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就学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常发生脚气病，按照医生嘱咐，除服药外，要经常做跑步训练。因此我开始练跑步，每天早上坚持，先由短距离，逐渐加长。后来学校开运动会，我大胆参加一千五百米赛跑，获得名次。从此，学校体育运动会员名册中有我的名字。1926年，华东区准备参加1927年全国运动会，举行预选会。我校准备参加预选会，学校体育负责人征求我参加何种项目，我大胆回答：“五千米赛跑”。负责人到华东区报名时改报一万米，回来才告诉我。我对负责人说：“我在学校向来都没有跑过五千米，现在报了一万米，不知道能不能跑到终点。”负责人说：“现在已报上名，按照华东区体育运动预选会筹备处规定，凡报名预选会每一项目要交报名费五角，报名不参加不能退还报名费。”我就作为学校选手参加华东区预选会一万米赛跑项目。在开始比赛以前，总是恐怕不能跑完全程，又兼有素负盛名的、曾参加万国运动会上海赛区的长跑运动员参加这次预选会，我自愧不如，在开跑时，只紧跟着他们后面跑，不敢抢先。到距终点只一千多米时，自己估计能够跑完全程，开始奋力赶跑到前头，一直以超过别人的速度跑到终点，获得第二名。因此我成为华东区选手，参加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育运动会。这次全国运动会是准备参加远东运动会的预选会，参加的有华南队、华东队、华北队。大会开幕后，我感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精选运动员参加角逐，在劲敌之前，不敢抢先，只紧跟在第五、六名次之间，渐渐追上前列，跑到终点，获得第三名。因此我被选进国家队，作为国家选手参加192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除从国内选出来的运动员外，还有新加坡华侨青年运动员回来参加网球和游泳比赛。
  远东运动会参加的国家只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四年举行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地点由轮值国决定。这次轮值中国，地点择在上海。当时正值北伐时期，华北尚未统一，南北双方各有各的国旗，国家运动员选手所穿的制服要用什么徽号来代表，存在争议，华南队主张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徽号；华北队主张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为徽号，并提出：“如果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徽号，我们恐怕就不能回到北京去了。”因此争议不下。最后，主持人决定：两种旗帜都不用，而用“中华”二字作为国家选手的标志。这次中国用文字，而不用国旗作为国家运动员的徽号，在远东运动会上是第一次。
  1933年，我任漳浦县立培文小学和私立集友小学两校教员。当年小学毕业要举行全县会考。连历年没有会考的体育课也要会考。对体育会考，各方面都提抗议，而上级决定一定要举行。当时体育会考由县教育局派陈股长（莆田人）主办。我准备领培文、集友二小学毕业班学生参加，先去看会考场地。会考场地设在兴教内（现县委会地方），当时一片废圩空地，无体育设备，要会考时无划跑道线，无起点线、终点线，无终点碰身线，我又知道，无计时秒表。我即向陈股长提意见，要求做好这些布置。陈股长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大声向我示威说：“我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对体育方面有把握，不用你来提意见。”我对陈股长这种态度不满，向培文小学校长黄荣昌、培英小学校长张顺福、集友小学校长丘珍伍等提出。他们都支持我的意见，会同拒绝了这次的体育会考，并与我同到教育局，出示我参加远东运动会证件及全国体育协会发给的证书和运动员证章等，请教育局局长向陈股长拿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证件来对照参阅。陈股长拿不出证件，并且无法声辩体育会考没有布置场地的理由，不久自惭辞职，离开漳浦。
  （本文作者曾参加远东运动会长跑项目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