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国民党在漳浦的党务活动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国民革命军入闽，随军而来的本县鹿溪桥村人胡剑平出而筹组国民漳浦临时县党部。一个月后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派杨纯美（印尼华侨）、何元良（当时为官浔小学教员，后在厦门从事工商业）为漳浦临时县党部筹备员，后来临时省党部又派共产党人郑林英等人来主持临时县党部。翌年政变“清党”，郑林英等出走，临时县党部改组等情况，《漳浦文史资料》前辑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说。
  福建的“清党”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四月开始，十月结束。“清”了党，来了派，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一直闹人事纠纷，党务停顿。到翌年十月成立第一届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后还是纠纷迭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七十五次中央常委会决议，令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立即停止工作，由中央派员筹开全省代表大会。随即派驻闽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为全省代表大会筹备专员。又逢到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国民党中央将蒋光鼐撤职。这一段期间，由于省方人事未定，党务停顿，县里也就没有党务可言。当时漳浦县党部由陈修祖、陈达元、卢德明、陈雨苗、陈及锋等人负责，没有发展党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中央委员林森、杨树庄、方声涛、丁超五、张贞、曾仲鸣、戴愧生等七人为福建党务审核委员，推出特派员到闽省执行党部职权，派了各县负责人。漳浦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以卢德明、陈修祖、陈雨苗等三人为执行委员，杨连元为监察委员，并以卢德明任党委指导员（后改称书记长）。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漳浦县长吕思义与卢德明不睦，卢指吕“勾结共产党”；吕骂卢“搞卢德明党”。彼此势不两立。结果两败俱伤，一九三九年，两人同在一个月内先后调离，这出丑剧才告收场。
  卢德明去后由黄慕周接任书记长。黄是“C.C”分子，而漳浦是“复兴”势力范围，因而他行不通，没有几个月就离职。旋由省党部派许元瑜接任。（时为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三九年）。许元瑜本名许守忠，原籍龙溪县（即漳州市）。早年与陈达元、陈修祖、卢德明有结拜之交。在接县党部之前，曾经在龙溪、漳浦一带搞农会工作。当许元瑜在漳浦得势之时，有一个“C.C”控制下的小报《前哨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机关报，厦门沦陷期间该市党部在海沧，该报社址也在海沧）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对许元瑜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本是“异党”，十九路军“闽变”时在漳州出过风头的。据知情者说，他早年毕业于漳州的福建第二师范学校时，在共产党领导下于漳州北乡干革命工作。后来任《回风报》记者。《回风报》是陈祖康办的，陈祖康曾是中共闽南党组织声讨过的叛徒。在漳州办《回风报》时据说以第三党人面目出现。“闽变”时参加十九路军的“人民革命政府”工作，出任漳浦县长。闽变失败后归于国民党。许元瑜也于闽变时在漳州为“人民革命政府”奔走呼号，闽变失败后“自新”。从他接任书记长起，对镇压共产党不遗余力，如策划蔡国叛变；亲自随同一五七师围剿共产党游击等，“剿共”有功，受上级奖赏。
  许元瑜是“军统”骨干，后台有陈达元撑腰，漳浦是陈达元故乡，许元瑜更加有恃无恐。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漳浦县三青团筹备处成立，筹备处主任杨拔萃同是陈达元亲信。许元瑜又以“党大哥”地位，亲自参与筹备工作。这些陈达元亲信们构成的“复兴”派势力左右了漳浦的国民党统治，这些权势人物以许元瑜为老大哥，不可一世。当时“C.C”系如林列、陈阳山等，要在漳浦争一地盘，感到十分困难。个别“C.C”份子稍一露面，无不遭到许元瑜的棍棒打击。有一年，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县政府遵例“祭孔”。祭后在孔子庙大排筵席，邀请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赴宴，美其名曰“尊师”。而实际赴宴的十之六、七为党、政、军、警及各机关的头面人物。许元瑜在筵席上已喝得昏昏然，但余兴未尽，再三强迫一位姓卢的数师猜酒拳，目的是想当场出难卢的丑。姓卢的被迫不过，说了一句“猜就猜，一年死几个臭头注定着”。这是一句俗语，他只是脱口而出。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因为平时很多人都在背后骂许元瑜为“臭头仔”，这一句话竟然当众在他面前说出来，真是语惊四座，所有的人个个瞪大了眼睛。许元瑜故作镇静，而脸上青筋暴露，恨不得一口把姓卢的吃掉。当时漳浦人人知道，许元瑜头上没有几根毛，当然也和阿Q一样忌讳“光”、“亮”等字眼；何况姓卢的投靠“C.C系”，许元瑜早有所闻，正要寻找机会下手，今天当众被辱，简直火上添油。不久，姓卢的“学担”丢了。此后一举一动都有一根无形的“棍子”，在他头上晃来晃去，使他处处“碰壁”。此中的奥秘，不言而喻。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漳浦全县首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百余人。这次大会主要选举执、监委。结果选出许元瑜、柯汉扬、徐晓峰、徐植卿、王慕槐等五人为执行委员；陈雨苗为监察委员。另有二名候补执委和一名候补监委。许元瑜任书记长，陈雨苗任常务监委，柯汉扬任秘书。县党部原有宣传，组训两个股，选举后增设总务、社运（管社会团体）、妇运（管妇女团体）等几个组。基层组织从原有十几个直属区分部发展到廿多个区分部。选举前全县党员数只有数百人，到选举时已有一千多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凡是现任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加入中国国民党，否则，解除公、教职务（大意为此）。因此一、二年内党员数激增，区分部组织几乎遍及全县各乡、镇、保。个别乡镇如绥安、旧镇、杜浔、赤湖、佛昙、官浔、石榴等地都设有区党部（各辖十几个区分部）。这一年，许元瑜严重肺结核，无法理事，把书记长职务报请由柯汉扬代理。翌年（一九四五年）许元瑜死，柯汉扬正式升任书记长。当时抗战已经胜利，国民党为蒙蔽视听，宣布实施“宪政”，各县相继成立“县参议会”。又为缓和党团斗争，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干事长改称副书记长。柯汉扬乘机参加“省参议员”竞选，中选后去福州开会，又中选为“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从此常驻福州。本来县党部工作应由副书记长负责，但副书记长陈秀揆预感国民党这条官途已不享通。所以不感兴趣，改去担任道周高中校长。柯汉扬就向省党部推荐一向拥护他的执行委员丘德修为副书记长，并将把已调离漳浦去漳州市党部工作的一名干事请调了回来，目的是要替他看管这份“家业”。可是不久国民党中央宣布“还政于民”，各省、市、县党部一些事务（如管理人民团体及社会工作等）移交政府办理，实行大幅度裁员。又由于对党员的组训工作名存实亡，县党部成为空架子。县党部常没有人办公。原来地方闹派系（“复兴”与“C.C”）的斗争，也逐渐转化为派中之派的争斗，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选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副书记长陈和揆之妻邵惠君被人枪杀，就是宗派争斗的一出丑剧。自从实施“宪政”之后，“选灾”不断，闹得漳浦乌烟瘴气。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福建省党部、国民党省政府开始撤逃台湾，命令各县党部立即销毁档案，人员全部随军撤退。柯汉扬没有执行这一命令，他受省参议会长丁超五的影响，于七月间回潭浦，召集心腹数人密商“何去何从”问题。并当场宣布：省党部已批准自己辞去书记长职务，同时推荐邱德修接任。九月漳浦和平解放了，漳浦县党部随着国民党的惨败而“寿终正寝”。