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鸦片也写作阿片，是英语oplum的音译，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到唐初才有少量输入，作为药用。到明朝也只有万历皇帝晚年享用，称为“福寿膏”，从此精神萎糜，不理朝政。
  鸦片取自植物罂粟的乳汁，经干燥而成干膏块状，呈黑色。主要成人是吗啡，有镇痛、止泻、止咳等效用。但长期应用就会成瘾，即慢性中毒，患者面黑目黄，骨瘦如柴，精神萎糜。瘾发的时候，呵欠不止，鼻涕眼泪流个不停，坐立不安，甚至在地上打滚，有的有脱肛、泄泻等症状，非吸食鸦片不能解除，烟瘾便一次比一次加重。如果一次大剂量服用，会造成急性中毒，立即毙命。为旧社会厌世者自杀的良方。
  一般人对这种东西深恶痛绝，由于一般用管道烧烟抽吸法，称为鸦片烟，漳浦人叫做“乌烟”，叫抽吸鸦片烟的人为“乌烟鬼”。鸦片价昂贵，一般平民成瘾，便会沦为窃贼，就是小康之家也要破产。
  罂粟原产欧洲，自从西方殖民者兴起，便在各殖民地推广。尤其是英国，1600年设东印度公司，诱使印度农民种植，制成鸦片输入中国。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年输入量竟达四万余箱。毒害中国人，并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有识之士，奏请清廷禁止，引起道光二十年至廿二年（1840—1842）的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口通商给外商输入鸦片提供便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便以“洋药”名目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在中国更加泛滥。
  鸦片之害既如此严重，为什么为许多人所嗜好？一种情况是治病；一种情况是体力或脑力劳累，用来提精神；一种是闲极无聊，吞云吐雾，飘飘若仙，视为雅兴，甚至以鸦片应酬，以为阔绰；这三种都会久而成瘾，于是，吸毒之风愈来愈盛。清朝末年，已经在漳浦盛行，《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将此风记入《风土志》。
  门户被迫开放，鸦片如潮水涌来，无法抵制。于是，有人提出我国自己生产鸦片的办法，来与舶来品竟一日之长。漳浦也开始了罂粟种植业，据李文治所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漳浦罂粟产量三百担，翌年跃升为七百三十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但政权被袁世凯篡夺，所以失败。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无不以种植罂粟为生财要道。闽南适宜罂粟生长，历来军阀都巧立“田亩捐”名目，用“种也捐，不种也捐”的办法，通过乡村封建族长摊给每一农户以一定数目，强迫种植罂粟，自李厚基主闽时期，于民国五年开始征收“田亩捐”，漳浦更由黄宝忠承包征收，设立了“田亩捐办事处”，由各乡封建族长二包，村头子三包，向农民收捐。据当时过来人陈阳山所写资料，全县田亩捐年包额为五十万银元。
  民国七年八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虽然办了一些整顿学校、扩宽街道等新政，而苛捐杂税，尤其是“田亩捐”的征收，永远为后人所唾骂。
  民国十二年，归附于皖系军阀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汀漳龙镇守使”张毅盘据漳州，漳浦承包“田亩捐”的绅士柯安邦不可一世，竟然自设“金谷银行”，发行钞票。
  以黄宝忠、杨士鹏为首的“乡约”民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反对“田亩捐”为号召。而北伐军入闽后，国共合作的革命局面昙花一现。不久，师长张贞从南京回军漳州后，又办起“田亩捐”来了，因而有“张毅换张贞，捐款加二升”的民谣。
  军阀统治时期，种罂粟与“禁吸鸦片烟”双管齐下，并行不悖，有人为这种事大惑不解。其实，军阀收捐是真，禁烟是假。只由于鸦片已被公认是毒品，名义上非“禁”不足以欺骗中外舆论，所以公开亮出“禁烟局”的牌子，目的仍然在收捐，巧立“寓禁烟于征税”的名目，表面上是用征重税的办法来限制吸鸦片烟，对鸦片商品征“膏厘”，又对吸鸦片者“封灯”征捐，实际是加以保护。对于种罂粟，除保护外，还要加以强制，但有损统治者的“声誉”，不敢称为“种罂粟捐”，而巧立“田亩捐”名目，这样一来，“田亩捐办事处”与“禁烟局”两块牌子便相映成趣了。即便是民间所说的“婊子立贞节碑坊”。
  军阀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国民党政府下令禁烟。
  到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漳浦才有禁烟委员会之设，以原财务委员会委员长蓝长泽为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各界代表人物为委员。从事宣传工作。
  同年九月，成立漳浦县戒烟医院于高东溪祠、朱汤铭（浙江淳安人）为院长，配备医师、助理医师各一人，护土三人。十一月，县政府成立禁烟科，朱汤铭为科长。对烟民进行登记，强制入院戒烟。不久，戒烟医院裁并，归县卫生院办理。戒烟科也撤销，行政归民政科办理，查禁由警察机构负责。施戒的烟民数为：民国廿六年431人，民国廿七年270人，民国廿八年255人，民国廿九年55人，合计1011人。
  民国廿九年进行一次检查，至三月止登记未戒烟民842人（其中妇女七人），月总吸量为烟土344.9市两。如不戒除，按法要科刑。据民国廿九年下半年至三十年八月《福建各地方烟案判处情形统计表》，漳浦县受判刑的初吸犯35人，重吸犯4人，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7人，判处一年至三年徒刑的2人。
  按法，运售者处重刑，但在这张统计表中，对运售者的判刑是一格空白。而事实上，漳浦城乡有不少半掩门的烟寮，还有人靠卖鸦片发财。其所以消遥法外，有的是贿赂当地有权势者庇护；另一种情况是，警察（尤其是刑事警察）每有破获，都私下勒财了结，或将毒品饱入私囊。保安队没有这个任务，但官兵也常找机会捞它一把。缴获归公的，是少数烟土、烟膏和一些烟具，如烟灯、烟枪、烟盒之类。据当时主管部门统计，民国廿六年缴获烟土7.17市两，烟膏80.25市两，烟具52件；民国廿七年缴获烟土70.40市两，烟青30市两，烟具78件；民国廿八年缴获烟土26.60市两，烟膏74.03市两，烟具46件；民国廿九年缴获烟土20市两，烟膏0.50市两，烟具11件。县政府于每年“禁烟节”（六月三日林则徐虎门焚烟纪念日）大会上将这些烟具烧毁，进行一番宣传。而鸦片之害，积弊很深，总难消除。
  抗战期间，沿海走私商人将生猪、大米、花生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输往厦门、浯屿等日军占领岛屿资敌、换回鸦片毒害人民，如佛昙杨水城、杨南、赤湖陈向天、陈枝、六鳌陈雷等等，他们能在双方驻兵警戒的海岸线来去无阻，就是钱能通神。
  战后，我县的鸦片仍然大都从厦门、汕头二埠走私输入。夹带鸦片的商人神通广大，禁令徒成具文。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二年进行一次全国性清毒运动，罪犯该枪毙的枪毙（如旧镇陈水宜），该劳改的劳改，对一般吸毒者集中教育戒除。来源既绝，烟毒之患乃告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