人。教职工357人，（其中小学301人，中学52人，幼儿园4人），对接管后的学校作了初步的调整，废除教员聘任制，由县人民政府委任校长，调配教员。教师不足，招收社会上闲散的失业知识青年，经过思想改造与短期业务培训，择优予以录用。组织在职教师学习马列、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述，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办学思想，对教师进行方针政策与形势任务教育，抓紧思想、组织建设，前后在各中心小学建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学、民主理财、教职工民主评薪、初步清理教职工队伍，推行教师专职责任；废除“公民”“军训”等课程，剔除“填鸭式”“注入式”，实行“启发式”直观教学，组织教师学习上海曹教授的“教学讲座”，苏联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等，理论联系实际；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支部，加强思想教育，师生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接受形势与实践教育，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优先照顾工农子女入学。1952年起在教师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工资制度（从每月领取大米改领货币工资制）。关心教师的生活待遇。配合形势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在农村设冬学、办民校，推行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在县直机关与集镇举办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为机关、基层单位输送人才。改变过去关门办学、学非所用的办学倾向。1952年7月，县人民政府奉令接管基督教会办学的逢源小学。年底，全县有中学2所，小学141所，幼儿园1所，在校学生数49113人，其中小学生16923人，中学生625人，幼儿园388人。
  贯彻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方向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各级学校贯彻中共中央、政务院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调整学校布局与办学规模，规范办学制度，停止招收春季班，动员处理超龄生（12足岁以上属超龄生），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克服学校混乱现象，纠正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的偏向。教学上学习苏联的教学法，运用“五环节”“六原则”，改革教学方法，在实践中又产生照搬硬套、脱离政治、轻视生产劳动的倾向。1953年开始，在各校重视劳动教育，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论调，全县开展学习全国著名的高小毕业班徐建春参加农业劳动的先进事迹，增强师生的劳动观念。秋季，漳浦第一初级中学更校名为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开始招收高中班。1956年起逐步发展中等教育。秋季，旧镇、杜浔两所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1957年，毛主席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后，各校强调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贯彻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批判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端正办学方向。暑假组织教师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习整风文件，大鸣大放，紧接着组织力量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从1957年寒假开始持续到1958年春才告结束，在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产生斗争扩大化，造成不幸的效果，从而有23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一些有这样或那样错误言论的教师，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严肃批判和处分，挫伤了教师工作积极性。
  工作全面跃进，逐段纠正差误
  1958年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我县教育工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两条腿走路”（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并举）的办学方针，教育工作出现了“大跃进”的势头，校内外热气腾腾。旧镇、杜浔两所中心小学附设的初中班经省教育厅批准，扩办为“漳浦第三中学”“漳浦第四中学”。是年秋季，石榴、长桥等小学再附设初中班。师范、卫生、水产、体育、农业等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创设，在农村大力倡办农业中学、耕读小学，发展民办小学，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年底，全县有中学8所，学生数2752人，小学179所，学生43357人；幼儿园2所，在园数14318人（含公社办托幼人数）；农业中学学生数1513人，成人教育（各种业余文化学校）98842人；全县教职工数达2172人，其中小学有1407人，中学127人，幼儿园585人（含集体办），农业中学35人（指公助人数）。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大跃进把“浮夸风”吹进学校，提出“头可断，血可流，高考、中考红旗不可丢！”，层层加码，处处吹风，大搞“千字扫盲运动”，沙西乡以“三天的速度普及中、小学教育”、“扫除文盲”。全县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学校中又再开展一场“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部份教师再次受到批判斗争，教师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大跃进带来了教育事业发展过快，摊子过大，师生参加“大炼钢铁”劳动，学校几乎停课，师生上山找铁矿，下海洗铁沙，全县师生18836人参加劳动。年底，县委召开中、小学“钢铁小英雄”代表会议，68个代表出席，31个先进单位，56个“小英雄”受奖励，为师生参加体力劳动“加温”。如此累日计月地参加社会活动，正常教学秩序受到破坏，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无法执行，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全会决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县着手贯彻落实，缩短教育战线，调整办学规模，动员一部份教师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充实生产第一线。专业学校相继下马，集中力量办好中小学。3月上旬，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1960-1961年度宣教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总结经验，继续鼓劲，年底，从优秀教师中提拔3人担任中学校长，2人任教导主任，13人任中心小学校长，5人任教导主任，调整18个水平较低的中学教师到小学任教，接受国家分配的30名大专毕业生充实中学力量，培养30名建党对象。1962年，对在1958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教师111人进行甄别定案平反工作，摘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教师的帽子。