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漳浦物产丰富，素有“金漳浦”之称。只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人民过着“捧金饭碗讨饭”的日子。漳浦的铝矿，质量全国第一，其分布地区达一百华里左右，北至前亭、马坪、佛昙，经赤湖、将军澳，南延深土一带。有的地方散露地表，俯拾即是。但在旧中国，一般人只知道雪白发亮的“钢精”用具美观而实用，却让漳浦的铝矿长眠地下，埋没良材。那些露出地表的，更被人认为“绊脚石”。最多的用途只是筑猪圈、围菜园。因为色赤褐，被称为“腌臜石仔”。
  而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军事工业的需要，却老早就对这里的铝矿垂涎三尺。他们在还没有军事占领的中国地方，早就派间谍刺探情报，连地下矿藏也给摸清了。国民党政府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台湾，在日本的档案中发现记载漳浦铝矿的图纸，才有充分认识。但早先也并不是中国人对此毫无所知，当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福建省土壤地质调查所派工作人员宋达泉、俞豫二人到闽南调查土壤时，就对这一带的“砖红壤”发生兴趣，采取若干结核，经分析后，知道其中含氧化铝及“灼失”（GiBBSite）量很高，而所含矽气很低，知道那便是铝土矿，当即向上级提出报告。铝土矿在中国很少发现，当时，资源委员会的专家谢家荣在贵阳研究贵州的铝土矿，正为贵州的铝土矿质较次而惋惜。因为贵州的铝土矿属于一水氧化铝，不适用“拜尔法”炼制。（注：拜尔法为生产氧化铝的重要方法，因化学家拜尔研究成功而得名，其法是将铝矿石与苛性纳、石灰一同湿磨，用高压浸出，使矿石中的氧化铝成为可溶性铝酸进入溶液，经结晶、煅烧而成氧化铝，比烧结法简单、省费，但只适用于含氧化硅较少的优质铝土矿石）。谢家荣根据宋达泉的报告，知道漳浦的铝矿石是玄武岩风化而成，与印度的矿床相类似，按照其含“灼失”量很高这一点，可知道为三水型铝矿，适宜于“拜尔法”提炼，早就想到漳浦测勘究竟。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简直视沿海为弃地，严令将原有简陋的机器内迁尚且犹恐不及，不会想到在沿海开发什么矿藏，对漳浦铝矿的测勘也就没有进行。
  日本在台湾建有炼铝厂，原料专靠南洋和印度运进。帝国主义者梦想有朝一日占领了闽南陆地，能从漳浦运原料到台湾提炼。后来却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炼铝厂随整个台湾岛都必须归还中国。而国民党接收了台湾炼铝厂，却无法开动机器。及至美国财阀雷诺来到台湾，一看到那炼铝厂的残骸，垂涎欲滴，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让雷诺得优厚利润，才补充设备，准备开炉。但是台湾本地无原料，由南洋和印度运进路程遥远，成本高，更主要的是必须付出外汇，在当时外汇困难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充分批准。因而原料供应的目标就转向漳浦。1949年（民国三十五年）谢家荣率同沙光文、王承祺、龚铮一行由南京乘飞机抵厦门，会同台湾炼铝公司派来的乔振离、黄真来到漳浦矿地查勘，认为东吴山的矿石最优良，而且矿赋生地面，开采最容易。谢家荣等回南京后，即将地形、地质、矿床概况、交通条件等写成材料上报。（是一篇研究论文，当时属于首创，很有价值，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普及，原文较长，篇幅所限，故不刊载）。
  漳浦的铝矿石俯拾即是，不必设矿开采，只要坐地收购就成，漳浦有的是廉价劳动力。当时，漳浦赤湖人“监察委员”陈达元任台湾警备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台湾炼铝公司经过与他接洽，于1947年夏从高雄港调派轮船开到漳浦南境港、将军澳一带装运铝矿石。那时“法币”已经贬值到没人要的地步，“台币”又不能在大陆通用，只得由台湾运来大米发放工资。陈达元推荐其在赤湖家族中的当权者、亲兄弟陈友道和敦柄村有地位的陈成章为发放工资的经理。规定铝矿石挑到海边的具体地点，每吨发给工资24斤大米。
  1947年是漳浦旱灾严重的一年，远近农民听说“腌臜石仔”可换到用钞票不能买到的大米，纷纷由深土、赤湖、湖西、佛昙等地跑到将军澳、南境一带海边拾铝矿石，每天有数千人。因为人多，秩序很乱，有的辛辛苦苦拾来一大堆矿石，转身再去拾时，却给恶徒抢走了。争吵、打架的事不时发生。后来每吨矿石加上一斤大米给保长做“看头钱”，金塘乡长林茂财和赤湖乡长陈连盛从中不劳而获地捞一大把。劳动人民只是“饿换饱，饱又换饿”，度过饥荒而已。
  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改组而成的经济部曾于1947年（民国卅六年）依照《矿业法》第十条规定，宣布“漳浦赤湖周围之佛昙、东吴山一带的铝矿为国家保留区，禁止开采”。而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却接纳美国电气公司地质专家西来曼带一批人到地查勘。西来曼等一行于七月三十日抵达厦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即向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海澄、漳浦二县县政府发出特急密电，令他们“妥为招待并派人切实保护”。
  解放后，北京派地质专家到漳浦实地测勘，认为漳浦铝矿质量全国第一。全国各地大学，博物馆都来矿场采取标本。1958年在深土建起了铝矾石选矿场，把大量经过精选的矿石运到厦门铝厂炼成铝锭，支援本省及全国各地四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