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蔡新（1707年一1799年），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浦下布人。乾隆进士，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他人品端正，学问深醇，在朝任职达四十多年，是当时一位极受尊重的著名文臣。
  蔡新三岁时，父亲因病亡故，家境贫穷。稍长时，日间与兄蔡溎一起帮助寡母耕作、拣柴火过活；夜间，寡母在灯下纺织，他兄弟俩就在母亲身边读书。蔡新年轻时用心学习，尤其喜闻儒家性理、天命之类的学说。他的从叔父蔡世远当时在福建倡导理学，所以特别疼爱他。
  清雍正十年，他二十六岁时考中举人。乾隆元年，他三十岁时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隔年，授翰林编修。这时，高宗（乾隆）令词臣每日呈上经史讲义，并要求各抒己见，以考察词臣学问的根底。蔡新呈递了几十篇讲义，深得高宗称赞。乾隆九年，他出典浙江乡试，不久，入直尚书房。当时，朝廷令从翰林中考选御史，蔡新经考试名列第一，但他却辞掉御史，愿意留在上书房辅导皇子读书。后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又奉命督学河南。秩满再典试江西，旋又参与顺天乡试考务。
  乾隆十八年，蔡新四十七岁了。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归省获准，高宗赐给其母貂缎。乾隆二十二年又请求奉养母亲终年，获准。但又接到谕旨，要他提任尚书房总师傅。他上疏辞谢。高宗批谕说：“非令汝即来供职，待日后耳。”这样，蔡新便安下心在漳浦下布村奉养母亲有十年久，其间，只有在乾隆二十五年，高宗五十大寿时，他入京师祝寿；隔年，乾隆帝下江南巡察时，他到行在朝见。蔡新在家直至服母丧终后，才上京，在途上接上谕补授刑部右侍郎。乾隆三十四年，任兵部尚书，并兼管国子监事务。乾隆三十八年，移为礼部尚书。乾隆四十一年，他又兼任兵部尚书职务。乾隆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提督直隶学政。乾隆四十六年，蔡新已经七十五岁了。他念自服母丧后进京又过了十六年，祖坟荒废失修，乞假回家修墓一年。乾隆四十八年六月还朝，七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会试正考官。乾隆五十年，蔡新七十九岁时面恳乞休，高宗允以原官致仕。嘉庆四年十二月，在家逝世，时年九十三岁。
  蔡新是清乾隆朝著名的文臣和学者，在哲学方面，他继承了从叔父蔡世远的儒家理学思想，在学术上以“求仁”为宗旨（“仁”指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内容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以孟子的“不动心”为指归（“不动心”指人们不能因为金钱、美女、官职、名誉、好声、好色……等外界事物的引诱，使心志有所动摇而产生邪念）。他尝苦于此心难治，因而辑录先儒有关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汇为一册，取名《事心录》。他直上书房四十二年，辅导诸皇子学习，“知无不言，而纯朴和易，能使人意融”。高宗乾隆以他“究心根抵，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同僚朱圭（乾嘉时名臣，任相国，曾入直上书房，侍讲幄十余年，为官清廉）说他“直上书房四十年，其培养启迪于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诸皇子孙曾辈对公之容，莫不肃然蔼然，敬信悦服”。蔡新除了精通儒家理学外，也精通数学方面的“弦实开方之法”。他常利用课余时间令诸皇子兼学数学。有一日，高宗向他了解皇子阿哥的学习情况，问蔡新：“所学的算法，哪个阿哥成绩好？”蔡新回答说：“诸位阿哥的天资都很明敏，学习日有进步，只有数学属课余所附加，有人没兴趣，只好由他去。”高宗认为蔡新因人而异的施教方法是合乎道理的。