1963年以后贯彻中央颁发的《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暂行条例》和新的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办学经验教训，积极慎重改革教学方法，劳动列入教学计划，整顿校办的工厂、农场；3月，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对剥削家庭出身的子女以“重在表现”分别予以信任使用。1965年上半年组织教师学习贯彻毛主席“甲辰春节谈话”，着手解决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注意身体健康，促进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秋季，全县沿海十个公社、县直单位所属的学校教师参加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宣布受处理的教师达111人（其中法办6人，开除19人，清洗3人，动员回乡劳动3人，开除留用10人，其余的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至年底，全县有中学7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学生3903人，比1949年的308人增长11.6倍，小学239所，学生36274人，比1949年的8200人增长3.5位；教职工1662人，其中小学1291人，中学277人，农业中学94人，建国后的16年，我县共培养小学毕业生达25685人；初中毕业生5520人；高中毕业生1065人，向高一学校输送一批合格的新生。
  “十年浩劫”，教育受害非浅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县是“重灾区”，教育部门成为“重灾户”，学校首当其冲，受害非浅。1966年暑假，县举办教师学习班，时间三个月又三天（7月7日至10月10日）俗称“三月三”。学习内容以“文革”16条为依据，批“资产阶级”、揪“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进行上下左右一齐揭，运动日益“加温”，斗争矛头撇开当权派，直指教师群众，形式五花八门，手段异常残酷，批、斗、跪、吊、“喷气式”（指抓人行动）、游街、挂牌等，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不良效果，有219位一般的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法办8人，被开除37人，清洗3人，动员回家生产8人，开除留用16人，撤职、降职7人，其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嗣后，全县学校处于混乱状态，自发地陆续组织“红卫兵”，成立了“战斗队”“上访团”，编造“北京来电”，四面“串联”八方“点火”，部份师生参与“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逐步形成“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与教师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精神上受折磨，肉体上受摧残，“7.19”（七月十九日），我县两派群众组织酿成“武斗”，各地枪声波及，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师生被迫停课。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各派头头，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代表三方组成。共同承担管理教育工作。接着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斗私批修”，依次“清理阶级队伍”，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3月计举办三期学习班，有公办教师1009人参加学习，经过“审查”“过滤”，留下继续任教810人；下放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03人，中学参加学习有260人，继续任教182人，下放劳动51人，留下继续审查12人。1970年初，中学教职员工再行整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劳动有42人，占教师总数的20.3％，受到各种处理的18人，占8.7％。
  1971年4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张春桥、迟群一伙控制会议，抛出“黑线专政论”，“两个估计”出笼。1973年7月，《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八月，《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江青一伙把张铁生吹捧成为“反潮流英雄”，树立了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典型，煽起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2月，《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北京市海淀区中共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红小兵黄帅给该报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批“师道尊严”，说什么“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1974年1月，江青炮制“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况”，原来事件的经过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中学初二（一）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考卷后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主任批评后，离家出走，至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此事县、公社有关部门和学校已作了处理。事后江青批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大加渲染。流毒很深，影响极坏。紧接着“揪反动学术权威”“批师道尊严”，教师列为“臭老九”，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歧视。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1975年6月上旬，教育部到昔阳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在全国推广大寨、昔阳教育革命的经验，下半年，全县教育学大寨形成高潮。“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开门办学”，校场、校厂挂钩，实行开卷考试，学生上课无心听课，课后又不复习巩固，游闲度日。缩短学制，删改教材，农业中学、耕读小学、成人教育、幼儿教育陆续停办，全日制学校流生数多，入学率减少。