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在唐朝设县之初“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语见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数大抵相等的地区，在烧燎而耕的基础上开始传入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到宋朝才开始初步繁荣。虽然华侨创造“唐山”一词以代称祖国，流传后世，而在漳浦，唐代人口不多，应是少有人出国的。
  漳浦与外国通商在宋朝逐渐增多。近年所发现罗宛井、石坑、南山、南门坑等几处大规模古瓷窑遗址，经专家鉴定为宋窑，遗瓷与东南亚一些地方所发现的中国古瓷残物是类似的。漳浦在宋朝瓷业发达，当是受输出的刺激所造成的。泉州在宋朝是著名的外贸港口，而漳浦自己也有港口，由陆路运往泉州并非易事，商船当也会直接来漳浦装运货物。漳浦当时既然已经与外国通商，就不能排除有人侨居国外的可能性。
  现有资料足以确实证明漳浦直接与外国通商和漳浦人到外国定居的，只能追溯到明朝。关于通商，据嘉靖年间进士，万历七年《漳浦县志》编修者之一林偕春所作《兵防总论》记述：嘉靖年间倭寇祸患平定以后的万历初年，海防一时比较安定，对外贸易的航船只禁往日本，不禁往西洋（南洋），但有些经过纳税的船只私往日本，或先往日本，再往南洋，无从辩诘，或者如息不究。那时的情况是“商船漕粟，往来如织。近闻潮惠间每港口无虑数百艘。其入吾市也，必先铜山，陆鳌、镇海，而内则直至云霄、旧镇。”（这些地方当时都属漳浦）。这一篇文字是谈兵防的，对经济情况着墨无多，对华侨情况一字不提，但既通商频繁，侨居海外的事必然存在。当时的地方志不注重写华侨，我们只有从其他资料去探索。据赤湖陈氏族谱记载：“十三世（名）教，宗赞之长子，生于嘉靖，往咬喇吧（雅加达）。”生于嘉靖，长大后正是万历年间，由此可以印证，通商的船只是会把漳浦人带到外国去侨居的。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发生了西班牙殖民者屠杀吕宋华侨的血腥事件。死难华人甚多，漳浦人江光彩就在这次大屠杀中遭难。
  从明末清初的漳浦方言中已习用不少外来语，如称棉花为“胶簸”（马来西话Kapok），并在清初在县志里以书面语“吉贝”出现，可见明朝漳浦的华侨不在少数。
  清朝初年漳浦人出国是多是少，没有充分资料可以稽考。我们千方百计查阅官方文献及民间资料，只有在《漳浦县志》光绪十一年《再续志》属于“孝义”这一类的人物传记里查到这一段文字：“程日炌，字逊我，少丧父母，家贫多负债，流徙外国，杂佣作废日。偶题对联于丛祠，外国富人见而异之，延至其家，将赘以女，日炌辞焉。富人怒而逐之。仍故业，居数年，拮据积累，逐归。尽数以偿旧债，尚余数十金为兄置室。人或劝之，日炌曰：吾兄嘉礼过期，宜速娶，余可徐图也。无何，同邑人闻日炌贤，以女妻之。因发愤读书，登乾隆贤书（中举人），一上公车（赴全国会试）。著有《巴国记录》。初，日炌葬父兆甫，窥见遗体，亟脱衣裹而封之，移父柩葬他所，其仁厚如此。”这是一则专为褒扬“孝义”而写的传记，引用为侨史资料是极片面的，因为凡不属于“孝义”的归国华侨概不列入，其他没有归国的华侨就更不用说。不过还是可以举一反三，说明在“康乾盛世”漳浦是有人出洋谋生的。还可以从赤湖陈氏族谱里的一则记载为佐证：“十四世性照，生于顺治十年，往咬喇吧。”当然，用族谱资料来引证侨史也是极片面的，因为大部份族谱已经失传，有的衰宗弱族根本就没有族谱，况且大部份族谱只记载达官贵人，华侨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这一则记载也只是一个例证。
  不过可以断言，漳浦人与闽广各处一样，清朝前期是比较少人出国的，一是因为自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广出外谋生的大都转向台湾去开发那广阔的处女地。乾隆朝鼓励大陆百姓移居台湾，而正是在乾隆六年，咬喇吧发生了大规模屠杀汉人事件，清廷认为华侨是“自弃化外”，不加过问。从安全上考虑，弃乡谋生的人何去何从，自有选择。二是清朝严禁国民出国，《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如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者，都判处斩；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报者也都处死。出国既要冒生命危险，侨居外国又不安全，在家乡不能立足的又有台湾这一条路可走，出国的人当然就大量减少了。