  蔡新为人谨慎诚实。他在当侍讲官时，有一个御史向乾隆检举说，他看见官员中有遇见首辅行屈膝礼的。乾隆很生气，追问这个御史说：“还有什么人看见？”御史说：“蔡新也看见。”乾隆回过头问蔡新。蔡新说：“我确实也看见。”乾隆因他知情而不上报，很不高兴，所以叫他出去。有人责怪蔡新讲了实话，自讨没趣。蔡新却说：“看见罪少，撒谎罪大，在君父面前，我是不敢存在患得患失的思想的。”
  蔡新为官清正。有一次，他奉命督学河南。当地有名家子弟急于出身，托人向蔡新说情，蔡新批评说：“当秀才是进身之始，品行不可不端正，像这样只为自己考虑得失，则心术品行可得而知了”，为此，蔡新不予录取。同时，有富家的两个兄弟已经录取了。但遭到怨家的诬控，说他们是用钱买来的，考官为避嫌而不敢录取，征询蔡新的意见。蔡新说：“我只知道以文取士而已。”结果这两兄弟都录取了。蔡新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会试（选拔进士）正考官，会试结束后，蒙乾隆召见。乾隆问他：“你的儿子有否参与这次考试？”他回答说：“我的儿子蔡本椒是庚申科的举人，今年因臣主持会试，为了避嫌，叫他回避，所以未经入闱。”乾隆因其正直，特将他的儿子蔡本椒提为主事任用。
  蔡新服官莅政期间，正承康雍之后，又逢乾隆盛世，朝廷典章制度基本完备，一切有旧章可循，他只是恪遵成法，少有创革。他任侍讲，启迪诸皇子，动必称儒先。他历任吏、礼、兵、刑、工部要职，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有成绩也从不向上报功。他奉敕校《四库全书》，细心尽责，即使是方技杂书也不轻易忽略。有一天，他的幼孙误吞铁钉，他适校至《苏沈良方》（宋人集苏东坡、沈存中所论而成此书），见有误吞铁物方，说“剥新炭皮为末，调粥三碗与食，其铁自下”，他以幼孙依方试验，果然灵验。于是，更知方技杂书俱有用处。他授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而《四库全书》编纂十来年，蔡新默不作声地不知亲自校阅了多少文卷。蔡新和他的从叔父一样，言谈尽是公务，绝少提及私事。当他年老乞休时，乾隆在便殿问礼部尚书曹文埴说，“蔡新要求退休，你知道不知道？”曹文埴答说：“臣不知道。”乾隆又问说：“你和蔡新同在宫廷里值班，他要退休，难道没有跟你谈过？”曹文埴说：“蔡新对我们说的，若非部里的公事，就是书房里的功课，他从未曾有一语谈及私事。”乾隆听后，对蔡新一心为公的品德深为感动，因而发出长时间的赞叹。（合订编者按，蔡新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随他的学生、皇子永瑢同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库全书》纂修完成，蔡新挂职总裁仅八个月，事见《四库全书总目》。）
  蔡新担任朝廷大臣，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常考虑到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如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发生一起噶刺吧土番杀害中国商人事件，福建大官员上报这件事，并请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朝议未定。大学士方苞知道蔡新有经济策略，而且自小生活于福建漳浦，对沿海的经济与人民的生活甚为了解，因而写信询问蔡新。蔡新在复信中说：“南洋杀汉商是非法的。但汉商平常违反禁令，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异。揆之国体，实无大伤（按：“揆之国体，实无大伤”的论断值得商榷）。闽粤洋船不下百十艘，每条船大的造价万两，小的造价也需四、五千两。一旦禁止与南洋通商，这些洋船就都无用。这样已弃废民间五、六十万的业产了！而开洋的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存的货物，价值又不下数百万两，一旦禁止与南洋通商，势必亏折耗蚀、又丢弃了民间数百万的财产。无业的贫民依赖洋船往来过生活的不下数千家，一旦禁航，那么，经商没有资本，务农又没有产业，势将流离失所，又毁弃民间千百生民的生活。这是目前的弊病，数年之后，将会更加厉害。