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田赋都是弊病丛生的，和丁口银合称“地丁”，加上徭役，称赋役，历代都是群众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有几个政治家设法改革，只能缓解一时民困。
  陈元光“开漳”时的田赋，无资料可考。当时这里属于边荒地区，可能没有实行唐朝的均田制。到唐朝中叶，均田制名存实亡。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朝廷增加军费，赋税加重，地方官乘机贪污勒索，引起漳州（当时州治设在漳浦）地方动乱，群众吃尽苦头，否则便不会有数百人千里迢迢跑到长安去向朝廷请愿，要求撤换剌史殳伯梁，迎来陈元光的孙儿陈酆任刺史。建中年间实行两税法，将所有赋税合并，分夏秋两次征纳，法简便民。据地方志记载，这时期“一州安晏”。宋朝赋税徭役繁重，王安石变法归于失败。明朝初年清丈土地，编造鱼鳞图册，便于征赋，但后来逐渐被粮胥舞弊破坏。漳浦于万历五年起实行“一条鞭法”，将繁杂的徭役改征代金，并合田赋，丁口银及一切杂捐，统一征收，改每甲十年轮值一里（十甲）负担为逐年轮值，一进称便。但后来官府不但一再增加税率，而且视原已合并征收的徭役代金为正赋，取销雇募，另外加派徭役。一条鞭法始而便民，终至累民。清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清丈土地编造鱼麟底册，至嘉庆年间也荡然无存。雍正二年漳浦实行“摊丁入亩”，将丁口银加给田赋负担，这有利于无田之民，但后世人在那“地丁钱粮”以外所受摊派的，何止如丁口银那样的负担而已？
  据清《会典》载，漳浦县地丁19445733，应征粮米36319026石。民国三年，定全县赋额为62780元，因册籍年久失修，地丁钱粮由熟悉此道的人承包，全县总包头称粮胥总办，转包一图的称图承。他们私藏底册，挟官包办，当然也要与官分闰，积弊甚深。
  民国廿三年（1934年），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漳浦，翌年成立第五行政区土地清丈处，先从漳浦着手丈量土地。过了一年，改称漳浦土地清丈处，仍隶属专员公署。丈量程序繁巨，经费困难，只完成第一区清丈任务，其余四个区于民国廿九年七月改为陈报编查。清丈处撤销，归县民政科地籍股办理，后成立地政科。
  土地分为田、家（旱地）、基（宅地）、荡（池塘）、果（果园）、林、坟、杂九种。地籍员下乡，按保逐甲编查。每到一处，要求较好的饭菜。勒索不遂，就乱加地积，滥提等则。
  民国三十年，编查宣告完成，以326320.50元报省，赋额之高，达到全第五行政区（今漳州所属各县）总赋额的四分一。地籍的错误，给征赋带来困难，这一年指标最高，但征起数最少，只及以后年度的一半（详见后面列表）
  民国卅二年，请准从等则上减少80470.05元，也还有245850.45元。县又办理“补正地粮”，要求再减四万三千余元。当年并已按“补正”赋额209470.32元征收，指标是最低的，而征收数为历年之冠（详见后表）。可是由于控制不周，从业人员不健全，在“补正”过程中，产生受贿涂改情事，导致县长黄明日被劾撤职查办，“补正”的成果也被推翻，县政府费时九阅月，将涂销的赋额13303.52元改回原状，复核更正二万余起，自下一年起，按222773.84元征收。民国卅三年成立土地执照发照室。在办理发照期间，准许申请更正地籍。而民国卅四年漳浦县政府上报的赋额末改，全县各种土地面积及赋额如下：
  田370148.15亩赋额157702.45元
  基13921.72亩赋额4106.74元
  农235040.00亩赋额51908.07元
  果14483.36亩赋额5279.92元
  荡14743.51亩赋额1085.15元
  林11974.23亩赋额598.71元
  坟10747.76亩赋额214.96元