  漳浦人大量往南洋谋生当在清末。自从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朝将屡次战败的赔款摊在百姓身上，农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有的贫无立锥之地，更有由卖田卖屋到出妻鬻子而至孑然一身的，所谓“赤身好泅水”，出洋谋生。有的为逃债。有的是在强宗欺弱宗的情况下不能立足。有的是犯案。有的是起义失败逃亡，如本县双刀会首领程彩就是于咸丰四年（1854年）清朝军队进剿盘陀乡的时候逃往越南的。而当时最大的浩劫是农民反抗田租剥削的斗争被封建族长转化为宗族与宗族间的封建械斗，联宗会旗及于全县，成为红旗和白旗两大阵营，生死搏斗，互相损毁庄稼，延续近百年之久，弄得人穷财尽，有的村庄被“灭社”。于是人民纷纷出走。主要出路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南洋，有“嫩（年青）番老台湾”的谚语，意思是说年青人可以到东南亚各国奋斗，老年人也可以到台湾谋生。而自台湾被日本占领，出海谋生的就大都只有转向南洋了。
  那时，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下已经不能禁止国人出国谋生，有下列几种不平等条约：一、一八六〇年清廷与英、法、俄订立的北京条约规定；大清皇帝应允许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原有华侨情愿出国，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具准英立法为凭，无论单身或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丝毫无阻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地方各口情形，鉴定章程，允许华工出国。二、一八六〇年英法又与清廷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允许法籍人在中国任意招工。三、一八六八年中美续增条约规定，华人出洋清廷不得禁阻。当时，外国人在厦门、汕头、香港设大本营掠夺华工，很多漳浦人与其他各地人民一样，基于上述原因，出国当劳工；有一部份是已经有亲属在海外取得经济基础，或有亲友提携，一去就可以学习做生意。
  清朝后期漳浦较早出国的华侨主要有两部份，一部份以霞美乡白石村蔡姓为主，侨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数比较少；一部份以佛昙、马坪、湖西一带的人为主，主要侨居地印尼爪哇，人数比较多。还有其他乡村的人往安南、暹罗、缅甸，往吕宋的也不少。那时出国的是那些人？没有完整的资料。民国时期的佛昙人律师杨子厘于解放后曾努力调查，也只能追溯到咸丰年间，即一八五一年以后。所追记到的当时出国华侨为：
  一、咸丰年间，佛昙白石村人杨士让，从港尾倒崎地方搭乘帆船出国，往暹罗（泰国）波竭省，由小商而发展成为巨富。回国后计划建筑白石至积美港岸，已构筑基础，被迷信风水的白石乡人阻挠而罢。他老死家乡，而后裔经商于槟榔屿，据说颇发达。
  二、咸丰年间，佛昙下坑村田仔下人杨乌番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在美国旧金山当淘金工人，后来成巨富回国。同一时期出国的有下坑村新坑尾人杨番周，不知所终。
  三、咸丰年间，马坪乡文店村人戴文水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居留新加坡，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巨富，娶英国女人为妻。
  四、同治年间，佛昙下坑村人杨栗、杨藕山、杨登辉、杨文等从港尾倒崎搭乘帆船出国。杨文侨居万隆，经商致富，携资回国，疏财仗义，乐善好施，晚景贫困。其余杨栗、杨藕山、杨登辉等人在南洋当锡矿工人，一生贫穷，老死海外。
  五、同治年间，湖西乡人蓝朝成从倒崎乘帆船出国，在吧城（雅加达）经商发达，携巨资回乡购置田地。传子黄朗轩，又名玉仙，为湖西乡巨富。
  六、光绪年间，佛昙白石村人杨明简，早年在杨红箱（著名木偶表演艺术家杨胜的祖父）手掌木偶戏班打大锣，因为欠下佛昙恶霸地主的债无力偿还，逃避出国。后来在万隆经营棉布业，成为巨富，清末曾投资漳厦铁路股金十万元。他在万隆有很多财产，晚年被小妾图财害命（勒死），卷逃上海。他生前曾把胞弟杨子恭接到印尼，在吧城（雅加达）成为巨富。据闻其子孙现在仍甚发达。
  以上根据私人调查的资料只限于佛县一带的华侨，而且很不全面，当然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早期华侨，姓名不为后人所熟知。至于霞美乡白石村及其他各乡村华侨历史尚在调查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