闽、广两省所用的尽是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年顿少千万收入，不但民生日益贫困而已，这是最可忧虑的！我以为不须马上就议行禁止，可以暂令沿海文武官员，在商船回来时再加询问，如噶喇吧悔悟前非，加意周旋，那么则是他们不敢与汉商为难，又何必责难？如果轻侮汉商，那就只禁噶喇吧不与通往，其余南洋诸国，如君代吗、宋居劳、柔佛、六昆等处，仍听从民便。”方苞接受蔡新的意见，于是，对南洋的通商没有禁止。蔡新这一建议，对于促进东南沿海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繁荣沿海经济，增加国家收入，交流中外文化，都起着积极作用。
  蔡新由于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不仅德望见重于朋僚，更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他职位屡得升迁，直至“官居极品”。乾隆三十八年，当他六十七岁任礼部尚书时，高宗特赐他可以骑马入紫禁城，并照顾他在澄怀园办事。乾隆四十一年，他兼任兵部尚书时，高宗赐给御书“武库耆英”四大字及红绒结顶冠服。乾隆四十六年，他乞假回家修墓一年，隔年，高宗下谕：“蔡新自上年五月乞假回籍，乞今将届一年。此时自应起程，来京供职。近日身体精神若何？殊为廑念。如此时尚不能起程，不妨具折陈奏，以慰眷注”。高宗还寄御作《君子小人论》《云上于天解》《濮议辨》，征求蔡新的意见，并赐给乳饼一盒。当年六月，蔡新抵京瞻觐时，高宗又赐给诗章，其中有“年老君臣似老朋，归来前席喜诚应”之句。七月，授蔡新文华殿大学士时，又赐御书“黄扉宿彦”。又隔年，高宗还下谕说：“大学士稽璜、蔡新、五弥泰，俱年逾七旬，现交冬令，气候渐冷，若冲寒早起，于颐养之道究属非宜。嗣后俱着加恩，令其日出后进朝。如遇风雪冱寒之日，即不入直亦可，以示优眷老臣至意。”这时，蔡新已经七十八岁了，他上疏乞休，言之至再。高宗说；“你精神还好。明年正月举行千叟宴，二月临辟雍讲学，都是盛典，等待典礼完毕，才令你回去吧。”乾隆五十年，蔡新七十九岁，参与千叟宴。那时，内外大臣中，蔡新年纪最大。二月，乾隆按例亲到辟雍（帝王祭祀之所，亦指太学）讲学，蔡新以大学士统领国子监，坐讲《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句。当时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有几百人参加。乾隆为他赋诗，并赐茶及文绮，诗中有“蔡新或备伯兄行”的句子，乾隆还在诗后加注说：“当今群臣有谁可当‘三老五更’的？只有蔡新多朕四岁，或许可当我的兄辈，但恐其局促不敢当，所以引王导对晋元帝的话以示谢意。”典礼完毕后，蔡新面恳乞休，乾隆允以原官致仕，加封太子太师。令驿站车马送回漳浦，沿途经过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内照料护行。蔡新临行奏谢，乾隆亲执玉如意等物以赐，并祝他说：“汝好，还家一路平安；俟庚戌再来相见也。”又赐诗饯别以宠其行。诗中有“不忍言留合令归，及归言别又依依”之句。当时在朝的同僚、门生及部属也都著文赋诗赞颂他。蔡新回到漳浦，乾隆感到朝中没人和他谈论古文，他做了诗文常寄与蔡新看，使蔡新感到在家如在京一样。乾隆五十一年，蔡新八十岁了，高宗优崇故旧，特御书“盛世耆英”四字以赐。乾隆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蔡新八十四岁了，正值高宗八十大寿。蔡新入京祝贺。时乾隆在同乐园设宴请他，又赐予人参一斤。当时有一个得宠的佞臣和珅，搞了一个“五会图”，花费很多钱。乾隆知道蔡新为人正派，会反对这样做法。他对和珅说：“今年的‘五会图’，要留心不可让蔡新看见，不然，他劝阻的奏章就会立即递进到我的面前。”蔡新拜见了乾隆，乾隆又赋诗赐他，其中有一首写说：“只问苍生待忠告，相看白发尚依然。六千里岂江山隔？一片心原上下联。”当蔡新祝完寿回籍时，乾隆下谕沿途州县以舟车护送。此后，乾隆仍不断寄御作诗文给蔡新，并说这只是要他检验一下学习成绩而已，吩咐不必特地回书唱和。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年）蔡新荣幸地参加了这一科的“鹿鸣宴”。（因蔡新是六十年前的壬子科中举的，同属壬子年，才有资格参加此宴）。乾隆六十年，福建地方官员因贪污渎职而使仓库亏缺，督抚受到朝廷重谴（注1），乾隆责怪蔡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蔡新上疏请下吏议，但乾隆怜念他年迈，终予宽恕。这一年，是高宗坐位六十周年，因蔡新年老，上谕蔡新不必入贺。蔡新回奏说：“等待皇上九十大寿时，希望还会再上京祝贺。”乾隆下谕说：“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愿，实佳话也。”