  杂93981.73亩赋额1877.83元
  合计764949.46亩赋额222773.83元
  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抗战的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物价猛升，币值一落千丈，本来因运输困难由征米改征银元以至改征钞票的田赋至此改征稻谷，称为“田赋征实”。当年九月起，漳浦成立田赋管理处（简称田赋处），县长兼处长，陈阳、盛觉希、郑国祥等先后专任副处长。各区分设办事处，区长兼主任，专设副主任一人，职员若千人，并设仓库管理员，负责征收赋谷。县政府机构也进行调整，原粮食管制委员会（简称粮管会）改为粮政科，粮管会秘书改为粮政科科长。后来田赋处与粮政科合并为县政府田粮科，至解放。
  民国的田赋已经以“元”为计算单位，至民国三十年实行征实，要将“元”折算稻谷。本省奉财政部核定，每赋元征谷三市斗，带征县级公学粮一市斗三升，计四市斗六升（每市石十斗，一百一十市斤），还有随赋收购的粮谷。各年所征获的稻谷数目如下：
  民国三十年（1941年）51372132市石。
  民国卅一年（1942年）102014336市石。
  民国卅二年（1943年）121104681市石。
  民国卅三年（1944年）110278788市石。
  民国卅四年（1945年）35778市石。（当年日军流窜过境）
  民国卅五年（1946年）31766762市石。
  （抗战胜利时宣布免赋一年，后改为按两年减半征收）。
  每年早、晚二季稻谷登场，县政府即派员率领保安队兵下乡催征。由于地籍混乱，一些少田之户受到“飞来”赋额，负担不起的，只好逃赋。门被钉封，贴上县政府封条。逃赋者只得等待催征期过，从后壁挖一个洞出入。
  抗战期间，从官绅至于群众，还能体贴抗战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本希望舒一口气，而内战继续发生，导致普遍反感，征赋更不容易，据民国三十五年漳浦县政府施政检讨报告，征赋成绩不佳的原因，一是风水灾害，一是“民心已变”。
  民国三十七（1948年）一月廿五日厦门星光日报刊登一则漳浦新闻，附录于下，可作为征粮插曲：“本月十六日，本县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八次会议开幕典礼，郑县长有泰因要公赴漳，由主任秘书张广义代出席致词。此次议题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中心，各参议员辨论、提议相当热烈。十八日举行闭幕典礼之前，忽发生意外事故，致而延期。事缘县政府社会科员吴富才因督征田赋，与绥安镇楼脚保第五甲甲长发生纠纷，闹入参议会。吴科员报告主任秘书，甲长蔡大京则报告议长。据称本人（蔡）赋粮早已完清，吴科员随带兵二名到社催粮，因其他甲长不在家，乃以普通饭菜招待。距吴科员等均愤”“无内”，故意肆骂，甚至举枪，社民以如此无理，就近相劝。科吴员即喝令士兵将枪放下，恨恨而去。吴科员矢口否认，并称：甲长蔡大京着实可恶，吾等至社时，均不理，要求其炊饭煮渴，反而开口臭骂，一时混闹，社民围集殴打，并将士兵枪枝缴去。双方在参议会各持情理，互相争辨。参议员多说吴科员不对，张秘书命吴科员离去。吴科员边走边骂，激动公愤，喝令会丁将吴科员围在参议会大门殴打，后由陈秘书德拱劝乃止。议长杨拔萃以事突然发生，应交涉彻底，要求政府将该科员撤职查办。张秘书答称原则可能通过，请如期举行闭幕典礼，候郑县长返县后进行解决。参议会不许可，乃决议延期闭幕，是以参议员不赴警察局、田赋处等机关公宴，表示不联谊之慨。现闻县政府及田粮处一部份职员以吴科员受欧辱，表示不满，谓公务员当不得，拟联络同志对付。惟郑县长十九日晚已返县，省田粮处副处长赵惠和亦同时抵县督导，料必有完满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