“文革”中期，学校布局失控，网点盲目下伸，提出生产大队办完全小学，公社（场）办中学，做到小学生学习不出队（村），中学生学习不出社（乡），教育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师资、经费、设备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文革”后期，假、大、空的现象在各校普遍存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怪事”，更使“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拨乱反正，推陈出新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各级学校经过拨乱反正，逐步走上轨道，出现新的转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后，各级学校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遵循“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学校教育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批判了“两个估计”，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平反了建国以来积压的冤、假、错案，政治上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对任职教师达30年以上教龄者发给荣誉证、荣誉章；组织上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重视吸收教师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上领导岗位，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党、政、团、工的各级代表会；经济上实行专职技术职务与工资挂钩；从1987年1月起至1989年底在教师中进行职称改革，评出专职技术职务：中学教师中高级46人，一级208人，二级342人，三级178人，助理会计师4人，会计员8人，助理农艺师1人。小学教师中评出高级435人，一级774人，二级369人，三级239人，教师专职技术职务评定按级对照有关文件相应地增加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开始至1985年调资六次（81年普调一次，85年全部套改）1986年至1989年在职务评定的基础上因人而异地相应地多次地增加了工资。生活上关心照顾，1985至1989年已解决“农转非”（农民户口转入居民户口）525户1577人，尽量照顾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教师到同一学校或附近工作。享受退、离休教师待遇的有448人；1989年6月份起省又规定教龄满三十年的退休金增至本人退休时的标准工资100％。
  1979年，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及时地调整学校分布网，把原有开设高中班的完中21校调整压缩到14校，1980年再次调整后保留8校，1981年再次压缩后保留现有的6校。
  1983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提出教育工作“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教育工作列为战略的重点之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三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加强智力开发。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全党全民对教育的重要性较有深刻认识。1984年6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关于加快普及初等教育和多渠道集资办学的二十条规定》，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义务教育法》之后，县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干部、教师反复学习，明确分级办学意义，深入发动干部、群众集资建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实现‘一无二有’的七条决定》，召开广播大会，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取得一定效果。1985年全县总人口658606人，据统计每万人口中有中学生298人（其中初中257人，高中41人），职业中学8人，小学生1465人，幼儿园136人。（同年全省每万人口中有初中生318人，高中生67人，职业中学14人，小学生1396人）。1989年5月，县人民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确保本年实现“一无二有”，具体研究解决当前教育存在问题，几年来深入贯彻《义务教育法》，提高了初等普及教育“四率”，1988学年度统计，入学率98.3％；比去年98％提高0.3％；巩固率达98.6％，比去年99.6％减少10％；毕业率100％；普及率95.8％，比去年95.1％提高0.7％，以法治学，强调学龄儿童入学，颇有成效。
  综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层教育实行县、乡、村分级管理，采取多渠道集资办学，改善了办学条件。我县建国前的校舍多数因陋就简，利用祠堂、庙宇作教室，建国后的学校修建、设备主要依靠国家投资，虽逐年增加基建、维修款项，但仍然满足不了群众迫切入学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学校被破坏，设备散失，残缺不全，教育面貌亟待改观。县委、县人民政府有鉴于此，想方设法办好学校。从1984年到1989年的六年间，通过各种渠道集资2537.34万元，用于新建、扩建校舍1479间96427平方米；维修校舍558间29203平方米，添置课桌椅22294副，县财政在收支紧缩的情况下，拨出专款264.5万元兴办教育事业。
  漳浦县十年来办教育的过程，是经历了曲折、恢复、发展、巩固、提高的过程，其中绝大部分的教育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继续巩固发展我县教育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全县逐步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从普通中学到职业技术教育，从全日制教育到业余农民识字文化、技术班，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在职函授、电视大学，在职离职培训等成人教育网，实现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心小学，及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县有重点中学、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1989年全县有普通中学35所，（其中完全中学6所），在校生数18051人，职业中学2所学生数811人，全日制小学304所，其中完全小学282所，初级小学22所。1989年与1949年比较，校数增长3.55倍；学生数增长11.7倍。教师数在1949年仅有357人，1989年达5669人（其中公办2405人，民办751人，代课884人），比1949年增长14.9倍，成人教育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办学，已形成从扫盲班到电视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初等教育经漳州市人民政府验收达到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普及教育的标准。1950年至1988学年度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38578人（其中简易小学毕业14540人），初中毕业生76651人，高中毕业生23911人，普通师范毕业（为龙溪师范、云霄师范代培）374人，初级师范毕业468人，福建电视大学漳浦班中文、党政管理干部、汉语语言学等专科毕业103人。1977年恢复升学考试制度至1989年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合格新生3664人，广大的群众政治思想、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1988年全县总人口698300人，平均每一万人口中有中学生322人，小学生1210人，在园幼儿170人。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伐犹如万马奔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使命在肩，任重道远。我们决心沿着党的十三大的航道，迈开坚定的步伐，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