  隔年（公元一七九六年），高宗退位，仁宗即位，改元嘉庆一年。当时，海盗活动猖狂。蔡新的儿子蔡本俊在朝任职。御史宋澍疏劾蔡新有家信言及海盗情况，却没有上报。嘉庆传问蔡本俊。蔡本俊奏言：“父亲蔡新已具疏令臣誊真入奏，适遇过节，不便传送，拟趁奏谢之便，一齐上奏。”这样，嘉庆不仅没有责怪，而且传谕蔡新，叫他勿存丝毫畏惧之心。这时，蔡新已年逾九十，嘉庆特赐御书“绿野恒春”匾额及诸多珍宝，还钦赐蔡本俊为内阁中书。
  蔡新虽官居极品，但却谦虚谨慎。他回漳浦家居时，即使遇见典史、巡检这类小县吏，也执礼甚恭。有人说他这样会降低身份，他说：“我是要使乡民知道位至宰相也须尊敬父母官，懂得父母官的尊严。这样，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的人或许可以减少。”所以，“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遇到族人与邻村溪南发生纠葛，他说：“有万世溪南，无百年宰相”，教育乡人不得傍势压人。他在家乡设置义学，使无力延师的族人得以入学。还购置书田，为族中参加乡会试者的资助。嘉庆初，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闽南受影响，常有强人抢劫。蔡新教乡人守望相助。乾隆五十九年，漳州发生大水灾，他捐资劝粜，还置义仓，积粮备荒。又置义冢，令穷人有地埋葬亲属，在地方上也做了一些好事。
  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乾隆驾崩，蔡新奉遗诏由漳浦北上，至福州得病不能起行。巡抚汪志伊将情况上报说：“待到秋天凉爽时，再护送进京”，后接嘉庆温谕，以蔡新年过九十，不必进京，并恩赐蔡新的儿子蔡本俊一同参加殿试，以部属官职任用。同年十二月，蔡新在家中逝世，时年九十三岁。朝廷接到疏文后，嘉庆下谕说：“原任大学士蔡新，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久任纶扉，兼辖部务，俱能恪恭奉职，而在尚书房行走最久，朕及诸昆弟俱经授读，懋著慎勤，着加恩晋赠太傅，并着巡抚汪志伊代朕奠酒，以示眷念旧臣至意。折内称有子四人，孙行达，并令择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见。并赐祭葬，谥号文恭。”
  蔡新著作有《缉斋诗文集》。此外，还精于书法。漳浦清泉岩，下布蔡氏家庙等处，皆有他亲笔匾额楹联，后面署名“金浦蔡新”或“葛山蔡新”，还有一些手迹散失在民间。
  注1：乾隆末年，进士李赓芸任汀漳道，龙溪发生械斗事，知县黄某懦不能治，李赓芸同意朱履中要求，请上司改派朱履中为龙溪县令。朱莅任数月亦不办。时李赓芸已升任布政使，把朱履中降职处分。朱履中亏空盐课五千，漳州守毕所珰前曾受朱贿赂，后又欲加严办。朱履中为人狡猾，且愤无所泄，向上司控诉说：“亏空公款是因为道府贪婪索贿。”当李赓芸任漳道时，因修船事，仆役贷款给朱，李并不知情。至此，朱并揭之。总督汪志伊苛刻而妒忌，专以苛察为明，因此解除李赓芸的布政使职务。并要穷追其事，促其对簿。朱不肯诬服。总督说不能成狱是问官碍于旧上司情面，将责罪之。到年底，问官惧上峰责促，对李诘问严厉。李赓芸愤为下吏挫辱，隔日自缢而死，贫得无法殓埋，士民数千，每日号泣于门前。事闻，朝廷派大臣调查，朱履中被法办，督抚均受谴责，朝廷称李赓芸为“良吏”。当时闽谚有：“清明时节雨悲悲，路上行人哭布司（指李赓芸）。借问冤家何处是？人人皆指汪志伊。”这是一桩冤案，时称“闽藩司冤狱”。当时，蔡新在下布家居。且年已老迈，并不知晓，故无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