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解放前的报刊与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同开始，初时的主要表现为宣传抗日。后来由于消息来源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为主，在国共分裂后也就沾染上反共的色彩。而最后还是以服务于地方派系斗争的色彩为最浓。
  各阶段的报刊各有其动向，下面按创刊先后分述于下：
  《抗敌周报》，是漳浦最早的报刊，漳浦抗敌后援会主办，宣传工作团主编。创刊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次月，办刊宗旨是宣传抗日。负责人陈则蔡是漳浦县商会理事长、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编辑人员有陈冷（曾任厦门星光日报编辑）、曹起凡（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团长）等，内容多是一些青年人发挥抗日热情的文艺习作。编辑与写作都属义务性质，不拿报酬，印刷费由抗敌后援会所募集的经费中拨付承印者绥安印务馆。每周出版四开一张，分为四版，后改为卅二开本小册子子。印数一千份，免费赠送。半年后改办《漳浦日报》。（我当时以初中学生为投稿者）。
  《漳浦日报》，由《抗敌周报》发展而来，创刊于民国廿七年（1938年）三月，负责人仍为陈则蔡，而已另成立报社机构。至年底，为扩大对邻县的影响，改为《漳报》。
  《漳报》，民国廿八年（1939年）一月由《漳浦日报》改组而来，仍为日报，四开一张，分为二版。办报宗旨与《漳浦日报》同样是宣传抗日，报道新闻，宣传政令、反映民意。内容亦大致与《漳浦日报》相似。承印者仍为绥安印务馆，只是由报社雇刻字工人刻了一副木质特号字，作重要新闻主标题之用。主持人仍是陈则蔡、陈冷曾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离去。由陈则蔡请出驻军七十五师驻漳浦旅部政治处主任李泽为后台老板，出面为发行人，实际负责人仍是陈则蔡。编采人员有总编辑曹起凡（编电讯），编辑蔡启昌（编副刊），记者柯汉扬等，我为助理编辑，主要工作是整理资料和校对。
  稿件来源：①在报社没有收报机的情况下，用收音机收听记录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据“中央通讯社”编发的新闻广播（有“记录新闻”节目，语调缓慢，地名、人名加解释）。②采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在连城）所办“国民通讯社”稿件及省政府（在永安）所发《新闻配达》刊载本省新闻。③通过记者采访和通讯员报道，刊载本县及邻县新闻。④第二版下半版为副刊，以文艺性的《星火》和知识性、趣味性的《五味》轮流出现。部份采用投稿，部份转载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相继失陷的情况下，香港成为文化中心，进步的、开明的、保守的、顽固的各种报刊林立，各树一帜。当时公路破坏，香港报纸经汕头输入，漳浦两个脚踏车工人以“无破坏路段骑车，有破坏路段扛车”的方法，来往轮流，从汕头载来港报在云霄、漳浦、漳州沿路出售，《漳报》的部份资料取自港报。由于编辑人员既有抗日热情和进步要求，又有出身的局限，转载港报文章往往是进步与落后兼采。
  当时报社经费除报费和广告、启事费收入外，由商会筹措弥补。乡间通过各联保的“递步哨”将报份送到各保和学校，并向其收费，汇交报社。商户、机关等单位及县城订户由报社派人送报和收费。发行数一千份左右。
  虽然编采人员都是义务性质，报社收入还是不敷支出。募捐又非长久之策，到民国廿八年（1939）年四月，《漳报》因经费困难停刊。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又有另一《漳报》出现。为便于区别，称抗战初期陈则蔡主持的《漳报》为“前漳报”，称抗战胜利后柯汉扬主持的《漳报》为“后漳报”。后漳报的事以下就会谈到。
  《组训通讯》周刊，漳浦县国民兵团主办，负责人副团长林春风（县长兼团长）。主要编辑人员蔡正南、李泽昌。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月创刊。由漳州古宋印刷厂承印。每周出版四开一张，分为四版。内容有国民兵（民兵）组训法令、时事综述、本县新闻、文艺副刊等。刊物通过联保送给各保，没有收费。至当年九月因经费问题停刊。
