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抗日战争期间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军统闽南站（以下简称闽南站）派我，化名何维明，到福建省第一守备地区谍查室当主任。所谓第一守备地区是指107师防区，从漳码延至潮汕一线，是面对厦门、汕头等沦陷区的最前线，师长黄华国，湖南人，副师长黄锵。由于当时只有军统闽南站可以从厦门、汕头沦陷区得到情报，所以驻漳师部历任谍查室主任都是军统局遴选的。
  当年5月间，闽南站潜伏于厦门日本陆军铃木师团德本光信联队里的情报第一组组长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是双线特务）发来绝密情报称：日本陆军情报机关“日华同志会”利用厦鼓基督教会的“婢女救拔团”为掩护，派遣多批特务情报员，潜入漳、码、龙岩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为日本陆军扩大侵略作准备，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情报。
  当时我才25岁，刚从军统息峰训练班第四期毕业不久，血气方刚，跃跃欲试，很想为抗战大显身手，所以一获得情报立即布置谍查室下属三个组全力调查，顺藤摸瓜，查获混在“婢女救拔团”中的“日华同志会”所派遣四个特遣组的基本情况。原来“婢女救拔团”是基督教会的一个慈善团体，团长许春草并不知道团体中混入“日华同志会”成员。这四个特遣组的首要分子是：漳州情报组组长朱自淑，她是台湾人；行动组组长叶昭元，原是厦门开明戏院总经理，是个有名的狙击手，枪法百发百中；澄码情报组组长陈丽丽，她原是香港黑猫舞厅舞女，不久前调到厦门黑猫舞厅；龙岩行动组组长江德彬，安徽人，原是鼓浪屿外国租界工部局成员，肩章12号，这行动组的主要任务是刺杀国民党党、政、军要人。
  当时从沦陷区流亡出来的大中青年学生为数甚多，纷纷请求基督教会救济和帮助，“日华同志会”成员就以基督教徒为掩护，侧身于慈善团体中秘密活动。陈丽丽伪装流亡大学生，利用美色去迷惑石码中国银行行长××，打得火热，准备嫁给他。她以此为掩护，往来于漳码之间，搜集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情报，用密写法传递给厦门日军。朱自淑在漳州有一部电台，设在北京路铭德里的民房中。总交通是夏大标，化装成卖粿条的小贩为掩护。他们运用基督教圣经做密码，以《马可福音》的章节做基码，制成“三层密码”，如“何”字明码为7507，与马可福音的章节基码配成2238，再进行一次加减。现在国际间谍已用十几层密码，而在抗战期间，三层密码已破译不易了。当时我们截获他们的一则密电，竟使闽南站“沦区译电室”素有威望的人员也无法破译。只得专电重庆请军统局本部派陆×谷破译，研究五日才破译成功。原来是电驻厦日军，告知；国民党70军军长陈孔达×日来漳，请派飞机来炸。
  密码破译，敌特阴谋败露，我便积极着手组织力量，准备一网打尽日本陆军“日华同志会”所派遣的四组特务。但我手下只有三个便衣组，力量显然不足，只得请闽南站行动组组长张静山配合，他手下有苏群英、浯鲲、曾宴水等如狼似虎的打手百余人。我们先逮捕了石码的陈丽丽和漳州总交通夏大标。夏十分机警，我们刚来抓他，他立刻发报通知厦门“日华同志会”废除他电台的联络信号，成为“死台”，使我们不能利用他的电台对驻厦日军作假联络，赚不到日军讯息。逮捕叶昭元是在海沧基督教会，朱自淑也正在那里向教徒宣讲教义，两人同时落网。经审讯，夏大标供出在和溪的江德彬和在漳浦的朱在田。这样一来，敌情报机构“日华同志会”所派遣的四组特务无一漏网。
  但这一案件累及无辜，张静山部下百余人乘机株连一百多名基督教徒和流亡学生，滥肆逮捕，并将他们的住处洗劫一空，连墙上的铁钉也要拔去。我向张静山提意见，他只假意骂道：“这群流氓痞子，秉性难移，总想找机会捞一把，有什么办法呢？”更甚的是，他的行动组明知那些教徒和学生与此案无关，而审讯时用刑极毒，对男的灌水、火烙，对女的刺指头，用黄麻勒乳头，用几十种刑法轮番迫供，弄得这些人死去活来，在顶田下队部附近，深夜传出惨不忍听的哀哭声，使四邻惊心，夜不能寐。这种做法，连闽南站站长陈达元也于心不忍，交代张静山说：“严刑迫供，不足为信，不要株连无辜，不如尽放去。”其实张静山手下那伙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勒索钱财，略施“杀鸡教猴”小计，使其余的人胆战心惊，不得不乖乖献上钱财、美色，满足其淫欲，才准取保释放。受害者能活着离开刑讯室，反而认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至于真正是汉奸特务的“日华同志会”派遣人员陈丽丽、朱自淑、江德彬、叶昭元、夏大标等，倒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我们给予“另眼看待”，双手戴上手铐，双脚套上重镣，叫他们动弹不得。而像陈丽丽这样的妖孽祸水，披着画皮的美人蛇，竟引起国民党驻漳军政大员怜香惜玉之辈的关注，经常有人来缓颊说情，我一概不理。有一天，107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周汉仪乘我不在之际，发函知照谍查室：“陈丽丽可否交第一守备区处理。”我的部属不敢遵办，他竟一连三次催调。我回来后，知道若不立即办理，恐有放虎归山之患，便立即发电向重庆局本部报告，一面晋见黄华国师长，请他立批密裁。在三个小时内，行动组便将陈丽丽秘密押赴马肚底枪毙了。
  对神枪手叶昭元，也有人爱“才”若渴，想留下归已用，替他奔走说项。有一天我回家时，妻子拿出一长串金戒指，大约有百余只，说是×××送来的，央托说：“叶昭元枪法难得，请何主任高抬贵手，饶他不死，让他改邪归正，为党国效命”。我是膏梁子弟出身，并不稀罕这些金饰，马上叫勤务兵将那串金戒指送回去，自己去找陈达元请从速处决，以平民愤。谁知陈达元也说“暂时留下吧，以观后效。”事后，陈达元召见闽南站通讯员、华安县土皇帝杨启六（抗战胜利后当厦门“特种会报”秘书），将叶昭元交给他当“行动员”，控制使用。
  其余五名敌特，交付军法审判，公布其卖国罪状，公开枪决。这一案件的破获不但轰动漳州，也使金厦沦陷区的日伪震惊。
  侵厦门日本陆军遭此打击，更加怀疑他们内部有间谍潜伏，因为他们明白，厦门日军部队及舰艇动向、陆海军间的矛盾，连宪兵人数等等情况过去都已为漳州方面所侦悉，如不是内部传出情报，军统不可能知道的这样清楚，乃开始进行追查，但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林顶立密电军统闽南站告急，说可能暴露了，准备率领部份市府职员和伪军来归，请求接应。陈达元得报，派我们到漳浦菜屿海面等候。过了两天，林顶立又来电说：幸未暴露，已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