  《漳浦民报》三日刊，四开一张，四版。民国卅一年（1942年）四月创刊。负责人许元瑜为国民党漳浦县党部书记长，但报纸并非县党报机关报（以个人名义登记）。初由绥安印务馆承印，后由许元瑜集股办“四维”印刷所，作为漳浦民报的印刷所。办报宗旨：宣传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法令、报道新闻，发表政见。内容：以地方新闻为主，对国内外时事只用综述。也转载一些政坛“内幕新闻”、通讯、特写等。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有杂文、散文、诗歌及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小品等。编采人员最初是总编辑陈倩伟（厦门人）、编辑丘坚（女、龙岩人）、记者林辉明（家在石码的福州人）等。后林辉明因“异党嫌疑”被捕，陈倩伟、丘坚离去。改由同安人练世鑫任总编辑。我本在云霄任教育科员，是《漳浦民报》的特约记者，在这些编采人员相继离去之际，由积极辅助许元瑜办报的柯汉扬（当时为国民党漳浦县执行委员、执委会秘书，漳浦民报社长办公室主任）写信叫我回来当记者，后改任编辑。
  漳浦民报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报费、广告启事费收入和印刷所兼对外营业，以盈利拨充补助。职工享受“公教人员”一样的公学粮米每人每月九十市斤（免价），也为报社节省工资开支。发行情况：向乡保摊销报份，学校、机关等单位及商家由“推广员”去征订、收费。每期印数一千份左右。
  《南潮报》。至抗战胜利，厦门收复，《漳浦民报》负责人许元瑜为扩大政治影响，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间改名为《南潮报》，准备迁往厦门出版。以后迁厦计划未能实现，社址由西街（现“服务楼”地方）迁到北街“港头林”祠堂（现种子公司地方）。编辑、出版、发行种种情况一如《漳浦民报》。
  《漳浦青年》，创刊于民国卅二年（1943年）五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机关刊物，发行人为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兼三青团漳浦区队联合办事处主任许元瑜，负具体事务的是专职副主任陈秀夔。由漳浦民报编辑人员兼编。民国卅三年（1944年）三青团漳浦分团成立，《漳浦青年》改月刊，为卅二开小册子，改以分团千事长扬拔萃为负责人，由分团书记陈建仁主编。办刊宗旨仍是向青年灌输三民主义、报导三青团活动。内容有三民主义论文、三青团文件、三青团活动通讯等，由四维印刷所承印，印刷费由三青团经费支出。印数一千多，分送团员，不收费。至陈秀夔接任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后，办《青年报》半周刊，《漳浦青年》月刊停办。
  《南潮》月刊，民国卅卅四年（1945年）元月创刊，“南潮学社”主办，负责人柯汉扬。十六开本，每期约一百页（面），由四维印刷所承印，“南潮学社”是柯汉扬集一些知识份子组成的学术团体。当时柯汉扬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者，常在朋友中间感叹：“国民党为什么会成为腐败的政党？”他居于探讨“革新”的幻想而组织学社，出版刊物作为学术园地，探讨的学术以国民党党史和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对国民党的腐败根源完全不能触及。刊物也刊载一些科学小品和文学习作。编辑人员都是学社成员，除柯汉扬本人外，有漳浦中学教师杨觉初、詹祚伯、漳浦民报编辑林维仁、记者李林昌等，都属义务性质。印刷费由社员自愿捐献，刊物小部份寄各地书店代销，大部份发给社员分赠朋友。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因经费问题停刊。
  到这时为止的一个阶段，漳浦报纸为地方派系斗争服务的倾向还不明显。因为那时的国民党漳浦县书记长许元瑜是军统闽南站头领陈达元扶植的，陈达元成为漳属各县的最有权势人物，许元瑜也以掌握党权而树立了在漳浦的势力，成为陈达元在漳浦的代理人，大部份乡镇长和乡村封建势力都攀附于他。敌对面“C、C”（中统外围）势力甚微，同属于”复兴”（军统外围）的陈则蔡在许元瑜排挤打击下势力也比以前衰弱，只能保住他县中校长的职务，派系斗争不甚剧烈。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起，县参议会及三青团漳浦分团相继成立，“复兴”势力复杂化，“党团斗争”愈演愈烈。
  当时正值省参议会筹备成立，应由县参议会选出一名省参议员。陈达元本嘱意由老资格的国民党漳浦县监委、县商会理事长陈雨苗出任，雨苗已按规定辞县参议员，参加省参议员竞选。不意，在许元瑜死后接县党部书记长的柯汉扬拉拢了过半数的选票，击败杨拔萃方面对陈雨苗的支持，当选为省参议员。这个未上三十岁人物的崛起，使一些老绅士大为恐慌，一些与陈雨苗接近的人如王慕槐等尤其不满（王慕槐在他家乡秦溪村与听命于柯汉扬的县渔会理事长王茂泉势力矛盾），乃怂恿杨拔萃乘柯汉扬赴福州参加省参议会之机，拉拢《南潮报》董事的多数，选杨拔萃为社长，将本来实际为柯汉扬所掌握的《南潮报》夺过去。以原是许元瑜手下健将的徐植卿为副社长，以陈雨苗推荐的王明汉为经理。而编辑部未改组，我任总编辑是柯汉扬提拔的，杨拔萃没有进行更换，也没有干预我的编辑工作。不久，杨拔萃对南潮报失去兴趣，与徐植卿都主动辞职。
  《南天报》。在杨拔萃任《南潮报》社长期间，我以《南潮报》总编辑的职便，利用南潮报的人力物力，另办一个《南天报》，用我个人的名义去申请登记为发行人。起初为周刊，八开一小张，后来索性办成与《南潮报》一样的四开三日刊。既不尊重杨拔萃，也事先未与柯汉扬商量，及至既成事实，柯汉扬也表示鼓励，杨拔萃则认为是柯汉扬授意来挖他墙脚，后来大概他感到没有与柯汉扬争夺报社的必要而辞《南潮报》社长，由柯汉扬接任。
  柯汉扬接南潮报后并不急于出版，而是在“平粜”中弄到一批积谷，将“差价”所得用于购置新印刷机和新铅字，办成一个“南潮印刷所”，将社址迁到北街中段。原四维印刷所仍在“港头林”祠堂，所有设备已经股东大会通过赠送许元瑜的遗孀杨雪君为子女教育费。在《南潮报》停刊整顿期间，由我向杨雪君租用四维印刷所继续出版《南天报》，铅字久用未曾翻铸，已经漫漶不清。“南潮印刷所”设备就绪后，《南潮报》恢复出版，《南天报》也未停刊，只是改得“杂志化”，由“南潮”承印。（后曾一度与陈建仁合作，建仁任社长，在厦门出版。
  《青年报》半周刊，负责人是三青团漳浦分团干事长陈秀夔。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创刊，以个人名义登记，不算三青团机关报。由绥安印务馆承印（杨雪君已将四维印刷所设备卖与绥安印务馆）。办刊宗旨是宣传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政策法令，报导新闻，发表政见，编采人员先后有柯和坤、卢慈云、胡秀致等。在地方派系斗争中，与《漳报》方面各为一方说话。至民国卅六年（1947年）国民党党团合并时改名《绥声报》继续出版至解放。
  《漳报》。漳浦地方派斗争剧烈，而以柯汉扬为首的“党”方和以杨拔萃、陈秀夔为首的“团”方及陈则蔡的另一方，总的后台老板都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任调查室主任的陈达元。陈为保持其在故乡的地盘不被“C、C“派从中投机取巧蚕食，于1947年夏从台湾回漳浦进行调解，三方达成协议的几点之一是将三报合并为一报，以三十年代陈则蔡主办的报名《漳报》为报名。以柯汉扬为发行人，陈思明为社长，在柯汉扬力争下，陈达元才同意我为副社长，并单独召见我，作竟夜长谈“说服”（在这之前，我与陈达元未曾见面）。陈秀夔在陈达元面前不敢反对三报合并，陈达元走后，秀夔不执行协议，《青年报》继续出版。
  柯汉扬与我为表示执行协议，于民国卅六年（1947年）七月将《南潮报》与《南天报》合并为《漳报》。陈思明已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自卫队即保安队，县长兼总队长）柯汉扬征得董事长陈达元同意，以我为社长，初兼总编辑，后我在编采人员中先后提张兆基、管若明为总编辑。其实并无总编之分，我仍然是一个编辑，与总编辑各分编两版，互不过问，两人各凭自己爱发什么稿就发什么稿，各版中间常常出现言论不协调情况，我们习以为常。时事栏是我编的，由于根据的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如路透社、合众社）所发新闻，因而成为反共的应声虫。张兆基将李济琛在香港发表骂国民党反动派的谈话编入通讯版，我也不感奇怪，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想不到有人将报纸送国民党省党部检举，省党部令作为县党部书记长的报纸发行人柯汉扬追查。柯汉扬告诉我这件事，说“已经呈报将编辑人员撤职”了事。其实没有撤职。
  我于1948年底到厦门办《南天日报》，1949年初漳报社长由丘德修接任。至九月漳浦解放，将所有印刷器材移交人民政府接收。
  （本文作者于民国时期历任本县报社记者、编辑、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